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南区合作社谈起
　　最近我在陕北合作局刘建章局长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他和该局的副局长任生华同志，当我们从历史上研究了他在创办延安南区合作社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他俩最后答复我：“是的，南区合作社在这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基本上是可以代表陕北合作事业所走的道路的。”
　　二、“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
　　刘建章这3个字，老解放区的人大概是不陌生的。他曾经是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事业中一面光辉的旗帜，模范合作社——南区合作社的创造人。毛主席在1942年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边区财经问题时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它的成功时代——1943年前，全区居民几乎都是它的社员，并且在经济生活上和它具有广泛的联系。在供销上，社员生产的炭，剩余的粮，通过合作社的关系出卖了，同时又以较市场便宜的价格从合作社买回他们所需要的农具、布匹、碱、盐、洋火等必需品；在生产上，缺少生产资料的变工队员，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或在纺织上缺少原料、工具的妇女，也往往因为合作社的信用借贷、奖励扶助而获得发展；还有解决人民医药困难的卫生合作社，提高人民文化的教育合作，交流物质的运输合作……凡是人民所需要合办兴办和非独立所能解决的事情，经过南区合作社这个纽带，就把劳动人民之间、或军民之间的供需双方团结在一起了。
　　刘建章同志善于调查研究，熟悉人民的生活和需要，又很懂得市场物价的规律。他的脑海中满装着：平均每人每年要吃多少粮、多少盐、多少油，要穿多少布，要用多少棉花，需要多少农具……怎样增加他们的收益。哪个工人、农民、脚户或供给机关有什么具体需要……一有机会，他就把他们的这种需要或那种需要结合起来和组织起来，于是在合作社的业务项目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经过适当的步骤推广下去，而他们也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都团结在合作社这个纽带之内，这个纽带的实力就越来越大了。从1936年创办时有100多户社员，到1943年旺盛时就有4000多户社员(较全区的总户数还多一倍以上)，每个乡都有它的分社，还有榨油、纺织、织袜、制毡等生产社，以及规模宏大的信用社和新型的教育合作社，特别是有着全边区当时最雄厚的运输力量——720头牲口，北起三边，南迄关中，络绎不绝的来往着。
　　在地广人稀，几乎全属小农经济的陕北，作为一个区的合作社，能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拥有如此众多的社员，并经营了这样广泛的事业，这在当时当地来说，确是一个奇迹!他是怎样把人民的经济组织起来的呢?
　　创造公盐股金组织运输队一事，比较完整地、典型地代表着他所创造的26种入股方式和数10种合作经济的组织技术。
　　1941年边区政府为了粉碎蒋匪的经济封锁，号召人民运盐，依据家庭经济，除规定每户每年须代政府运输若干斤公盐外，同时并须运输若干斤私盐，以增加国民经济的收入。当时延安一带的农民，对于吆牲口这项工作，很不习惯，有些农民在运盐途中把牲口也吆死了。这时刘建章(革命前也吆过牲口)就把他所熟悉的职业脚户招揽起来，脚户出资本4份，合作社出资本6份，伙运公盐，来回所挣即按对半分红；同时商得政府同意，号召不能亲去运盐的农户把应向政府交纳的公盐加20%折成代金向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用股金买成牲口，并以此作为领导私人脚户的经济力量，和他们合组成很多运输队，合力运盐，贩货，保证向政府代交公盐，同时完成了运输私盐的任务，所余利润即作为入股人的实有股金。由于有丰富的运输经验，牲口死亡率很少，驮货和时速又都较民运增加和增快三分之一，同时因为有周密的组织、领导检查和教育，加上政府的帮助，所以买卖两站不误时间，每次又有回脚，运输员都很积极，因此，1943年就发展到27个运输队，完成全县公盐6000驮，加运私盐1.3万余驮，壮大了720头(合作社320头，脚户400头)畜力的运输力，节省了27万个人工，11.5万个畜工。据当年估计，这些民力种庄稼约可多打2万石粮食。群众所出的每元公盐股金，并分得红利5元。这样，本来是人民对政府交纳的一种税收负担，由于合作社代为收集并加以利用的结果，除了完成公私盐的任务外，并且把群众所出的负担变成一种有利的投资事业了。
　　结合党政当前的财经方针；从人民的需要、觉悟和可能出发；严格遵守公私两利的原则；在员工中进行政治教育和从经济上掌握合作进来的私人；在为人民服务中扩大股金，壮大自己，这就是这个范例中所昭示的组织人民经济的方针。这个方针概括了刘建章同志领导南区合作社属于成功方面的基本经验。它的缺点是：没有运用他在组织小型合作运输队(和组织妇纺小组)作为自己基层组织的经验，主动地去联结当时已经在农村中盛行的变工、扎工等劳动互助组织，把它作为合作社坚实的群众基础，通过合作社的业务进一步去指导他们向着可能的较为提高的方向发展，而只偏重了合作社本身的企业组织去为人民服务，这是由于当时还缺乏这种认识的缘故。
　　三、脚踏到商人的船筏里去了
　　但是，上述这些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在往后的工作中真正坚持、发扬与推广下去，而为一种胜利的气象所迷惑了；当它飞跃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忘记自己的双脚是立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而把一只脚踏到商人的船筏里去了。
　　1944年，是边区合作社——特别是南区合作社发展到顶点的一年。但是，接着就激急地走了下坡路了。经过是这样的：在这年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关于合作社部分，有一种主张曾不适当地强调了大型的一揽子合作社和资本分红的意见，这种主张看不见分散的个体的陕北小农经济的特点，不根据具体的条件，错误地认为：唯有办好这样大型的一揽子合作社，才能迅速满足日益发展的人民经济的要求。为此就必须集中大批资金，就必须靠大额的资本分红去刺激人们入股。若干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由于平素对于合作社的认识、研究和管理不够，在这个“大发展”的浪潮下，甚至强迫人民集中股金，硬办合作社。这时，在刘建章同志脑海中，因为物价上涨，因为具有众多的业务关系，觉得挣钱是容易的：用挣的钱来满足一般社员的红利要求，同时规模更大地举办人民所需要的工厂、学校……全区人民的各种问题岂非就会很快能得到解决么?这时他身兼6职，接近群众的机会较前减少了，上级各种一般性的号召和他的各种幻想，充盈着自己的眼睛，而一些为了逃避兵役，减轻负担和狡猾的商人们，是用着那么多的拥护合作社的甜言，申请把他们店铺的资金连同他们自己全盘都加入合作社。刘，这样想：这些商人横竖剥削着农民，让他们加入合作社，咱们的业务广了，就是他们的业务缩小了，咱就可举办更多的事业了，但是却忽视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正如他后来所检讨的：一是合作社原有的人力物力与这些商人们比较起来，不占绝对压倒的优势；二是在合进之后放弃了必须进行的教育、改造、检查、领导和全盘的掌握。这时合作社若干原有干部也积累了不少的钱了，作为合作社的股金，自然也希望多得到一些红利；同时每天又在商人们煊赫声势的引诱下，思想上也起着不小的变化。在以上诸种关系的结合下，象一股洪水一样顺势下流，从这一年起，在市场成立了以倒贩盈利为目的的“供销栈”，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把原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密切联系的若干小单位的大部分资金，都抽提到这个“供销栈”里去了，并且在定边与碛口和私商合伙成立了类此性质的“分社”，而这些单位又全为未经改造的商人所掌握，他们在南区合作社的招牌下，利用人民对它的信任和声誉，就借机违法走私，并且笑话原有的在群众中进行艰苦工作的个别农村干部说：“看你们一天到晚忙得这样热张，球也不顶，搞出红利才是真本领啊!”这样，整个合作社的眼窝，基本上就都瞅在大生意的倒贩上，对于劳动人民的需要，由疏远而就渐渐地根本看不见了。一个贫苦的移难民到柜上采买2两盐，营业员听后把秤向盐柜里一甩：“球，2两盐，不卖!”而进行大倒大贩的结果，虽然从票面上挣利百分之几百，但按物价指数计算起来，一般社员们实际上每期都赔损了。
　　1945年年底举行的社员代表大会上，200多条意见，集中地指责合作社“转了向”，揭发了若干干部违法走私的事实，要求合作社进行整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1年时间的整顿，才决然地、彻底地根据具体情况，把整个方向扭转过来——把有利于劳动人民和适合发展本区经济的纺织合作、榨油合作、信用合作、教育合作、消费合作，特别是组织小型的农村合作继续下去，而把与此无关或力量办不到的机构和人员都裁撤了。可是，正当它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47年3月，万恶的胡宗南侵入延安，94%的资财就全被焚劫和损失了。现在，它正在敌人破坏的废墟上从头做起。
　　四、成功和失败的关键
　　这些往事挑起了刘的兴奋。关于这些问题，他们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了，他这样检讨了其中失败的教训：
　　——违反社员(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脱离社员(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股金不和社员的生产需要相结合，而只是主观地幻想通过红利来为全体人民解决若干问题，因而单纯地追求大股，单纯地追求红利，这是南区合作社在业务方针上的错误。
　　——对于干部不注重教育和培养，已有的成功经验未使干部理解、实践与继续发展；而对于合进来的商人(或商人性质的干部)放弃领导，由其营私自肥，走私违法，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合作社公私互利的原则，这是南区合作社在领导方面和干部政策上的错误。
　　——这和1943年以前所积累的成功经验适得其反。这个阶段的基本错误就是脱离群众。
　　——陕北所有各社的情况虽不尽同，例如其他若干合作社，在1943年前，还多走了一些弯路，如象与生产脱节、强迫入股、摊派股金、形式主义等，但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同是如此：联系劳动人民的力量和具体需要，并正确做到公私互利时，就会得到成功，反之一定失败。
　　这是一个从事合作社工作14年之久，并在这个事业上有着巨大成就者的经验总结。
　　五、群众已找到了新的合作组织形式
　　现在全陕北共有181社，约等于胡匪侵入前的十分之六，和它的鼎盛时代(边区——老区)1944年比较起来，约减少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被裁减、合并的合作社，大都和南区合作社在前一时期中脱离群众的情形一样，人民是很不欢迎的。但他们不象南区合作社那样具有比较雄厚的群众基础，加上日本投降、物价激降的影响，所以就被整掉或者自行夭折了。现在所保留下来的这181个合作社，70%以上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特别是在救灾运动中，几乎所有的合作社干部都参加了，他们在生产救灾战线上，曾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实际锻炼中，受到了不少教育，单纯商业的观点基本上已被打垮，已经初步理解到组织生产、做好供销是他们的基本任务了。因此群众对合作社的印象也好转一些了。
　　但是，除了其中的34个基层合作社，象米脂孙家渠合作社，变工合作搞农业，节余劳畜跑运输，有着劳动人民的积极参加外，现在的问题是：在老解放区，群众不入股，也不可能扩股，更不可能发展象过去那样较大的合作社了。而这些较大的合作社，就其中最好的22%的合作社来说，也还是自上而下地在进行工作，他们在组织生产、供销，发展基层合作社方面，确有成绩，群众也很拥护，但要群众出钱来办这样的合作社，或响应这些合作社的扩股号召，同样是不可能的，其余44%平常一些的合作社，它的群众性就更差些，15%仍在走私违法，业务不正的合作社则还完全脱离着群众。
　　群众不入股，是由于战时物价不稳；对合作社的“成见”未除；农民在战后家具、底财非一时所能恢复，群众手头无钱；这些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刘建章同志说：这种所谓较大的合作社，已经不能满足土改后的新的农村生产关系的需要，它已不能作为一种基层合作社去直接组织农民的生产了。现在农村中已有少数先进分子，创造了比变工互助略高一级的，以农业结合副业生产的基层合作社了——即是农业和副业的混合变工，或是较固定的农业变工，或合作开义仓田等。现在全陕北已有34个定型的这种基层合作社。刘建章说这是他们过去所未曾认识和重视的、群众自动创造的新的合作组织形式。
　　根据陕北今后全力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的这一中心任务，他们现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农村中有条件的变工、扎工，进一步与各种副业、供销、运输、信用(义仓)相结合的基层合作社。首先，占全劳力40%的变扎工组织，就是他们直接工作的对象。但这只是领导上的明确思想，还未为广大的下层干部所了解，这是一个艰巨的教育工作。当然，要使个体经济的农民组织起来，须是十分谨慎和十分稳步地逐渐前进。
　　这并不是不要较大的合作社了。刘建章接着说明：现有的147个较大的合作社，将是组织、发展和领导这种基层合作社的骨干，较大合作社根据公私两利的原则，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供销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在目前群众元气未复，牛羊两缺的情形下，较大合作社更要协同政府为迅速恢复人民的副业生产而奋斗，以为进一步开展合作社事业创设有利的条件。但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大力改造业务不正的15%的完全脱离群众的合作社。
　　现在，陕北合作局已采取了两种办法，努力加强和巩固较大合作社的工作内容与经济地：一是责成各社大力收购皮毛、猪鬃等特种土产，合作局已成立了一个陕北供销总栈和一个为了便利土产运输的陕北运输合作社，有组织地保证供销工作的顺利进行，陕北贸易公司现已开始收购羊毛了；二是筹划把股金改为“折实入股制”，即以1升米、1升麦子、1尺老布这3种农民日常生活基本必需品按市价折为一股，每期结算时即以此为标准，折算股本和红利。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情况，能否贯彻上述领导思想，中心关键在于干部!合作社干部一般是处于：小农经济、商人意识和生活散慢的大海中，缺乏政治学习、思想斗争和正确的业务学习。在建设的环境中，如果不注意继续改造现有的干部，加强教育，组织学习，同时培养、训练以至派遣一大批立场坚定而又有能力的干部去担任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要扭转合作社的业务和引导农民逐渐走向具体化，陕北15年来合作社事业的经验证明，这是很困难的。但如何在合作社干部中组织学习，进行教育培养，陕北在最近3年来所进行并具有相当成效的，是通过会议的形式抽调干部进行轮训。今后将把这种轮训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每年计划举行两期，从具体的业务出发提高到政治的和政策的水平。但更重要的，他们提出，必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加强对合作社业务方针的检查，领导和抓紧合作社干部的思想教育——当然，这不是说在具体的业务上也要党委和政府包办。其次，是国营经济通过合同制度，从政策上和经济上对于合作社加强具体领导和联系，这在陕北还必须继续力求解决和贯彻。现在县以上合作联社的主任或指导员，其中一人已被规定为同级的财委了。
　　当我和刘建章局长告别时，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处所，那里正在举办着第二期合作干部训练班，几十名学员在紧张地讨论着如何办好合作社。同时在他所草拟的“合作社规程”上，已经规定合作社干部和同级行政干部具有同等的学习权利和义务了。
　　(原载1949年11月29日《群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