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奎松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刘鼎绐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1987年，我试着鼓动两位朋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1989—1991年，在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派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做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而这篇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其分量可见一斑。
张先生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整理刘鼎先生1975年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自己与张学良关系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应该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毋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关于报告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结果反而是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如此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等，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再写一本关于西安事变史实的书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尽管还有不少关心西安事变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安事变，但又有谁曾经具体地做过关于中共这一时期统战政策以及张学良与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呢?尽管许多读者都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共产国际否定了其入党要求的文件也已经公之于众，但又有谁曾经认真地考虑过—个打算加人中共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的张学良之间的矛盾?甚至，在许多读者已经听说了“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等这些明显的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之后，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即使是在许多读者已经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是因为张学良要求抗日而不愿剿共所引起的，但是又有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曾经向读者解释过，为什么张学良在事变期间公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竟没有一条是明确要求抗日和主张停止剿共的?……
没有人否认已有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以往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我敢说，当前西安事变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而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的唯一根据更是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确实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12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级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以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尽管，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文章我没有见到，多半也不可能见到。但是，在1985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以及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200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内部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倒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不应当再等下去了。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纯粹属于“越俎代庖”之类，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必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认可，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文献与史实，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的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尽管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我还是担心它们会影响那些普通读者的口味。当然，对于那些并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一种简便易行的阅读方法，就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首先不去读有关的引证，只是在需要加强理解有关内容时再去具体地读它们。
为了这本书，我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Odd Arne Westad)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Konstantin V·Schevelyoff)教授。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又，在本书台湾版出版之后，我又得以多次前往台湾访问和教学，因而有机会长时间蹲在台湾相关档案文献保管机构，查阅历史档案文献，包括弥足珍贵的蒋中正档案。这一经历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掌握国民党史料不足的弱点。利用出版大陆版的机会，我得以根据新得到的各种资料，在许多地方对原稿进行了改写和补充。这里面也包括在美国新近开放的有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的另一关键性史料——宋子文日记。正是这些新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和开放，使得本书的大陆版较台湾版又有了更多具体的细节交待，并且可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叙述得更为准确了。
为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盛情邀请我前往访问和教学，或在台湾给予过我许多帮助的各位友人。他们是陈永发、林能士、周惠民、刘维开、邵铭煌，以及苏澄*（左土，右基）、郭冠英、周美华等。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本书所配插图，大部分是得益于我的学生刘建平、李国芳两位的无私帮助。而涉及到图片出处的说明，因来源过于广泛，未便在每张图片下面一一加注说明，只好一并在本书的参考文献后做一附录，以示尊重他人之版权。此点如有不尽周延之处，还请相关作者见谅为盼。
杨奎松
2006年8月改写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