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一节 皆大欢喜
杨奎松
12月20日前后是西安事变最微妙的阶段。此时，何应钦及“讨伐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杀气腾腾，中央军步步进逼，西安已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西安方面不得不迅速结成军事同盟，张学良、杨虎城更是信誓旦旦，公开宣言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红军、东北军因此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至2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又接连致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必须迅速宣告成立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①此举一旦成为事实，无疑将使西安与南京之间本来就极其紧张的对抗形势更具有爆炸性。
在已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必须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指示之后，张学良等人的这一要求顿时使中共中央陷入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不同意吧，显然会使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和红军的动机产生怀疑，动摇对自己的信任；同意吧，势必会取消中共目前所极力争取的第三者地位，并加剧南京与西安的对抗。
23日，中共中央再次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毛泽东明确讲：张学良提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巩固军心民心，我们本来主张对内宣布，对外不宣布，但我们去电后，他却急于要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如果对外宣布，我们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可是现在中心问题是张、杨已处在相当紧张的环境之中，不参加这个政府又不行。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实际参加，暂时在内部宣布，并做公开宣布的准备，一旦打起来，就应公开宣布的好。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形成了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现在完全可以公开宣布，没有必要回避与张学良、杨虎城结盟的事实，这不仅是为张、杨撑腰，而且也是争取和影响西南、四川等地实力派同情西安事变的一种手段，宣布利大于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停止内战，公开宣布不仅不利于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对南京方面进行和平工作，而且容易给亲日顽固派以借口，加剧紧张局面。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对内宣布也不应当，因为在陕甘军政内部宣布，实际上也就是对外宣布了，因此，还是实际参加而对内对外都暂时不宣布的好。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的结论是，采取实际参加、暂不公开宣布的办法，在未与南京全面冲突之前，自己仍努力保持第三者地位以便于进行转圜。②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西安方面称：一方面为争取全国同情，便利外交，另一方面为巩固军心民心，争取战争胜利，坚持已成局面，决定：“(甲)包括红军在内的抗日联军组织，对内立即发表，但对外暂时不发明码通电，不发广播，准备于红军实行参战时发表之。(乙)包括我们名单在内的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组织，并实行工作，但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丙)此时只发表张、杨联合宣言，张、杨及我们联名宣言，立即准备好，发表时机稍为等一下。(丁)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干到底的基本方针是确定了的，实际的军事政治工作是立即共同一致地做的，仅为顾到争取南京、山西、四川、广西、河北、山东及蒋系军左派中派起见，把对全国宣布一事稍微迟缓一下，至张、杨对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内部应尽量宣布联红联共之方针，以振军民之心，则是毫无疑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具体去电说明，中共方面准备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和徐向前五人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和林伯渠暂不参加以便于对国民党进行工作，要求周恩来等务必向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当然，中共中央实际上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南京坚持不与西安妥协，全面战争打响，中共和红军还是要公开地站到西安一边来的。到那时候，什么第三者地位，怕是统统都不需要了。毛泽东为此明确电告西安：中共的原则是“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但中共中央不能不感到担心：在张学良明确表示需要中共公开支持的时候，只在私下里作出保证，“张、杨是否会因此不满意?”③
真是再凑巧也没有了。就在中共方面还在为如何保持第三者地位与公开支持张学良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深感不安的时候，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在西安降临了。张学良很快就看到了另外一种，也是他更希望看到的，在目前情势下更便当、更稳妥的解决办法。
就在战争的乌云伴随着南京当权者的电闪雷鸣，一阵紧似一阵地压向西安城的关键时刻，在南京方面涌动着的逆向而行的和平暗流也迅速形成势力。此股暗流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强烈担心武力威迫的结果，反而会将张学良等逼上梁山，最终害了蒋介石。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力挽南京主战派掀起的战争狂澜，坚持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争端，即使蒋介石为此颜面上要受些损失，也在所不惜。蒋之顾问端纳飞赴西安及劝蒋之态度，即与宋美龄有直接关系。同时，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姻亲，自然也全力以赴地站在他姐姐的一边，四处游说，甚至不顾何应钦等人阻拦，独自飞往西安，进行和平劝说的工作。
当然，宋子文这么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宋子文始终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且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结果，宋子文日渐明显地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最终不得不在1933年10月宣告辞职。④以后，宋虽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却仍旧试图在抗日及和共问题上发挥作用。南京方面最初与中共中央的秘密接触，宋子文就曾积极参与和提供帮助。对于两广事变，宋子文也始终站在同情的立场。甚至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宋子文同样在背地里表示赞成。对于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宋子文更是大力支持并秘密捐款以协助其开展活动。以致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乃至中共中央都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⑤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伸张自己主张的机会。他之所以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和种种流言，冒险代表宋美龄于20日飞抵西安进行调处，其目的大抵也是为此。⑥如果蒋介石能够顺应大势，就此改变政策，他自然可以重新发挥重要决策作用，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子文到达西安当日，即与张学良、杨虎城见了面。毛泽东因得知宋子文同情事变，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设法见宋，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但据张学良事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实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敢见，担心宁方知道会对他不利。张学良并且说：“宋子文来，南京多方阻难，对其他抗日中委亦限制其自由，惧他们来西北创新局面。”张曾劝宋子文出面召集救国会议，协助改组南京政府，宋子文表示因目前尚无响应事变者，现在出头不大可能，且以南京目前态度，亦不能表态，但他“对义举同情”，相信“坚持日久必有变化”。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不谨言慎行，但暗中同情西安事变、希望借此重登政治舞台、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蒋介石在他事后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关于宋子文第一次来西安的情况，只记录了其20日和21日三次见蒋的简短经过和几句生死离别的谈话，⑦其余概无所记。但是，宋子文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个人面见委员长，他激动异常并失声痛哭。我安慰且告诉他，此事件并未让他蒙羞，全世界都关心而且同情他的遭遇。……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邻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性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下午，汉卿见委员长。他说，在我与委员长会面后，委员长已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还告诉汉卿，如其军队愿意到绥远去，他会同意。
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他要我和张、杨讨论这些问题。……
我整晚设想办法。……汉卿坦白告诉我，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委员长交由共产党保护。此非虚言恫吓。⑧
据张学良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曾从侧面劝说蒋介石不妨对张学良他们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协，设法转圜，蒋也确实有所答复。只是蒋介石这时仍不承认张、杨的政治主张，只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⑨张学良、杨虎城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蒋必须就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作出明确的妥协与保证，否则问题仍不能解决。⑩对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蒋介石已有所让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继续做下去，他将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龄来西安，一方面继续劝蒋让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缓内战，促进南京及黄埔系内部的分化。
宋子文这时的态度和谈话，未必毫无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11)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要知道，如果蒋介石因此顺利获释，重登统治宝座，内外政策一无所变，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备受青睐，再入政府决策圈，结果也还是要因其政策主张与蒋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辙，即进去了也还是要再出来的。当然，在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劝诱蒋介石多少改变政策主张，联系到前此两人已经存在的严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会给蒋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此，宋子文做起来恐怕也很困难。没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里究竟是怎样劝说蒋介石的，后人能够了解的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与反叛者接洽谈判，最终成功地使蒋介石获释的宋子文，照理劳苦功高，事变之后应备受信赖，委以重任，可回南京后宋却仍备遭冷落和不信任，时间长达4年之久。(12)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决事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非让蒋介石那么满意，否则，蒋介石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位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蒋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通过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论主张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谈判，正式开始于23日。毫无疑问，蒋介石同意进行这种谈判，宋美龄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龄是在宋子文、蒋鼎文等陪同下，于22日飞来西安的。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透露宋美龄22日下午到后，曾力劝蒋“应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13)至于宋美龄所建议的方法是什么，蒋自然无只言片语之吐露，但联系宋美龄前此即曾有过“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劝告，不难判断宋美龄这时会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还在张学良接宋美龄由机场回西安蒋介石住处的路上，宋美龄就曾经明确告诉张学良：“她力主和平与抗日。”(14)因此，宋美龄到后，蒋介石的态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张、杨意料之外的重要转变。据周恩来谈判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在经过了端纳、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劝说之后，这时已最终同意可以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了。这种让步表现为：“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5)
“暗示”云云，在这里大有文章。所谓“暗示”，说白了就是蒋介石其实并没有直接答应什么或肯定什么。但实际上从宋子文日记的记录看，蒋恐怕并非是“暗示”，而是明示。宋日记称：
(22日)晚上，我面见委员长，征询对周恩来想见他的意见如何。但他说，要与蒋夫人一同会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收编共产党员的手令，而收编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16)
比较周恩来的电报，可知周的汇报恰恰就是宋子文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只不过，周并未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要求，并将国民大会记成了救国会议而已。
据周报告说：谈判分两部分，首先是周恩来代表张、杨向宋子文介绍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项条件，然后就是宋子文提出具体办法并进行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对改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17)
宋子文想借蒋落难之机达到怎样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问题是蒋介石对此将会作如何感想，如此伤筋动骨地变动政府内部成员，纵使不考虑对蒋介石今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妨害，难道不会严重地损害蒋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吗?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图大志究竟带有多少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事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热心与期望看来是过高了。蒋介石并没有赋予他具体讨论改组政府人事的权力。
但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对于蒋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18)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西安方面新提出的六项条件包括以下各点：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9)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说，在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不是如蒋介石、宋美龄事后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条件变得更激进了。
比较张、杨事变之初所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
西安方面条件之修改，当然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因素在里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杨虎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不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有着极强的个性，远不是那种容易受人摆布的人。所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20)恐怕也只能解释为周更能言善辩，更具有判断力而已。但坚持事变不达目的不止，大概作为事变真正主谋的张学良，还要远胜过周恩来许多。除了前述张学良公开的各种表示以外，即使是在蒋介石事后透露的很少的几次谈话内容当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到张学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态度之执拗。(21)甚至，中共中央于2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正式提议修改张、杨前提之八项条件，主张只需要在增加几位抗日分子进入南京政府、中央军退出潼关、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国家合作等五项条件基础上即可与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2)张、杨对此也并未轻易首肯。特别是为了尽可能快地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中共中央的条件中删去了张、杨原来八条中直接涉及关于在南京政府中“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和“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甚至连其19日通电中所提出的和平会议的建议也取消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们只同意取消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的要求，仍旧坚持保留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条。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仍旧有着自己的政治目标。难怪这时张学良认为中共的态度太“软”，而某些中共领导人反过来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有些“过左”呢!(23)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来发动此一重大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而言，这样考虑也确有其充分的理由。试想，仅仅同意保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而没有建立起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比如救国会议之类)，并以此来对南京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有谁能够保证在蒋回到南京之后，在枪口威逼下形成的西安事变的成果真能得以贯彻呢?有谁能够保证张、杨自己及其那些积极参予事变的部属日后不因此而遭受报复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张、杨对蒋介石的“暗示”十分满意，但在谈判中仍旧坚持蒋必须同意保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在事实上的存在。这里的原因很清楚，要想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事过之后不受惩罚，非如此不足以对蒋形成约束。
不过，随着23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决心继续保持第三者立场，希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电报到来，张、杨及中共中央三者之间显然开始出现了更明显的不同意见。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得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报不久，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24)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安方面突然间放弃了白天谈判中所提出的三项重要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
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能够确定西安方面释蒋条件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一定与中共中央上述电报的到来有关。问题是在周恩来当天中午12时就上午的谈判结果发出电报之后，至当晚11时周再发出西安方面修改解决条件的电报之间，并没有出现任何其他重要变故，使张学良有必要改变刚刚取得的谈判成果和他们已经确定了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只有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能够对张学良等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既然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坚持要蒋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地位，坚持事件的和平解决，不大愿意公开地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如今和平契机又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25)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两条具体承诺而使自己背上战争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他人呢?(26)张学良即作如此考虑，事情遂由此而急转直下了。
24日，根据周恩来报告，张学良称，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本日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26)
张学良当日是否见了蒋介石，而蒋是否当面对他作出上述许诺，无论是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还是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皆无蛛丝马迹可寻，甚至连当日蒋与张见面的事都未提及。从周恩来的报告中也不能看得很清楚，电报中只有“今日蒋答复张”六个字。至于这究竟是蒋自己答复张，还是两宋转述蒋的答复，也不得而知。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必要怀疑张学良以上所言不是事实。联系23日夜周恩来转述的西安方面的要求，可知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直接担保下，取得蒋对以后实行六项条件的允诺，至少还是西安方面是否放蒋的重要条件。张学良无论如何不会连这一点也弃之不顾，否则其坚持事变至今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张学良不能，也没有必要假传“圣旨”，因为次日与两宋的谈判必然要建立在蒋的这些承诺的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无论周恩来，还是杨虎城，此后都没有能够照原议“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周虽于23、24两日见过宋美龄两次，并两度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亲口”就西安方面六条作出保证的恐怕仅此一次。而这一次却又恰恰不能得到确切的证实，这就使得这一问题长期成为历史的悬案，惹得后人争论不休。
宋子文日记的披露使得这一悬案有了新的发现和证据。据宋子文记述，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西安方面六条的回应是：
一、他不会接任行政院长，会任命孔(祥熙)博士担任。 当然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
二、在他返回南京前不会释放在上海逮捕的七人。
三、(一)在张之下设立西安行营主任；
(二)同意陕、甘不再派驻中央政府军；
(三)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
(四)中日战争发生时全力支持陆军。
四、(一)派蒋鼎文将军前往要求中央政府军停止前进；
(二)将与张共商双方军队撤退事宜，并于委员长离开西安后发布命令。(28)
比较周恩来电报，可知两者的内容亦大体相近。
25日上午，在前一日张所说的蒋介石的“答复”的基础上，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最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29)
这次谈判看样子进行得相当顺利，费时甚少。宋子文私下表示：“蒋过去是在抗日、亲日以外走第二条路，西安事变是粉碎了蒋之第三条路，蒋不愿降日，只有抗日。”他要求中共和张、杨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并希望三方能够“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30)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等人似乎忽略了一点，就是前一日蒋介石所承认的“西北军事归张、杨负责”的问题，在这次谈判中并没有得到两宋的明确保证。这在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麻烦。
上午谈判后，蒋介石第二次接见了周恩来，因蒋病卧在床，谈话很简短。据周报告称，蒋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31)
关于蒋介石在事变中曾与周恩来见面的问题，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同样一无所记。但此事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后，已经两次亲口证实确有其事。尽管他的两次说法多少有些矛盾之处，如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时，称“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但谈话内容“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第二次他却干脆讲：“周恩来见蒋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32)一次说谈话内容不能讲，一旦透露，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一次则强调三个人没有谈什么，特别强调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这种矛盾实在太明显了。看起来正如张学良所说，他人虽然已经自由，但涉及这个问题，仍有不能讲的“苦衷”。此事出自他人之口自然无妨，若出自他的口，则必然要伤害到他所不愿意伤害到的人。
张学良究竟顾虑什么呢?一共就三个人的谈话，张学良怕伤害到谁呢?这次谈话又有什么样的内容不能从他的嘴里透露出来呢?一旦由他透露出来，又有谁最容易受到伤害呢?其实这是一个用不着太多解释，甚至简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这次谈话内容的外泄可能受到伤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蒋介石。就周恩来而言，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早已公开，其言虽不尽详细，但这次谈话本来就时间不长，基本内容相信也不过尔尔。张学良再透露多少，也只能是更具体、更详细一些罢了。何况宋美龄早对自己两次见周的谈话有过详尽的介绍，若确有对周形象不利的谈话，相信宋亦绝不会为周加以掩饰。(33)因此，张学良再透露多少，对周都已无伤大雅。但对蒋介石就不同了。自事变之后，蒋一直否认自己曾经在西安做过任何违心的承诺与让步，因而对自己在西安见周一事更是讳莫如深，周恩来与蒋谈话报告及内容的公开披露，很显然否定了蒋前此的说法乃至国民党方面就此所作的宣传。但孤证不立。只要蒋不承认，张亦不开口，周恩来的说法就永远只能是个无法完全证实的谜。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对此颇多苦衷和顾虑的原因吧?张学良出面证实周恩来确曾见过蒋介石，已经使蒋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他再进一步证实周恩来所说基本属实，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未作任何让步和妥协的说法自然完全不能成立，其过去宣传形象之受损害之大，由此实在很容易想象。这也就难怪张学良在第一次谈及这一问题之后，要赶快否定自己的说法了。张毕竟与蒋还有相当的友情，不愿因此而有损于这一作古的“手足”。(34)
但不论张学良日后是否准备证实周恩来当年报告的具体内容，张对周恩来见蒋一事的肯定，如今已经使人们在这件事上更容易相信周恩来，而不那么容易相信蒋介石了。至于蒋介石是否曾作过政治上的让步，是否曾当面对周承诺，或蒋具体作过哪些承诺，事实上不需要张学良的进一步证词，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文献和证据来加以证明。这里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宋子文的日记了。
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介石不仅两度接见过周恩来，而且确曾作出过相当的承诺。宋日记曰：
(23日)当天晚上，周晤见蒋夫人，并与委员长简短谈话。
(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35)
由宋子文日记不难看出，周恩来概括的蒋与他所谈三点也是基本准确的。当然，这里还应当提到周在此前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转达的“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的表态，因为这是蒋25日谈话痛快地表示愿意停止剿共和容共抗日的重要前提之一。
周的这一表态是在23日。当时，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和张学良了解周恩来对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周恩来表示：
共产党已在给国民党的声明书中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如果委员长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不会要求参与政府改组，将在共同目标下参与作战。但他们的人数将不应只限于3000或5000人。陈立夫已经同意拨给委员长三万人。共产党将保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因为除委员长自身的系统外，仍有许多军事系统存在。当国民大会召开时，共产党将同意参加大会，追随民主的中央政府，放弃中国苏维埃政府。
共产党了解委员长有抗日决心，但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却无法激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决议，不能有效对抗日本。共产党愿意支持委员长并非出于个人因素，而是为了民族因素。他感到委员长同意联俄却不愿意容共。他多次说及委员长身旁有太多的亲日派。周说，上述条件都是合理的，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提议的一样，并未因西安事变而有所增加。(36)
可见，正是因为周恩来给予了蒋介石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取消苏维埃、服从其指挥的保证，才成功地换取了蒋介石12月25日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
25日上午，因宋子文、宋美龄与西安方面面对面正式敲定一切，蒋介石又亲自接见了周恩来，向周作出重要承诺，无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周恩来，均认为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谈判双方均已就此达成共识，是否还有必要推延蒋回京的时间呢?鉴于23日晚周恩来报告“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周恩来也曾两度表示他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立即送蒋回京应当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如何保证蒋介石回去后不会反悔呢?
蒋介石是精通权术之人，自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其来西安之初还在设想对共产党“我是否可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37)从中可知蒋并非做不来反悔报复之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还在24日，宋子文被要求参加了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说明蒋介石妥协的条件。大多数与会者就坚持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宋子文解释说：“以目前南京的政治气氛，在委员长未返回以前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他们想要支持委员长，以他为国家领袖，带领他们保卫国家，他们必须绝对信任他，不能损害他的声望。”而且以蒋的个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返回南京以前，蒋也是宁死不愿先执行那些措施的。显然，宋子文无法说服激烈的反对者。以致张学良被迫出面召集反应最激烈的那些人，“大声训斥他们”。他告诉这些人，虽然他们动机单纯，但方式是错的。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要委员长领导他们，他们就该在事变之时杀死蒋。的确，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是一种冒险。但是，他早就告诉过他们，当他们参与发动这场政变时，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做赌注的，已经在冒险了，再冒一点险，没有什么不同。对张学良准备只要蒋有口头承诺就放蒋的想法，就连杨虎城也不赞同。24日晚，张、杨两人发生过“激烈争辩”。杨虎城相信，以蒋的为人，“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张学良毫不退让，强硬表示：“如果他们服从他的领导，他会扛起政变的全部责任；如果不服，大可开枪打死他。”否则，“所有做法皆须依照他的计划行事”。(38)
25日，在周恩来见过蒋介石之后，宋子文坚请西安三方面信任他，“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对此，周恩来和杨虎城“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多半也是同中共中央24日深夜对周恩来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有关。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下述三个条件下放蒋，第一是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第二是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第三是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中共中央强调没有这些条件保证而放蒋，对于西安的地位，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安全，都将是相当危险的。相反，为了得到这些保证，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可做，即使打起来，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39)
中共中央的这一考虑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蒋想变卦的话，迫使他在西安发表了公开文件，是否就不会变卦?应当看到以武力方式逼使蒋让步，对蒋本来就羞辱已极，蒋能在私下里平心静气地作出如此让步已属万分不易，再要蒋公开承认一切并要南京也随之作出保证，岂不使蒋颜面扫地，日后何以服人?事实上，在武力胁迫下的书面保证并不比口头保证更有效力。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张学良、杨虎城23日夜才明确提出可以由两宋出面担保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两宋如今既已出面担保，蒋又私下承诺，再事拖延并提出新的解决条件，特别是必欲强蒋所难发表政治文件，不可避免地会使刚刚化解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蒋介石今后是否会在强力下被迫签署这屈辱的政治文件尚且不论，关键是拖过25日，很可能会引发中央军的全面进攻，用宋子文的话，“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何况张学良已经向两宋许诺，只要他二人担保即可放蒋，如今仅仅为了这一纸书面保证就推翻自己的许诺，以后的交涉又如何能够继续?
因此，尽管杨虎城24日转而积极赞同中共中央的提议，却无法说服张学良。至25日谈判结束后，三方意见仍未完全统一。(40)结果，最后还是宋子文说服了周恩来，“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41)当天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劝说工作。只不过因为多数意见仍然坚持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恩来并未能取得成功。直拖到傍晚时分，他才不得不放弃努力，转而又去和张学良商议。“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42)
不管周恩来这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多少让他可以告慰中共中央的是，蒋介石在临行前专门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讲了一些颇有诚意的话。据杨事后告诉周恩来，蒋曾当面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宋子文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大意，即委员长告诉张、杨：“虽然他们是叛乱行为，但他会原谅。不管他承诺了什么，一定会去执行。”因此，周恩来得以报告中共中央说：“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有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43)
平心而论，西安事变致此结果，至少到此时为止，在各方面看来，多少都算得上是“皆大欢喜”的。南京政府、社会舆论乃至一般民众，对此均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尽管放蒋没能设置先决条件，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看法，相信“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44)而在西安方面，虽然杨虎城因张学良走，蒋无确实保证而多少有些担心，但据周恩来报告：“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孙亦好”，“愿听我们意见”。(45)至于张学良，此时更是颇多乐观，其虽有“负荆请罪”之想，不惜“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但确信蒋既然肯于承诺，自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实现各项承诺不过时间问题。加上宋子文一再担保蒋绝不会为难自己，必使他迅速回陕，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他自信自己已经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公开宣告：
“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这次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而这次事件的结束，是仰仗着领袖的人格的伟大。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够真干!就干!……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46)
①周恩来电称：“西北联军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有惧为闽变之续者)，影响国内(李白刘湘均以此事观望)。其办法完全同意我们提议。我因顾及外交及延缓内战，故主张暂缓发表，但红军现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周恩来提议：红军过邠县后应即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共同发表宣言，说明联合，保卫西北之意义，并坚决抗击企图侵略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
②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
③《洛、毛致周、博电》，1936年12月24日。
④吴景平：《宋子文评传》，213——22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⑤李允生1936年9月16日的报告。
⑥关于宋子文此时来陕冒有很大风险一节，据当时在西安张、杨身边的郭增恺回忆，张学良曾明确对宋讲过，称：“我们曾致电南京的许多要人，请他们来西安商量国事，就单指不敢欢迎你，怕的令你受到更多的谣言。”而宋的答复也颇可以看小其此时的抱负。宋答称：“南京的情形，真正关怀蒋先生的也仅有我们几位亲戚。惟我个人则并非站在亲戚关系上对他有所关怀。蒋先生如今的地位正是几十万民族青年的鲜血所造成的，他的力量又是全国人民的膏血所支持的，所以当前的问题，应是如何才能最好的使用我们国家的力量?”郭增恺前引文，见《西安事变三忆》，60—61页，香港，大地出版社，1962。
⑦所记述宋子文三次谈话，加起来不过五句，即“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子文……谓：‘门外有人窃听不宜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
⑧《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载《近代中国》(台北)第157期，2004．6。
⑨《周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关于条件问题，宋子文日记记述，蒋当时只同意将张、杨四条件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即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1)照《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12)宋子文只是到了1940年才因蒋急需能够打通美国政界和商界上层的人才，以获得美国政府的贷款，才被蒋授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派驻到华盛顿去，算是获得了一份较重要的职位。但也仅仅是一个说客而已，并无参与决策之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子文才再度被授以部长之职，成为多少可以参与些决策工作的外交部长。
(13)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14)《周恩来关于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选集》(上)，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7)《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8)《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9)《周恩来选集》(上)，70页。
(20)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1)不论张学良在事变期间与蒋交涉采取何种谈话策略，也不论蒋介石事后所记谈话内容有多少遗漏和修饰，从《西安半月记》中仍可看出张坚持要蒋承认其政治要求并以此为释蒋之条件的初衷始终未变。如蒋记12日当天张之谈话，即明确提出：“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张并明言，其此次行动并非叛变，而为革命。14日张又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条，总需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19日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20日，张又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
(22)《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23)《西安事变简史》，91页；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6l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3日。
(25)蒋介石12月17日曾有手令由蒋鼎文转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进攻和轰炸三天，即以17日至19日三天为限停止进攻和轰炸。后因宋子文20日赴西安调处，宋美龄坚持展期三日。至22日，宋美龄再赴西安，进攻自然再度展期。据宋美龄告诉张学良，12月25日圣诞节为停止进攻最后一天。因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这时均在西安，南京内部主和力量太弱，此时确实非常关键，因再无人能够阻止南京发动进攻了。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6)张的这种个性此前已经在他对阎锡山的态度中有所显露。阎锡山前曾与张学良有过联俄联共，抗日援绥之种种秘密商洽，也曾与张于共同谏蒋失败后大发牢骚感慨，有要张考虑日后诉诸行动之议，事变发生后阎却态度大变，对张大加指责，同时打算出面调停。张为此曾颇为不满，明确表示：“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参见李金洲著《西安事变亲历记》，40页。
(27)《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29)《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30)《文献和研究》，1986年(6)。
(31)《文献和研究》，1986年(6)。
(32)《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6—8月；《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9日，《张学良文集》，第2册，1166、1188页。
(33)关于周恩来见蒋的情况，王禹廷在《细说西安事变》——书中明确认为有两次，即相信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记述的23日与24日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她文中所记自己对周说的那些话，多半也是蒋先生说的。周恩来见蒋时蒋夫人在场坐陪，这或者可以想象。但关于周恩来两次见蒋之说，则纯属推断，不仅宋美龄回忆中明确否定23日周与之谈话时蒋尚不愿见，而且已知这里所提到的时间不尽确切。参见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437—4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4)张学良在蒋介石去世后曾送一挽联，上联是“关怀之殷，有如骨肉”，下联是“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此联说明了张几十年里同蒋介石复杂的感情关系。
(35)《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7)《困勉记》，1936年L2月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3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9)《西安事变简史》，第93—94页；《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0)关于张学良为放蒋事与杨虎城发生争论的情况，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以及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均有所描述。但从周恩来23日晚1l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杨虎城在23日夜里，甚至很可能在24日中共中央复电到来之前，都并不反对张学良所提出的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放蒋的提议。蒋介石及宋美龄均记述说：至24日夜间始闻杨虎城有不主张送蒋回京之议，当时西安方面内部激烈争论，杨“与张争执几决裂”，考虑到24日夜中共中央之来电，此说或属可信。
(41)《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42)《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6日。
(43)《文献和研究》，1986(6)。
(44)《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5)《恩来、博古致毛并转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6)张学良：《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1937年1月1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3—1114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