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今年决定要运出盐1200驮，比去年增加20倍(去年只运60驮左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市府与去年年底召集了区长乡长和长脚户徐兴财、侯学林、拓成功、江海满等专门讨论运盐的会议。讨论出四个办法。第一，包运公盐，代金每斤按10元收钱(当时市价每斤8元)，如果盐价涨了，政府保证设法包运公盐的赚钱。第二，运输队不拘形式，运输合作社或脚户临时朋帮都可以。第三，任何形式的运输队，只要去运盐，政府都给以贷款。第四，运输队由市政府发给旗子护照。四个条件决定后，市政府即与西区徐兴财、北区侯学林等作为核心，去号召群众参加运输合作社(现在已成立西区北区两个运输合作社)。
　　会后，徐兴财首先以两匹马、6个驴加入，区长刘子彦同志便决定以徐兴财当队长，又及时和他分头到农村去找光景好的人家宣传，徐兴财和他的老朋友张仲华说好，张仲华又回到他的本庄去劝说，他们除了用市府讨论的四个条件外，又加上“谁参加运输队，入了股，公盐代金就由红利内代交”一条，并说明组织了运输队，就不普遍动员农民去驮盐了。
　　群众听了区长的宣传，又知道徐兴财加入了合作社，并当队长，就纷纷都以牲口入股。张仲华入了1骡1马，秦好光、秦好盛各入两个驴子，拓成功、梁鸿宝等6家各入1个驴，一共就有了20个牲口，刘区长便召集了股东会，推选了5个人的估价委员会，将20个牲口都做成钱股。当时有几家因为把牲口加入了合作社，家里没有牲口送粪，便从合作社抽出一些钱，买个便宜些的小驴使用。这个便利社员的办法，老百姓更加高兴。因为运输合作社需要一个住所，于是又商得石佛沟贾生瑞、姬仲珍的同意将他们所开的店也做股加入了，接着有4个人入了一些现金股。有了牲口，还得有赶脚的。又有徐兴财等四处觅访也找到了，其中有两个抱大鞍的和一个兽医。赶脚的都作成了人股。
　　因为徐兴财曾帮助枣园买过羊，赶过脚，关系很密切，又经他将枣园的6个牲口、1个抱大鞍的人拉进合作社。
　　徐兴财的大哥徐兴旺，在定延路局工作，也是赶脚出身，经他向路局商量后，也投入4个牲口，7.3万元现金，并允许徐兴旺去参加。这样运输合作社便建立起来了，合共有牲口32头，其中有牲口入股，房屋入股、现金入股和人入股，商定第一期6个月分红1次，以后3个月分红1次，但不论所入何物都折成钱，合作社有权将不好的牲口换成好牲口。
　　运输合作社成立后，市政府就实现诺言，贷款5万元，于是合作社又将3个不好的牲口卖掉，买进5个好牲口，以后市政府又给了包运公盐的贷金款11万元，作为流动资金。
　　第一次2月20日出发，是徐兴旺领队去的。去了10个人，29个牲口(定延路局3个牲口未来)，其中有20头驴，所以走不快，来回一共21天，中途逢到3天下雪，徐队长顾虑到第一次运盐决不能赔钱，否则会影响入股的情绪，所以劝勉大家冒雪赶路。沿途桃庄湾、志丹和定边，都有定延路局开的店，草料比别的店便宜；徐队长在乱石头川住过，人面熟悉，买东西也方便，一路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回来算帐，29个牲口驮了27驮盐，一个驴不好，力小驮了些布，一个马是队长骑的，27驮盐共4132斤，平均每个牲口驮了148斤，卖了41320元(市价9元多，贷金作价10元)，赚10243元；驮的布赚了2380元，共赚12623元。除此而外，运输队还允许赶脚的每人捎两个布(至多2个，一个是5丈)。此次秦好盛和白玉山两人各用1800元本钱，到延安就赚了1000元，上行时就带了些零货，在中途卖，每个人又发了一片水烟。
　　第一次回来，市政府检查了帐目之后，又帮助向银行请求4万元贷款，拨给了7万元代金，添买了两个驴，同时定延路局已入股，上次未去的牲口又添进了1个，于是第二次在3月18日出发，便有32头牲口，共走29天，卖在临镇，去了11个人，驮盐4889斤，平均每个牲口152斤，没有驮上脚，共赚25195元。
　　第三次又添了3个牲口，共35头，11个人，4月28日出发，上脚驮了石炭袜子，下脚驮盐5303斤，捎货320斤，平均每个牲口驮160斤，来回23天，共赚51489元。
　　第四次将两个驴子换成1匹马，共去34头牲口，10个人，5月24日出发，上脚驮木板钉子，回来时放了5天青，共23天，驮盐5863斤，平均每个牲口驮172斤，共赚74290元。
　　以上四次，共驮盐20187斤，共赚运费163597元(其中38531元是上脚运费)。现已第五次出发了。5月该社因需扩大，提出全区公盐代金余额，每斤按15元交给合作社作为10元入股，5元交代金，由合作社代交10元代金。此事经政府同意给以帮助，共收了243050元，应作为股金的162040元。收到这笔股金后，合作社又买了些牲口，但为了使原来以牲口入股的不致吃亏，所以在6月中结算一次帐，重定股分，现有37头牲口(骡10、马9、驴18)，值80.92万元，房屋、杂货、现金等共作28万元。除去公盐入股及借款外，原先入股的1元可分1元。因所赚都购成财产，故仍入股，不分红，余6万余元作为公积金。现在该社资金来源是：
　　群众入股80.8万元(包括定延路局等机关入股31.4万元)；
　　公盐入股162040元；
　　政府贷款9万元；
　　公积金6万元；
　　共计1120040元。
　　公盐入股16万余元，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作为一般的股金，因为该社已按政府规定将所欠公盐在6月中旬全部交纳完毕，现在的负债只有贷款9万元了。
　　6月的结帐是18日召开社员大会时进行的，除一个社员外，全体都到了。听了1元分红1元的报告以后，全体表示满意。田二红并表示以后将再继续增添股金。会议上又讨论了以后社员如有急用，可以向合作社借款，不计利息。运输队员中有5人家境困难，可以每月借支1000元，将来在红利内扣除(人股不因借支减少)。一般队员可借支200元。队员有婚丧等急用，亦可借款。在会上还批评了一个抱大鞍的与队长意见不和，故意捉弄牲口的坏行为。所有的队员因为都有股子，所以都反对他，他不接受，就送到政府处理。此外，会上还讨论了石佛沟另建一所新店，兼管货物，以便和全区的农民有更多的联系。
　　根据徐兴旺的经验，必须兼做流动生意与开店，才能使运输队更便利发展，现在该社的营业可以分作下面五项。
　　(一)运盐。这是主要的，其它4项营业应该是为着运盐的发展。依现有力量，全年共可驮400余驮，依扩大的计划，则全年准备运500驮，即可比去年西区运盐增加20倍。该队在4月份因探卖公盐支了13万元公盐代金，以后财政厅提前在6月份要交齐，会感到困难，恐怕影响运盐时所需的流动资金，但采用了15元1斤公盐，10元入股的办法，便将难关渡过，而且扩大了运输队，运盐的流动资金也没有发生困难。
　　(二)流动生意。除了运盐外，3月份该社抽了5万元，派徐兴旺和建厅合作流动生意，贩运布匹，赚了6万多元，现在又准备和枣园合作，到志丹贩羊，合作社或凑一半资本，或者派徐兴旺去作为入股与枣园合伙，徐兴旺所赚的钱归合作社。
　　(三)补充、调换、买卖牲口。该社又抽出三四万元在延安买卖牲口，一方面可以藉此赚钱，上半年已经赚了85.3万元。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廉价买进牲口，当运输队有了增加牲口的资金时，可以立即趁运输队回来而又出发时补充进去，不必在回来而又出发的短时间内急于为了要买牲口而付出高价。如果运输队有了病牲口和不好的牲口，也可将新买牲口补充进去，将病牲口留下待医和待价出售。
　　(四)开店。该社在石佛沟的店是运输队的后方，回到延安可以休息一下，上药及修理鞍架，可以免去高价店的剥削，可以作为运输队继续吸收人民资金的据点；老百姓要商量入股，都可找它，如有实物入股，可以交店代售，可以收买草料储存，以备上行时携带(现在大部分在安塞购买，存储于高桥)。此外还可以歇客赚些钱，维持店自身的开支。该店附近有两垧地，店里做饭的还抽空种地。
　　(五)与西区的消费合作社联合。西区自划归延安市以后(1941年)收集过1次股金2700元，经傅光前同志经营到今年有值1.6万元之货物，准备与运输合作社并在一起，即利用石佛沟的店继续营业，但是因为合作社没有分过红，群众信仰不高，故已在5月份分红一次，这样使运输合作与消费合作联结起来。
　　从这个运输合作社成立发展到现在，可以得到以下的几点经验。
　　一、开始是由政府找到了长脚户中的积极分子(徐兴财)和他说好，由他首先响应，再以他为核心去拉拢其他脚户和农户的人力及牲口加人。因为通过了与人民有联系的积极分子，合作社就在自愿的条件下成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之后，又由他去管理。徐兴财从民国一十一年就开始赶脚，所以懂得运输队应该怎样经营，赶脚的应该怎样待遇，使运输队员能尽量发挥力量，使运输队能多赚钱。
　　二、合作社不仅以群众入股，而且吸收了机关(枣园和定延路局)的牲口参加，利用了机关的剩余运输力量去运盐，帮助完成延安市的任务，而且赚了钱帮助了机关的自给。
　　三、起初包运公盐赚运费，以后又采用代金入股，多收为15元1斤，10元作股金，5元代金。合作社代交是10元代金，因此扩大了运输队，使西区的运盐任务，全由合作社担任，不必动员人民，而人民出了代金，又有一部分股金存在。
　　四、市政府与建厅的贷款数额虽然不大，都起了提倡和前导的作用，也是使它能够发展的条件。
　　五、合作社自开始成立起，市政府和区政府就在帮助它。号召公盐入股时，政府是极力帮助的，每次回来，政府都有检查，了解其中的问题，帮助解决，如抱大鞍的虐待牲口，就是检查出来后交政府去处理的。
　　六、运输合作社的运盐业务如倒牲口、做流动生意、开店、揽回头货等都联系起来，所以牲口不断增加，驮重量由平均每个牲口148斤，逐次增加至172斤。由于管理的人有经验，这个运输队又是一开始就赚钱的，所赚的钱又是逐次增加。
　　七、运输合作社将消费合作社并进去，成为一个营业部门，又准备扩大营业，以便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由于政府在领导上是采取了一般号召与具体解决相配合的方法，将基础建立在人民身上，所以这个运输合作社是有发展前途的模范。
　　(原载1943年7月25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