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始终如一 与共产党交友
米暂沉
在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中，另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如前所述，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合作。即使在杨虎城从日本回国、离冯附蒋之后，也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力量。这期间，他先后收留了一些在大革命后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如武士敏、宋绮云、陈子坚等，营救出被国民党监禁的共产党员张汉民等，并对这些人委以重任。
在中原大战快要结束之时，他做出结论：“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这一认识成为杨虎城在陕西执政时期处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杨虎城在接受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后，就把组织陕西省政府的工作交给了南汉宸。在当时，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敢于任命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做他的秘书长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与决心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杨虎城对南的信任和放手，在大政方针确定后，使南有充分权力相机行事，甚至包括一些官员的任免事项也可由南决定。
南汉宸随十七路军先头部队进入西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城的决定，宣布释放一切政治犯。其中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占了绝大多数，有潘自力、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李畅英(即李大章)、王友章等人。这一做法，深为蒋介石所不满，但待他得知消息时已成为事实。
杨虎城由从事纯粹的军事活动进而兼管地方行政之后，曾积极致力于控制西北地区以与蒋介石对抗，因此在干部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这一问题上直接涉及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一方面让一些老干部退休，起用青年干部接替；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部队中任用进步青年，包括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陕西后，新编成的陕西省政府警卫营，由张汉民担任营长，以后该部逐渐扩编为警备三旅，张任旅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设宪兵营后，副营长由共产党员纪子中担任，纪病殁后，又以共产党员金闽生担任营长，共产党员童陆生担任副营长。该营的几个连、排长也多是共产党员，以后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活动中心。新建的新兵训练处(后改为骑兵团)的处长王泰吉、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王根僧(西安事变后任第一七七师副师长、第九十六军副军长)以及西安事变前后任命的独立旅旅长许权中①都是共产党员。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以进步人士张依中为处长，共产党员庞志杰为科长。此外在陕西省政府还有崔孟博、崔仲远、谢祥荫(甫生)、刘佛吾等共产党员任科长职务。以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辑。上述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杨虎城在进入陕西之后任用或任命的，还不包括一直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如后期均担任团长的刘威诚、阎揆要等人。
自皖北起义失败后，杨部的中共地下组织虽仍继续存在，但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中下级军官，其活动也只限于下层。他们不可能和杨虎城发生直接联系，也未能在杨部造成广泛的影响。南汉宸到达杨部使这一情况发生很大改观，特别在南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和杨虎城任用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之后，不仅使党的组织得到发展，而且形成了以南为中心的颇有影响的进步势力。这也是杨虎城新的干部政策的具体体现。
杨部进步干部队伍的形式，除有赖于大革命前参加杨部的进步青年和皖北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外，还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皖北起义失败被遣走的共产党员，以后又陆续回到杨部工作。
二、杨部在河南南阳时，先后收留的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三、杨虎城进入西安后释放的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人。
四、杨虎城在国内外资助上学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蒲子政、郭则沉、亢心栽等。
五、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组织的渭华起义、淳栒起义相继失败后，陕西的革命青年中不少人参加了杨虎城部队的步兵训练班、教导营等军事训练机关。由于杨虎城未搞过“清党”，杨部也没有人因思想左倾而受歧视或处分，杨虎城的政治态度和作风使这些进步青年得以存身和继续工作，同时逐渐成为进步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
杨虎城部队中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如李维汉同志一九八一年冬在西安对党史工作者的讲话所说的，“有些人杨是知道的，有些人他不知道”。前者指的是他周围的人及上层干部，后者是中、下层干部。杨虎城在与这些共产党员的接触中，大多数情况都是心照不宜。往往利用闲聊天、吃便饭的场合和机会，从侧面了解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等，解放后笔者在整理他的私人遗物时。还发现了几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文件的抄件，据分析就是某些共产党员在向杨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后留下的。
杨虎城的政治倾向和他的这一系列做法，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非一无所知，更非毫无表示，逼迫南汉宸离职并加以通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陈立夫曾亲自到西安向杨虎城交涉这一问题。此外，南京政府经常有电报或公文致杨虎城，指责杨部某人是共产党员，某人有共产党嫌疑，命杨虎城逮捕或押送南京。杨虎城对这一类案件的处理，总的来说分以下几种方式：
一、坚决不交，硬顶回去。如申辩说某人经考察并非共产党员；或说，某人曾参加过共产党，现在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有的秘密放走，对南京报告说已经潜逃。
二、与杨虎城部队有关系的共产党员因活动暴露，有被国民党逮捕危险时，他立即“逮捕”，一般“关押”在十七路军的军法处加以保护，使部队内部情况不致暴露，待风声过去再放出来。
三、在案情重大实在无法掩护和营救时，杨虎城主张坚决采取就地处决的办法，所谓“交死的，不交活的”，决不将人交给南京的国民党特务。因为重大的政治犯交到国民党特务手中，除了当叛徒外，绝无生还的可能，反而可能暴露杨部共产党的情况以及杨虎城反蒋的机密。王泰吉一案就是这样处理的。
王泰吉是陕西临潼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初率部在陕西鳞游起义，失败后又于同年五月参加了著名的陕西渭华起义，时任参谋长。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于南京监狱。杨虎城得知这一情况后，将王保释出狱，先后任他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王泰吉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起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
一九三四年一月，王泰吉出外执行任务，途经淳化县时被人出卖。反动民团抓住他后，立即向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报告，以邀功请赏。杨虎城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命宪兵营在西安附近的草滩设伏劫夺王泰吉，但没有成功。这时，邵力子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均获悉抓到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犯，并向蒋介石电告。于是，蒋介石几次急电严令将王解到南京。王被押解西安后，关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杨虎城坚持王是原十七路军的军官，又是在陕西被捕，应当由地方处理，无须送交中央。在王泰吉被关押在军法处期间，杨虎城下令给以特殊照顾，可以自由会客，也从未拷打审讯。军法处长张依中及军法处科长庞志杰(中共地下党员)也均曾设法营救，打算用其他死刑犯来冒名顶替，这一切终因南京的强大压力及省党部特务的严密监视而未果。杨虎城在无奈之下，以违犯军法的名义枪毙了王泰吉。杨虎城对此事的处理十分痛心，曾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讲：“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
杨虎城对陕北红军的重要负责人，也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一九三一年，刘志丹同志在陕西邠县被杨部骑兵旅苏雨生逮捕。南汉宸在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杨虎城请示，在杨虎城的同意下，南把刘志丹接到西安后秘密释放，当谢子长同志到西安时，杨虎城还通过杜斌丞为其提供过枪支弹药。
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迫近驻汉中的孙蔚如部防区。蒋介石命令川军由南向北、十七路军由北向南夹攻红四方面军。东西两路也有国民党的军队，企图造成四面围攻之势。孙蔚如就此向杨虎城请示方针。杨虎城当时认为孙部如和红军打起来双方都会受损，不论损失属于哪一方面，都是蒋介石所喜欢的。因而，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根据这一原则，杨虎城遂授意杜斌丞委托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含辉、武志平先后前往川北，沟通了与红军的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代表黄超、徐以新到汉中与孙蔚如进行商谈。于同年夏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共同反蒋的口头协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没有发生冲突。一九三五年初，红四方面军当时的负责人张国焘下令发动陕南战役，向驻宁羌、大安驿、略阳、阳平关一带的十七路军部队进攻，随之战事扩大到汉中、褒城等地。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合作局面陷于破裂。
杨虎城在陕西执政期间对于红军的态度，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一、对红军尽可能不打仗，最好能取得默契，互不侵犯，如在汉中一个时期和红四方面军那样。二、在蒋介石威胁之下不能不打时，做出打的姿态来应付，做假战报。三、在红军要进攻像西安、汉中那样的城市，使他的部队存在与安全发生危险时，采取以攻为守、保存实力的方针。
① 许权中，陕西著名共产党人，渭华起义领导人之一。后曾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任师长。西安事变开始被杨虎城起用为旅长。抗战后在忻口等战役中著有战功，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改任第四集团军后方办事处处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与三十八军屯垦处长、共产党员任耕三一同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陕西省眉县之教坊。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