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二节 风云突变
杨奎松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历时近14天之久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想必格外复杂。在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后，为实践自己关于“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张学良不能不出此下策，亲自护卫蒋介石出险并准备接受南京当局的任何处罚。此举就张学良而言，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事变之初，张学良其实并无此种主张，但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方面曲解误会之深使其有口难辩。迫于无奈，在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等致函张学良，强调其必须立即“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之后，张就下定决心，为证明“弟等此举，任何方面皆为对事而非对人，尤确信其节极端纯洁，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一旦蒋介石改弦更张，即“束身归罪，誓所不辞”。①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于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②
但张学良之放蒋乃至负荆请罪，丝毫不等于说张学良对自己发动事变之行为有任何悔悟之表示。张学良之请罪，请的是“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并非自认事变和主张有何等之不妥。③31日，张学良被交付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会审时，曾再度明白宣称自己对发动西安事变并不后悔。他坚持认为他发动事变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不断地将我们的意见辩告给蒋委员长，一切都出于正当的爱国的目的，“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但我们无法劝说蒋委员长改变此种政策，“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作此事了”。所以发生“双十二”事变，纯粹是“因为事情急迫，无法作出来的”，原因是“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致如此”。正是因为蒋委员长命令警察向爱国学生开枪，所以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学良特别强调指出，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声称：除了对自己违反纪律、损害领袖尊严表示承认并愿意领罪，对于事变造成的伤害十分不安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④
既然事变是必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张学良当然不认为自己结束事变是出于一种对错误的忏悔。恰恰相反，张学良在期待着，他相信他已经通过事变成功地改变了蒋介石的政策，现在盼只盼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施行新政策了。张学良最初显然把事情考虑得过于简单了。因此，当他到洛阳及南京后，发现蒋介石所言所行与前并无不同，而南京政治空气依旧十分恶劣，内心明显地感到不快。尽管他能够理解蒋介石这样做的苦衷，蒋介石也继续在私下里向他保证不会食言，但他很快就不那么乐观了。
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他在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表现出了一种颇为矛盾的心境。他指出：“京中空气甚不良”，“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甚于陕地者”，因此，“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好在“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并且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⑤直至31日，南京政府虽判决张十年徒刑，因蒋介石向他担保很快会下特赦令予以特赦，宋子文也明确保证张学良只需要再等五天即可特赦返回，张学良仍旧对蒋力践其诺多少抱以期望，并自信很快能够再回西安。他在前一天给毛泽东的信函中特别说明：“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⑥其送回西安发表的告东北将士书，也表明了同样的期望与信心。⑦
不过，如今张学良已经捏在人家的手中，南京又是这样一种空气和环境，蒋难道不会受其影响而重蹈覆辙?还在张学良决心送蒋回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就已经预言：“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 ⑧因此，事变刚刚结束，西安方面的领导人就颇多怀疑与担心。25日下午张送蒋走之后，杨虎城第二天就找周恩来商量应将蒋之承诺公之于众，周也表示赞同。由于此前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24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的六项内容在25日谈判中已有改动，25日两宋的担保内容也只是在一种讨论的形式中大致确定下来，因此如何将蒋之允诺归纳其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周恩来提议，可以具体归纳整理为五条公开发表。据周恩来当日中午的电报可知，周恩来提议的五条是：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⑨
但周恩来的上述归纳，不论是杨虎城周围的“幕僚”们，还是这时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认为未能准确概括25日谈判的成果。结果，经过杨虎城、王菊人等修改后正式公开的文字，以及经过毛泽东重新整理概括的文字，都与周恩来概括的五条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明显差别。西安27日《解放日报》正式公布的条件已成为六条，将停战撤兵及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一条改为三条，将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内容取消，相关要求并入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的条款内。其具体文字如下：
(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
(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⑩
而毛泽东于28日公开发表的文件则将这些条件概括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1)
对照25日西安三方与两宋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概括都有其根据，但前者尽量回避可能引起麻烦的政治敏感问题，着重于停战、改府，特别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西北军政的实际控制；而后者则尽可能突出谈判结果的政治变革特点，强调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特别是联合红军与召开可以决定大政方针的救国会议。相比较而言，由于两宋担保的条件中并没有涉及西北军政问题，相反却较多地肯定了政治变革的必要，因而后者的概括看起来更接近两宋答应担保的内容。
不过，在事变刚刚结束就把得到蒋介石私下承诺，由两宋秘密担保的让步条件捅出来，策略上是否妥当，却是值得考虑的。事情明摆着，蒋介石之所以不曾做文字上的和公开的政治承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从根本上严重损害其政治的形象和统治的权威性。因此，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作出了重要的承诺，他一离开西安，就迫不及待地把陈布雷叫来，搞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大谈此次事变中自己始终未曾妥协，“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签一个字也会使国家归于灭亡，(12)其目的就是要避免人们因他突然获释而怀疑他有所妥协。这固然纯粹是张学良所说的“官样文章”，但对保持蒋的威信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杨虎城，甚至中共方面准备承认和拥护蒋来领导中国的统一与抗日的发动，并寄希望于通过蒋介石来实现他在西安所做的承诺，自然也应当设法为蒋暂时保守这个秘密，而不是去张扬它，使蒋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西安方面保持一种比较策略的灵活态度，使蒋得以保持其尊严，那么蒋若有心实践其承诺，将比较容易借用各种借口来实行之。反之，如果西安方面不给蒋留面子；公开张扬其在西安所做的承诺，这只能使蒋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不得不极力否认，以致转而坚持强硬态度，以便证实自己从未屈服。
匆忙公布蒋介石所谓承诺的不利后果几乎立即就表现出来了。在上海的潘汉年很快来电说明：陈立夫早就密告希望中共对西安事变结束内容及宁方善后办法“盼暂宅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宋子文得知西安公布条件后，更是明白“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宋子文和宋美龄甚至为此大发脾气，要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第一，西安不顾信义，宣布秘密承诺，已使他(她)们难以出面说项；第二，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否则他(她)们将退出调停工作；第三，如今改组等事已相当难以进行，必须待以时日，须秘密策动英美舆论酝酿时局。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也很快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声称“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而中共中央也日渐意识到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13)
不难想象，杨虎城急于公开蒋介石在西安所作出的承诺，多半是基于对蒋和南京的严重不信任，寄希望于用公开蒋的承诺的方法来加强舆论对蒋的压力，避免蒋及南京可能的报复。但就中共中央而言，公开蒋的承诺固然包含有对蒋的某种不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最初对事变所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相信西安事变使自己获得了足以逼迫蒋就范的强有力资本。
中共中央这时认为西安事变取得了五个重大的胜利：一是结束了国民党的对日妥协的错误政策；二是结束了十年的内战，开始了抗战的阶段；三是迫使蒋介石国民党下决心联俄联共；四是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降低了蒋介石的威信；五是建立起以共产党为实际领导的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中心。因此，中共中央确信内战已经基本结束，抗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已经承认了西北的地位，承认了红军的地位，再也奈何自己不得。彻底实现抗日任务，结束蒋介石的动摇，固然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但“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是完全可能的。(14)可以看出，由于对西安事变后的总体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中共中央这时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将是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就范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中共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在事变过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蒋介石27日发表《对张杨的训词》，这尽管只是一篇“官样文章”，毛泽东仍于次日迅速发表尖锐的批评文章，警告其不要食言。(15)如29日周恩来与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宋子文改组政府，张学良回陕指日可待，应立即准备讨论新形势下全国及西北工作的各项问题，包括“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宋登台后我方去沪人选及所要接洽各问题”、“救国会及救国会议促成会在全国活动问题”，以及关于西北三方政治军事合作的共同纲领、国防计划、防区划分，联合参谋团、联合军校及兵工被服粮秣交通器材各工厂之设置，储蓄与交通运输之计划等。他们还特别强调，即使是孔祥熙、宋子文照约定改组的政府，仍“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我们应与他每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因此，目前的方针应该是：“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而使局势开展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环节就是巩固西北，“将西北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进而“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使自己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16)至31日，虽得到张学良27日信，周恩来等仍然认为南京方面总的形势是好的，张学良形式上虽被审判，但很快会被特赦放回，改组政府的进行也不会因此而停顿。其电称：“蒋回南京后，黄埔、CC均听命无动静，亲日派颇活跃并引日寇自重，宋氏兄妹在奋斗中，张须待特赦令下始回，蒋宋今回奉化，似有促进政变可能。”(17)
但张学良被判刑的消息传来之后，特别是南京电台31日关于“剿匪、除奸、御侮”三项方针宣布以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终于发现，事情的发展趋势远不是如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顺利。1937年1月1日晚，周恩来得知南京有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之讯，何应钦似乎正在部署军事，威胁东北军将领受命，并迫使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各起分化，试图造成局部内战，以内乱为名解决西北。他深感必须急谋对策，因而主张：应以团结西北、保持和平、完成统一为口号，要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通电蒋介石，请令张学良速回西北，主持一切，同时军事上要有必要的准备。毛泽东也进一步得到破译的南京军队内部电报，得知12月31日何应钦已命令刘峙将东撤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1月1日，何应钦已电示李默庵部，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李军应以演习为名，秘密向陕西雒南推进。毛泽东当即判断情况有变，因此一面电告在南京的潘汉年，说明“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委员长新政策之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此仅于政学系及日本有利，将给民族国家及国民党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事变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8)，要潘速与陈立夫接洽；一面指示周恩来：“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进攻西安之危险”，“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
甲、与杨、王等商团结对敌。
乙、秘密通令东北、西北两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
丙、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雒南、商都、蓝田之阵地为坚守计。
丁、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
戊、加紧晋、绥、川、桂、直、鲁之活动，反对内战。(19)
当然，中共中央丝毫不想因此而重新卷入战争。为此，他们一面进行部队动员，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一面则为避免何应钦以红军挑衅为名找到进攻口实，再三电令前线部队不得与南京军队进行任何接触，并劝告王以哲对胡宗南之进攻亦采取同样态度，甚至不惜让出部分防地。毛泽东为此还特别致电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他立即与陈立夫接洽，说明“红军全部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企图”，请陈立夫等务必出面活动，商洽挽救危局之方法。而考虑到张学良被扣于南京，东北军乃至西北军处此严重关头，难免内部意见分歧，以致出现动摇与分裂，他们也特别告诫在西安的周恩来等，在争取左派，肃清右派，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力保西安胜利的前提下，亦应做好消极准备，为此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争取张、杨两部某些部队掌握在可靠者手中，以防不测。(20)
1月2日，西安方面证实：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12月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即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借口是西安方面至今不允通车，阴谋赤化。周恩来亦据此估计说：“南京亲日派在制造政治阴谋，军事威胁，以演成西北内乱，便于武力解决，使张无法回陕”，目前必须一面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因此，周恩来与杨虎城以及王以哲、于学忠、董英斌等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领衔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张速回，一面巩固左派势力，推动上层将领，密切三方关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备战，同时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枸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提出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另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十七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南京此举显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进而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否定西北特殊地位。这自然与张学良转达的蒋24日关于“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即使与25日两宋保证的“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条件也不相符合。
无须说，在做了这样一件令世人震惊的“犯上”“谋反”的大事之后，西安方面，特别是杨虎城和诸多东北军中高层军官，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的报复。他们清楚地知道，保持三位一体是他们避免遭蒋报复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一旦三位一体被拆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很容易被分而治之，那时即使不施以武力，所有参加事变并负有直接责任的将领都难免不受到严厉惩罚。杨虎城对此更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对于南京的做法，杨虎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态度，准备“为自卫计，为贯彻主张计，誓必与之周旋到底”。杨虎城在电话里明确告诉南京方面，张学良不回来，西北的一切政治军事问题都不能解决。杨并于南京政府准备对张学良颁布特赦的1月4日致电宋子文称：“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五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则军民一日不安。”(21)
4日是南京方面准备宣布对张学良予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西安方面却已经断定：“宁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间分化而便(于)用兵。”因此，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当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开会详细讨论了作战问题，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一)估计南京中央军正在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组成十四个纵队，准备向西北抗日联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发动进攻。
(二)西北抗日联军以万不得已时决以一部钳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具体计划：东线从渭南赤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配置六个师的兵力巩固正面。同时集结步兵三个师以上及骑兵两个师于渭北，准备向南实施坚决突击，歼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为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蓝田、商县一带，以一部兵力依托秦岭，以运动战与游击战，迟阻北来之李默庵纵队。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于淳化、枸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李纵队，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西线，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学忠两部对胡宗南东西两侧形成威胁，红军一部尾随胡敌钳制之。北线，则主要以孙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警戒瓦窑堡、清涧一线。会议并且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22)
中共中央这时的估计与西安方面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同样认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李毅被扣，撤退之兵重新西进，陇海路又断，西安又处战时状态”，但“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他们明确表示基本同意西安方面所商定的作战计划，主张一方面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一方面迅速部署作战行动。(23)
在1月4日以后，“迎张”之议已明显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这一天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24)交军委会云云，实际上也就是由蒋介石处置罢了。蒋对张之难予谅解，并必欲借机控制西北，至此已昭然若揭。宋子文对此看来也毫无准备，其保证张学良回陕都不能做到，前此“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云云，自然更是成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恳求也好，威胁也好，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两天后，即6日，西安方面已经得到南京关于整理陕甘军事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二、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三、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
四、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
五、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处理，撤职留任，带罪图功。
六、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部及李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至西安、宝鸡至天水一带，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现地。
七、十七路军及直属各警卫旅等，移驻正宁、枸邑、淳化、耀县、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等地。孙蔚如师移驻甘泉、鄜县、中部、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军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邠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
八、东北军一律恢复十二月十二日前之原位置，即全部驻防甘肃。(25)
南京方面的这一处置更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不仅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之主要交通线，将东北军置于甘北与中央军杂处，将十七路军置于陕北，使其夹在中央军与红军之间，并且再不准备让张学良回东北军。
自从被押入孔祥熙寓所，失去行动自由以后，张学良已开始意识到蒋有食言之可能。其间，宋子文虽仍然向他保证可以很快特赦回陕，张也只能将信将疑。4日，南京政府将其无限期“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后，张愤懑之情，溢于言表。(26)
张学良此前没有估计到蒋最终会有这一手。在成就了这番大事业之后，他始终对蒋在西安时的诚恳态度抱以信任，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纯为国家社稷着想，又勇于束身归罪，蒋对此已充分谅解并承诺在先，且有两宋担保，依蒋之领袖胸襟，当不会对自己怎么样。至洛阳、南京后，知蒋公开讲话毫无政治革新之意，张已经颇感意外，但宋子文频频担保，又考虑到蒋必须维护自身形象，故相信这多半只是一种必要的“官样文章”。至十年判决书下达，行动自由尽失，张更是颇多不满，但此时宋子文、孔祥熙均保证他将很快获得特赦，至迟1月5日即可回陕，张不免仍存有某些幻想。然而4日政府令下，张恍然明白自己实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蒋不仅不会允许自己再回东北军，重掌兵权，而且恐怕还要对其东北军有所不利。张内心之沮丧，可想而知。
但是，张学良毕竟年轻，且刚刚陷入如此逆境中，难免会再生些幻想。1月7日，蒋介石派戴笠送信给张学良，张学良被告知，他之交军委会管束，纯为国府开会时多数意见，“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好在“主权已赦，此节将来不难补救”，“稍缓即为续请”。尽管蒋在信中软硬兼施，一面声称愿意约张前去奉化家乡“同游”，告其中央对陕甘善后问题的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一面威胁张务必劝告东北军集中甘肃，十七路军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余均驻防陕北，否则即为抗命，断言“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但张学良从蒋介石的解释与垂顾中仍旧感觉到自己尚有释放的可能，因而“态度转好，语亦平和，渠亦允派王化一、吴瀚涛持其手书飞陕，晤杨虎城、王以哲、刘多荃等”。(27)在其给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将领的信中，张学良特别说明蒋并未直接与闻对自己的处理，他“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但正因为如此，“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待自己到奉化后定可设法。他甚至告诉杨虎城说：“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28)
同一天，张学良更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为根本解决陕甘问题的参考。在张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甚至明确建议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其建议即属于止火之策。甲乙两案的内容如何呢?现照录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29)
从上述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张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进行剿共战争了；第二，张已不再主张保持西北三位一体，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要知道仅仅在几天之前，张学良还给毛泽东去过信,对继续推行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和与红军合作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而今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为什么呢?
要具体解释张学良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变化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分析张学良前后几封信所表露的心情，可以肯定张学良如此提议，第一是为“保东北军仅有(之)实力”；第二是希望以此取信于蒋，使蒋能够如其所允，“稍缓即为续请”政府恢复其自由。为什么要保全东北军的实力，要让蒋介石同意恢复他的自由，必须要部分地改变他对中共和红军问题的态度呢?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明显。张学良深知：对他的扣押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西安方面与南京军队的全面对抗，这种对抗若无中共与红军的支持，以东北军的作战能力，必然归于失败而被消灭；若得到红军的支持，战争必然长期化，结果亦未必乐观。这是因为统帅多年，张很清楚东北军将领向来只服从于他一人，离开他的指挥，其内部必然意见分歧，最终难免不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东北军同样会因此而损失殆尽。况且一旦战争爆发，不论胜负，他张学良在蒋介石和南京主战派的眼里，如同前此蒋介石在自己手里一样，不仅更无返回之可能，而且更是罪无可赦。鉴于这种情况，张无论如何不能赞同西安方面采取反抗态度。他之所以再三告诫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千万不要发生内战，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他深信，如果西安方面能够表现出顺从的和平态度，蒋多少还会借用他的影响力来加速西北问题的解决，那时“良之出处……即不成问题”。当然，要使蒋及南京方面能够切实对自己及其东北军取得谅解，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与中共及红军断绝关系，使这一问题听凭政府处置。西北的三位一体存在一天，甚至东北军与红军的友好关系存在一天，蒋介石就一天不会信任自己。因此，要想让蒋介石不再对自己和东北军高度戒备，主动建议将东北军调离西北，使之与红军脱离接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而事实上，蒋所提方案将东北军置于边远贫瘠的甘北地区，不仅仍使东北军处于危险之中，使自己难以返回，而且对稳定东北军的军心也十分不利。在自己深陷囚笼的情况下，张深知再也无法左右蒋之政策，为东北军前途考虑，南京“剿匪”也罢，不“剿匪”也罢，已非自己所能置言者，但尽早把东北军从陕甘调开，使之彻底脱离内战危险却是可以争取的。
张学良这时对恢复自由仍有颇多期待，自然与蒋介石这时的许愿有关。正因为蒋仍旧注意给他以某种期望，因而使得他不能不格外关心西北问题的处理与前途。从张学良所提甲乙两案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张还是强烈地希望蒋介石能够允许自己在西北善后方面发挥作用的，其目的也是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证实自己的诚意，求得日后自由之恢复。他当然最希望南京方面能够允许他恢复军职，继续负责东北军的指挥与整理(如甲案)；次而言之，他至少希望南京方面能够允许他协助部队整理，然后恢复其自由，但不再担负军职(如乙案)。只可惜蒋介石并不能够因此就对张学良增加多少谅解。蒋介石修改后的无论甲案或乙案，均未考虑借助张学良来调动或整理东北军的问题，也更谈不上恢复张的军职的问题，就连张所请求的以后“愿去读书”一项，也不予批准。蒋修订的甲乙两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30)
从蒋介石修改的甲乙两案可以看出，蒋仍寄希望于西安方面能够接受南京所提方案。对张学良所提的乙案，并不十分强调，而且也不同意让东北军驻在过于靠近京汉路的湖北，主张以驻安徽为好。从这里或可看出，蒋之所以内心并不十分赞成乙案，很大程度上恐怕是不想让难以信任的东北军过于接近具有更大战略意义的比较富庶的中国心脏地区，相信即使存在着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结盟问题，让这些军队在中央军的监视下，处于偏远贫瘠的西北地区，也比把东北军整个搬到中国心脏地区要好。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蒋这时更希望西北方面接受甲案，只是用乙案来要挟杨虎城痛痛快快地让出西安至潼关的交通要道，交给中央军来控制的原因。
可以肯定，甲案既不改变西北三方前此驻军的大局，又不直接破坏现存的西北三位一体，对于西安方面无论如何要比乙案更容易接受。但西北三方最初显然不作如此设想。
尽管周恩来等早就估计到张学良不会被释放，但张学良被公开宣布严加管束后，东北军将领以及杨虎城等十分震惊。7日，宋子文更进一步致电杨虎城，表示对前所承担的斡旋事难有所为，不得不即告退出。此举更使西北方面对和平感到绝望。不容否认，西安事变之后，西北三方始终在设法保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事变后一直强调要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联盟，将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在得知南京不仅坚持不放张学良回来，而且还要在西安设立行营，不顾此前承诺坚持要派大批中央军进驻西北，从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后，它自然要坚决表示反对。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因此，他们专门致电潘汉年，要其务必告诉陈立夫等：“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于国民党及蒋氏的地位有损，且绝对无益于西北善后的解决。”“正当解决之先决办法是撤兵释张，现兵既复进，对张欲赦又拘，此适足激动西北之军心民心。”“如蒋氏及陈(立夫)、邓(文仪)、张(冲)等人仍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便须立即撤兵，并立即释张。”与此同时，他们确信：“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为此，他们明确指示周恩来等，使“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决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31)周恩来作为红军代表坚持这样一种态度，对西安其他两方自然有重要的影响。
当然，对于张学良失去自由，这时在态度上反应最为激烈的还是东北军的各级军官。在西安的原东北军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激进的年轻军官不用说了，就是在前线的大批师团营以上的干部，也都是情绪激昂、求战心切。就连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也积极主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据周恩来多次报告可知，此时“十七路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于攻，尤怕飞机”，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东北军师团级将领情绪甚高，急愿一战”，士气甚旺，但“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因此野战能力不甚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对红军到来都极其欢迎，并抱以极大期望，以致“两方都有依赖红军心理，对万一西安不守他们不愿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几万红军的责任变得异常重大。
红军的特长在于野战，即要靠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来克敌制胜。这就要求红军在作战时要有极大的行动自由，要尽可能少地进行纯粹防御性的内线作战，要随时准备为大踏步地转入外线作战而放弃已有的城镇与阵地。所有这些作战方法，对在西安以及周围城市中拥有重要资财、大批家眷和各种重要利益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中共红军在作战方法及其战略设想方面，一开始就与杨虎城和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委会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再加上三方军队又从未曾协同作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战斗力以及部队内部的巩固情况又颇难让人放心。因此，这种联合作战事实上面临很多困难，效果如何也颇难确定。为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要求周恩来与杨虎城及西北联军临时军委“约法三章”：(1)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彼此间统以抗日联军统率下的友军看待，唯东北军、十七路军仍用国民党旗帜，红军仍用红旗，但番号统称抗日联军，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2)在开战后，原则上一律依照联军临时军委会命令协同作战，但红军一般的避免与友军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担任单独的一方面，以免指挥不合拍，胜则见忌，败则见怪，泄露机密，相形见绌等不利情事；(3)在不与联军的战略意图相违背的情况下，红军保持单独的指挥系统。(32)毛泽东这时为红军拟定的作战计划，仍然是如西安事变期间的战略设想一样，坚持红军主力要实行外线作战。毛的计划是：一旦开战，要争取红军主力第一步出商雒，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以此来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同时留红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的内线作战，以内线作战之友军与红军同外线作战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实现战略上的配合。(33)
至1月上旬末，东北军、十七路军已陆续在前线各战略要点与中央军发生接触，两军100余名军官更联名通电表示准备与中央军周旋到底，西安各界甚至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集会，对南京示威。红军主力这时也已进至三原、耀县、淳化一带，红军15军团更隐蔽地越过陇海线，开始向陕南商县一带前进，准备必要时更以红军主力南下商县，或配合东北军第57军等会歼进攻蔺家镇、孝义镇、固市镇主阵地的中央军于平信镇、官路镇、来化镇及定通镇地域，或出潼关、洛阳间袭扰东进之中央军，实行战略突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全面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了。
①张学良在16日之前尚无任何准备在蒋接受抗日主张后“束身归罪”的说法。自蒋梦麟等六校长来电之后，张第一次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提出此说，以后几天里接连作此表示。可知此后张已有此准备与决心。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1，1087——1088页。
②《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6页。
③《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6页。
④《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0—1111页。
⑤《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6年12月2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7页。
⑥《周、博致彭、任电》，1936年12月31日；《宋子文致杨虎城电》，1936年12月31日，见米暂沉《杨虎城传》，1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信称：“今日汉卿兄恪守国府明令，经过军法会审审判手续，并即由委座具呈请示国府特赦。此项手续五日内可办竣。现移居庸之兄寓内，弟敢保证，汉兄绝无任何危险并请转达诸同志千万勿生误会，静待汉兄下月五日回陕”。
⑦《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2—1114页。
⑧《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⑨《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1936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另外12月29日杨又曾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名义致函陕西各县长，内中也提到此六项内容，文字相同。见刘永端等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11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见《毛泽东选集》，238页。毛泽东在前一天，即27日会议报告中发言曾将此概括为：(一)停止内战，撤后。(二)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庆龄，副院长孔祥熙，参加三个抗日领袖当部长，沈钧儒、章乃器等，使政学系、汪精卫塌台。(三)分批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三个月召集救国会议。(五)停止进攻红军，抗日时改番号，统一指挥。(六)联合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
(12)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1936年12月26日。并见《陈布雷回忆录》，见米暂沉《杨虎城传》，172页。
(1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月19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3)。这里的译文与当年电报的译文略有不同，这里的译文是：“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毛泽东在1月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事变后即把蒋在西安承诺的条件加以宣布，在政治上是幼稚的。
(14)《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141—142页。
(15)《文献和研究》，1986(6)。
(16)《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上)，74—75页。
(17)《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31日。
(18)《毛泽东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1日，见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1245—1246页。
(19)《毛泽东致周、博并告彭、任电》，1937年1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769页。
(20)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2)。
(21)《杨虎城致宋子文电》，1937年1月4日，见刘永端等《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133－13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杨虎城致严庄电》，1937年1月4日，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1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据《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编者分析，此电日期当为6日，而非4日。
(22)《周、博致毛、洛电》，1937年l月4日，见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23)《洛甫、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4)《许静芝致孔祥熙电》，1937年1月4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0页。
(25)《何应钦致刘峙、顾祝同电》，1937年1月5日，见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330—3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
(26)戴笠1月7日携蒋信见张后曾有信给蒋介石，称张“奉读钧座书后，态度转好，语亦平和”。可知张此前情绪态度相当不满。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05页，1986。
(2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05页。
(28)参见《蒋介石致张学良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7—1119页。
(29)《张学良致蒋介石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意见书》，1937年1月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7—1119页。
(30)《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1937年1月，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1卷，773页。
(32)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33)《毛泽东致彭、任电》，1937年1月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l卷，777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