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片段回忆
黄绍竑
一九三六年冬，蒋介石由西安来电，调我去当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杨永泰已被刺身死。我把浙江的事务交代之后，在上海等候飞机到西安去向蒋介石请示，然后再去湖北到任。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在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家里打牌吃酒，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陈行忽然接到消息说西安兵变，蒋委员长下落不明，一场豪赌豪饮草草散场。当晚，何应钦来电活要我立刻到南京去。我于十二月十三日即乘车去南京，上午南京中央党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所有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都出席了。会场空气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和混乱。首先由何应钦报告西安事变的简单消息。他说：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提出八项要求，主张国内和平，一致抗日。这完全是共产党“朱毛”的主张。我们知道张、杨事前就与共产党有往来，不肯努力“剿共”。蒋委员长亲自飞到西安对张、杨晓以“大义”，并督促“进剿”以完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料张、杨竟为共产党所利用，发动武装叛变，把委员长及在西安中央人员扣留。何应钦报告之后，顿时响起一片愤怒和涕泣的声音。讨论的时候，首由黄埔军人和其他军人发言，主张立刻明令讨伐，他们认为张、杨既与共产党勾结，扣留蒋委员长，即是背叛党国，绝无调停之余地，如果不明令讨伐，他们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患不堪设想。如果明令讨伐，可以团结内部，即张、杨部下亦可能发生变化。在这种气氛之下，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人表示赞成，以表示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说：纲常乃立国之根本，张、杨以下叛上，根本破坏了立国之纲常，非讨伐不可。同蒋介石有裙带关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另一些元老派，虽然顾虑讨伐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但在那种气氛之下，也不好公然反对讨伐。当时会场上没有人考虑讨伐会引起全国的长期混战，更加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局势。所以那天会上实际存在着和平营救与武力营救的两种意见，但武力讨伐派一时占绝大的多数，和平营救派的内心是有顾虑的，也是另有打算的，也没有讲话余地。会议即席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进行讨伐。①
何应钦主张讨伐，同意担任“讨逆军总司令”是别有用心的。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何应钦也清楚这点。加之何应钦是国民党将领中有名的亲日派，此时就极力主张讨伐，想借张、杨的刀来杀蒋介石，蒋介石被杀或长久被扣留，他就可做起黄埔系军人和其他军阀的唯一领袖，国内军政大权势必落在他的手里，达到以往要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的愿望。他又认为他是日本士官学生，与日本军人有同学的关系，曾与日本订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是有好感的。他做着出卖民族的亲日媚日的迷梦，认为他一旦得权，就可以同日本妥协，并得到国内汉奸和不抵抗者的拥护。
何应钦自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后，当天下午，首先要我当他的参谋长。他对我说：“季宽先生，我看在这种局势之下，地方行政工作没有什么搞头。你可不可以暂时不到湖北去就任，留在南京帮帮我的忙，担任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又说：“即使你到任也干不长久，干不好的。因为委员长被扣留，地方主义必将更加抬头，何雪竹(何成浚号)一定要对你捣乱。但也不要辞职，仍然兼着，等西安事变告一段落之后再说吧！”我很明白他的用意，因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我当过北平行营的参谋长，他代理行营委员长，表面上大家还相处得来。我对华北各方面的情形相当熟悉，对桂系更有密切的关系，他想利用我拉拢各方以完成他代替蒋介石统治全国的愿望。
我也清楚地知道，蒋介石调我到湖北是用来抵制湖北地方军阀何成浚。如果讨伐张、杨的战争开始，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以何成浚是武汉的地头蛇，我没有军队，去湖北当光头省政府主席，无异于自讨苦吃。我一向同蒋介石玩两面手法，一九三三年我曾与李济深、陈铭枢另搞新政党，密谋过反蒋。同年福建事变，我规避了蒋介石的电召到建瓯前线去。一九三五年我又不肯同桂系破脸担任讨伐广西的总司令，陈诚等人对我颇有闲言，认为我对“领袖的忠诚”值得怀疑，我的两面手法终有被蒋识破的危险。因此，我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内心是高兴的。我所以赞成讨伐，主要是想掩盖那些对我有怀疑的人的耳目，我做了“讨伐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也可以为我个人和桂系以后的活动留下后路，这些都比去当光头省主席好得多。
虽然十三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已决定讨伐了，但孔祥熙等裙带关系及另一些对这次决定有顾虑的人(他们所顾虑的主要是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问题)，尤其是宋美龄极力反对。宋美龄那时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代理院长名义，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我也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命令顾祝同率部向潼关以西进迫，并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轰炸西安。孔祥熙说：阎百川(锡山)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于是决定派我和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到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主要是请他调停，因为我以前同阎曾打过几次交道。派刘、王同去是想利用阎锡山的电台向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此外，宋美龄已派外籍顾问端纳飞洛阳，在那里直接与张学良通消息，并即飞西安打探情况，宋美龄与张学良也直接有电信往来。
说到这里，要补述一下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失败，阎锡山仅保存山西老巢。他们对蒋妥协服从是不得已的，总是希望有机会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一九三○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一九二九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入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至于伏处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认为西安事变正是他们可乘之机，待机欲动。四川、云南的地方军阀过去都因受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表示服从的，他们的态度大致都想待机而动。他们中当时没有哪一个是真正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
我在未动身去太原之前，曾有电报给李、白，劝他们要顾全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因为我同其他国民党里的人看法一样，认为张、杨敢于扣留蒋介石，一定得到共产党支持，以后将成为国共大规模的内战，与我们历来反共的主张是不符合的，所以不好轻易表示意见和行动，当然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战。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孔祥熙、何应钦亲自送我们上飞机。原打算当日到达太原，不料飞机到安徽合肥上空，飞机漏油，航速大减，飞到郑州、开封之间，天就黑了，不得不转回开封降落，在商震那里吃了一顿晚饭后，改乘专车前往太原，十五日黄昏到达。见阎后，他表面装着事前一概不知。他说：他正在向西安方面打听消息，以明白张、杨的态度，要我们在太原等待一下。并向刘哲、王树翰说，可以用他的电台密码直接同张学良通电。于是我们就在太原住下，无事可做。十二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对我们说：宋子文已于二十日飞西安，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又说事前是由外籍顾问端纳奔走于洛阳、西安之间。二十三日，阎又对我们说：蒋夫人已飞西安。二十五日晚上，阎锡山出示一份电报说：蒋委员长已由张学良陪同飞到洛阳。这不但出乎我们意料，也是国民党内很多人所意料不到的，当然也出乎阎锡山意料。阎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一趟，可惜我没有帮上你们的忙。”他表面上似乎很高兴，而实际却不然。我揣测他的内心，正准备做的一桩买卖竟被宋子文直接做了，这对他是很懊丧的。
我回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据说在临潼官邸后山挫伤了腰。他对我说：“你们到太原走了一趟，百川好么？你辛苦了，好好！”他对西安事变的原因、过程一字不提。我也不好问什么，只请示我是否仍到湖北去就职，或是留在南京。他说：“湖北地方重要，你快去就职吧！”他又说此次事变是由于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指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是最难感化的。此话充分表示出对张学良的痛恨，我当时就感到张学良的命运不妙。
南京那些原先对西安事变抱着各种主张和打算的人，这时则皆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主张讨伐的人则以为由于决定讨伐，尤其十五日派飞机轰炸前方，张、杨见势力不敌，才把蒋介石放回来；主张和平营救的人则认为是他们和平营救之功，尤其宋美龄、宋子文则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由于他们与张学良的私人交情，所以是他们的功劳。宋美龄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西安事变回忆录》，无非是自己表功。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宋子文是很不满意的，原因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想用财政来限制蒋介石扩军，限定每月军费为三千六百万元。那时，正是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大举“围剿”的时候。杨永泰曾对我说过，在庐山，他们两郎舅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说：“子文每月军费限于三千六百万元，是想把我的军人饿死，是不愿我‘剿’胜利。”宋子文则说：“如果军费超过三千六百万，国库就负担不起。我的财政部长干不了了。”同时，宋子文为要增加税收，又将财政部直属的税警团大肆扩充，用孙立人等留美学生为骨干，引起人们怀疑宋子文想搞军队。因此，蒋介石对宋子文更为不满，就把财政部长换给孔祥熙担任。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期里，宋子文正处在郁郁不乐之中。事变后，他换回了蒋介石的信任，使彼此矛盾得以消除，尔后在仕途中走上了鸿运。何应钦则空做了一场“讨伐军总司令”的幻梦，因此，更为蒋介石和那些主张和平营救的人所不满。南京政府内部从此起了一些变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之能回到南京，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政策的伟大胜利。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此却闭口不谈，反而写了一个《西安半月记》来欺骗人民及其部下。在他写的《西安半月记》中，大谈其革命人格，还编造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说：张、杨在事变中“能受予此次精神之感召”等语。蒋介石还感谢上帝说：“感谢耶和华能以女子护卫男子”，实际上是表扬宋美龄。
① 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的任命和国民政府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政会的会议决议。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