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
孙铭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刻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十二月二十六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城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曾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张的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诚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二十六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二十七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十二月二十九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一月四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五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五日到十二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淡，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一月十一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一月十五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的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一月十七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一月二十三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一月二十五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政人员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一月二十六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一九三七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扣情况后，到一月二十五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一月二十九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澂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示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澂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营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一月三十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决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一月三十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一月三十一日①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邓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邓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的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请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认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②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邓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园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的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附商同昌③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园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一月三十一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二月一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见面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二月二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为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误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邓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澂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澂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澂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二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令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④。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澂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二月三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澂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二月五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走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
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① 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记载，二月一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的结构。
② 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记载，应德田此时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其他人先后来到。
③ 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记载，亲自带队的是王协一连长。
④ 对此问题尚有不同意见。——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