事在人为
　　1935年12月，延安县南区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组织者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曹步福同志。当时，中央红军刚来陕北，南区正是红军与东北军互相争夺之地。因此，南区合作社虽然成立起来，但因股金短少(仅百余元苏票)，军事纷扰，交通不便，货物来源不易，办事人没有经验等原因，不久便宣告破产了。
　　南区第二次成立合作社(即现在的合作社)，是在1936年的冬天，那时地方渐告平靖。延安县政府为了响应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关于各区乡普遍成立合作社的号召，乃派李生章同志(也是农民出身)至南区第二次组织合作社。当时南区人民对合作社并无认识，且因第一次合作社亏了本，失去了信仰，经20几天的宣传，才勉强地把合作社成立起来，半自动半强迫地征集了股金159.9元(苏票)，社员仅160人，在沟门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消费合作社，主任是王天金同志，会计是刘建章同志(不久即任合作社主任，直到现在)。当时处境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南区合作社一天天地生长起来了。
　　南区人民开始对合作社是不了解的，他们认为合作社是一种“官办”的或“半官办”的机关，加入股金是一种不得已的负担。因此提高人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和信仰，曾是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必须的条件。当时合作社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它一方面以低于市价的商品来供给老百姓日常的需要(他们的货物多从外面买来，价钱比较便宜，以较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买老百姓的生产品，过一个时期再卖，便不致亏本)，使老百姓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直接收到合作社的帮助与补益；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办法来做赚钱的买卖(不然合作社会垮台的)，如贩卖牲口，运盐，开客店等等，以此来维持合作社和扩大合作社的业务，且每期分给社员们以红利，并于缓急间给老百姓以无利的贷款等等，来刺激老百姓对合作社的兴趣，使老百姓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合作社是于己有利的自己的组织，以关心与爱护合作社，做到真正的自己管理与经营。
　　在集股问题上，则：一、采取民主自由的办法，经常在实际生活中向群众宣传合作社的意义引导其自动入股(单用政府的力量是不好的，这会使老百姓对合作社更不了解。南区合作社开始曾因此而引起老百姓的反感，谓为“摊派”)；二、每期分红时号召社员以红利入股，并采取3毛作5毛，7毛作1元的办法。三、以实物比市场较高的价钱入股，如老牛、干草、小米、杂粮、洋芋、鸡蛋等等。四、号召各分社社员大量入股，盈利不提公积金和公益金，且每半年或3个月分红1次。五、吸收公家股金(如光华商店、中财处、县政府等)，兴办各种合作社力不能办的事情，如工厂、运输队等。
　　这样合作社的股金就一天天地扩大了，合作社的业务就一天天地发展起来了。从1936年12月到1941年12月，整整5年当中，共计办了10期(最短3月，最长1年)，分社达12所，社员由160人发展到1862人，股金由159元到339115元，销货从2000到1422777元(第10期未在内)，净利由130元到160753元(第10期未在内)，每股分红由0.18元到1.43元(第10期未在内)。
　　事在人为，南区合作社就是这样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星罗棋布的分社
　　南区在没有成立合作社以前，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作为交易买卖的类似商店的经济组织，延安市场便是南区人民唯一的买卖场所。但是现在情形就不同了，南区合作社好象一个网一样在南区各乡村分布着。总计总分社共13所(连附设客店面坊等在内，大小部门共21所)。内消费社7、生产社5、运输社1。职员共104人(包括主任、会计、营业员、保管、杂务等)。
　　南区合作社总社由全南区人民集股组织而成，社员包括全南区住户(初搬来的难民除外)。全南区共计有住户千余人，人口6000，农村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也就等于包括全南区的人民了。入股以个人为单位。每股1元，每人可入股自1元至三五百元不等，但社员权利是平等的。入股数目以三五十元至百余元的为最多，10元以下500元以上的均占极少数。社员成份90%以上是贫农与中农，只有极少数的商人与手工业者。每年在开代表大会以前总结业务一次，分红一次。
　　分社由总社投资和各乡自由集股组织而成(生产合作社则大多由总社投资与工人合伙组织而成)，直接受总社的领导，但有其相当的独立性。为了鼓励人民大量加入股金起见，某几个分社采取私人合伙经营的办法，盈利不提公积金和公益金，全部分给社员(总社一般提公积金20%，公益金10%，且每半年或3个月分红一次，因此大大地刺激了人民加入股金的兴趣。某几个分社采取“人份子”的办法，总社投资由几个“人份子”去经营，多为合作社职员或工人，每人顶股金500元至一二千元不等，与合作社共分红利。这是一种变相的薪给制度，当此物价升涨无定的时候，很难确定份子的多少，现合作社拟改变方式，一律采取津贴制或薪给制。但这种与工人手工业者合办生产消费事业的办法，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总分社各设有主任1人，会计、营业员、保管、杂务1人至若干人。现共有职员104人，他们的出身，农民占85%，工人占9%，商人占6%。文化程度高小毕业的2人，其余都略认字而已。有的参加过土地革命，当过乡政府主席、乡长、区长、区乡政府秘书等等，有的在县联社合作训练班受过训，但为数不多，约占10%，其余都是从社员中选拔出来的年轻的农民干部。他们的生活一般的说来是很苦的，合作社供给他们以衣食，并每月给津贴费3—5元，成绩好的还有奖励金，家庭困难的还有补助金等，但数目是不多的。
　　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利机关，每年开会1次，代表以村为单位由社员小组直接选举，以20人推选1人，并在选举以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向社员解释举行代表大会的意义并征求他们对合作社的意见。大会主要总结1年来合作社的工作及讨论扩大股金发展业务等问题，并藉此给社员代表以实际的教育，并把这种教育由社员代表传达至一般社员群众。社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大会选举理、监事9—11人，组织理、监事会，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经理和监督社务业务之进行。理事会1月1次，监事会两月1次。此外，由理、监事共同组织一社务会，为代表大会闭幕后之最高权利机关，有关社务业务之重要问题，均须经业务会之讨论和决定。此外合作社还有业务会、社员小组会、俱乐部等组织，其目的均在帮助推动社务业务之进行，及给干部社员以有组织的教育。合作社的上级领导机关是县联社和边联社，并受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指导局的指导。
　　这是南区合作社的分布、现状及其内部的大概情形。
　　团结老百姓的中心
　　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同志说：“老百姓解不开什么合作社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懂得能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用品的需要，能帮他们省钱，最好能帮他们赚钱。”这话说得很对，南区合作社就是这样被南区人民拥护而发展起来的。
　　南区合作社在自己的消费合作社中部分地(还不能是全部地)供给了老百姓以日常必需消费用品，如布匹棉花洋火以及农具等等。根据1941年6月统计，总分社从1940年7月至1941年6月1年间，为社员节省了13.2万元。节省主要方面，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给老百姓以日常必需用品。合作社一般地说来货物的价格要比市场便宜十分之一，而某些货物因进货便宜，与市价大相悬殊。如1941年上半年供给了社员铧子800叶，镢头300把，洋火1448封。价格的比较：铧子1叶，市价7元，合作社2.8元；锄头1把，市价15元，合作社7.2元；洋火1封，市价1.5元，合作社0.8元，仅此三者，即为老百姓节省了6858元。此外合作社还以较高于市价的价格来购买老百姓的生产品，在1940年7月至1941年6月1年中，计收买了老百姓的土产达8.4万元，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在赚钱方面，合作社自成立以来，盈利达160753元，每股共计分红1.43元。就1940年7月至1941年6月1年计，共盈利145469元，每股计分红7角。这是社员直接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
　　合作社的任务不仅是为群众谋利益，它还是群众的学校，应该担负起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责任。高岗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讲到关于合作社的问题中说：“消费合作社是便利交换，抵制商业资本过分剥削，与在经济上组织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武器，而工业合作社是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武器。”
　　怎样去组织和教育群众呢?刘建章同志说得对：“组织和教育群众不是凭空所能做到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只有于群众有利的情形下，才能慢慢的去组织和教育他们。”南区合作社5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原则下，慢慢地把全区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几千的社员就是很好的证明。
　　新合工厂开工了，洋纱贵而不能来，需要纺土纱来代替，南区合作社就号召南区妇女来纺纱，合作社给2斤弹好的棉花，只要交回1斤纱，多余的按市价卖给合作社做工钱。开始她们还不敢纺，纺了怕被征到公家去，后来经过宣传解释，她们才开始了解开工厂与纺纱都是有利于她们的，于是都争先恐后的领取纱车，日夜地进行纺纱工作了。一群落后的农村妇女便这样被组织起来了，被组织在合作社的周围。
　　对抗战的帮助
　　南区合作社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起着相当的作用。首先，它促进了商业流通。这有百余万元的销货数字可为作证。第二，它帮助了运输。运输队有运输人员60余人，驴马140余匹，经年进行运盐驮货工作。今年南区人民摊到公盐950驮，政府规定如不交盐，每驮可交钱240元。人民估计驮回一驮盐需花300余元，都愿交钱不愿驮盐。该社主任刘建章同志以盐运不回来无补于边区经济，乃毅然向政府包运南区公盐，现正在乡村积极组织临时运输队准备出发中，这非但有益于政府人民，且有益于边区经济。第三，发展了生产。它先后成立了粉坊、毡坊、皮坊和小规模的纺织工厂，生产布匹、手巾、绒毡、毛毡、麻袋、粉条等等，供给边区本身消费和运销到外面去换取原料及日常必需用品。如以绒毡毛毡麻袋等运销到洛川耀县三原等地换取布匹棉花纸张等等回来，每年约值二三十万元。这一方面发展了边区的生产，帮助了边区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边区经济由落后的自然经济向手工作坊工厂工业的方向发展。南区合作社今后应多多组织手工业者，来发展南区的生产事业。
　　另外，南区合作社对抗战也尽了它应有的作用。它在去年慰劳了前方抗日将士600元，帮助了抗日军人家属220元，向政府买了救国公债150元，代政府购买了军粮80石，生铁6000斤。这都是直接有利于抗战建国的事情。
　　困难和缺点
　　合作社刘主任说，目前合作社存在着两大困难：一是运用的资金不够，二是得力的干部缺乏。尤其是主办生产事业，如工厂作坊等等，需要较大的资金，不然就办不起来，或办不好。向群众扩大股金自然也可以，但也还有限制，因此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投资。干部是决定合作事业发展的因素，南区合作社虽然也有些忠实于合作事业的极能干的干部，但是得力的干部毕竟还少，有的还存在着“做天和尚撞天钟”的念头。这一方面由于对干部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面(指领导机关)对合作事业应有的关心不够，具体情况不了解，指示不具体，不得派得力干部到合作社工作。因此使一般干部觉得从事合作事业没有前途，引不起事业的兴趣。
　　为了要更好地发展南区合作事业，刘主任所说的两大困难，是值得注意的。
　　其缺点，表现在社务方面的：是组织不够健全，和对干部社员的教育不够。南区合作社虽然有代表大会，理、监事会，社务会，业务会，社员小组会以及俱乐部等组织，但除代表大会每年照常开会以外，其余都不能经常进行。因此形成组织上的某些脱节的现象。不能及时讨论和解决某些社务与业务的问题，不能经常交换意见，以致影响到社务与业务的有计划的更顺利的进行。
　　合作社对干部与社员的教育，一般的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深入是很不够的。干部还没有学习的习惯，也不能在实际工作中时刻去教育社员，营业员有时对社员还表现态度不好的现象，而社员对合作社不了解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将会障碍着合作社更进一步的发展。今后合作社应把教育干部与社员的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在干部方面，应加强其文化业务和政治的教育，使之成为团结教育群众的核心。在社员方面，应普遍深入地向他们解释合作社的意义，把他们有机地团结在合作社周围。其办法可利用社员买货，或合作社向社员进行生产消费的调查的时候，以实例解释教育之，如以市场与合作社货物价格之对比，说明合作社作用与意义。此外并可利用俱乐部组织各种娱乐，来吸引组织与教育社员群众。
　　合作社缺点表现在业务方面的，是合作社还不能全部供给社员的需要与合作社某些部门的过分营业化。根据1941年10月的统计，全南区人民需要供给日常必需用品123万元，而合作社只能供给30万元。这中间虽然也有困难，如资金不足货物来源不易等等，但合作社必须设法尽量做到供给社员的全部需要，而合作社某些部门的过分营业化，也必须马上加纠正，以符合合作社的意义。
　　刘建章同志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忠实于合作事业的，一手创办和扶植南区合作社长大，而至今仍专心致志于南区合作社事业5年如一日的刘主任——刘建章同志。
　　刘建章同志，是佳县人，现年45岁，木匠工人出身，也种过地，到外面去做买卖，跑过太原、西安、兰州等重要城市，因此他对于商业情形非常熟悉。1935年，他因贩卖锄铧(农具)，误踢破了西北军兵士的大衣，要他赔偿大洋12元，他气愤而参加了革命，为南区乡政府秘书。1936年南区合作社成立，找他做合作社会计，他就决定以合作事业为其终身事业，不久即为合作社主任，一直到了现在。“刘主任”三个字，现在已经是南区人民响亮的普通的称号，南区合作事业的旗帜了。
　　他是一个很有胆量和做事老练的同志，又极其忠实热忱和诚恳。他做事和他的行动讲话一样，不快不慢而极其安详，好象一匹跑长途的骆驼一样，慢吞吞而极其有劲，给人家的印象是亲切和平常。他就这样团结了他所有的干部和全南区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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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南区合作社的大概情形。从这里我们看出了边区合作社对于人民是有利的，是人民自己的合作社，它随着人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和信仰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地发展；第二，边区的合作社，是边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帮助和推动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因此也提高了它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而具有远大的前途；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忠实于合作事业的干部是发展合作事业的决定因素，南区合作社没有刘建章同志，也许不会有现在那样的规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合作社应由政府“帮助”，引导社员真正自己管理与经营，是发展合作社的重要关键，某些政府人员对合作社工作的包办是错误的。
　　(原载1942年3月16、1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