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张学良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我幼年失恃，十一岁生母赵太夫人见背。我父亲对于我甚为疼爱。因为公务纷(应为繁字之误——笔者注)忙，把我的教养，委托我的一位家庭教师杨景震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曾当过我父亲的启蒙先生，我生性顽皮，常戏弄我的老师。我时遭捶笞，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成立已十余年，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引为这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任意毁伤。”
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你那一半岂不是毁伤了吗?”
他说：“这是皇上家的旨意。”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才是政府的法令哪。”我这位先生怒气大发地说：“这个没有皇帝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我们俩个人的思想大相径庭，我对于我这位先生自然不会悦服，他在诸生之中，也是最不喜欢我的。我读书虽然相当聪慧，可是我不好好地用功。我自幼就对于时事关心，喜欢观察人物，我父亲常常会宴请中外名人，设宴征妓，高谈阔论，载歌载酒，有时我常深夜不眠。观听他们的畅叙，钦羡那些人物，我的老师最讨厌我那些举动。他的教授方法，除背诵章句之外就是夏楚，我对于这种读书生活，十分厌倦，可是我父亲很信任这位冬烘的老教师。
我既无生母，无法声诉我的志愿，于我十六岁那年，因为一篇论文，起了一场风波。这回我的老师可真是发火了，向我父亲辞馆。我父亲一听大怒，认为我是大逆不道。俗所谓“天地君亲师。”对我准备痛加责罚。我自己亦决定承受夏楚，待我父亲息怒，我要痛切陈述，我个人读书之志愿，解决我这苦恼私塾生活。
我父亲先去办公处在批阅公牍时怒形于色。秘书长袁洁珊(即袁金凯——笔者注)问我父亲为何如此盛怒?我父亲告诉他说我不听教训，违抗先生。袁给我父亲讲述一段年羹尧的故事，我父亲怒气稍息，袁又问他们师生是为了什么呢?我父亲这才研询，是为了作文事而起。袁乃说：“学生作文反抗先生，我们是应该看他写的是些什么文章。”
我父亲把我的作文簿索去，在秘书厅大家阅看那一篇论文。老师的课题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事实，申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慵作祟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味于不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
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亲称：“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再教这位学生了，非此学生之过。”于是我不但幸免了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遂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袁洁珊所推荐的新教师白佩珩(永贞)先生，是一位孝谦公，曾任过知府。由其生活不充裕，可知其持身廉正。他的健康不大好，我虽然曾从他受教育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到益处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言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他对我有了相当认识。他曾对袁洁珊和我父亲谈过：我是不宜于再在书房读书的人了!
因之我父亲对我甚不高兴，曾问我：“你是打算做什么?”我表示想学医，我父亲是不赞成的。我父亲曾有意把我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方面表示欢迎我入学习院。那是我不愿的，因为我十分厌恶日本(将在对日问题一章详述)。我自己很想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因为我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同时我接近的多数为英美人士。可是我父亲也未同意，我自己决心想渡美留学。私自准备，除学英文之外，补习英文之外，补习算(应为数学之误——笔者注)学和理化。给我补习的两位先生，都是同我有友谊关系。我自己请求他们帮忙的。一位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先生(J.E.PLIATT)，一位是奉天测量局局长兼校长陈蕙生先生。这二位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人格，我也十分敬佩。他们是我的朋友而兼先生，他们对我十分爱护，对于我的生活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因素。
普赖德是美国朋友会的教徒，他非常地鼓励我到美国去留学。很赞成我自立的观念(因为我打算不顾我父亲之反对，不用家里的钱，潜行渡美，自助求学)，启发我救人救世的思想。他奖励我，嘉许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可以对社会有重大的供(应为贡——笔者注)献。
陈蕙生(即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及的友人陈英——笔者注)是浙江青田人，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他是赞成我学习军事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当军人的，他巧妙地促成我走上军人之途。他对我讲：我不应该使我父亲不愉快，我应当博得老人家之欢心，然后再谋图达到我的志愿。我的健康不佳，到美国去也不方便，何不先请求入国内军事学校，不过只是一年的工夫。一则迎合老人家之心理；二则锻炼锻炼自己的体格。毕业后再求去英美学习军事，老人家一定会乐许的。到国外之后，再改学什么，那还不是由你吗?并且将来要打算给社会有所贡献，亦是应当依借他老人家的财富和权势，那是容易有成效的。
我听从了陈蕙生的话，又因白佩珩已曾表示过，我不宜再坐在书房里读书。我向我父亲请求投考保定军官学校。确如陈蕙生所料，我父亲甚为欣悦。当即电请陆军长段芝贵。我们同学五人，一齐到京补考(因军校已考试完毕，尚未放榜)。
我们考试，真可误用滑天下之稽。我们五人到京进谒段部长报到，部长立下手谕给军学司长，此五人必须皆录取。在考试中，不但把试题先给我们看，就有的连原答案都一齐交给我们，我们不过一抄写而已。
录取之后，分发奉天入伍。在入伍期中，奉天为训练在职军官，重新开办讲武堂。我父亲亲自兼堂长，熙格民(即熙洽——笔者注)为教育长。熙为陈蕙生之好友，我彼时就近仍从陈学理、算。他劝我不必远去保定进军校，进奉天讲武堂不更好吗?他们就近仍可给我补习，这一下子，他终于把我推入了军队的大门。我原本要想做“惟恐伤人”的医疗事业，结果一百八十度的转角，变为了“惟恐不伤人”的军人。虽然是陈蕙生他从中的促成，这也是天命也!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这好似把我自己估价太高了，假如不是我走上军人之途，我父亲后半纪的事业，东北的局面，甚至影响了整个华北——亦许跟过去的历史不是一个样，这岂不是命也夫?!
我认为陈蕙生说的有理，向我父亲表示，愿入讲武堂。我父亲甚为高兴，我庶母和我姐妹都讥笑我身体如此衰弱，不能够终业。我父亲对我讲，假如我能有始有终，毕业出来，许给我高级军官职务，我遂以营长名义进入讲武堂。在第一学期，因为同学中多系行伍出身的军官，我侥幸屡列前茅，这不但使父亲心中欢喜，也引起了当时我父亲的高级干部们的重视。
(笔者按)
本文所说的“夏楚”，系指旧时代书馆的学生因有违师道，所遭至的惩罚。如打手板等。张学良多次提及他“幼年失恃”、又称“既无生母”。可见其对生身母亲赵氏的一往情深。生于战乱中一辆破车上的张学良，幼年确实饱经忧患。其母赵氏与张作霖结缡于乱世，生前张作霖尚未发迹，因此他与母亲受尽颠连困苦。但是当张作霖操纵奉天军权，问鼎沈城的时候，张学良居然与赵氏屈居在新民府的杏核店。母亲赵氏留给张学良心中的深刻印象是：看惯贫穷但厌恶富贵官场，至死也不肯向张作霖低下她高贵的头。即所谓：“冻死迎风站”也!
杨景镇，辽宁省海城人，晚清举人。为张作良的第二任教师。他在台安县读私塾的启蒙老师为崔骏声。张学良本文中提到的袁金铠，亦为奉系军阀中一位重要的宿臣，同时也是张学良少年影响其命运的关键人物。袁金铠，字洁珊，辽阳县山岳铺人。警务提调出身，曾为赵尔巽身边的高级僚幕，武昌起义后曾任奉天咨询局副议长，因支持张作霖进奉天有功，平息蓝天蔚之变后得清廷赏赐四品京堂之誉。张作霖执政东三省后袁即任省府秘书长，对张学良少年启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1946年全国解放前夕病殁在辽阳。
袁金铠向张作霖推荐的家庭教师白佩珩，字永贞，辽宁铁岭人。清光绪丁酉拔贡，曾入晚清官场，历任海龙县府知府，后因性格耿芥，不惯官场恶道，愤而辞官。白永贞后来之所以会成为张学良善始善终的教师，除白永贞学品端方、性格随和之外，还在于他才学惊人，特别是他善写一手好字，颇得张学良的景慕。白永贞对张学良弱冠之年给予的循循善诱和倾尽心力的教育，让张学良晚年没齿不忘。
张学良自述中忽略了另一位教师，就是东北民国时期的名宿金梁。金梁在张学良成材后曾对其有过如下评价：“汉卿年十三、四，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由此可见其师生关系。金梁后为东北著名史学研究家。
普赖德(J.E.PIATT)，即为美国传教士约瑟夫·普赖德，1886年生于宾尼夕亚州的农村，1910年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工科。他原想从事技术工作，但是普赖德在毕业时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翰·莫德的基督教青年会领袖，受其影响，普赖德决定毕生从事基督教传教工作，并于1913年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东北，在沈阳组建基督教青年会并开始传教，在此期间普赖德幸遇张学良，两人并成为朋友。赖普德1919年回国，与一位名叫艾蒂丝的少女结婚，翌年他们再次返回沈阳，直至1924年回国。
在张学良青年时期负责教授英文的教师，除美国人普赖德之外，还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徐启东。此人亦为辽阳人，时为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喜欢打网球和开汽车，他是张学良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对于少年时期的生活，张学良在1990年对日本NHK电视台进行历史口述时曾有这样的表示：“我小的时候很顽皮很顽皮的。我简单的说，我读的是私塾馆，我是家里请的老师，我的老师曾经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要不得了。你要知道我顽皮到什么程度。”张学良青年时代的第一个理想，即希望学习中国医学，因为他从小就身体孱弱，所以定志将来做一位根除百病的医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其父张作霖却希望他“能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成为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希望学医并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军人。
熙格民，即熙洽。满洲正蓝旗人，姓爱新觉罗，1911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回国后曾任黑龙江监军公署参谋，牧养场场长、广东省长公署咨议等职。再回东北以后投靠张作霖，受命组建东三省讲武堂，先后在讲武堂出任教官、教育长，张学良此时也在该讲武堂学习，因而得与熙洽结识。熙格民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沦为汉奸，但是他在东三省讲武时确是给张学良留有良好印象的教官之一。
早婚
我十四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她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经商，我九岁她十二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她十七岁那年，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军队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到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几十年的共同生活。
(笔者按)
在见到张学良自述之前，国内关于张学良与结发妻子于凤至的轶闻、野史、传奇，甚至连较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亦对张学良和于凤至民国年间的联姻，进行了种种演义与虚构。本人就曾著有《少帅夫人》和《于凤至旅美五十年》两书，其中也难免受此影响，以讹传讹。现在张学良作为当事人，他对和于凤至结缡的经过所作的诠释，当然是绝对权威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于凤至，原系笔者的家乡人也，她生于1887年农历五月初八，字翔舟。童年和少年均生活在吉林省双辽市郑家屯(即张学良自述中所说的辽源县)。其父于文斗，字兴海，祖籍山东省海阳县。张学良之所以与居住在辽源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为秦晋，起因于张作霖1908年赴辽北地区剿匪。期间，张在郑家屯设剿匪指挥部与当地商务会长于文斗渐有交往，日久遂成至交，以至辛亥革命后张作霖问鼎奉天军政之后，包办了这起在松辽平原一时传为佳话的姻缘。不过，张学良在自述中所言：“我们俩在结婚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这无疑对于当地民间传闻是一次否定性的澄清。
立志之始
我年轻时，身体不太好。患有肺病，也曾吐过一次血。一因自己的读书和生活环境不如意；二因二十一条之后对于国事时抱悲观，认为东北人已经走向亡国奴之途径。十六岁那年曾大病数月不起。经我父亲的军医处王少源(宗承)处长医治，他这个人给我一生前途的影响不小。他不但压治了我的身体，他也医治了我的心灵。王少源是一位诚笃的基督徒，他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他看明白了我心中的忧闷，劝我可以到外边走动走动，散一散心，不要一天尽在床上看小说。我的答复是：国家前途无望，活着将来也是给人家做奴隶，不过是朝鲜人第二而已。
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张演讲入场券，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前途之希望》，演讲人是天津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地点是青年会，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伯苓是谁。可是这个演讲的题目使我动心，因为我心目中认为中国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我心中想这个张伯苓他能讲出什么希望来?我倒是感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听他的讲演。这是我初次踏进基督教青年会之门，在演讲时，张伯苓曾问中国前途希望是什么，他自己大声答曰：“中国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前途的希望，是有我!”他说到这里停了一停，我的情绪十分紧张，几乎要站起来质问他，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如此狂言。
中国前途希望是你?这是因为我初次在那里听讲，人地生疏，未敢乱冲，可是我的心气澎湃不已。张先生再接下去讲，大家对于国家失望悲观，自暴自弃，你也认为没办法，我也认为没办法。大家都坐视着没办法，那么，中国岂不是真完了吗!如果大家都奋勉图强，自己勉励自己，牺牲一切，为国家为大众服务，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自己坚定信念，中国的前途就是我。中国亡不了——有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万众一心，哪怕中国不强哪!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谁也不想牺牲努力，认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强国的光荣，国家它自己会强的吗?那是要得人去做，若是我们多数人，自暴自弃，都想坐享其成，那才真是会招来亡国之祸。也就是今日国家不强之原因也。愿大家从今日起，决心立志，说中国不亡有我!
这一番的演讲，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演讲之后，王少源给我介绍认识了青年会的总干事普赖德，由赖普德介绍我同张伯苓先生个人去谈话。张先生问我：对于他的演讲有什么感想，于是乎我坦白地说明白了我前后的心情。他大大鼓励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切不可自暴自弃，说我可以改善中国前途的，劝我勤勉努力，而后我同普赖德结为好友。青年会成为了我常常出入游玩之所。凡有名人讲演，风雨无阻，我必去聆听。白佩珩先生从不干涉我。而普先生必介绍我跟演讲者个人谈一谈，中国的名人如余日章、程静一、晏阳初、顾子仁；西洋人如穆德、艾迪、卜克门、劳宾逊诸先生，我皆曾亲聆过教益，尤以余日章、张伯苓二位给我的教诲甚多。余日章先生曾同我有过一夕之谈，使我永生不忘。我现在写在这里，一则算我纪念余先生；二则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诸后人。他告诫我：“一不作伪，伪来伪去，最后伪到你自己的头上；二要遵从舆论，不要假造舆论；三要牺牲自己，为大众解决痛苦，不要为解决自身的痛苦，而来牺牲大众。”
余先生后来为“九一八”问题，到美国去奔走呼吁，因为疲劳兴奋，在白宫同美国大总统会谈席间，脑溢血病发，死于美国。张伯苓先生对我说：“中国人只是顾面子，而不要脸。只是要虚伪的金字牌匾，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则不自知羞耻。我们必须自勉把它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又讲过说：“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任凭那坏人们在台上唱戏。”张先生就是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我每一想起这二位先生，使我心痛不已。
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我当时对于青年会的征求会友和募捐，无不热心帮助。每次我都是得到最好的成绩。为奉天青年会建筑会所的募捐，我个人曾募捐七万余元。创青年会在中国募捐的最高数字。因为这一宗事，和综错诸位中外人士过去给我的鼓励、教诲、启发了我的一个信念——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的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达到，这是我依藉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凭藉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是使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生活，投身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笔者按)
王宗承，字少源。吉林省梨树县人，1877年生，青年时留学日本，医科毕业后在奉天满铁医院行医。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转入军界，张作霖主政东北时任少将军医官，业余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深受张作霖信任，并负责张氏家族所有人员的疾病医治，张学良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受王宗承医官的直接影响。
民国时期奉天省会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即YMCA，一度成为张学良接触进步思想的起点。亦是他熟悉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约瑟夫·普赖德等一些美英基督教人士，同时也有幸结识了诸如阎宝航(青年会中方干事，张学良的故乡人)、韩淑秀(东北军进步将领、张学良在讲武堂时的教官郭松龄妻子)、王卓然、卢广绩、王化一、高崇民、杜重远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这些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的朋友，在多年以后都成为张学良完善爱国思想和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对于张学良进步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熏陶启迪的作用。
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期间留有深刻印象的张伯苓和美国教师普赖德，都在他的自述中占有很大篇幅。张伯苓，号寿春，1907年起任天津南开中学堂校长。1919年起始创办南开女子中学，自任校长。1928年创办天津南开实验小学，上述各学校均为天津南开大学之前身和基础。张伯苓的教育事业与他一生所倾心的基督教青年会，均构成了张伯苓早期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之交终结于1936年冬天，由于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从此天各一方，至死未得一面。张伯苓1945年去重庆，1950年回到天津，1951年2月病殁。
张伯苓当时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给张学良讲的课为《中国不亡吾辈在》。他是中国哲人中对青年张学良其影响至深的一位，直到张学良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东北军少帅后，仍然不肯忘记张伯苓对自己当初的启蒙与教益，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良师益友的范畴。张学良在东三省易帜后曾经公开表示：“予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不久张学良曾礼聘张伯苓为东北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除聘张伯苓外，当年集聚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批思想激进人士，如余日章、程静一、晏阳初、顾子仁等，也给张学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对于出身东北第一家庭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因祸得福。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