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管宁
父亲张作霖
张学良于1901年出生于旧满洲，即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他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自称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也有人说，他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树子乡，具体地点尚不明确①。
张学良11岁时丧母，他和父亲张作霖的父子之情异常深厚。
“我相当迷信，我和我父亲有着特别的关系。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可以说我父亲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来的。”
“我父亲特别喜欢我，对于我父亲来说 ，我是个‘贵子’”②。
张作霖③出身绿林，后来归须清朝政府，作了“新民府巡警”军官，1903年升为营长。后又不断提升，1909年担任替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统率步兵骑兵共7个营，计3500人。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担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利用巡防营的部队，对革命施行彻底镇压的方针。这时，张作霖率领7个营的人马驰赴奉天，协助赵尔巽。赵欠巽任命张作霖兼任巡防营中路统领，又给他8个营的人马。于是张作霖的队伍扩充到了15个营。
张作霖在镇压革命派，反对共和制的同时，追随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1916年，他设计赶走奉天将军段芝贵，自己就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省军务兼巡按使，一手掌握了奉天首的军政大权。当时，张学良15岁，之后，张作霖的势力又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省，形成了强大的奉系军阀。
“我非常尊敬我父亲。同时，我认为他是个有非凡才能的人。我父亲待人是很宽厚的。
“举一个例子。有个人想暗杀我父亲。那个人很混，后来被抓住了。我父亲问他：‘你为什么要杀我？’他回答说：‘听说你和张勋一起，企图复辟。’于是我父亲说：‘你弄错了。弄错了，牺牲了生命岂不是太可惜了么。’于是就把他放了。我父亲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要和张勋一起复辟，你再回来把我杀死也没关系。’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非常尊敬我父亲，我认为他是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与西方人交往
张作霖对张学良施行英才教育，期望他将来能成为奉系军阀的继承人。张作霖为张学良聘请了数名家庭教师，教授传统的中国学问，还由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教他学习英语。
——“那么，先生自认为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少年呢？顽皮？还是……”
“我小的时候很顽皮很顽皮的。我简单的说，我读的是私塾馆，我是家里请的老师，我的老师曾经对我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要不得了。你就道我顽皮到什么程度。当时，大家都叫我花花公子。
“我有个舒适的家庭。我也有青年人的思想。我认为当时我的一步等于别人的两步。因此我想，我有这样的条件，再利用父亲的关系，我可以在社会上作点事业。”
张学良在青年时代，经常出入奉天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洋人进行交往。他通过他的英文教师约瑟夫?普赖德（JosepH.platt）与YMCA 保持联系。与西洋人的这种交往，对张学良青年时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运动。奉天有个摩登俱乐部，里面都是外国人，唯一就我一个中国人。我那时才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那时候运动场很少，只有那里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就开始与西洋人接触增多了。当时，我的英文老师叫普赖德，他是奉天YMCA的总干事。因此，我与 YMCA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经常到YMCA去玩，打网球、打乒乓。
“当时，我非常想当个医生。奉天有座南满洲医科大学，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学生，我经常到大学去玩。我想进南满洲医科大学当个医生，但我父亲不让。
“于是，我想逃到美国，进美国的大学。连钱都准备好了，美国的朋友非常赞成我去美国，答应帮助我。当时，在给我以影响的朋友中，有一个叫陈英，他在德国留学，担任过奉天测量局的局长和测量学校的校长。我把我想去美国的计划讲给他听了，他说：‘你太不懂事了，你父亲不是希望你成为军人么，你这样做，你父亲肯定会难过。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向你父亲撒谎就说是为了成为军人想到美国去，这样，你父亲肯定会赞成的。到了美国，你干什么就都没关系了。’
“我父亲希望我能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成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当军人。现在说起来是个笑话，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
军人和第一步——讲武堂
1919年3月，张学良作为第一期学员，进入他父亲张作霖创办的培养军官的学校，即东三省讲武学堂，迈出了他作为军人的第一步。张学良进入讲武堂时，才19岁。在那里，他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④。郭松龄年轻时加入了同盟会⑤，曾从事过反清活动。郭毕业于北京将校研究所和陆军大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战术学上造诣很深。张学良非常尊敬郭松龄。与郭松龄的交往，对张学良的思想及其后来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在讲武堂念书，当年不是我怎么聪明，我不能说这句话。讲武堂那时候大多数都是些行伍军人，我当时才19岁，是个学生。我进讲武堂，头一个月我考了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第一，第三个月也考第一，期考又考了第一。学校里就有点像风潮一样，同学们说教师好像跟我有勾结了，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啰。某一天，学校教育长熙洽（我受他影响很大）突然到我那个教室。他也没说要干什么，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动一下，每个人不能坐自己的位子，同座的人都分开。他当堂出了四道题考我们。这四道题，我那个教室里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全答完了，他当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看，你们谁都没答全，只有他一个人答全了。’这说明我不是作弊的。因此，在讲武堂同学和教师当中，我就有点小名望了。” 张学良头脑聪慧。讲武堂时代张学良的同级生，后担任张学良副官的陈兆麟（92岁，现住西安）在回答我们的采访时讲道：
“张学良非常聪明，月末考试他总是第一。他努力学习，当了区队长，有一次他对我说：‘老陈，咱们全体同级生的姓、名、字、籍贯，我都知道。’我说：‘我不信。’他说：‘不信你问问看。’我将自己知道的问他，他全答对了。300多名讲武堂同级生的姓名、字、籍贯，他居然全都知道。”
张学良在讲武堂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此事也传到了当时担任张作霖的参谋总长和第二十七师师长要职的张作相耳朵里。
“张作相⑥听到我在讲武堂的名望，特别提拔了我，他准备接收我。当时我很年轻，别人让我干什么，我是很高兴的。我在进入讲武堂之后，就担任我父亲的卫队长。不过，由于当时我才19岁，又是讲武堂的学生，卫队长只不过是个虚衔。但是张作相在我还没有从讲武堂毕业，就让我担任第三混成旅（即卫队旅）第二团团长。”
1920年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被任命为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他选拔自己的教官，请郭松龄担任他的参谋长。当年秋天，他率队进剿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土匪，大捷。1921年5月转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军阀战争与郭松龄事件
张学良成为军人的1920年初，中国各地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们为争夺中央霸权，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军阀混战，使中国国内一派混乱。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支持袁世凯政权的北洋军阀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更加深了这种对立。段祺瑞与冯国璋为争夺北京政府的实权，斗争激烈。但是，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一强大支柱，两派均无力统一全国，中国各地中小军阀割据，纷争战乱不已。
1920年7月，当时势力得到增强的直系军阀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联手，向皖系（安徽）军阀开战。在这次皖直战争中，直奉联军获胜，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由于张作霖害怕直系军阀在军事、财政各方面采取的强化自己的政策，遂于1922年4月对直系军阀开战。但是，奉军在北京长辛店被得到英美支持的、具有近代化装备的直系军打败，张作霖撤回了奉天。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率领东路军第二梯队参加了战斗。奉军失败之后，他率军与直系的精锐部队进行了激烈战斗，成功地将直军的进攻阻挡在山海关以南。这次战役，使张学良在奉军中占有了优势地位。回到奉天之后，张作霖准备重建奉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负责奉军的训练和改组工作。1924年，张学良又被任命为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北空军司令。
“当时我父亲掌握的军权，除军队的指挥和训练之外，大部分都由张作霖掌握。但是，有一次我的军人同事向我父亲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书中写的是希望我父亲将军事权让给某人。这个某人，实际上指的就是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在奉天整理处，只不过是个旅长。但是结果我父亲让我当了参谋长。当时我还年轻，什么也不知道。权力是飞来的，我只是接住而已。
“这样，奉天的军权就渐渐集中在我的手里了。我开始着手整顿奉军，实行改革，变动人事。这样，奉天的军权就是我的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起来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和皖系对直系曹锟⑦的贿赂选举和武力统一的作法很反感，孙文的广东政府也加入了反直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武力抗争。
张学良率奉军第三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直奉两军冲突最激烈的山海关为据点，担任前线总指挥，运用巧妙的战术消灭了敌军主力。直系军阀由于在山海关的失败，以及冯玉祥的突然倒戈（占领北京，监禁了曹锟）面彻底崩溃，吴佩孚逃到了湖北。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胜利告终，北京政府由奉系、皖系和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三派联合执政。
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名望大振，他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张作霖在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之后，任命自己的新信担任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的督办，其势力一直扩大到长江流域。
但是，1925年11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终生难忘的事情。当国民军首领冯玉祥⑧企图向张作霖开战时，张学良最信任的副司令郭松龄发动了对张作霖的叛乱。
“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也违背过我的命令。他和我的同事大吵了一架，突然带着队伍回去了，不打了。我去找郭松龄，见他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对他说：‘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但今天不同了，我是你的上级，你是我的部下。要都像你这样行动，那首先把我杀了。现在我没带任何武器，你有枪，如果你想叛变的话，那你就错了。也许你是想带着队伍走，我是你的长官，我不许可。如果你不服从命令，那就必须杀了我。怎么样，是服从命令，还是不服从，还是杀了我。’他哭了。我问他：‘你到底为了什么，干嘛哭啊？’他说：‘我很难过，我错了，对不起。’”
“当时我想，他肯定什么时候还会违犯命令。我很自信，假如谁叛变，我也能控制他。我确信反叛是不会成功的。但是郭松龄真的反了。当时我非常苦恼。我感到我对不起东北人民，对不起我的部下。叛乱使东北的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我的部下有好多人牺牲了。确实，我喜欢郭松龄，他以前违背命令时，我想我不应该饶恕他。那时我饶恕了他，结果他发动了叛乱，使许多的人牺牲了”。
郭松龄发动叛乱时，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打算与国民军联手。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自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公开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要求张作霖下野，同时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东北国民军，开始北进。
郭松龄的部队出山海关后，势如破竹，一路进击，迅速占领了锦州、白旗堡、新民屯等地，直逼奉天城下。突然的叛乱使张作霖慌了手脚，无法有效地制止郭松龄进攻，奉军一片混乱，奉天危在旦夕。
当时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刘鸣九⑨（现年92岁，今在沈阳居住，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对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张学良手中。张学良信任郭松龄，将这些部队交给郭松龄指挥。郭松龄乘张学良回奉天的时机，将部队拉到冀东（河北省东部），举旗反奉，采取了打倒张作霖的行动。张学良想会见郭松龄，坐船到秦皇岛找郭松龄，郭不在。郭松龄使用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一气攻下了锦州。张学良回到奉天，张作霖责备他，说：‘你信任重用郭松龄，他对我反叛了不是！’。”
“张学良在奉天附近设置了司令部，迎击郭松龄。但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郭松龄的部队中，只有几个团长、旅长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底下的官兵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支队伍原是张学良的，和他打仗，内心不安。”
危难之际，是日本关东军出面拯救了奉军。关东军害怕北京政府掌握住郭军，便公然出面干涉，支持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奉军与郭松龄作战会使南满铁路遭到破坏为借口，对两军发出警告书，禁止在南满铁路30公里以内进行战斗。
奉天是南满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由于关东军的这种警告，郭松龄无法进攻奉天，从而使张作霖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时间。他召集吉林和黑龙江的部队，与郭松龄军对峙。结果是吴俊升所辖的第14骑兵旅于12月23日攻陷了郭松龄所部军需所在地白旗堡。。因后路被抄，郭松龄军队立呈动摇之势。郭于24日晨偕夫人韩淑秀出走，当日被捕。
“郭松龄带着夫人逃走了，不久在辽中县被捕（郭在新民县被捕，捕后带至辽中县）。他被捕之后，张作霖命令卫兵团团长将他押送至奉天。传达命令的电报送到张学良手里，他对我说：‘打电报，将郭松龄护送到兴隆店。’张学良是想让郭松龄逃走，出国。我说：‘大帅（指张作霖）对这一事件非常生气，责备了你。如果郭松龄逃跑了，更不得了了。’但张学良说：‘不要紧，给我父亲打个假电报就行了。’命令我草拟电文。但在这封电报打出去之前，担任护送的团长又送来了一封电报，‘大帅命令立即立即处决郭松龄’。接到这封电报时，张学良的表情非常难过。” （采访刘鸣九）
少 帅
张作霖进入北京，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周围的人都称呼张学良为“少帅”。素有“白眉”⑩之誉的青年将军张学良，一下子成了北京社交界的名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弟北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曾与张学良有过交往，他在回忆当年的张学良时说道：
“正好是在张作霖进北京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陈贯一，在北京饭店介绍我认识了张学良。他穿着非常潇洒的西服，与我想象中军阀的形象全然不一样。他的夫人长得很美，穿着旗袍，抱着狗。”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我们的来往就频繁起来了。不断交往。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奉军撤回东北。张学良是个大花花公子，北京的许多人都叫他张少帅，想见到他。”
“他的思想也很进步，与原来的军阀大不一样。同时他还有爱国心，对日本的行动根本不赞成。日本出兵山东，侵占济南时，他非常愤慨。说：‘你看，日本人就这样杀中国人，对中国人这么狠。’张学良是我唯一亲近过的军阀，我真的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
在此之前，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参加了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平定郭松龄事件等一系列战争，忠实执行了他父亲张作霖推行的政策。从这些行动中，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也是封建军阀中的一员。但是，张学良明显地与他的父亲张作霖那种旧军阀统治者不同，他是新型的领导者。1920年以后，从他逐渐显现出来的对内战厌恶的态度以及对民众苦难表示同情的言论和行动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可以说，张学良的思想是在青年时代与普赖德为代表的西洋人的交往中，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进步的中国人的影响而形成的。
“上海YMCA的总干事叫余日章，我受他的影响。余日章在我十七、八岁时来到奉天，讲演关于‘体、德、智’三育的问题。每当他讲演时，我必去听。讲演完之后，我和他做各种谈话。”
“有一次，他说：‘你将来肯定会活跃，有几句话我要说给你。’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将来无论干什么都要服从舆论；第二句是，不操纵舆论；第三是，不说谎。我受他的影响，一辈子忠实实行他的话。不管是哪国的例子，说谎，操纵舆论，欺骗本国大众，即便你想实行要作的事，那结果还不是明摆着的吗！”
——“先生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
“你知道张伯苓⑾先生吧，张先生当时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时南开还不是大学，张先生是那里的校长。我去听过他的讲演。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亡吾辈在’⑿。我对这个题目很生气。过了一会，我向张先生发怒了，‘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我是急性子，说话不好听。我非常不愉快。张先生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己，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我对这个话非常感动，我这个人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我受到了强烈的感动，下了决心。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大力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的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
张学良受这种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问题。当然，作为奉系军阀的领导者，张学良身上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倾向，这也是不容掩饰的事实。
但是，张学良与过去的军阀不同。他已强烈意识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张学良，理解他后来的政治行为的关键。自20年代后期起一直与张学良在一起的卢广绩在谈到张学良的思想特征时这样说到：
“张学良与张作霖不一样，他考虑国家全体，不想打内战。当时由于张作霖还有自己统一中国的野心，因此不断发动战争。但张学良不同。军阀互相争斗，使得中国内战不绝，张学良认为国内的人都是兄弟，中国和平统一了才能对付外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学良是非常开明的。”
访问日本
1921年（大正10年）秋，张学良奉父命访问了日本。父亲张作霖考虑让他参观一下日本军队的军事演习，细心观察日本军队的实力。认为这对将来张学良经营东三省是有益的。
张学良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一同赴日，他的姐姐冠英、弟弟学铭与之同行。
“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个什么样子，想新眼看看。”
“我头一次到日本是20岁的时候”。
“当时我戴着中国的一个大勋章，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昭和天皇，对，当时他还是皇太子，他们把我跟皇太子弄混了。
“第一次是参观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跟在长官（演习指挥官）后面走，军乐队把我当成了皇太子，奏起了‘八千代’。
“第二次是到皇宫去的时候，见到了皇后。会见完了之后，在外面签名时，听到了这样的话，说是皇后看见我后问‘刚才第三个进来的那是谁’。”
“为什么单问我呢，后来我才弄明白，我长得很像当时的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
“当时在皇宫也见到了昭和天皇，我记得当时他还是皇太子，我记得他给了我个勋章。”
确实，如果我们翻看一下张学良年轻时代的照片，就会发现他确实长得极像皇太子（即后来的昭和天皇）。有一张张学良阅兵的照片，简直与昭和天皇一般无二。而且两个人都是1901年出生的，同岁。
“日本人对我很好，很客气，还给了我个勋章，我还见过天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摄政的时候，）我也见过他的母亲，可是我回来后很不满，不满什么呢，就是日本人总要想对中国人用势力，把你压住，叫你看看我有多大的势力，要显出来。我到处都看了，可我这个人不是这种人，你多凶我也不在乎的，更使我要抵抗日本。”
——“当时，中国人参观日本的大演习成了一种流行热，在中国的领导人中也有人在日本的士官学校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军队太强，对日本抱有恐怖之心。先生当时没有这种畏惧心理吧。”
“日本的演习我看了，我也很佩服。日本军队的演习很好，但是我没有畏惧心。……日本人后来又领着我参观，海军我也参观了，好多兵工厂也参观了，日本的武器库也给我看了。我一看心里就感到这完全是对我示威。我曾经到过吴军港，军舰好像有陆奥、天成、金刚、伊势，我都上去看了。我看见摆的炮筒（军队里炮筒是最难做的），一个库房里摆了好多好多。我当时心想：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吗，无非是向我（不是对我个人）示威。其实用不着示威，我们也知道日本的军队厉害。我当时年轻，不但没有畏惧，反而起了反感；你这样示威干什么，想吓唬我呀，你吓唬我呢，我也不怕。”
“我当时到日本看演习，回来后对日本印象很不好。”
这次访问日本期间，张学良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为了对抗日本对大陆的染指，他痛感奉军的近代化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回国后，张学良向父亲张作霖提议，要效仿日本军队的作法，实现奉军的近代化。张作霖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中国刊行的张学良传记中，有人认为这次访问日本使张学良感到了日本在东北的存在对东北是一种威胁，培养了他决心抗日和民族团结的意识。
总之，“军事大国日本”，这肯定是张学良对日本的第一体验。这决定了他以后对日本的态度。
① 张作霖生于辽宁省海于县西90华里驾掌寺附近小洼村，今属大洼县。张学良生于墨山县桑树子乡附近张家窝堡，今属台安县九间房乡。 ——译者注
② 因为既打了胜仗，又生了贵子，认为这是双喜临门，故张作霖最初给张学良起乳名叫“双喜”3岁时，张作霖请人算命，算命人说“双喜”命太硬，要拜寄给和尚，换个名字以消灾祸。按当时的迷信习俗，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取来给他做名字。在去拜寄的路上，听村子里有人叫“小六子”，于是“双喜”就改名为“小六子”，直到张作霖临死时仍叫张学良为“小六子”。——泽者注
③ 张作霖：（1875—1928年）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912年任陆军第27师师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自封为东北保安司令，宣布东北“独立”。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自任总司令；1926年11月，与孙传芳、张宗昌等组安国军，12月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4日，在沈阳市郊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年53岁。
④ 郭松龄：（1883—1925年）字茂辰，奉天（辽宁）沈阳市效人。先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后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将校研究所。历任各级军职，1916年成为张作霖部下，结成“陆大派”，与杨宇箸等日本留学的“士官派”对立。后以“反张亲俄”之名成为关东军排挤的对象。
⑤ 同盟会：正式名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统一政治组织。旨在完成中国资阶级民主革命。总理孙文在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后，不断举行反清起义，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推翻满清政府。后与其他政党合并为国民党。
⑥ 张作相：（1881—1949年）辽宁省义县人，清末加入张作霖集团，与张作霖同时发迹。张作霖被炸死后，曾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固辞不就，力主将此位子让给张学良。后担任吉林省主席，日 中战争期间隐居天津，战后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职。1949年3月于天津病逝。
⑦ 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于1919年病逝，其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首领。
⑧ 冯玉祥：（1882—1948年）生于河北省青县（祖籍安徽），行伍出身。先为直系将领，后反直，成为国民军首领。他信奉基督教，中日战争时主张联苏抗日。曾任国民党的党政军要职。战后因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后赴美考察水利。1948年回国时，因轮船失火遇难。
⑨ 刘鸣九，字鹤龄，1900年人。当时任张学良的秘书处长。
⑩ 白眉，指三国时代的马良。马氏兄弟五人，马良居长，眉白。时有“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之誉。
⑾ 张伯苓：(1976—1951年)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1907年任南开中学堂校长。1919年秋，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南开实验小学。1932年春任国难会议员……，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同年6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48年6月，任考试院院长。1949年去重庆，1950年5月回北京，不久，又去天津。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终年75岁。著有《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国革命与改造吾人今后之机会与责任》等。
⑿ 张伯苓讲演的题目应为：《中国之希望》。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