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
沈醉
一九四○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时，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儿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是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讲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绝口不敢谈西安事变时的情况。有次偶然提到他和一个什么李虎城守西安的旧事，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
多年的囚禁，使杨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当时参加屠杀杨将军的凶手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