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时冯钦哉部叛变的经过
王明钦
1936年夏，我团驻防延长。于12月13日接到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电令：“西安事变，仰该团长率部即日开回大荔，所有防地交由地方团队接守。”我接到电令后，一面保密，一面和团附宋萃文研究怎么办。经过研究，决定了撤退的计划：扬言军队要前进。一面在街衢张贴欢迎前进队伍的标语，一面准备整装出发。但运输工具缺乏。适逢15日就是延长的大集市日期，我们利用集市机会，假买柴草为名，将驮草的驴子五六十头，一概扣留在团部，以备运输行李军物之用。15日晚，俟城门封锁后，即将电令向全部官兵、城内各机关和群众宣布。并说：我军奉令调回大荔，定今晚出发。各机关和群众一听军队要开走，城内武力空虚，秩序难保，惊慌异常，要求跟军队一同走。还有省中派来办事的人员也要跟上走。当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最后只得同意，让他们先行出城。我已预先派出第一营到城外东山上布置，掩护渡河。到12点钟以后，所有机关、学校、群众已经完全渡过了延河。当时有县政府的科长吓得由驴上跌下来，死在城门口。
我向大家宣布电令后，把杜县长和民团团长朱子明招来商量交代防务的事宜。他们表示，坚决要跟上军队走。当时我们只知道西安事变，但不知什么事变，无理由说服他们留在延长，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一同撤走，只得答应一同走。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宜川，才略知西安事变内容是张、杨合作，扣蒋抗日。21日，军队行至合阳境地，途中奉命，着军队进驻澄县，着我本人即乘师部派来的专车到大荔。我到大荔，即住在潘禹九营部(工兵营)。我在营部遇见景子勤，据景说：“西安事变后，杨先生(指杨虎城)忙得很，日日不回家，夜间穿着大衣睡在办公室的躺椅上。”又说：“张、杨这次举动，是为了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是中国兴亡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中国人民前途关系很大。”
“你和谁来的?做什么来了?”我问。
“我和张依中一块由西安来的，过了蒲城，就分了路，张依中往朝邑去了。我来看看你们。他又说：“行长眉(行海亭的绰号)把张依中扣在朝邑了。”他接着说：“我到大荔，即住在潘禹九营部，忽然，冯先生(指冯钦哉)派人来招我，我吃了一大惊，恐有意外，先把身上带的手枪塞到被窝里，同派来的人去司令部，到司令部门口，又吃了一大惊，因为司令部门口站着一排武装士兵，好像是要准备枪毙人的样子，我怀疑是要枪毙我了，把我吓了一头的汗。我见了冯师长只是打哆嗦!冯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来看看大家。’冯说：‘是不是杨先生派你来分化我的队伍来了?’说着就叫人将我押送在工兵营。我走到司令部门口，听见士兵们在说，派一排人是往朝邑去接张依中的，这时我才放了心。”
景子勤原来是四十二师第六团团长，先一年因在南山里与红军作战，纪律太坏，蹂躏人民，被杨撤职带回西安。我当时认为冯之所以不杀景，是念旧部之情，因而把他押在工兵营。景在工兵营只有一个星期就释放了。
景子勤将话说毕，到别室休息以后，我和潘禹九开始谈话。潘说：“西安事变后，杨先生给冯先生打电话，叫迅速派兵一团，开往潼关布防。冯因大荔附近没有自己的队伍，只有一个补充团驻防朝邑(距潼关六十五里)，当时冯很着急，即给补充团团长李子清下命令，着即日率全团向潼关前进布防。不料李不执行命令，反而亲来大荔面冯，对冯说：‘你原先叫我当团长时，我就给你说我不能打仗，你叫我只负管理团务责任，不叫我打仗，现在一到潼关，就要打仗，我能打了仗吗?’又说：‘咱们如何能抗拒过中央。杨先生背叛中央，这是小而反上，大逆不道，是很不对的，我们岂可盲从。’冯一看李坚决不去，因为是老同学，又不便食言，因此不能勉强，只得作罢，另想办法。”这是12日下午的事。
于是冯只得给驻防蒲城的王勤轩团长打电话，着王团速开赴潼关布防。王勤轩平常就怕打仗，行动缓慢，第二天下午队伍才到大荔。王和李子清见了面，不知李给王说了些什么话，王态度消极，迟迟不前。第二天(14日)早晨才开走。冯此时很着急，催王速进。王部14日下午才到三河口的北岸。此时中央军董钊部已占领了三河口。王一看三河口为董军所占，不敢渡河，当时将此情况向冯报告后，驻在黄河北岸未动。
此时，冯因潼关已失，董军占领了三河口，很生气，很难受，虽然有点泄气，但思想上仍倾向西安，积极集中兵力，准备作战。以后，董芝轩(山西人，陕西省政府咨议)、国民党陕西省委员会委员郭紫峻(山西人)、荆献生(河北人)、刘清原(安徽人)，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刘符若(山西人)等由西安、南京先后来到大荔，情况有些转变。因为郭、荆、刘等是国民党的要人，董是冯的同学，刘符若是冯的老友，都和冯有着深厚的友谊，众口一词，易于入耳。因此，冯在这一伙山西人(包括李子清、景行之等)和郭等包围怂恿之下，思想动摇，态度暧昧，但表面上仍很坚定。因此何应钦来电威胁，要冯表示态度，否则，即派空军轰炸大荔。冯接电大怒，要电骂何应钦，在刘等当面说：“任他轰炸，要轰炸，就轰炸，那还有什么说的。”但电报并未发出。不久，武勉之也由南京回到大荔，武也倾向中央，此次归来，是受中央的委托来说服冯的。武由南京过潼关，行至朝邑、大荔之间，与张依中车驾相逢，看见张坐了个轿车向朝邑方向前进，张看见了武，躲在车内，虽未答言，但武看得很清。武到大荔，即以此事告冯，当晚即将张由朝邑解到大荔。当时冯怒不可遏，愤不欲生，倒卧床上，辗转打滚，放声大哭，说杨手段毒辣，对不起朋友。再加上这一伙山西人同恶相济，煽风点火，坚决促冯反杨，以达到他们过去欲脱离杨部、独树一帜的阴谋。由此冯心大变，倾向中央，决定反杨。已将一、三两团调到羌白布防；又令王明钦团在澄县布防，都是准备对付西安。冯将叶荣编成游击队，归中央部队指挥，和西安方面在官道镇、来华镇的前哨部队，已经有接触。
22日，冯召开军事会议，团长以上军官一律参加。冯先发言：“我和老杨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我现在已给老杨写信，从此断绝关系。因为老杨派我的对头张依中收拾我来了，要分化我的部队。老杨这种作风，使我非常伤心。我前天给他打电报说，咱要合作，你必须先要将委员长放了，老杨没有答应。冯接着又说：“这样大的事情，事前没有和我商量，这就把我没当人。看来从今以后，要与老杨割断关系，我们直接归中央，也是一样的。看大家还有啥意见，都说一说。”停了半晌，没有人说话。柳彦彪旅长说：“师长看咋办，就咋办，我们还有啥意见?”冯离开会场，大家说了说闲话就散了。开会后，我在大荔住了六七天，我看见刘符若、董芝轩、郭紫峻等，都在司令部常常陪着老冯说话。国民党中央这时和大荔信使不断，由潼关送来的大量水果——橘柑等成堆地堆在司令部办公室。郭仰汾、王焕章、武勉之，不断往来于大荔、潼关之间。当时南京来的代表人物很多，但我都不认识，听说还有胡逸民。
有一天听说：潼关给了郭仰汾、王焕章、武勉之现款各10万元，给了冯钦哉30万元。西安事变后，冯把这30万元运到西安公馆去了，以后没见使用出来。
据我知道，冯早有叛杨之心。远在1933年冯率部出关北上抗日时，即有叛杨归向国民党中央的阴谋，以刘符若为首的一派山西人专搞这个活动。冯常说：“我将来要把这个部队交给山西人。”冯总想将四十二师弄成山西人的四十二师。例如，柳彦彪旅长，谁都看他不称职。杨屡次提出，要以王明钦团长代替柳的职位，因为王是陕西人。但冯却提出山西人景行之。冯说：“景比王有学问、有知识。”但一方面杨不同意；另一方面第二旅全部官兵反对。因此使柳钻了空子，以无能之人，竟然恋栈很久，结果还当了师长。
这年夏，冯部开到北平以东顺义县一带布防，准备迎击日寇。《何梅协定》后，全部由顺义县境阵地撤出，开往京西察哈尔所属的怀来县，准备进攻宣化所驻的冯玉祥、吉鸿昌等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以后经宋哲元、韩复榘从中调解，抗日义勇军与国民党中央讲和，冯下野，由宋、韩陪送冯到泰安去了。所有与义勇军对峙的队伍都开回原防。冯钦哉这时住在北平，与刘符若等在北平大肆活动，冯军不愿归陕，阴谋脱离杨部，想达到山西人独树一帜的目的。为了脱离杨部直接归国民党中央这件事，刘符若等费了很大力气。结果，国民党中央对杨有所顾虑；杨也在南京活动，要冯部回陕。最后国民党中央没有办法，将冯部开到洛阳训练。开拔时，我团是第一列车，先到了洛阳，洛阳驻军张伯英的参谋长党自新对我说：“此间房地腾不开，你们杨主任来电报，着你部开到陕州驻防。”同时我也接到杨的电话，令我部即时开往陕州驻防，着后来的部队驻扎洛阳。我一面报告冯师长，一面率部开赴陕州。后到的部队都驻在洛阳。后因红四军徐向前北上，有入陕企图，四十二师奉命调回潼关。这次叛杨之谋，宣告失败。
我在大荔住了不久，看见南京的报纸上载：“杨虎城派军法处长张依中到大荔，分化冯钦哉的军队，被冯捕获枪毙。”我看见这条消息后，才知道张依中已经死了。后来传言说张依中是被活埋了；也有人说，为了灭迹，将张扔在黄河里去了。
冯、张交恶的原因，据我所知，是由争夺官产而引起的。在1932年，冯、张因争夺长安学街魁星楼地基一事，发生诉讼。结果，冯方败诉。张曾对人说：“冯是我儿子的手下败将(张买地基、打官司，都是用儿子绳武的名义)，他不配和我打官司。”冯闻之愤恚。从此冯、张结下仇恨。
1934年秋，有个董芝轩，山西人，和冯钦哉是老同学，冯推荐到陕西省政府充咨议。董与房东发生纠纷，房东与张依中有旧谊，将董控告在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张依中的案下，张为房东撑腰，将董拘押于军法处。冯将张召到寓所。冯当时认为此案是陕西省行政系统的事，军队的法律机关不应过问民事、干涉政治，满拟一言解决，将董释放。不料张以宿怨，不讲情面，只打官腔，说：“公事公办，自己不敢违法失职。”又说：“这事是我个人的权限，别人不能干预。”冯以张强词夺理，不肯买账，态度生硬，开口便骂。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冯将张打了一个耳光，扣不准走。后经总部参谋长韩光琦前来调解，将张带回。这就更加深了双方的仇恨。
张二次来朝邑，名义上是奉杨的命令，而实际上是和冯有仇，自己请缨而来的。张和行也有挟嫌，行曾给我说过：“我在关外时，我母亲在家病逝，我要求请假回籍奔丧，冯师长令我见杨军长。杨当时给我说：“战事在即，不便准假，我军战胜回陕，我拿钱给你母亲过周年。”后来杨当了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1936年10月间给了我3000元，令我为母亲过周年。我得此款，即派军需车子鹏在西安为母亲刻碑、采购物品，又买了五六包(每包五六十两)大烟土，用卡车一辆押运合阳原籍，准备过事。不料出西安城时，被总部军法处派在中山门的稽查人员将大烟土查出，报告军法处。处长张依中令将押车军需、汽车和汽车上所载的石碑、物品等物一并扣留在军法处。我得讯，即电请四十二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许海仙向张说情，张将押车军需释放，汽车、石碑等物一概返还。惟以大烟土违犯禁令(当时规定：购运大烟土，必须纳税。杨主任为保护税收，下令不准军队保运大烟土)，不予返还，听候处理。许海仙将此事报告给冯钦哉(冯当时在西安)，冯认为依中这样做不是对我刁难，而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借事欺他，恨之入骨。于是冯扬言要去和张对质，与张誓不两立。张闻之，乃托医治口疾(张久患歪嘴风症)，东游沪杭，以避其锋。张离西安后，军法处主任刘笃生将我的大烟土如数返还。张去月余，西安事变发生，张闻讯绕道北平(当时陇海路豫西段为国民党中央军占据)，过晋回陕，由大庆关过黄河，抵我防地，当晚即宿在我的团部。我捐弃前嫌，待之以礼。晚间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对杨先生怎样看法?”我说：“我是给杨先生当马弁起家的，带的是杨先生的兵，无论时局怎样变化，我总认的是杨先生，其他谁的门我都不认，必要时，我将兵交给杨先生，我回家务农。”他对我的话，称赞不已。第二天早晨，他就起身回省了。
他第二次由西安来到朝邑，我不便见面，他找我的勤务兵给我送来杨先生致我和王勤轩等人的信件。我拆开一看，大意说：“国家民族已到危急存亡之际，日寇威逼，情势严重，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以挽此危局，发动西安事变，目的就在于此。剧变当前，务希坚持正义，站稳脚根，从大处着想，以免误入歧途，影响革命事业。并致以关切慰问之意，余由依中面谈。”我阅信之后，正要给冯打电话，报告此事，而冯在电话里先来问我：“张依中到朝邑没有?”我说：“刚才来到。”冯说：“将张依中扣押，我即派汽车前来提解。”当晚我将张和与张一同来的于原逾、张的勤务兵一人，连张所带来信件，一并交解大荔。
解放前，我在临潼家中务农。一日进省，在南院门街头和总部军法处前主任刘笃生相遇，刘邀我到车家巷他的家中，和我亲切交谈。谈到张依中“双十二”时在大荔这件事，刘对我说：“张由朝邑过蒲城、富平回到西安。在张离开富平时，冯钦哉派兵由大荔追到蒲城，听说张去富平，追兵即用电话向富平保安团长周功辅询问张的行踪。周问追者啥事，追者说：‘因路途不平静，冯师长派我们来保护张处长的安全。’周说：‘人正赴省。’张回西安后，到新城见了杨主任，不知道彼此说了些什么，张慌慌张张地回到军法处，精神很紧张。第二天即带军法处的执法队武装士兵十余人，与新任的大荔县长于原逾乘坐一辆卡车，过蒲城赴朝邑。到蒲城后，得知冯曾派兵追他，于是提高警惕，密其行动，将武装士兵和卡车留在蒲城，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随从兵和于同坐一辆轿车，前往朝邑去见行海亭。行托故未见，张将杨主任致行和王勤轩等人的信件交给行的护兵转行。少顷，即将张和随从兵与于分别拘留。当晚，冯钦哉派兵将张等解回大荔司令部。”我问：“张在蒲城、朝邑这段事，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由大荔逃回的于原逾说的。”张被解到大荔司令部门口，正是董芝轩一干人在司令部煽风点火之时，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宾，冤家狭路相逢，也是促使张致命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由报纸上已经知道：张依中被枪毙了。因为没有尸首，我相信传言：不是活埋，便是扔到黄河里，二者必有其一。因我和张是同乡(临潼县)，想把张的尸首找见，送回家乡，以尽同乡之谊。有一天，我遇见特务营长陈鸿庆，我问张死的经过。陈对我说：“21日晚间用汽车把张由朝邑解到大荔，没有停多长的时间，也没有见冯的面，也没有审问、拷打，当时即用汽车载到大荔城内东北角，准备活埋。当将张弄下车，张知不妙，伤心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我个人，我是为了革命来的。’再没有说话。即将张掀倒在预先挖好的坑内活埋了。”
我又问陈，将张埋在东北角什么地方?陈说：“师长不准给人说。”我说：“你不给旁人说，你不能不给大哥说。”陈问：“你找尸首干啥?”我说：“人常说死不记仇，人已经死了，尸体应该搬回去，搬尸也是个要紧的事。此事我也怕人知道，现在应该先把埋张的地点记下来，免得以后不好找。”陈表示同意。于是我俩一道到朝邑王家庄(距大荔12里)找到我的老同事薛福云(农民)，让薛和陈的护兵一同到大荔，在埋张的地方埋了一块大砖，作为记号。于是我将搬灵的事情，托付给薛福云了。
到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起，我军奉令出关抗日，在朝邑一带集中队伍。在出发前，我给临潼县宋希贤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张的尸体所在。并说：如果搬尸，可派人到朝邑王家庄找薛福云，他可以帮助办理，我已对薛安顿好了。以后由薛用农村的大车将张的灵柩送到新丰，换了棺木，运回家乡。据薛说，他回家时，张家中还给了他300元的路费，并表示谢意。
冯投向国民党中央后，编制时，据冯说，陈诚当面对他说：“你不要想中央给你拨队伍，按你自己的原摊子编两个师，你也好指挥。枪支武器，中央可以给补充。再给你一六九师的番号，和原来的四十二师编成二十七路军。”编制后，冯钦哉任总指挥，柳彦彪任四十二师师长，武勉之任一六九师师长，郭仰汾任四十二师副师长兼该师第一旅旅长，王明钦任第二旅旅长。一六九师第一旅旅长是行海亭，第二旅旅长是王勤轩。四十二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是景行之，第二团团长是楚则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是伊九斋，第四团团长是薛如兰。一六九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是张力亭，第二团团长是潘禹九；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是黄文华，第四团团长是赵子章。总指挥部参谋长王焕章，参谋处处长是王宝树，军需处处长是吕作周，军医处处长是梁子秀，军法处处长是郭鲁瞻，副官长是王德纯，秘书长是陈东初，军械处处长是李希珍，南京办事处处长是薛秀东，西安办事处处长是许海仙。
直属部队：特务营营长是陈鸿庆，工兵营营长是丁芝轩，炮兵营营长是姚益侠，手枪队队长是刘道平，辎重营营长是萧殿邦。队伍编制后，仍驻原防。第二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中日战起，全军出关，开到河北省，参加了抗日战争。
1937年6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西安绥靖公署、十七路军总部奉命结束，杨将全部队伍交给孙蔚如改编统率，杨赴上海，准备出国事宜。杨部旧属纷纷赴沪为其饯行，冯钦哉也到上海送行。冯由上海返回大荔给我说，他在上海和杨见面，他将“双十二”时大荔的情况解说一番，并着重说明他和张依中的关系。杨说：“此事再不要提了，反正我当时肇了人的祸了。”
(李百朋记，1964年7月)
*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团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