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欧游归香港
王惟之
杨虎城将军欧游归来，途经越南西贡时，致电上海王炳南约我(杨将军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期，我担任绥署军需处处长)同去香港会晤。我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乘意轮“康梯卢梭”号离开了上海。轮船在夕阳西下时，驶出了吴淞口。饭后，我们在甲板上闲眺，忽有人喊道：“哪位是T.V.宋?这里有封电报。”王炳南低声对我说：“宋子文也在这艘船上，大概是去香港会晤杨将军的。”我们乘坐的轮船到达香港时，已是二十七日中午了，靠拢码头时，杨夫人谢葆真携其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栽及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来接。下船后，王炳南被友人邀去同住，我即住九龙酒店王菊人处。略事休息后，王拟前往访杨，适杨夫人来临，她说：“杨先生(指杨虎城将军)偕同王根僧过港游山，尚未归来。”杨夫人去后，我问王菊人：“你是同王根僧一道来的么?”他说：“我是奉孙蔚如主席命，同申明甫、王金鳌等由西安来的。王根僧是代表一七七师由郃阳防地来的。”
午后，王菊人陪我同去半岛酒店，适杨将军已游山归来，他问我“八一三”后，淞沪抗战的一些情形。我当就所知，向他报告了淞沪抗战经过和国内务方面的情形，顺便提及宋子文亦同船来港的消息。他说：“宋这次来港，是我专电约来的。”不久，王炳南亦来。杨将军夫妇约我们外出就餐，在吃饭时，他对我们说道：“我现在已到香港了，看见全国热烈抗战的情况，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忆从前我在日本时，曾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侨胞和留学生的轻视和无理压迫，使我内心难受极了。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继之以七七事变，竟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些血海深仇，岂能不报! 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言谈之间， 处处流露出为祖、为人民一片忠贞爱国之心。饭后，我们一同仍回中岛酒店，他把欧游感想和在欧时看见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参战，自己却漫游国外，不能为祖国、为民族效力的苦闷和焦急的心情，给我们谈了一遍。后来，我和王菊人辞出，王炳南留下长谈。
宋子文到港后，杨将军曾驱车往访。晚，宋移居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二楼。当晚，他们作了长谈，一直谈至深夜。
第二天上午，杨将军叫我，我刚走进客室，有一个细长身材的青年，也跟着进来了。杨说：“现在没啥事可办，你先回去吧!”可是他并没有走，还站着不动，经催促后才走了。杨笑着对我说：“这个人真是有些不识相，他不管你有事没事，有客没客，一进来就坐下不动，老是叫人催他才走。有几次我想说他，总觉得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也就算了。”我问：“那位青年是谁?”他说：“是张秘书，留法学生，经人介绍给我在法国临时当翻译，我回国时，他也跟着回来了。”我问：“南京有电来吗?”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我说：“好！我一定在你走后，把她们送回西安去。”接着我问：“是哪个梁参议?”他说：“是军委会派来招呼我们的一位少将参议。”我接受杨将军的嘱托后，刚退出时，看见陈铭枢将军正扣宋子文的门，因无应声，折回访杨。我报告后，杨即迎陈到会客室里。我回去后。将以上情形告诉了王菊人，并问他是否一同回陕。他说：“你负有使命，请先走一步，我随后同申明甫等一起回去。”
是日中午，港绅何东爵士邀宴杨将军于其私邸。我和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送杨将军至轮渡码头过港赴宴时，梁参议已先等候在那里，当申明甫、王金鳌随同杨将军登上轮渡时，梁参议把申等挡住了。他说：“我带的有人，你们在此人地生疏，不必去了。”说罢用手一招，由人群中走出二三个类似包探装扮的人，一同跳上轮渡，随杨将军过港去了。申明甫等只好返回九龙酒家。王菊人和我在回去的路上，研究了这一令人怀疑的现象。当晚，即向杨将军谈及，但是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十一点钟过后，我们回去，刚走下楼梯，即有人走来问道：“你们上哪儿去?”我们说：“回九龙酒店去。”大概他听我们是西北口音，带笑说道：“你们是跟杨将军的人吧!我是在这里值班、保护杨将军的。”当我们走下阶沿时，又有两个人手执折扇， 口叼烟卷，摇摇摆摆走来，用同样口气发问，经回答后，他们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自抗战爆发后，香港情形较前复杂，晚上常出事故，现在夜已深了，你们没事时，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说罢，扭转身子踱着慢步，两个人唧唧哝哝地走向草坪花丛中去了。王菊人说：“前边如此，后门可能也有人站着。”我说：“如果这里有后门的话，肯定是有人在那里站着的。”
回酒店后，王菊人对我说。“你对今天看到的一系列情况，是否感觉有些异常?我一再考虑，既然是保护杨将军，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因此，我认为情形不简单，我们作为杨将军旧属的一员，今日面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绝不能置之不理，须即向杨将军陈报。”但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去半岛酒店，确有不便，只好等候天明再说。
下午，接杨将军电话叫我去。王菊人要我再劝杨在香港多住几天，看清情况再说。去后杨对我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我又乘机建议他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他说：“我己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我说：“据王菊人、王根僧他们谈，十七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些回西北去，领导他们抗战。他们来港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来欢迎你的。”他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我说：“抗战爆发后，西北已不是大后方，而已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兴奋地站起来，又来回走了儿步，大声对我说：“去冬，我和汉卿发动事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现在抗战爆发已快半年了，我既然回来，岂能久住香港。我回来的心地是极坦白的，为了参加抗战，别无其他。”我说：“谁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只记私仇，不讲信义，有必要多加考虑。”他说：“我和陈铭枢将军会见时，也曾谈到这些问题。同时，知道原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均还侨居海外，未被起用。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蒋介石却在排除异己，敌人节节进迫，蒋介石却在处处退让，这些作法，当然要引起人们怀疑，那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曾多次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南京看看，蒋介石如果真在串演着假抗战，真投降，假团结，真排挤的戏的活，那我就决定离开南昌回西安去了。”虽经我多次劝阻，但他依然坚决去南昌。最后，我才提出请王炳南来商量商量再定，杨夫人也表同意。说到这里，住在对过房间里的张秘书，忽然推门进来了，杨将军对他说：“你没事，等会儿再来！”可是他双手交叉，稳坐不动，也没吭声，大有久坐不去之意。我看不能再谈，就告辞而出。
刚回到九龙酒店，王菊人就问如何?我将谈论经过及张秘书进来打断谈话的情形告诉他。他听后默不作声，沉思很久才说道：“既然如此，只好等晚上去时再说吧！”
当晚，王菊人和我前往半岛酒店时，又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分散地站在酒店附近，瞅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楼梯口也有一个人手拿折扇，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注视着行人。我们急步走向会客室，及至进门一看，里间坐满了客人，其中不少系杨将军资助回国的留欧学生，所谓张秘书亦杂坐其中，纷纷谈论如何分组、分队取道广州、桂林、武汉和重庆等地，争取早日参加抗战，以及竭诚拥护杨将军北上抗日等问题。有人主张，把直赴延安不在中途停留的人，另编成—组。总之，会客室里充满一片议论和欢笑声。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深感无法进言。不久，梁参议也来了，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以谦恭而很有礼貌的态度走到杨将军跟前，低声向杨说了几句话，就退坐一旁，倾听大家的谈话，有时也和人交谈几句。但是从他那种过分矜持的动作中，不难看出他的虚伪性。十一点钟过去了，客还没散。我们插空问杨将军，明天带些什么?我们可以帮着整理。他只说带一些简单用品和衣物，业已整理好了。我们又问是否决定带王副师长一同去?他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接着他又说：”这里客多，还要招呼，你们先回去休息，明晨早些来，十一点钟，咱们就到飞机场。”我们回去时，在酒店附近仍然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那里注视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
三十日上午，当我们亲送杨将军到达九龙机场时，前来欢送的人们热烈鼓掌，杨将军下车后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这时梁参议早已带人在机场恭候，并在四周放哨，作警戒状。
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正打算走出机场时，梁参议走来对杨夫人说：“机票已办妥，你们可乘下一趟飞机起飞，时间是十二月二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说罢，点了点头，转身就和他带来的几个人，乘上汽车走了。
十二月一日晚，去杨夫人处，帮助整理行装。谈到杨将军尚未来电时，杨夫人似乎忧心忡忡，手抚爱子，默默不语者半晌。
二日晨，去杨夫人处，见她们母子已整装待发。十时过后，同去机场，适王炳南陪同杨明轩先生亦来，今天以乘这趟飞机回西安。十—时半起飞，午后三时许，抵达长沙上空，降落加油后，继续飞行，到达武汉已是夜色苍茫时刻。机上人员说，当晚在此过夜，明早八时，再飞往西安。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刚一坐下，她就先问我道：“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我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她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证明王菊人和你在香港所见，同现在事实的发展是一致的。由此推测：杨先生抵达香港后，梁参议—来，就已经受到监视了。住在半岛酒店的那个张秘书也是一个大有可疑的人！”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