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培养人材 振兴教育事业
米暂沉
据南京政府教育部一九三一年六月统计，全国仅有国立、省立、私立大学五十六所，专利学校二十八所。而陕西省，甚至整个西北地区却没有一所。又如，一九二九年中国留日学生二千六百三十五人中，陕西省籍的学生不到百分之一。留法和留德的学生的情况大体相同。一九三○年陕西省的中学也仅十七所，在校学生二千一百四十四人，这个数字只抵辽宁省的百分之八点六，与相邻的山西、河南等省比较，亦不足它们的三分之一，质量上的差距则更大。
造成陕西教育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除地处偏僻和经济不发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遭受军阀集团的摧残。以中学生在校人数为例，陕西在一九三○年反落后于一九二三年的水平。这一时期，统治陕西的军阀致力于内战，为了获取更多的军费而削减教育经费，致使教师的工资经常被七折八扣或长期拖欠，有的竟以省财政厅的一纸空文拨到各县，让教师自行前往交涉领取。为了能将空头支票兑现，一些教师只得忍痛将自己的血汗钱与县衙门的官吏们平分。有些人甚至连一分一文也领不到。
杨虎城认为，陕西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事业的凋敝和人材的缺乏。因此，他一直有志于为振兴陕西的教育而尽力。
杨虎城在陕西执政之前，就对发展地方教育做过一些努力。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后，他曾在陕北三边地区办起了五所小学，在汉蒙杂居区设立汉蒙小学一所，在宁条梁还办过一所中学。一九二六年在坚守西安的极其艰苦环境中，他不仅支持城内各校照常上课，而且还举办了暑期学校，他常对部下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在他执政后。他更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材作为他与蒋介石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他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解决教育经费的来源问题。一九二九年陕西遭受空前大旱灾之后，财政收入锐减。为了保障教育事业的需要，杨虎城缩减了军费开支，拨出一笔专款作为救宵基金，由教育界人土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虽会，负责专款的保管和使用。同时规定教育经费独立，这对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促进。
其次，解决广大执教人员的生计问题。杨虎城主政前，陕西教职人员收入很低，生活毫无保障。他主政后，对执教人员的薪水做了大幅度的增加。西安的中学教师中，月薪较高者可达七八十元，比一般司书人员要高一倍以上，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说，是比较高的了。这样，使革命后近二十年中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的局面有所改观，从而解决了他们的生计之忧，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第三，对省立各中学进行了扩充。在一些学校增设了班次，扩大了招生名额，在校学生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使陕西的教育出现了生机。
第四，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为了培养人材，杨虎城除资助一些在国内各大学读书的陕籍家境较差的学生外，还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出国留学，为此设有专款。王炳南、江隆基、潘自力、袁若愚、郭则沉、刘佛吾、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等人就是这时被派往国外学习的。杨虎城对出国留学生的学习非常关心。他在给一些留日学生写的信中说：“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直到西安事变后，他被迫出国途经巴黎时，仍然关心着留学生的生活。他对随员说：“以后我们同外国官员不多接触了，应该朴素一些，向普通人们的生活水平看齐，也可以省几个钱帮助最急需的人。听说旅欧的中国学生，特别在法国，以前是勤工俭学的青年，生活苦，他们需要救济。”遂用节约下来的三千多元资助了法、德两国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毕业后，有许多人回到陕西从事教育工作，为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五，创办高等教育。由于陕西乃到整个西北地区尚无一所正式的高等院校，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曾多次要求南京政府在西北建立一所大学。鉴于西北人民以农牧为生活之本，培养农牧技术人材更为当务之急，由他倡议并得到于右任、焦易堂等陕籍国民党元老以及西北五省社会名流的支持，终于在陕西武功创办起西北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
杨虎城在采取上述各项措施的同时，特别注意教育内容方面的改革。蒋介石为扼杀青年的革命思想，在全国推行了一整套法西斯奴化教育，杨虎城对此深恶痛绝。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学校安插党羽，广布特务，压制和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的做法，极力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和抗日爱国教育。为贯彻民主爱国的进步教育方针，他整顿调整了教育界的人事，把一些思想保守的校长和教育界的人士逐步安排到行政部门，任用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校长。随后，他赶走了教育厅长李范一，由李百龄接任，以控制全省教育的领导权。杨虎城十分赞赏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的民主办学方针，推祟思想信仰自由，允许学校讲授和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让师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杨虎城则对爱国的学生运动采取了暗中支持和保护的态度。他还坚持在教育中贯彻抗日爱国思想，公开与蒋介石的“侈谈抗日者杀无赦”的政策对抗。为培养能文能武的抗日人材，他专门给一些学校配发了武器，将抗日爱国教育与军事训练结成一体，当时，这在全国是极少见的。
国民党把杨虎城在陕西省教育方面所做的改革视为大逆不道，终于在一九三二年派来周学昌取代李百龄担任了教育厅长。随着蒋、杨矛盾的日趋尖锐，又于一九三三年撤了杨虎城的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使他对全省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杨虎城关心陕西的教育事业，完全是出于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和为桑梓造福的公心，在他刚刚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有人曾建议他以个人名义办一所学校。他说，我不能像陈树藩办成德中学那样搞个人留名，而应设法办好整个陕西的教育。他被撤职后，已无权再过问全省的教育，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育事业献力。一九三四年他自己出钱并募捐，在家乡蒲城创办一所学校。为了有别于那些世俗的应时的名称，他以清末蒲城的“尧山书院”的“尧山”两字命名该校为“尧山中学”。为把这所学校办成一所进步的爱国的学校，杨虎城苦心孤诣，对校长的人选、教师的聘请、校舍的建设、图书的采购、教具的配置等等，均一一过问。他请回正在日本留学的袁若愚担任校长，又聘请了冯一航、何寓础、朱茂青、赵曼青等一大批进步人士任教，其中有些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使该校从一开始就生气勃勃。他还亲自拟定以“教育救国”四字为该校校训。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一九三五年又在该校修建起一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设计图纸，委托上海建筑公司施工建成的，被命名为“勿幕图书馆”。藏有从上海、天津等地购回的大量书籍。设施之先进和藏书之多，在当时全省各中等学校中是第一流的。
尧山中学不仅设备先进，教育质量在全省也别开生面。它把抗日救国教育贯穿于教学中，教师们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师生们还编演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前面所说的将抗日教育与军事训练结为一体，就是在这个学校实行的。由于该校是杨虎城出面创办的，国民党教育机关不敢横加干涉，因而校内进步和民主的气氛较浓。一些进步书刊公开流传，使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深受教益，抗日救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曾经给我党的地下活动以很大的便利和很好的掩护。这就是杨虎城所说的：“你(指蒋介石)办你的教育，我办我的教育。”
在创办尧山中学的前后，杨虎城还在蒲城创办了尧山、孙镇等几所小学校。他为这几所小学购买了大批的图书仪器和其他各种教学设备。为给孙镇小学购买一套《万有文库》，他曾三次拨款。他很重视学校的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曾建议在孙镇小学的门楣上刻“教、学、做”三字，以此作为学校教育的方针。由于他经历过幼年因家贫而辍学的痛苦，所以非常关心穷苦人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规定凡因家贫而无力上学者，由学校供给其费用。
杨虎城还计划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和一所农业学校，培养师资和农业科技人员。他曾参观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对该校十分推崇，决意要照办一所。为此，他曾派人前往金陵大学、晓庄师范等院校联系，以便在师范和农业学校办起后，由它们负责输送师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使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