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王式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听到站在门外的人说：“有一件从西安拍来的急电送阅。”开门接过电报一看，是张学良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万不得已，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的诤谏，现已将其迎至西安暂住，希望宋即派代表前往西安，共商今后国家大计。我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发生的非常事件，自然不能不赶快报与宋。便把电报亲自送到宋的寓所，将其唤醒，把电报交给他看，他仔细地看完之后说：“明天上午再召集大家研究吧。”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宋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戈定远、杨兆庚等都来到了宋的寓所，大家正在传阅张学良来电的时候，邓哲熙也来参加了会议。宋哲元对大家说：“张汉卿这个举动是一个大问题，大家要好好地研究研究。”当时在座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蒋多行不义，落此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张汉卿应当把他明正国法，为民除害。”有的说：“擒虎容易放虎难，如果放虎归山，蒋遭此意外打击，岂能善罢甘休。张汉卿纵然不把蒋处死，也决不会轻易把他放了。”也有的说：“张汉卿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办法真够冒险，他的资格和威望都还不够，万一各方面都不支持他的做法，看他怎么收场?”接着是秦德纯发表意见，他说：“这几年，蒋的有些做法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他毕竟还能统率得起来，如果他要有个意外，那时候，必然是各霸一方，国家就要四分五裂了。而且这样—来，徒然给共产党造机会。我们冀察的局面，本来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国内的局势越混乱，外来的压力也必然是越来越大，我们也就更加难于应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对西安方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对各方面的反应也需要看一看，是否马上就派代表前往，更需要慎重考虑。”最后，宋哲元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一定有它的背景，看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主张这个问题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要冷静，不宜轻易表示态度。他不主张马上就派代表，可以先复一个电报，等着把各方面的情况大体上弄清楚以后再走第二步。接着他向秦德纯和我，把复电的问题作了指示，大意是：盼张学良以国事为重，请其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等语，会谈甫毕，刘哲、胡毓坤二人亦闻讯赶来见宋，主张立即派代表去西安看一看那边的究觉。宋把复张电报的内容告诉了他们，并说，俟张再来电报时，即派代表前去。
宋给张学良的电报刚刚发出，就接到了何应钦自南京拍来的急电，电报首先叙述了蒋介石被“劫持”的概况，接着是对共产党的诬蔑，并且辱骂张学良为叛逆，然后是盼望宋与各方共同努力营救蒋介石出险，最后是要宋维护地方治安，严防不逞之徒乘机破坏。宋同大家把何的电报又研究了一番，当天就答复了何。这个复电的原文是：“西安驻军叛变，委座(指蒋介石)被困，逖听之下，至为惊骇。当此国家多故之秋，乃遭此非常之变，真国家之大不幸。张学良被赤色包围，竟致铸成大错。除严加防范外，尚祈赐示详情为祷。”
这时，宋哲元最为关心的事并不在于蒋介石是否安全，而是冀察这个局面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象冀察这样一个情形特殊的局面，万一应付失当，就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借口和麻烦。因为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日本方面立即派人来访，面促宋哲元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明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被扣，完全是共产党的幕后策动所致，因此冀察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加强防共，以免冀察地区遭受意外。宋哲元为了应付日方，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所以在十二月十四日这天就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声明共分三点：第一是以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第二是继续执行防共政策；第三是不论蒋介石是否在京，对“中央”的命令仍照常执行。但是日本方面认为这个声明不够具体，特别不满意声明中的第三点，要求宋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于是，又在十六日由宋对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发布了一个紧急治安命令，其内容是：一、严禁集会、结社、游行；二、严防不良分子乘机造谣捣乱；三、保护外侨生命与财产；四、严禁散发传单，如无当局许可，各报馆不得发行号外。这个命令下达并在报纸发表之后，才算是把日本人应付过去。事后，宋对他的幕僚说：“日本人谈论西安问题的时候，竟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好象这个事件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一样。日方认为南京方面应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出兵讨伐张、杨，削平叛乱。并说日本政府将考虑对南京给予有力的支持。日本对中国向来不怀好意，看来又在那里施展阴谋诡计了。”
宋哲元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派戈定远前往南京，表面上是对南京当局表示拥护之诚，实际上是为探听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所采取的步骤，以便决定自已应付时局的方针。同时还派李炘前往济南，与韩复榘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与韩商定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致行动。韩复榘亦派代表闻承烈来北平与宋晤谈，代韩表达通力合作的意愿。在这里，需要补叙一段事实：宋哲元与韩复榘原在西北军共事多年，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教训中，深感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在这年秋天，宋以赴冀南视察为名，约韩在南宫会晤。我虽未参加他们的会谈，但亦略知会谈的内容，即双方不作任何形式上的联合，在平时是分疆而治，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一旦遇到时局有重大变化的时候，彼此立即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这次宋、韩的联合。可以说是早已有了成约的。
至于对西安方面的张学良，宋则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他对张的这次举动虽不以为然，但他与张一向有着较好的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对这次事变发展的前途一时还作不出确定的判断，不能不有所保留，以为日后回旋的余地。所以无论在他发表的声明中也好，还是在公开的谈话中也好，始终对张没有过露骨的攻击言论，但是他也不愿和张多所接触。我记得有一天（大约是十二月十四日或十五日），胡毓坤来见宋，他说：东北的朋友们对张副司令(指张学良)很关心，大家推他去西安看看张副司令，特来向宋请假（因胡是冀察政委会的委员）。并说，希望宋给张写封信由他带去。宋表示：胡代表东北朋友们去西安走一趟很好，也是应该的，他完全同意。并说明：他已复过张的电报，这次胡既亲身前往，不需要再带信件，托胡见到张的时候可当面代为致候。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宋对西安方面的慎重态度。至于宋是否与张有进一步的联系，当时没有听到过。后来徐惟烈也去西安有所活动，他说是宋派他去的。据我所知，宋对徐的印象很坏，说他是过激派，是一个危险人物，万不可用。宋在冀察时期，一直没有给徐一个适当的名义，他仅仅是张自忠的一名顾问。所以宋派徐去西安活动之说是否确实，因我对此不够了解，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
在事变刚刚发生的几天当中，由于宋哲元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极为各方所注意，每天总有很多新闻记者来采访消息，日本方面也派人访问过几次。他为了避免发表过多的言论，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考虑应付这个不易捉摸的局势，就称病谢客，大约有两三天的时间没有和外间作任何接触。迨南京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以后，宋又和大家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讨伐令①，认为这种作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他表示反对武力解决。秦德纯也说；“万一战事发生；势必牵动全局，冀察处在国防第一线，到那个时候，日本鬼子不知又要打我们的什么主意，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仗是不是真的就打起来?还是有意识地摆出这个阵势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以常理论，现在蒋还被软禁在西安，投鼠忌器，我看未必是真打(当时大家还看不到何应钦的阴谋)。如果各方面有力人物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或者可以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也未可知。”
如前所述，宋哲元与韩复榘之间，经过交换意见，已经有了采取一致行动的默契。但是在事变发展的进程中，宋、韩二人所表现的活动手法并不完全相同：从表面上看，宋是比较倾向于南京方面的；而韩则不然，他一开始就采取了两面讨好的手法，一方面派刘熙众乘飞机前往西安，表示对张学良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派靳文溪赴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议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同时还打电报给何应钦，表示对蒋的关切。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可能是看到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希望不大，或者另有其他的原因，忽然在二十一日这天，给张学良发了一个“马”电，称赞张的主张和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并且说，他的军队奉南京之命向西开动，希望在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这个电文是他的顾问何其巩代拟的。事后有人推断；何其巩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蒋介石那里既找不到出路，在冀察也没有插足的余地，韩虽聘他为高等顾问，但其志决不在此，忽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自然不能放过，所以才代韩策划，发出了这个电报，为自己创造重登政治舞台的条件。
这时，宋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中，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飞往西安的事实中，看到情况已有缓和的迹象，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恰在这时韩复榘来电报约他会面，他就应韩之约于二十二日下午偕同邓哲熙、秦德纯等人乘火车出发，在德州以北津浦路线的一个小车站上与韩会了面。原来是韩复榘刚刚发出马电之后，就受到蒋伯诚的埋怨和劝告，认为他太不应该发这个电报，韩也很后悔，便把责任推到何其巩的身上，正在设法弥补的时候。所以，他一经与宋晤面，立即拿出他预先拟好的电稿，商定联名发出，以表明他二人对时局的主张。经宋同意，即于二十三日发出，除呈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外，并通电全国各省、市军政当局，其主要内容是：首先揭明当前急务的三大原则，即：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的问题；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的问题；如何保护蒋介石安全的问题。主张对西安问题应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上妥善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则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后果不堪设想，谨申垂涕扣马之请，云云。这就是当时受到各方注意的“漾”电。
这个漾电发出之后的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后，有人当面恭维宋说：“委员长真是料事如神，我们这盘棋一步也没有走错。”宋也颇有得意之色，但又谦虚地说：”这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幸能保持冀察的安靖。”过了些时，宋派秦德纯代表他去南京见蒋表示慰问，同时也听一听各方面，特别是西安方面的情况。秦回到北平向宋复命，首先谈了蒋在陕西从被扣软禁到被送回京的经过，然后又谈了他见蒋的情形。他说：“蒋接见我的时候，正靠在一张躺椅上：见我进入室内，好象是要坐起来打招呼，勉强欠了一下身子便又躺下了，而且面部表现了痛楚的样子，可能是被扣时受的伤还没有好。但很快又对我作出高兴的样子说：‘明轩兄(宋哲元宇)的几个电报我都知道了，很好，很好，很好！’接着又说了几句让我替他向宋致意的话。我见他有些疲倦的样子，就辞出来了。”秦讲完这段话之后说： “我们这次的作法总算是作对了。”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一向接近南京，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宋的言论和行动，主要是由秦为他策划，而事变发展的结果，也正是他所希望的那样，因之不免出此得意忘形之语。
宋哲元在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支持了南京，也支持了蒋介石，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有利的因子。本来宋在冀察并不完全听命南京，在一定程度上说，冀察政权已经成了一个自主的局面，这对蒋介石的独裁是有矛盾的，因而蒋对宋是不满的。可是自从事变之后，蒋、宋之间的关系却有了一些改变。我记得蒋介石给宋的一封信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示：所有冀察军政事宜，统由宋全权处理，一切自有中央负责。这既是表示了对宋的倚畀，又表示了对宋的信任。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由于二十九军内部的矛盾，宋哲元被迫很快地离开北平，外间不明真相，对宋颇有指责，而蒋介石却在一次集会上将宋说了不少的话，他说；“这次事变的爆发以及宋主任(宋兼任冀察绥靖主任)的离开北平，不是宋主任一个人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又说，“一年多来宋主任在冀察应付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们为了抗战，就必须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来准备，要取得这个时间，就必须设法延缓日本对我国的军事进攻，宋主任对日本人的应付，是起了这个作用的。”当然，这不仅是替宋说话，更重要的是为他自己的不抵抗主义作辩解。
蒋介石对宋表示笼络，还表现在下面的几件事情上：当宋哲元被任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即向南京提出扩编军队的要求，立即得到批准，给了三个军的番号(实际上并没有拨给宋军队，只是在原有二十九军四个师的基础上自行设法募补)。
宋自北平退出后，本应立即去南京述职并请示今后的任务，但他顾虑很多，未即前往。一直到了八月下旬，才偕同秦德纯、邓哲熙、过之翰和我到了南京，并且由秦德纯陪同他和蒋介石见了面。他对蒋表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深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指蒋)。蒋对他说了一些安慰和笼络的话。这时张自忠已由北平逃到济南，蒋命韩复榘将其扣留解京。宋知向题严重，乃向蒋为张求情，蒋答应了免予处分，但坚嘱不许张再回队伍，并且当面写了一个条子，派张为军政部部附。宋以这次见蒋还算顺利，就乘机把他在冀察期间留用的国家收入也作了报销。
原来，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起，到七七事变发生这—年半的时间内，宋借口冀察情况特殊，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地区的国家收入全部截留下来。南京方面对这个问题是极为不满的，因而这项巨额收入的报销问题，一直是个悬案。不料想在这次见蒋的时候却得到了“准予核销”的结果。由于这次宋入京见蒋的结果颇为顺利，所以就有人说这和西安事变时期宋的态度很有关系。
*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编者
① 宋到冀察后，对于原来东北军系统在冀察平津任职的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因此张对宋的印象很好，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作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