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赵占魁和一般年老的工匠一样，在社会上曾受尽一切剥削与痛苦，过了半生困苦与屈辱的生活。抗战爆发后，他从同蒲路退下来，走到西安，听说延安是工人出头的地方，于是就由安吴青训班转道来延。到了延安，他遇到一件一生梦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居然能够进抗大与工人学校学习。这样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与革命，是血肉相连分不开的。假如自己不到边区来，还不是一辈子给人做牛做马，永远也不会得到今天的地位。当工校结束，他又转入到生产战线上来时，他知道边区公营工厂是为抗战而生产的而且工厂的本身就是革命的财产，工人也有份的，应当尽力爱护它。三年来他在工作上的表现，证实了他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他自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今，一直在农具工厂担任熔炉看火的工作。这是一种最苦的工作。在二千度高热的熔炉面前，即在夏天，身上还要穿着棉衣(代石棉衣)，披着皮裙，终日汗流不止。而且又是一件不出名的平凡的工作。他一时一刻毫不懈怠的工作。一般人都不愿干，但他能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从来没有表示过不安心工作。不但这样，他每天提早上工，预先把当天一切工作准备妥当；放工时他比别人下得迟，把工场收拾清楚后才放手。他真有“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他和那些只图高额工资、要求优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不努力工作的懒汉，是完全不相同的。
　　他不仅仅认真负责始终如一的做着自己的“看火”工作，而且还为工厂与工人做着许多义务的工作。由于他爱护工厂的财产，关心群众的利益，又有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以工厂行政上有许多事情要依托他。厂内的公益事业总要选举他。最难办好的工厂合作社与工人伙食都委托他去办。他并不辜负职工们的付托。他把这些工作办得最好最完善。
　　他在工作上不怕艰苦繁重，始终站在最前面，而且又做得最多最好。但他从来不夸张自己，不贪功；每遇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总是让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自己并无什么功绩可言；并且他认为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他在工作中能发挥最高的劳动热忱，自觉的遵守劳动纪律，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革命多增加生产。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待遇与得失，专心一意，克已奉公。这种态度和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为，破坏生产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也最痛恨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就在他领导下的工作部门，曾有个别懒汉，因要求过高的待遇不遂，竟企图怠工要挟，他坚决起来和他们斗争，不仅没有影响熔炉的工作，而且制止了懒汉怠工的行为。
　　他又能尊重上级的领导，严格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平日极关心工厂的生产与工人的日常生活。他经常从各方面来照顾生产，想出各种办法来提高生产与改善工人的生活。提出各种改进工作与生活的意见。如果看见有些事情处置不当，他能自动去设法解释、调处，使得事情能得到适当解决，消除无谓的误会与成见，促进全厂的团结、友爱的精神，得到全厂职工的爱戴，选举边区参议员时，他并未起来竞选，但职工们却推选了他。
　　他又是一个有很好技术的老工匠，但他却没有一般老工匠的习气。他不但不保守技术，能尽量传授给学徒，而且极关心学徒的生活，经常慰勉他们，照顾他们，宛如自己的子弟。
　　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在在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象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