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
李志刚
我是杨虎城将军驻南京的代表，西安事变时我恰在西安。放蒋以后，南京和西安两方面都摆成阵势，作出要打的姿态。当时全国总的形势，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容许一方面再打内战，因而需要坐下来谈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西安和南京方面的和谈开始了。先是南京方面派驻在洛阳的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到西安进行试探。这时南京方面就提出了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方案，即以后所称的甲、乙两案，要求西安方面采择施行。西安方面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就决定选派代表去南京正式进行交涉。以下叙述是我当时亲自奔走和谈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杨虎城找我，对我说：“现在打算请你去一趟南京看看情况，你可作些准备。”我问：“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杨说：“张汉卿送蒋走了已经半个多月，情势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张汉卿原说三五天可以回来，现在却是遥遥无期。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情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就不够团结，东北军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回来了，东北军内部有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容易多了。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就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所以你这次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我讲的那些内部情形，是不能对外谈的。对外讲就是坚决要求张回来，说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讲的愈简单愈有力愈好。第二个问题要质问蒋，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还要打内战？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要强硬一些。可以明白告诉他们，因为蒋不履行诺言，扣留张汉卿不让回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群情激愤，团结一致，要同中央拚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当然，蒋若实行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他的命令，那时军队无论怎样调动都是可以的。现在蒋对自己的诺言，毫无明确表现，又扣留张汉卿不放，在这种情形下，调几十个师来威胁我们，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你先作好准备，一两天内飞机准备好了，说走就走。东北军方面也准备派一人和你同去，等决定人选后，再一起谈一次。”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又找我去，在场的还有鲍文樾(东北军方面遴选的代表)。对要求解决的问题，杨又重复了一遍，并着重说：“你们这次去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早日让张副司令回来。”
第一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十六日，我和鲍文樾乘南京方面派来的专机由西安飞南京。见了何应钦，说明来意，何只说：“你们来了很好，蒋委员长现在奉化，要你们明天去。”
一月十七日，我和鲍乘飞机由南京飞杭州，换汽车去奉化，直到溪口蒋的住处，蒋立刻接见我们。那时蒋正在治疗腰伤，穿着钢架背心，仰卧床上。
我和鲍见蒋问候以后，就说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学良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张不能回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全体将士心里都非常不安。蒋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后来我们又提出中央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蒋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的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吧，休息一下再谈。”蒋有意地把我和鲍两人分开，并暗示留我再单独谈一次。
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一人去见蒋，蒋向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在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明天你来再谈一次，就赶快回去。”我当夜住在溪口。
一月十八日早晨，我再去见蒋，蒋把信交我后，告诉我把他讲的话好好向杨说明，要杨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蒋并说盼望我两三天内再来奉化，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现在不知存在何处，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它们分开驻防。对陕西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陕西省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宋子文听说我到了奉化，由上海赶来。宋除了帮助蒋解释张学良暂时不能回去的缘由外，还偷偷地问我：“你们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因为在西安，张、杨与蒋、宋谈判时，曾说定改组政府，要宋子文当行政院长，所以他特别关心改组政府的问题。
我在一月二十日乘专机经南京、洛阳当天晚上回到西安，经东北军的检查，把蒋给杨的信检查出来。杨虎城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召集东北、西北高级军政负责人开会，会上首先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我简单报告见蒋的情形。当时东北军方面到会的人听了以后，都纷纷地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说他想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等等。孙蔚如表示他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看到东北军方面的情绪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当天晚上，大家吵哄了一阵，无结果而散，约定明天再开会商谈。
散会后杨虎城留我再单独谈，我把晤蒋经过详情向杨说了一遍。杨认为蒋是一手用军事威胁，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和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即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就是为这个目的。现在我们也应了解蒋和南京方面对结束内战和实现抗日，究竟有没有转变的准备？这是很要紧的，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过去‘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就是牺牲了个人，也是值的，否则蒋仍旧坚持错误政策不改，那么我们干这一场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你应当准备再去南京，多找几个人谈谈，明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再好好研究一下。”深夜，我遂辞去。
一月二十一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同志也被邀参加。会上杨把我去奉化见蒋的情形以及他本人的分析说了一遍，并主张要我再去南京、奉化一次。问题主要有三个：一要张回来，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看蒋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到南京后可以多见几个人探听一下这些问题。这次开会，大家比较冷静，都同意杨的意见，于是决定派我第二次去南京。
第二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乘飞机再去南京。分访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想探听一下有否政策转变的准备，结果并无所获，只听了些他们个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陈立夫到何应钦处与我谈话，他伪装谦和，详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但不谈个人的意见。结尾，他给蒋介石大吹法螺说：“领袖是伟大的！什么人也不敢害他！什么地方也害不了他！”我问他：“中国今后将怎样转变?”他一点儿也不谈。
一月二十二日，我整日留在南京，何应钦请我吃午饭，约了许多高级军事官员作陪。席间，何应钦认为这次事变，张、杨存心为的是割据，在座的官僚们个个附和着尽情讥诮，关于今后的政策问题，何应钦说不出一句正经话。平素与杨虎城和我很相熟的人，这时候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同我讲话。
一月二十二日晚，蒋介石来电话，要戴笠明晨陪同我乘汽车由南京经杭州去奉化。一月二十三日我和戴到了奉化，蒋立刻召见。蒋问我说：“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吧，他们现在怎么样?”我说：“委员长的信我交给他们了，委员长的话我也都告诉他们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上次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变了说法，我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指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他又盛气凌人地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要我把他谈的话立刻电告杨虎城，劝他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攘外”的准备，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的团体，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月，我将与蒋谈话的情况，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同时，蒋亦直接致杨电报要杨表示态度。并留我候接复电，说还有话要我传达。
我在候杨复电中，在蒋的允许下，见到了张学良。张住在离蒋很近的雪窦寺，同赵四小姐一起住。我同张一起吃过一次饭，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什么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张问我来此目的和西安的情况，我将西安坚决要求张回去以及蒋如何回答的话告张。张慨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言下神色极为凄惨。当时张健壮如常，可以在雪窦山附近游览风景，但未得蒋的允许不准会客。
我在溪口常见邵力子，邵住在雪窦寺帮助张学良读书。他还能替张说些好话，给张一些安慰。据说张曾对邵说：“我亲自送蒋委员长回京，是为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元聪，何竟不见及此？但即使现在叫我回去，也还不晚。”张又对邵说：“我送蒋先生到南京，完全出我个人的心意，虎城曾坚决反对，因为我坚持，虎城无法，只得听我来。虎城认为我来了，假如不能回去，他维持不了那个局面。我之坚持要送，估计一定会很快回去，没有想到蒋先生不让我回去。”
这时，宋子文又由上海来访。他对我说：“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是决不能办到的了。”
一月二十四日汪精卫由南京飞到奉化，他是新由欧洲回国专来看蒋的。我见到了汪精卫，汪说：“西安事变是惊动世界闻听的一件大事。张、杨虽然出于爱国热情，但是，假如当时在乱枪中把领袖伤害，中国的前途还堪设想吗?”又说：“现在还想拥兵抵抗，这是很不对的，这次事变已经使西安人民受到惊恐，从此应当服从国家命令，不可使地方再遭涂炭。”他表示“关怀”陕西人民，又婉惜邵元冲在事变中死于非命。最后我问他：“当前国家的政策将怎样转变?”他答：“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他说的中央全体会议是指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我问他的意思，是因为听说蒋和他已商议过这个问题了。
一月二十四日晚，蒋介石按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谈判。
一月二十五日临行前，蒋介石把我叫去说：“我与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保持他的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已复电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地提出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现在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了，他应当派正式代表，诚心诚意地以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吧。”
一月二十五日，我乘飞机于当日抵西安。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刻召集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的二次去南京、奉化归来的汇报。我汇报以后，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说的：“蒋今后还要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的说法。他也了解了汪精卫说的政策如何改变将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特别注意汪去奉化，认为是蒋与汪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将如何转变的问题。杨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分析以后，即讨论与顾祝同的直接谈判问题。当时西安主战的空气虽然浓厚，但那个会仍然决定即派李志刚、谢珂(东北军方面的前“剿总”办公厅副主任)二人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一去潼关
一月二十六日，我和谢珂两人乘汽车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冬天通过两道防线，到了潼关。顾祝同在火车上正在集合军官做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我和谢就同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谈判。谢珂首先发言，带着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队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愤激，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谢珂说：“在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再西进的。”这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在旁嚷叫“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恫吓。我接着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地商谈。”双方谈来谈去，还是重复那些内容，最后双方归纳了具体意见如下：
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期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谈了三个小时，因相距过远，无法谈得接近，不过双方同意了一点，即李、谢回西安请示，两天以内，尚可继续谈判。
二去潼关
我当日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后，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杨因谢珂说话过强硬，一月二十八日又派我和王宗山二人往潼关继续谈判。王宗山是杨部的参议，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我们与顾这次会谈是先谈原则问题，即“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经过商谈，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这样我们两人当日又返回西安。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潼关方面指派顾的参谋长赵启*(左马，右彔)，双方互相用电话商谈。经过两天的电话会谈，到一月三十日大致商谈就绪。在商谈时，顾祝同根据南京提出的所谓甲、乙两案作了具体的说明，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次提出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一)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三)东北军调驻安徽；(四)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甲案对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来说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谈判最后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西，西安的部队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商定后签字执行。
以上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的解决，至于政治问题，蒋允留待三中全会解决。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