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摆脱纠葛 泛舟东渡日本
米暂沉
政治希望的破灭，挚友的生离死别，使杨虎城受到很大的刺激，精神十分苦闷。各方面的情况又使他难于应付。
首先是第十军内部的矛盾。第十军内部的保守势力对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重用共产党人的做法一直不满，但以前慑于杨虎城的威望，很少有人正面提出这一问题。在杨虎城离开部队，尤其是刘集暴动失败后，保守势力公开表示了对杨虎城的不满。因此，杨虎城不仅不便返回部队，甚至连在上海的生活费用也不愿再向部队索取。
其次是第二期北伐划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问题。一九二八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期北伐，将第十军划归方振武指挥。杨虎城此时心灰意冷，既无意参加所谓第二期北伐，更不愿听从方振武的指挥。因为方在随冯玉祥到陕西时，曾把杨部冯华堂旅威胁利诱以去，杨虎城对此极为不满。
再次，恰巧这个时候，陕军将领岳维峻、李云龙、田玉洁、高桂滋等以及河南的樊钟秀正酝酿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南京方面的陕籍人士于右任、焦易堂也表示赞同。以上人士曾在南京汤山开过一次会，各方面对杨虎城期望甚殷。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杨虎城与冯玉祥的关系。现在一般人包括一些历史专著，都认为杨虎城是冯玉祥的老西北军的一部，故将杨部也称为西北军。实际上，如前所述，杨部与冯玉祥的关系，是自西安解围后开始，北伐中才正式隶属于冯部，前后共近两年时间，中间还有一段若即若离。这时期的杨部仍称作陕军，只是到西安事变前，才相对于东北军而被称为西北军。杨、冯之间也一直没有过密的来往，相反却有许多矛盾，这也是以后杨虎城离冯附蒋的原因。不过在这时，杨虎城不仅无意参加反冯，甚至认为反冯的结果会徒事牺牲，并将糜烂地方。
杨虎城的这种表示引起与会者一致的不满。有的人甚至说他已受冯收买，或者说他不顾地方人民痛苦等等。大会之后，又各自分头找杨虎城面谈。杨虎城既不愿参与此事，又不愿自外于陕西军人，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杨虎城的靖国军时期的战友，交往甚密。加之杨虎城是现役军官，其部队已编入第二期北伐的战斗序列，更难有两全之策，于是决心摆脱一切纠葛，接受朋友的建议，前往日本暂住，兼事疗养。深知杨虎城这一苦衷的南汉宸，在解放后曾对杨虎城的东渡有过如下评论：“党觉得他是个军长，是军阀，不能要他。……杨虎城的思想很苦恼，改编军队不要(按：此指杨虎城提出将第十军改编为工农红军)，入党又不成，又不愿到冯蒋那边，所以到日本去啦。”这一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杨虎城在上海临时筹集了一笔路费，同他的夫人谢葆真及笔者三人启程赴日。他们乘长崎丸号到神户，然后转东到达东京，最初住在东京近郊大冈山，后移居于东中野。这一时期，杨虎城化名呼尘，除少数陕西籍留学生，从不对外接触。
这时日本是田中义一当权的时期。一方面左翼运动非常活跃；一方面军国主义者正在执行所谓“整肃军队”、“思想善导”政策，政治斗争极其尖锐。中国国内各派的政治斗争，也全面地在留日学生中反映出来。当时中国共产觉在东京设有支部，还有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陕西学生有李唯五、崔仲远、江隆基等人参加这些组织。国民党方面在东京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南京系统的，一个属于原来武汉政府的系统。国家主义派在那里也有活动，拥护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各系派都有大量宣传品，对外宣传。中国的政治军事消息，日本报纸经常披露，上海的各种报纸刊物，也很快可以寄到东京。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杨虎城每天读各种报纸刊物和各系派的宣传品，并听取陕西留日左派学生的分析。他善于做面条，经常做些面条，约这些人到家吃家乡饭谈话，从中了解到各系派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
他在决定去日本以后，曾这样说过：“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到东京后，他感觉到一般留学生对日本理解不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陕西留日士官学生章严(陕西安康人)来见他。谈起来，章严还是他的老朋友章春华的儿子，幼年去日本，在日本的三高上学，后由日本京都帝大毕业，然后又进士官学校九期炮科学习。章在京都读书时期，曾参加过日本左翼学生活动及工人运动，现在又在士官学习，更了解不少日本军事情况，他还可以找到日本的各左翼秘密书刊。有些线索，对杨了解日本帮助极大。他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也请章就某一问题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通过章严的帮助，他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
杨虎城回国前，曾约章严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以后听说章严回国参加了张云逸领导的红军，在战斗中牺牲。
杨虎城当时所住的大冈山距代代木练兵场不远，他每天清晨在代代木附近散步，观察日本军队训练情况。他虽不懂日本语言，但由于他有多年的实际军事经验，能够了解所训练的课目。遇有和中国军队动作不同的地方，他就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以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此外，他经常到处参观游览，观察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以求增加对日本社会的感性认识。
这些努力，使杨虎城理解了一些帝国主义本质的东西。二十年代末期，日本曾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所谓“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同年六月，日本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在日本期间，另一感受较深的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杨虎城自幼便有着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尔后又受到“五四”民主思想的熏陶，因此他一直崇尚民主思想。到日本后，他发现由一小撮金融巨头、政客把持着的日本的所谓民主制度是虚伪的，劳动人民并无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时的日本，也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形式，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还允许公开出售。并且，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也并不被法律禁止，虽然军国主义者大搞所谓“思想善导”，压迫左翼运动，但还不能不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所谓政治与学术的自由。杨虎城认为一切学术问题、政治思想都应当公开拿出来讲，让人民自由选择，光凭压力并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从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中，他认识到尽管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日本的逐步法西斯化也更使这种虚伪的形式所剩无几，但在中国，连这样的民主也没有。没有民主，是中国所以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军阀的独裁更使这种状况变本加厉。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其白色恐怖比北洋军阀的思想禁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使中国人民连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也没有。这些认识，与杨虎城以后在陕西执政期间提倡民主和学术自由密切相关，并对他个人的思想和作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日本虽然只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然而收获很大，而且是多方面的。对于他此后的政治军事生涯，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养，也达到了多年所未有的良好状态。
杨虎城出国以后，第十军的处境异常困难，一度曾受到方鼎英部的武力威胁。广大干部咸以为这个部队是杨虎城一手缔造的，其所以受到各方面重视的原因，主要是杨虎城个人的声誉，而不是它的实力。为了求得部队的存在，都希望杨虎城能回来领导他们。
一九二八年秋，蒋介石和冯玉祥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蒋冯的暗斗快要到明争的时候，这个名义上属于第二集团军的第十军杨虎城部，便成为蒋冯双方都力图拉拢争取的对象。冯玉祥一方面主动地把第十军原留在陕西的一部分开到山东单县，并命令驻安徽太和的部队移驻单县，合并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归冯系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指挥。冯一面命令部队派人去东京促杨虎城回国，一面直接打电报促请他回国整顿部队。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给这位从未谋面的杨军长打来电报，除慰问病况之外，并促其早日回国。这个电报是由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馆转的，因杨虎城在东京不公开和人来往，对南京驻日本的使领馆更无接触，故电报没有转到。以后南京方面朋友来信，方知道有这个电报，但他也没有到大使馆询问。
冯玉祥、蒋介石都有电报促驾，部队也先后两次派了曹润华、王宝珊、姚丹峰到东京报告情况，请他回国。在上述三方面敦促之下，杨虎城便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随即转往南京。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