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生活
张学良
穿上军衣再就脱不下来了
我十九岁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肆业。在学期间，深得教育长熙格民(熙洽——笔者注)及本班战术教官郭茂辰(松龄)的赏识。尤以郭氏，我二人由师生关系，进而结为密友。他对我时加游说，劝导说：东北军事，旧式腐败，应加改革，我既然有志救国，应当立志先救东北；能使东北军事改革，军力加强，对内对外皆有重大意义；我父亲既已应允给我军事职务，我应当振作起精神，一心一意，做个真正军人，从事改善我父亲的军队，这比什么事业都重大；而且我比任何人机会都好，也比任何人都容易做得成功的。
陈蕙生同郭茂辰本系旧友，从中力赞其说。我本人已踏入军事之门，在学习上得有相当的成绩，兴趣自然提高。又内得家人外受师友之鼓励劝诱，因之改变初衷，真的做了军人。不但我的思想渐渐地改变，就连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我本来接近的多系教会人士，我已几乎成了基督教徒，自从入军校以后，接近的多是军人，渐渐的鲁莽放荡。在学期间，我即升任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这是由于张辅忱(作相)的提掖。
张辅忱为我父亲最重要的干部之一。可称左右手。彼乃是锦西人，与我们同姓不同宗，距我父亲的名字巧合，也有个作字，使人误会他是我们一家。彼为人诚厚，能力虽然不太高，可是他的忠义，在今世为我仅见之一人。而后在其他章中，我另有述及。
他之对于我的提掖，是有计划的。当时他是东三省巡阅使总参谋长兼第三旅旅长，后来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他不辞第三旅旅长，任我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先嘱我推荐一位第三旅的参谋长，我推荐了郭松龄，而后军中重大事件及人事等问题，彼告嘱郭同我商议。迨至我充任团长一年之后，彼乃令我代理彼之旅长事宜，后来他辞去旅长兼职，保荐由我升任。我之步步升迁，多由彼之推荐。到民国十三年，彼升任吉林督军，我则继任彼之二十七师师长之职。
我毕业之后，就任团长，只二十岁，人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黄嘴牙子团长”。当时我属下的一员营长，他本是我父亲的一位老兵。我童年时代，他常背抱提携一起玩耍。现在我成了他的团长，我方新任军官，庄严自重。他对我是相当的爱护，可是他常常仍然把我看做小孩子，有时使我非常的难堪。到后来我是一直受着这种情形的束缚。这些个老前辈们，多系眼看着我长大成人，对于我幼小时抚慰戏耍，既长也提携爱护。使我对于他们，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他们多系守旧，顽固、腐败，一向为东北改革上之障碍。当我负东北政治上责任之时，就是在地方行政上，也深受到这种影响的苦痛。
(笔者按)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郭松龄和张作相，是影响他青年时期全部生活与改变其命运的至关重要两个人。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在奉天省沈阳郊区渔樵寨。少年即参军行伍，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一度随朱庆澜入川，任卫队哨官。在南方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四川参加新军起义，为第68标2营营长。四川独立后他重新回到沈阳，因密谋武装举事败露而下狱。1913年进北京讲武堂任教官。1917年赴南方投奔孙中山，在南方曾任粤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和韶关讲武堂教官等职。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再次回到奉天，改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遂与当时正在这所学堂里读书的张学良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1921年张学良任奉天陆军第三旅旅长后，他提携自己的教官郭松龄为参谋长兼第二团长，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学良对郭氏的倚重促成了郭松龄手握东北军的重要兵权，为张学良第三方面军之副司令。1925年冬天，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发动指向以张作霖为首旧派奉系军阀的倒戈兵变，本来一路势如破竹，不料白旗堡一役兵败溃逃。在辽中县老达房与妻子韩淑秀同时惨遭追兵杀害，年仅43岁。郭氏夫妇死后在沈阳小河沿曝尸三日。
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出生在辽宁锦县，早年陷身绿林，因此得与张作霖成为患难与共的磕头弟兄。1906年张作霖授抚为巡防五营统带，张作相也同时为三营统带。后追随张作霖远赴辽北地区的中蒙边境剿匪，因杀敌勇猛一再提升。辛亥革命后张作相随张作霖进入奉天省城，历任骑兵团长和炮兵团长等职。张作霖夺取奉天军权后，张作相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张作霖一方，先后击败段芝贵、冯麟阁等异派，协助张作霖筑固建立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基础。张作霖吞并冯德麟的第28师后．张作相先后就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谋长、54旅旅长、东三省讲武堂堂长、奉天警备司令等要职，愈加成为张作霖之左右手和至为深信的股肱。1924年张作相任吉林省军务督办，1925年起张作相又受张作霖委托，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丧生后，张作相依其多年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威望，受公推乃可继任张作霖本兼各职。但是，张作相宁死不做东北王，他不忘与张作霖八拜之交的旧情，力排众议，坚持推举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子承父业，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到天津匿居、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多次派人诱使张作相前去台湾，并派飞机来津接其赴台，然而张作相之气节，决定他不肯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于1949年4月19日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8岁。
派赴吉林剿匪
吉林土匪猖獗，曾袭破珲春，杀死日本副领事，惹起外交问题。吉林省军不能制，当时吉林督军鲍霆九(贵卿)请求我父亲增援。民国九年冬我被派率第三旅赴吉剿匪，进驻于一面坡附近，兼哈沈路护路事宜。我到那里剿抚兼施，曾剿灭袭破珲春之大股土匪“占中华”等二千余人；收抚江东一股一千余人，改编为“山林警备队”，由我兼代总队长。
这一次调吉剿匪，在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和变迁。我不但结交了好些各色的朋友，也学会了嫖赌烟酒等坏习气。统率那种土匪军队，跟那些绿林兄弟厮糜接触，使我认识了社会生活的另一个角落。
(笔者按)
诚如张学良在上述文字中所言，他在吉林剿匪期间“结交了好些各色朋友，也学会了嫖赌烟酒等坏习气”。关于他这一段生活，笔者在所著《张学良的随军夫人谷瑞玉》一书中，曾经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张学良奉命赴吉林剿匪时正是1920年秋天，他刚才20岁，属风华正茂之年。此前他虽在奉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然而由于在乃父张作霖的身边求学，束缚自然多多。而这次他将在外父命有所不授，手中又有可供任意指挥的兵权，加之身边又集聚着一批多阿谀逢迎之当地官员，所以张学良在吉林时期的生活充满着浪漫的情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吉林结识了后来伴随他十年军旅生活的谷瑞玉女士(绰号大洋马)。谷女士走进张学良的生活，改变了他在奉天时代较为刻板单调的生活规律。谷瑞玉在与张学良长达十载的随军生活中，她给予他的有爱亦有恨，有恩亦有怨；最后终因彼此心性两异，感情生隙，才促成了1930年冬天在天津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从而在张学良私生活中留下一段挥之不去的阴影。
鲍贵卿，字霆九，吉林省军务督办。同时亦是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至亲。鲍贵卿为辽宁海城小洼村人氏，从小即为张作霖的邻居。但是鲍贵卿与落草为寇的张作霖开始时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鲍氏从小进入晚清官场，早年考进榆关讲武堂和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鲍氏即在外地为官。他先后在河北就任直隶第二师四旅旅长、芜湖地方保安司令等职。
张作霖问鼎东三省军政之后，决定将鲍贵卿调回东北任职，乃出任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兼省长。此时的张作霖已决定把长女张首芳(张学良之胞姐)嫁给鲍贵卿之子鲍育才为妻。张、鲍成为儿女亲家后，鲍贵卿遂成为张作霖赖以信任的东北政要。但是鲍贵卿在黑龙江省任内多次发生民怨，有人直向张作霖递交举报信函，惹得张作霖心中愠怒不已。1918年张作霖为平黑龙江省民愤，乃将亲家鲍贵卿改调吉林省任督办。后因种种公务，鲍贵卿与张作霖时有磨擦，最后鲍不得已提出辞职。张作霖无奈，劝说梁士贻内阁委任鲍贵卿为陆军总长。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空大元帅后，鲍贵卿辞去东省铁路督办和中东铁路董事等职，张作霖仍任鲍贵卿为北京政府设计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鲍贵卿匿居津门，保持民族气节，从此不问政事。1934年3月1日，鲍贵卿在北平病逝，终年67岁。
赴日观操
民国十年日本秋季机动大演习，邀请参观，我奉派渡日观操。我虽然只是参观团员之—，而是受到日方的特殊优待。大演习终了之后，我们参观了日本陆、海、空兵工等等军事设施和军事教育，以及实业、文化、古迹名胜等等。除进谒当时摄政皇太子——如今之“昭和”及皇太后，摄政曾赐宴外，我单独地进(应为晋——笔者注)见过陆军重镇萨隆派的上原元帅、常派的田中大将，以及皇室等人黎本宫殿下。临行时日政府赠授我二等瑞宝勋章。虽然仅短短一个多月的工夫，走马看花的游览，可是，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用心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人如果不甘愿做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
当时日方曾表示欢迎我进日本陆军大学肆业，并许以特殊待遇的方便。我已确定踏上军事之途，十分崇拜日本军事的教育，因而接纳日方之意见，归而商议我父亲，已蒙允准，后因征蒙军事，继之奉直战争未果。
(笔者按)
1921年秋天，也就是日本大正10年10月，张学良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出席日本军事秋操大演习。这也是张少帅的第一次出国。当时张作霖系出于让他到国外开眼界的初衷，派张学良亲临日本观察军事。张学良是随着一批东北军事将领一起前往日本的，除一批军事长官外，当时随行的还有他的姐姐张首芳和胞弟张学铭。日本留在张学良心里的印象是既良好又可怕。良好是因为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儿子处处给予高规格的礼遇，甚至允许他去日本皇宫晋见皇后与皇太子。他对自己与昭和皇太子的同龄与相像感到不可思议。张学良产生可怕念头的原因，是他亲眼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早从那时起即已露出了向外扩张的野心。尤其是日方不怀善意地让他参观军港，参观兵工厂和号称东方巨狮的陆奥、天成、金钢、伊势等海军舰队。这些当时较为先进的海军与先进的设施，以及与这些先进兵械形成对应的大批日本武装军队，已经让张学良看到了日本准备向外扩充侵略的野心。张学良在距此60多年后曾经这样评价他的1921年日本之行：“日本的演习我看了，我也很佩服。日本军队的演习很好，但是我没有惧畏心。我当时到日本看演习，回来后对日本印象很不好。日本人后来又领我参观，海军我也参观了。日本的武器库也给我看了，我一看心里就感到这完全是对我示威。……我当时心想：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嘛?无非是向我示威。其实用不着示威，我们也知道日本军队厉害。我当时年轻，不但没有畏惧，反而起了反感：你这样示威干什么，想吓唬我呀，你吓唬我，我也不怕!”
张学良在日本所获之瑞宝勋章，乃是日本皇室绝无仅有的特殊礼遇。勋章一般只授予日本皇室要人及有功于国家者，是最高的殊荣。其皇室勋章共有旭日、宝冠、瑞宝和桐花四种。均为大勋位特级奖赏，瑞宝章仅授予皇室内的子嗣，张学良作为外国来访者，得此勋章乃为特例，不难看出日本当年对张学良所寄予的贪婪之念。
第一次奉直战争
第一次奉直战起，我被任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指挥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旅。彼时奉军编制甚小，又因空额及留守等杂役，这三个旅实到战场上的人数共计不过五千余人。
在战斗正酣之际，我梯队奉命退却，我左右翼的友军已溃败，幸当时我的当面之敌，正被我击退，所以我之梯队须渡过七道河川，虽在困难之中，得全师引退。到达山海关后，稍加整补，再度同敌激战，得以遏敌。而后奉直媾和。
此役也，我在奉军中博得声望。在事实上：冲锋陷阵，率军引退，皆为郭茂辰之功；运筹帷幄，多为韩芳宸(指奉系宿将韩麟春——笔者注)之谋；我不过承受其名而已。
这一次的战事，给我在军事问题上，得到很多的教训：
一、古人云：“佳兵不祥”。假如没有作战决心，切不可耀武。我父亲本无对直作战之决心，只不过进军直境，把兵陈列起来，对曹仲珊给以威胁，使其就范。当我的梯队向指定地点信安镇集中，路经天津，当时直隶省长为曹锟之四弟曹锐，我父亲曾令我亲向曹锐进谒问安。井禁令我军不得稍干直隶地方的行政。迨我军已集中完毕，而直军尚未集中，我则力主向保定挺进。大本营令我不得越雷池一步，人不犯我，不许犯人。坐失良机。
二、没有指挥能力之军官，切不可因地位声望而使其担负方面的主将。彼时我父亲的两位左右手——张景惠、张作相，彼二人的忠诚皆可称道，但对于大军陈地战，则无经验素养。只是选择有军事知识的参谋长，希以辅助。但是到了那军事变化、紧急关头，间不容发之际，还得要主将独断和决心，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三、作战是要有冒险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决没有先具有十分胜利把握的战争。
咬紧牙关，争取最后的五分钟。譬如掼交，我虽困顿喘息，须知对方亦是精疲力竭，切不可自馁，再鼓余勇，胜利即我属矣。这一次的失败，并非皆由于战斗的失败，多由于指挥官们缺乏作战的经验，不能坚忍。
四、在前线的指挥官，切不可兼职。此一役，多为兼职，譬如我吧，是以旅长兼梯队长，而旅长的指挥无人。不得已以参谋长代理旅长、以中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致指挥统率和指挥的威信都发生动摇。
五、编制要大，师旅以三三制，我认为最合宜。该时到达战场上的兵员太少，旅以两团制，对于预备队的以及旅长本身指挥的等等都发生有不方便的问题。
(笔者按)
此为张学良亲自笔谈民国史上的第一次奉直战争，亦系他有生以来首次总结军事战争的经验。此文与连篇累牍之史料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张学良作为这场大战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员，所思所想，均为第一次参与大战并战败之后的惨痛教训。因此他总结下的五点经验，十分宝贵，不仅是谈战争，亦可理解为在谈人间的世事规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张景惠，此人在这次战争中起到破坏奉系战斗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张景惠，辽宁台安县八角台人。早年以卖豆腐为生，甲午战后沦入绿林为匪，在八角台镇拉大排时与张作霖萍水相逢，遂成密友。张作霖投靠新民府后，张景惠随之，初任哨官，后追随张作霖入前路巡防营，不久即往奉天讲武堂受训。张作霖任第27师长以后，张景惠作为他的左右手也不断晋升，先后任奉军团长、旅长、师长等要职。1918年起张景惠改任前敌湘西军总司令。翌年为奉系军队的副总司令，代表张作霖长驻北京。1920年张景惠任察哈尔都统兼陆军16师师长。
第一次奉直战争期间，张作霖给予张景惠以重要使命，任他为西路军总司令要职，然而张景惠在此战役中拒不执行张作霖指示，暗中与直系军阀相互勾结，致使西路军行动迟缓，为直军进攻东北军提供了方便，这也是东北军在第一次奉直战中大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败后张景惠匿藏北京，不敢返回东北。1926年冬因其母病逝才回到沈阳，哭跪在张作霖面前，得到谅解。并委任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1928年张作霖皇姑屯蒙难，张景惠又被张学良任为东省行政区长官，驻哈尔滨。东三省易帜后，张景惠一度出任南京参议院院长，不料“九一八事变”后逃至东北，受不得日寇诱降，乃沦为汉奸。一度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等职。战后在苏联羁押，1957年病殁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享年86岁。
担负整理军队之责
迨军队退回奉天，大加整理。我经由众袍泽之推荐，奉命为整理处参谋长兼讲武堂监督以及教导队队长等等之职，实负军队教育整理之责。我将作战不力之军队改编，重新改善讲武堂，聘请优秀的教官，创建军事教导队，着重于基层干部之训练。成立航空学校，编创航空队，致东北军事面目一新。
我彼时血气方刚，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体认，致使古参前辈对我有不满之感。我之得掌握军权，实由彼等共同之推荐，殊不知我对于前辈亲友故旧，毫无情面，因之，启东北军中有新旧之称。
(笔者按)
张学良暮年曾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之感叹。这无疑是张氏多年惊警世事后的切身体会!第一次直奉战后，东北军有一个振兴之期。张学良在关键时期充此大任，替父主持军事，下决心振兴东北军事，发展海军和组建东北空军，开始了人生的起步。他的所有理想抱负，也都一一得以实现。这无疑是少帅在东北军中建树威信的创业时期。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回首往事，尚能反思过去，自省当年血气方刚，“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对人情世故，不甚体认。”其情难能可贵。不过让今人读罢此篇，大有今非昔比之感了!
第二次奉直战争
笫二次奉直战起，我被任为第三方面军的军团长，担任进攻山海关之任务。姜登选被任为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为指挥方便，合组三、四方面联合军团。苦战月余，最后大获全胜。前后击溃敌军共计约八个混成旅(计直军第十三、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陕军第一军师：直军第十三、十四、十五，陕军第二、豫军第一混成旅)，夺获步枪四万余支，炮一百余门，俘虏三万余人。彼时我的联合军团兵力约三万五千余人，敌之总兵力比我军高于两倍以上。
概举此役胜利有关敌我之原因，吴佩孚实非大将之材，徒任妄大言，而不深明战略战术，又不能善用人才。山海关直军之败，实非败于兵力，直军数量不但倍于我，其士兵战斗力亦甚坚强。由于交通运输繁乱，直军虽有京奉铁路及海运之便，但运用不灵，没有指挥系统，运输军队的车辆拥挤杜(应为堵之误——笔者注)塞，给养补充缺乏，援军不能按预定到达，致军队逐次使用，被我军个个击破。彼总兵力虽厚于我，但每一度的会战，我皆为优势。吴佩孚只知严令山海关的直军，死守待援，而增援的军队，不能按时到达，亦不知集结使用，每次的援军，逐次加入战场，皆被我军个个击破。迨至我军攻入九门口向秦皇岛迂回包围之时，我山海关正面甚为薄弱，彼不知利用时机，出击反攻，亦不知而后集结，仍死守阵地，坐以待毙。我军达至南戴河秦皇岛之线，将直军迫至海滨狭窄地区而歼灭之。所谓历史上的北洋练军之精华，被吴子玉将军此一役断送丧尽矣。
(笔者按)
1924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最终以东北军取胜，这是历史的事实。从张氏的自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张学良虽然刚刚24岁，却已是身经百战的东北军陆军少将矣!张学良的自述虽仅寥然数笔，然而今天读者却已从中见到一位在硝烟炮火中指挥若定的青年将军形象。张学良从此不再是躺在老子功劳簿上承袭荣华福贵的公子哥，而是凭靠本人才干建树自己丰功伟绩的大将之才。而像吴佩孚这北洋宿将竟然败逃在少帅麾下，亦称得上是今古一大传奇。他在自述里讲的军事，很有辩证法。兵力厚于奉军数倍的直军大败而溃，让读者从中会品味出哀兵必祥的哲理。因此这篇谈战争的自述对今人亦有新的启迪。
姜登选，河北南宫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日本时与黄兴、程潜等进步人士交往甚密。归国后先在朱庆澜部下为将，后改投张作霖，因其才华出众而深得张作霖赏识。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统监期间，极力搜罗日本士官学校在国内的力量，意在壮大东北军。第二次奉直战后，一度出任安徽省军务督办。因此引起东北军激进派人士的反对。1925年郭松龄在滦洲兵变举事时，适逢姜登选专车在滦洲经过，被郭军当场逮捕并处以极刑，年仅44岁。此人亦为张学良青年时期景慕的留日将领之一。
患难易共安乐难
我军以少数兵力战败数倍于我的直军之后，各将领多已趾高气扬。而张宗昌、李景林大肆扩充，张以一旅扩充为三个师；李以一师扩充为四个师。更夺取地盘!
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我的三、四方面军团，须受我父亲直接约束，我同郭松龄既丢地盘，而军队亦未大加扩充。军官们自郭松龄以下，多认为战胜之功，多属于三、四方面军团，损伤太大，而他人坐收其成，遂致忿忿不平。我已察知此种情绪，殷忧焦虑，曾对我父亲陈说献策，惜我不善言词，被我父亲申斥为我是怀有地盘野心，而不加约束部下。
迨至杨宇霆在江苏失败，所统帅南下之刑士廉、丁喜真两个师，悉被缴械，杨宇霆只身逃回，大家哗然。彼时我在沈阳代理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务，在关内的军队全权交与郭松龄统率，而命令皆以我二人的名义行之。迨郭松龄变起(郭变事实，将来拟写一专章，此处不详述)所有他的通电、宣言、命令等等，皆由我的名义领衔。当时我之处境，十分困苦，东北老辈军人，不但振词攻讦，有人疑我同郭互相表里。就是我之部属亦多不明真相，曾发生些莫名其妙的事，令人蹄笑皆非。我除少数干部外，所有我的直系部队尽在关内，统归郭之掌握。我因责任关系，必须肃清叛变，因京奉铁路中断，我由葫芦岛登陆，向部下说明真相，期彼等脱离郭之掌握。正在海程途中，忽接沈阳来电，我当时所受的刺激，几乎蹈海。电文大意：“顷接郭松龄等通电拥举贵官为东北军政首长，余等准备引退，请即归来交替，云云。”下款是我父亲和奉天省长王永江的署名。
我睹此电，难过的心情，如今无法可以形容，痛哭一场，被同行者鲍文樾、朱光沐等竭力劝解。迨至郭变平后，我心灰意冷，消极万分，避至汤岗子，通电引咎辞职并请惩处。同寅(应为仁字之误——笔者注)等多为慰留，我父亲将我叫回，痛为责骂，言国民军蹑郭军之后，除攻直鲁热外，已向滦河进军，三、四方面军团的残余军队，待我收拾，责令即刻负责收容整理，不可玩弄官样文章。我则归返新民县，收容整编，抚恤两军死伤。改编完峻，即奉令率此在十日以前，曾与我对战之官兵，入关屯军于滦河左岸，防遏东进之国民军。
(笔者按)
张学良言称：要给郭松龄及其反奉倒戈另写一章，遗憾的是，张氏至死终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郭松龄对张学良青年时期的影响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郭氏的精神甚至在张学良一生中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东北军当时的流传民谣一样：“张学良即郭松龄，郭松龄即张学良!”然而郭松龄在倒戈后给张学良造成的被动局面，虽让张氏几度暗萌自杀之意，但是终究没有彻底瓦解俩人多年的友情。直至郭军在白旗堡兵败，在雪中向大连方向潜逃，大批东北骑兵在日本空军的引领下向郭松龄追来之时，远在巨流河的张学良仍寄希望于郭松龄的逃生，虽然郭氏的初衰从开始就想置张作霖于死地。特别是当郭松龄被捕后被人向辽宁省城押解时，张学良竟然希望在郭氏经过巨流河时私自将其开释。此种生死深情，甚至超越父子，实乃今古罕见。
杨宇霆，字邻葛，辽宁省法库县人。亦为张学良东北执政时期必得一提的人物。杨宇霆早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代就是名噪一时的高参，曾出任督军公署参谋长要职。第二次奉直战后杨出任江苏省督军，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此时已形同水火。1927年杨宇霆是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张作霖去世后，杨宇霆仍以奉系宿臣元老自居，粗暴干涉张学良的旋政，尤其与黑龙江省长常荫槐暗中勾结，企图谋夺东三省大权，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被张学良击毙于沈阳大帅府之老虎厅。
李景林，河北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曾任黑龙江第一师参谋长、奉系陆军混成第七旅旅长、一方面军军团司令等职，第二次奉直战胜利后曾任直隶总督。张学良执政后李景林改靠国民党，“九一八事变”翌年病殁于济南。
纪律破坏重大的损失
我所指挥的东北军三、四方面联合军团之部队，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后，纪律严肃，为东北军之冠。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曾奉命率军至上海维持治安，纪律修整，为当时中外人士所共许。迫至郭松龄变起，军队随郭叛变，旋又叛郭反正，原皆我之部属，分离为东西敌我，人事纷纭，原有之建制，尽为破坏，长官部下，多有颠倒。变后我受命收容改编，未足旬日，即奉命率此残破军队，入关防敌。我本拟屯军滦上，加以整训，不意，忽奉命向津京进军，则无暇顾及矣。又因郭变之后，东北币制毛荒，薪饷低落，同直鲁军共处之下，彼等皆发实币，我军士气大受影响。我不得不勉强为设法补救之，战事连续不停，致纪律问题直转而下，如今言之，我心仍痛惜不已。
(笔者按)
郭松龄倒戈后，东北军中以杨宇霆、常荫槐等为首的一批旧臣异宿，曾经寄希望于张作霖免除张学良军职，甚至希望杀掉张学良以谢战亡的将士。张作霖在剿郭庆功会上，迫于扬宇霆等人的压力，曾经当众下令逮捕张学良，交由军法严惩。幸得当时的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当场冒死相救，才让张学良转危为安。张氏在这节自述中所言痛苦的经历，应为他人生中情绪低落沮丧的时期。
不断的战争
我驻守秦皇岛，奉令渡河进攻，击破唐之道、郑大章各军，同张宗昌之直鲁联军会师于天津。继之会攻北京，转军京绥线上，攻下南口。援助山西，解大同之围。迨收复绥远之后，又转军于京汉线上，进取河南。我顺利地渡过漳河，进驻于卫辉。靳雪鹗(应为北洋大臣靳云鹏之误——笔者注)高汝桐扼守黄河南岸，拒抗我军，我坚苦在敌前渡河，适进至荣泽，不幸我第十军由于长官昏庸，溃败于中牟。我已半渡，不能撤守，决心急攻郑县，以期救第十军。令该军反攻，而该军长擅自退向东明。于是我军团于郑县陷于三面被围，背后迫于黄河，苦战经旬，几乎被歼。幸为一名兵士的奋勇，将敌人总指挥的指挥列车击毁，至高汝桐及其参谋长全部人员毙命，俘获其列车及尸体。我见良机，念令各战线，猛烈反攻，敌人崩溃，俘获其军长马文远、师长刘培绪等人。(击毙高汝桐乃为一动人的故事，将来拟另有写述，此处不为详叙。)我本人已困苦万分，否极泰来，反败为胜。假如该役，不坚定支持，动摇北退，交通只黄河一线铁桥，其结果必致不可收拾。为军人者置之死地而后生，非虑语也。曾文正公曾说：“三分在人，七分在天。”
此一役的事实经过给我的感觉是九分在天，人哪，只有一二分而已。所以万般只尽人事听天命，不可违心强求。有决死之心未必死，我常见怕死的军人，结果反是不名誉而死。既已投身为军人者，只问义之所在，把生死须置之度外，否则最好不充军人。
郑县会战之后，得唐生智、贺龙之约，互不相攻，我军亦正需休息。后来因为援救田维勤的军队在遂平等处之被围，战事再起。相继同国民革命军第四、第八军对战，尤以许昌一役为最激烈。(我于出国在伦敦中国使馆，郭公使曾与我同张向华介绍，张向华说：“我二人虽未曾谋面，但互相早已有过认识。”彼此怆然对笑。)而后冯焕章出潼关，白健生(即白崇禧——笔者注)军由陇海线西进，我又遭三面被围之形势。我不得不退出郑县，撤至黄河北岸。
我临行之处置，派田维勤维持郑县一带治安，以待国民革命军之到来。亲笔写了一封和信，交当时的陇海路督办章祜转交到来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书中大意说明：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存储有给养甚够，非我忘记焚烧，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心火以炎(应为燃字之误——笔者注)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假如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孽。我有些重伤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军官本人道的观念，请求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恐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我遂撤退到河北磁县，再同冯焕章军激战于安阳。韩陵山一役，我已将韩复榘军击败，正拟追击之际，接获大本营电令，因晋军有出娘子关之行动，训令我军速撤退越过正定之线，以保安全。我遂退至保定。
迨至晋军发动攻势，我已稳住脚步。晋军之作战计划，甚为良好，惜其将领，有之未达成任务，有之未能运用灵活，致遭失败。战斗开始，晋军第三路出师：一路出雁门关攻京绥线，与我方张作相军团相持于广灵之线上，一路出娘子关攻京汉线，与我之军团激战于定县一带；另一路出紫荆关袭我后方，此一支军队，给我方致命的打击，晋军李服膺师已达到门头沟，当时的大本营所在地之北京，甚为空虚，由京师宪兵开往抵御，方一接触，李则自动退回。晋军傅作义师突然出现于涿县，威胁我之背后，切断我军团之联络线，惜其到达，即入涿县城闭门固守，我急由前线调回第八军将其包围于城内，迫其投诚。假如彼时傅军在涿县附近竭力活跃，或袭保定，或尽力破坏京汉铁路，其结果不堪设想矣。
方晋军出娘子关向保定进攻之初，我军团秘命第十九军潜道安国，袭取定县。待该军抵达定县，未遇抵抗，已达成任务，然确知系军团被迫退却，晋军已迫近保定矣。该军长戢翼翘，副军长何柱国判断我军团情况危急，不待请命，独断决心，立即切断京汉线，袭击晋军背后，进攻石家庄，迫晋军向龙泉关山地退去，使整个战况发生重大的转变，转危为安。
此一役也，重大地教训了统兵的将领。须要有独断精神，敢负责任。傅宜生(作义)虽较李服膺为强，能达到指定的任务，使我军团抽回一个军，未能努力追击，消极地保全了晋军主力得退回山西。但如傅宜生敢独断专行，不固守成命，在涿县平原游击活动，立即向北京或保定袭击，当时我军团正在危难之际，实不易应付。而戢劲成(翼翘)、何柱国，当机立断，因战况瞬息历变，不待请示之复命，立即行动。该军到达定县之后，而任务已经完成。能体会整个军团之安危，不计一己利害，超出受命范围之外，敢负起责任，独断专行，此诚可垂为良好之战例。(笔者按)
《不断的战争》一章，充满了悲愤厌战的情绪。张学良这段回忆，系在事过半个世纪以后，然而当年的战争景况宛如昨天。尤为令人感动的，并非战事的艰辛与无边之苦难，而在于张学良从河南撤退后写给追兵将领的一封长信。军中儒将对黎民百姓和伤残兵士所寄予的同情，非有良善之心者难以写于纸上。同时，在混战之中宁肯让大批追兵危及奉军撤退但坚持不肯下令炸毁黄河大桥，实乃有良性之军人所为。张学良河南战役中的此举，史料多无记载。因此这篇自述极有价值!
戢翼翘，湖北人，乃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年倚重的将领。戢翼翘早年曾经参加护国战争并在云南开办军事学校多年。第二次奉直大战后由云南远下关东，慕名投奔张氏父子，是一个与东北军有缘的外籍将领。张作霖殁后他改任包宁铁路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戢翼翘拒绝出任伪职，1949年经香港前往台湾。1960年曾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1967年以91岁高龄病故于台北。
何柱国，张学良的忠诚部将。广西人，字铸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来到东北。先在奉军炮兵团任职，后到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是张学良在学校里景慕的青年教官之一。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重用何柱国为陆军三旅旅长，57军军长和骑兵军军长等要职。何柱国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支持部将，张学良失去自由后，何柱国曾赴奉化探视，并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拟发表何为东北行营参谋长，遭拒后，蒋氏又暗派人在酒中下毒，意欲除掉张学良手下的忠诚部将。不料何柱国幸免一死，但终究双目失明。全国解放后何柱国曾经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1985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
撤出北京退回关外
迨至日本军队在青岛登陆，占据胶济路，发生济南事变，我大本营决心终止战事，放弃北京，撤军返回东北。命令我军团退至滦河左岸。因国民革命军尚未到来，北京为文化及外交重地，恐发生治安问题，遂留鲍毓麟旅协助警察维持北京秩序，待国民革命军到达交替后，再为退出。而后不幸，鲍旅被冯玉祥不讲信义，欺骗缴械，使北京商民永留一不愉(快)的怀念。
(笔者按)
“济南事变”史称“五三惨案”。1928年蒋介石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发兵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为了阻止英、美等国对中国北方的军事渗透，遂借口保护日侨，悍然出兵济南。当年5月1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开枪打死中国百姓多名，蓄意制造流血惨案。蒋介石的北伐军慑于日军之威，不得不放缓了北进的速度。张氏文中提到的鲍毓麟，为吉林省农安县人，1897年生，东三省讲武堂毕业。此人不仅是张学良的同期学友，而且还有姻亲关系。曾历任东北军某旅旅长、北平警察局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寓居天津，任天津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赴美国时与于凤至女士会面。
厌弃内战
我初为军人，存学剑一试之心，经过连年内战，身经百睹，感慨多深，使心情上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无目的的互相厮杀，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双方所牺牲者，多为英俊有为之士，自相残伤，实深痛心。
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挑衅待机，谋夺权利。我曾为南京、济南事件，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全国放弃阋墙之争，一致团结对外。
三、因军事之破坏，殊少建设，大伤国家元气。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满目疮痍，沉思反问，此是何人之过?时而疚心如焚!
四、死伤官兵，虽有抚恤，皆无完整妥善的处理。尤以失败的军队，伤患官兵，时流为街头乞讨，虽系敌人，但皆属同胞，同系中国军人，触目伤情，不能自抑。更进一思维，此种无谓死伤英勇壮士，是何为乎?
五、物力人力，如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使那些英勇军人，为国牺牲，忠魂可慰，而况外患频仍，我们何苦自相削弱，为仇者所快乎?
基于上述种种心情，我遂力下决心，不再从事内战，致力团结统一，建设地方，促进民生，竭力图强，以御外侮。
(笔者按)
张学良青年时期，南北征战，大小战事，数不胜数。目睹涂炭生灵，阅尽人间灾祸。因而久战生倦意乃为情理之中。张氏总结出上述五点厌战心理，便是他1936年在西安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的主要思想基因。至于兵连祸结的内战之苦，早在张学良统率东北军赴陕受命“剿共”之前即已在心底萌生，这次以自述方式向蒋介石袒露胸襟，亦是一种真诚之表白也!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