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回忆片断
杨觉天
1936年，我在南京陆军大学学习。12月13日晨，看到南京《中央日报》用头号大字刊登了“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叛国……”的消息，顿时使我喜疑交集。一方面，我认为经过这一事变，或者可以改变蒋介石独裁误国的局面，使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击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我对西安方面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能否战胜蒋介石，感到担心。为了弄清事变真相，当天我即往邓府营25号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打听消息。到办事处门前，看到楼房外面有许多宪兵，当时办事处一位勤杂兵急忙向我摆头示意，要我离开。我急于了解情况，就问他：“李代表(志刚)、晁主任(晓愚)可在?”他说都不在，并催我快走。正在这时，几个宪兵跑来盘问我，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情等等。宪兵见我身着军服，佩戴陆大证章，就抄下我的证章号码，才准我离开。我又走了几个地方，都没有结果。14日在学校也未见十七路军在陆大学习的刘志弘、陈子坚二同学。我即往刘志弘家，始知刘已被捕。再找晁晓愚，不料他家被宪兵驻守。李志刚已回西安。
连日来，各处打听消息全无结果，我心里十分着急，也无心上课。一天晚上，“革命同志会”召集陆大学员中的会员开会，并指派我为参谋，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的指示，求大家出谋献策，使蒋介石能够回到南京。并要求在蒋介石未回南京前，要竭诚拥护参谋总长何应钦。又一次晚间，在中华路一礼堂开会，主持人是邓悌。会上无非是研讨营救蒋介石的策略，如何离间张、杨两将军的关系，分化瓦解西安方面的力量，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等等。
当时对在陆大与张、杨部队有关系的学员，都给官给钱，派回西北，进行分化瓦解张、杨部队的工作。12月25日以前，我曾接到潼关行营主任顾祝同的电报，催我“速去潼关”。同时行营驻南京办事处也找我去研究如何完成“营救”的使命等问题。当时我说：“顾老师叫我去干啥?若要我去打杨虎城，我去打；若要我去陕西活动他的部队，我不做那样没有道德的事情，绝不去!”商谈无结果，只好作罢。
我拒绝了顾祝同的派遣后，仍留陆大学习。当时听说总队(桂永清部)已开往陕西打杨虎城，在洛阳的空军部队有36架飞机已飞西安参战云云。12月18日，报上发表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信由西安飞回南京的消息①。又听说端纳和宋子文由南京飞往西安商谈的消息，总之，传闻很多，混乱已极。
12月23日，我突然接到“有要公，请你准备行装，务于25日下午5时前，在下关x旅社集合上船赴汉……”的通知。这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也不知道通知是哪个单位发的，去汉口干什么。25日，我和刘玉衡、陈以平前往下关，沿途看到贴着打倒张、杨二将军的标语。但到下关后，又看到警察局有人把打倒张、杨二将军的标语揭掉，并张灯结彩，燃放炮竹。此时又看到“蒋委员长已于25日下午4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机到达洛阳”的号外。我们同行二十余人，在26日上午抵达江西九江码头后，知蒋介石已回南京，汉口方面也发来电报，我们即乘船折回。
1937年2月10日，我借料理母丧乘车返西安。到西安后即往绥靖公署见杨虎城主任。我先谈了对事变的看法，并陈说了自己的意见。杨将军说：“我与张副司令以往没啥关系，后因在抗日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我们才联合起来的……”接着他问我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我答：“现在张副司令身囚南京，在西北的部队都由主任指挥，我感到必须搞好团结，西安能驻就驻，不能驻就向西撤。”说到这里，杨将军默然不语。甚久才说：“你说的我同意，请你再和蔚如谈谈。”我听了杨将军的话颇为诧异，心想孙蔚如是杨的旧部，他们共事多年，为何不直接谈，而要我从中转达。只好找其他朋友从旁打听，我就去找警二旅旅长孔从周②，经交谈后，我感到孔对当时事态的发展非常乐观。2月12日、13日孔从周几次陪我去红埠街12号见孙蔚如。每次见孙时，会客室中总是宾朋满座，络绎不绝，所谈的多是社会琐闻和生活小事，使我无法谈及杨将军所嘱咐的问题。
2月17日，我再次见到杨将军，杨将军不同意我返回南京，而约我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我深深感激杨将军对我的信任，但考虑到十七路军内部情况复杂，自己能力和经验不足，故对杨说：“我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但愿给本部介绍陆大教官张秉钧先生，他才品兼优，是我国军事教官中的佼佼者。待我陆大结业后，听从主任差遣。”杨表示同意。我给张秉钧去电，他复电同意考虑。
在我将回南京的前夕(2月18日)，在西安中山大街曾遇见顾祝同的亲信韩涵，以后突然接到行营侍参室紧急通知，要我去行营一趟。去后经侍参室李文密参谋引见顾祝同，顾说：“你来了，好，这里有好多事要你办!”我答：“我返陕是料理母丧，期限将满，我需回校销假。”顾说：“唉!不要回去了，我给你们杨(杰)教育长去电报说明情况。”说完后，又给我写了一张领取一万元的条子，说：“你拿去应酬，该花的地方就花，你以后每天下午5点到行营来找我。”我说：“我现在还有钱，用时再来领取吧。”
次日上午，我把遇韩涵及见顾祝同的情况一一汇报给杨将军，他高兴地说：“你不走了，很好，外边要听到什么情况，告诉我吧。”
2月21日，杨将军对我说：“行营提出许权中(杨部的旅长)、阎揆要(杨部的团长)等是共产党，你想这怎么办?”我就答应向顾祝同谈谈，或者可以缓冲一步。
2月22日下午，我见了顾祝同，谈了许、阎等情况。顾说：“好吧，你把他们约来见我。”
2月25日下午，我分别约了许权中、阎揆要、韩子芳等人一同到行营见顾祝同，经我介绍后，顾很高兴，他对许、阎、韩等说：“我们军人最好不要谈政治，军人谈政治不是国家军队之福，与个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希望你们在军队中努力做好军事工作。”
2月27日，我去行营，李文密把我领入另一会客室，顾进来时，我起立向窗处眺望，见孙蔚如从西廊房会客室中走出。
2月29日，在红埠街杨寓，杨将军对我语调沉重地说：“东北军中有位朋友叫车向忱，是竞存中学校长，一天向我告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十七路军特务营X连长说，宋(文梅)营长有把我送往咸阳十三师去的阴谋。我把文梅叫来申斥了一顿，并令他立刻开到鲁桥去。”
3月3日，杨将军又和我谈到特务营长的人选问题。我推荐特务营连长陈以平，杨很同意。当晚打电话叫陈以平由鲁桥镇来到西安，见过杨主任后又到花园饭店来找我。正谈话时赵和民突然闯进。赵见陈就非常气愤，以致恼怒动武，被我大骂出去。因此宋文梅原职未动，陈以平调往一七七师。
1937年3月28日，我见杨将军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委员长叫李志刚给我带来一封信，要我到杭州去见他。觉天，你觉得怎么样?”我考虑了一下答道：“蒋介石为人阴险毒辣，会乘机报复，也未可知。是否有危险，值得考虑。”停了一会儿，杨将军说：“这个问题，我已考虑过了，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纯粹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绝没有什么个人打算，这一点委员长是清楚的，我想他对我不会有什么报复的。”杨将军说这段话时态度自然，胸怀坦白，看不出有什么顾虑的样子。3月29日，杨将军乘飞机去杭州，4月2日返回西安。3日上午，杨将军向我详述了他会蒋的经过。他说：“我这次到杭州，委员长对我态度很好。他说我的部下要我离开，西北的百姓也要我离开。企业家们因我在西北，都不敢投资开发了，等等。”我便问：“你是怎样回答委员长的?”杨将军说：“我对委员长说，我的一切都是为国家民族打算，我本人的去留倒没有什么。”
杨将军回来后不久，西安绥靖公署各处科室和所属部队校官以上的官佐约百余人举行“欢送杨主任大会”，会场寂静，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杨将军步入会场时，大家鼓掌欢迎，杨将军身体不适，看来情绪也极不愉快。会场上也很少有人讲话，担任新城警卫的特务长李振西放声痛哭起来，落泪的也不少。杨将军很痛苦，没有讲话就回寓所去了。
4月5日下午，我向杨将军反复陈述了大家挽留他的意思，并对杨将军说是否可以派代表去杭州晋见委员长，说明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挽留之意。杨将军说叫我们去研究。之后，我去找孔从周商量，孔表示同意去，又说不去了。我急又复杨将军，以后又研究决定让警一旅旅长王俊同我一起去。临走之前，我把赴杭州的事报告了顾祝同，顾非常愤怒，很不同意。我说这是十七路军官兵的意思，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4月7日，我与王俊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由西安赴沪。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未见李志刚来接。遂按介绍信上的地址到祁齐路X号，在那里碰到了邵力子先生，他说：“你们来做什么?杨虎城把人惹完了!你们想见委员长，委员长很久不见客了。”说完气冲冲地就走了。片刻，杨夫人谢葆真带着拯中和李志刚来找我们。在出去吃饭的途中，李告诉我们住的是宋子文公馆。之后，我们又搬到西藏路跑马厅一品香饭店去住。当天晚上见上海报纸登出“十七路军杨虎城代表杨觉天、王俊来沪”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惊奇：绥靖公署对我们的行动是保密的，乘飞机还是用的化名，为何新闻界竟知此事?
4月8日清晨，我与王俊乘火车赴杭州，到后住环湖路西泠饭店。经探问和联系，到那里正好碰到蒋的秘书肖化之。我说：“我与王俊到杭州，准备看看校长，同时也把西安的情况向校长报告一下。”肖严肃地说：“不能!不能!校长身体很不好，近来根本不见客。”经多次交涉，肖始同意，但再三叮咛：“你们见了委员长，只能请安问好，什么事也不要谈，尤其是西安的事根本不要提，因为委员长身体不好，经不起任何刺激。”
过了几天，我们接到“本日上午9时，委员长召见你们，请届时前来。”的通知。到蒋寓后，仍是肖秘书接待，进了蒋的房间，看到蒋介石身着便服，坐在躺椅上，以手示意让我们坐下。王俊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大家不愿离开杨主任，杨主任与大家相处的时间很长，官兵们请我们二人来见校长，就托意挽留杨主任……”开始听到王俊提到杨将军，蒋就略带怒色，随即把视线转向窗外，王的话还未停顿，蒋就转过脸来，怒气冲冲地说：“嗯!你是不是我的学生!你是不是我的学生!”我接着说：“杨主任本人决定要走，是官兵们苦苦挽留，故叫我俩向校长请求。”我说完后，蒋长时间没有作声，我们想，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即行礼告退。刚走出门，蒋又举手招我回去。蒋问：“宋文梅在哪里?”我答：“不知道。”蒋又问：“我叫顾主任给姓苏的(苏廷瑞是杨的勤务兵，蒋被扣在新城大楼时，他曾负责伺候)2000元，给了没有?你回到西安问问顾主任。”我说：“是!”再行礼告退。走到楼外，蒋的俞副官又追上来说：“委员长叫我陪你们二位在杭州游游。”后俞又送1000元到旅馆。此后，王俊返回西安复命，我仍回南京陆大学习。
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拒绝了十七路军官兵挽留杨将军的请求，又施加种种压力，迫使杨出国。杨将军不愿离开濒于危难的祖国，悲愤交集，身体愈来愈坏。但为了全局抗战，杨将军被迫接受了军事委员会派他为出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决定，于1937年5月27日由西安乘机到上海，准备于6月29日乘美国“胡佛总统号”轮船出国。
杨将军到上海后我去看他，他向我多次谈到十七路军的处境，特别提到叛徒冯钦哉，感到十分痛心。后又谈到出国和归国后的种种抱负。他问我：“你看我归国后是否还能在军事上方面做点事情?”我说机会一定很多，他很高兴。
6月29日中午，杨虎城将军偕夫人谢葆真、公子拯中等六人乘大来公司“胡佛总统号”轮船离开祖国。
从上海见到杨将军后，我再没有见到他。后听到杨将军惨遭杀害的消息，感到无限的悲愤。他只是为了抗日救国，竟遭到蒋介石的毒手。
(1964年8月)
* 作者系杨虎城旧部，西安事变爆发时，在南京陆军大学学习。
①1936年12月19日，《中央日报》报道蒋介石给何应钦的信，手令停止轰炸。
②孔从周，又作孔从洲。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