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 第一节 西征北上
杨奎松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不仅要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必然要想方设法通过派遣东北军剿共，来调散和削弱当时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东北军，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逐渐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它就必定会注意到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这种矛盾。一旦注意到这种矛盾，那么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更严重事变的发生，多半也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不管历史现象的本身有多么复杂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过以上所举的事实与逻辑，就不难得出结论：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并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谈论西安事变，不能不谈论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策及其变化。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由来，不能不说明中共为什么会到西北地区来，又是怎样和张学良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的?
中共和红军为什么会到西北来呢?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为中共和红军一步步从比较富庶的中国南方退向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基于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红军，至少也是要把红军赶出中国心脏地带，因此其频频围剿和进攻，弄得力量本来就弱小的红军越来越难以在南方安身。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当时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1）。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候中共与张学良有所接触，事情也搞不成后来那个样子。因为在1933-1934年间，中共和红军至少曾经有过两次十分类似的机会可以和国民党反蒋派结成较大规模的反蒋联盟，结果却一事无成。第一次发生在1933年，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员远比后来张学良在西北时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晚些时候，即1933年底至1934年初第十九路军将领揭旗反蒋和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那时与之毗邻的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曾经与之形成了同样的反蒋协定。但这两次机会中共都没有抓住。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主张坚持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这些上层人物来夺取他们的军队。结果，不仅这些反蒋派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中共红军也因孤立无援而无法继续在南方各个根据地立足，最后损兵折将，不得不开始了后人所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2）
长征，固然是中共此前政策、观念及其军事路线诸多错误的结果，但它恰恰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导致西安事变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是从长征开始生长起来的。表面看起来，长征以后的国共力量对比越来越对中共不利，红军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于中共为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寻求苏联帮助，得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统战政策的指示，又恰巧与因急于抗日、收复东北，而对蒋心存不满的张学良东北军相逢，两相结合，这才造成了石破惊天的大举动，迫使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历史的天平也由此竟渐渐转向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可见，谈论西安事变，确实应该了解红军是怎样来到西北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部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3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终于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6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3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及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之所以纷纷退向西南地区，都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条件。既然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时又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实现一统天下之能力，到远离南京政府统治圈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其实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及其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了。他不仅明确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质及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向外发展。因此，他并不看好靠近沿海地区和中国心脏地区的南方各根据地，而是看中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应当注意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3）
1933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针对鄂豫皖根据地陷落和红军转入四川盆地一事，又一次特别强调了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指示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4）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却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一旦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于战争之中，红军应当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割据局面。但是，中共以往在四川的力量较少，影响甚微，而红军又过于分散，战事不断，为保卫原有的各个根据地尚且自顾不暇，鲜能集中力量向西南四川来发展。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转变急于按照欧洲革命的模式，通过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来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始终把远去西南看成是远离中国革命的中心，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退缩、逃跑行为。即使中央红军被迫决定退出江西苏区，转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东的湘西山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即经过11月西渡湘江的战役之后，8万中央红军一战竟只剩下不足4万人，西去湘西会合红军第2、第6军团已无可能，中共中央这才决定向川黔边发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5）
退向西南，本来就是迫不得已之举，因此是否继续西去，其实并不取决于红军本身的愿望如何，而要看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巩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师出无名。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结果，不仅便利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气，使中央红军更处于绝对劣势，情况并没有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在此立足。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进至遵义后，因受国民党军四面包围，根据1月中旬遵义会议决定改向四川西北部，与川北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半个月后，即2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再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即决定进一步“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6）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堵挤压之下，中央红军虽在贵州赤水河两边跳过来跳过去，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却还是无法顺利地实现入川的计划。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弃建立川湛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布准备坚持黔北地区，进一步“赤化全贵州”。 而一个多月后，即4月下旬，黔北也无法立足了。红军不得不下决心放弃由贵州入川计划，大步西去，四渡赤水，转进云南东北部。故中共中央决定：去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7）而此一命令发出几天之后，进至滇东北的红军就发现，他们完全可能由这里进入四川。因此，4月底，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东北地区，横渡金沙江，大举北上，并宣布将“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8）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入川北上后，却再度发现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其实可能性很小。恰好，这时红军四方面军也放弃了原来的川北根据地，西来与中央红军会合了。双方于6月下旬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反复研究了当前的局面，决定主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努力“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9）这样一来，红军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很明显，红军转进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仍旧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他们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但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总结起来，红军努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却失败了，根本上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西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大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红军因兵力有限，非战斗人员较多，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得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而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方言处处隔膜，何况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而且给养、兵源完全不能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开始承认，“我们过去对于少数民族不大清楚，现在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是清楚了”，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本没有可能。故中共中央从1934年12月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在云贵川转战半年之久后，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实行北上甘南，以便进一步“背靠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的广大地区”来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了。（10）
关于红军北上方针的提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11）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
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泽东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毛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曾备受排挤，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才当选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3月以后，毛成为中共中央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了红军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在军事上确实大权在握。不过，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改变遵义会议的规定，党内在军事上负总责者，名义上还是周恩来。至少在这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的还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其次，在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是这时实际上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即洛甫)，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张国焘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上述中央红军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黔边、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12）
北上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区已没有建立根据地可能之后才提出的。问题在于，考虑到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中央为什么当初从江西撤退时不提出北上方针，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后才转而北上呢？
从地理上来看，北上应该远比西征对中国红军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的势力刚刚到达远东地区，孙中山就接二连三地提出过从北部边界接通苏俄的战略设想，苏联政府并且一度批准过孙中山的提议，准备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帮助孙中山训练军队。此后，苏联政府虽因了解到国民党在中国西北省份缺少影响，不愿意国民党利用外蒙古的库伦作为进攻北京政府的军事基地，最终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转道海参崴由海路来援助广州政府，但当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后，它很快就通过外蒙边境对冯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说明利用中苏蒙边界来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当年援助国民党是—回事，这个时候援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要中共来接通甚至靠近苏蒙边界，无论是在苏共中央，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看上去远比援助国民党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军事主张。早在1927年4月，当国民革命陷于困境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接通苏联与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谓“西北路线”，结果这一设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义”的代名词。第二，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卫苏联”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而苏联这时正在受到高唱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在这个时候公开靠近苏蒙边境，难免会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严重压力，甚至为日本进攻外蒙和苏联制造口实。冯玉祥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抗日，试图取得苏联援助，却遭到苏方严拒，就是一个证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中共中央不仅不会设法去靠近苏蒙边界，而且连向北发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这时，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红军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条件。考虑到在西南四川一带无法立足，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无发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向北发展，准备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争取从那里取得同苏联的联络与援助。（13）随着6月中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6月16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员朱德等人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14）但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张国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前后，他还曾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长驻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历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之后，他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6月17日，他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红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像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像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15）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致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仍旧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他明显地对红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失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对打地方军阀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
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6）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第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于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在中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治委员。（17）这种安排终于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的计划了。然而，事不凑巧，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时间稍一耽搁，敌情紧接着也发生了变化，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第四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显然，中共中央经过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到红军不适宜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军的力量已经极大削弱，国际联络中断将近一年，而苏联影响已进入新疆的情况下，迅速北上创建根据地，努力取得国际的指导与援助，对于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过的了。为此，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它的意义。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说明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18）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刚刚从川北苏区出来，人多枪多，数倍于中央红军，还没有经历过中央红军所遇到的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之困难，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此他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想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手。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由于张国焘等颇不满意会议的结果，因此会后便另生枝节，提出了一个避开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新建议。但如此一来，苏联方面赞同与否尚且不论，西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中国本土，与中共中央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故毛泽东等断然反对。8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提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不仅红军全部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在粮食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而且国民党军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去不利地区，以便于他可沿着黄河构筑封锁线与堡垒，这种做法“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故“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坚持并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即要求部队进至甘南，并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的广大区域。（19）
但是，由于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张在名义上又取得了军委总负责者的资格，中共中央实施部队调动、指挥及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掣肘。
8月31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与第一方面军一同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甘南西固敌已有备，以第一方面军单独夺取，不仅不能制敌，反会为敌所制，而且左路军主力须3天后才能赶到班佑，其余部队至少要到14日才能跟上，故要求右路军就地休整，等待左路军，以免被敌截为数段。（20）
中共中央得电后当即复电张国焘，说明：根据情报，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甚空虚，无多敌，从左路军所在下包座去西固不过5天，去岷州也仅6天，且“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故右路军仍将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为度，望左路军控制白骨寺及包座，如此控制两条平行东向路线，随时可与正在赶来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做有把握的作战，绝不会被敌截断。只要左路到达，即可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争取更大胜利。（21）
不料，9月2日，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称：“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卅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队粮食只有四天。”故部队只能在原地不动，要求右路军派一二团兵力带工兵连赶至葛曲河右岸，利用那里的树林伐木造桥。（22）但次日，张即电告徐、陈：“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他建议“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23）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已离开巴西，进抵俄界。双方反复电商，就连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24）
但是，反复协商无结果后，张国焘不仅坚持不愿北上，而且于9月8日直接下令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下。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胁迫中共中央听从他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中共中央委曲求全，则地位全失，张国焘从此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反之，如果中共中央拒绝南下，徐、陈因在张国焘指挥之下，很难抗命不遵，而这时中共中央手中能使用的部队只有红3军团，两部兵力悬殊，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由于参谋长叶剑英先得到张电，中共中央得以预先对陈、徐做说服工作。陈昌浩与徐向前于讨论中也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疑问，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与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说明：“行军中即有较大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要求张国焘“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25）
9日，张国焘再度来电，坚持原令，陈昌浩随之改变了态度，决定执行南下命令。毛泽东听说后，马上找到徐向前询问徐的态度，徐亦表示只能遵命。（26）不得已，毛泽东紧急召集在右路军的几个中共中央常委讨论对策。据张闻天回忆，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中国党与中国革命必然又会遭受严重的损失”。（27）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打招呼，中共中央连夜单独带领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悄悄开拔北上，远离了第四方面军。其行动之仓促，竟连数百伤病员也未及带走。（28）
刚一脱离徐、陈带领的第四方面军第4、第30军两军，中共中央即马上致电张国焘，强硬指出：“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29）
同时，中共中央更直接指令徐向前、陈昌浩：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30）
在中共中央这时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再度具体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31）
身为第四方面军的指挥员，陈昌浩、徐向前自然没有能听命于中央。不仅如此，陈昌浩还忿然致电一方面军的林彪、聂荣臻与彭德怀等，谴责中央是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军第1、第3两军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32）而张国焘随后更警告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33）
事实上，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第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两军单独北上，情形确实极不乐观。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已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6个团的战斗部队，而且还要负责保护和运送上千的干部和伤病人员。以这样少的兵力和这样重的负担，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完全没有可能性。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9月12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34）
这个新的方针的中心之点，就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和外蒙，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可以肯定，在过去提出这样一种方针，是注定要被人指责为“退缩逃跑”路线的，但如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有的数千军队和几百名干部几乎成为中国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础，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35）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中共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故人们一致强调：红军今后一定“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根据毛泽东的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 000里的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以红军现有技术手段所难以击破的“堡垒主义”。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不仅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下子消灭几师敌人”，而且“有可能打败仗，有可能较大减员”，甚至可能“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为了保存(干部)，我们也要打通国际联系”，即使为了“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取得苏联的援助。（36）这样做并不等于什么“退缩逃跑”，张闻天解释说：既然依靠红军自己的力量“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打通国际路线就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这不等于说不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接通国际联系，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37）
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9月12日，中共最终于俄界会议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当即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苏蒙边界。几乎是再巧不过的事了，红军刚刚渡过渭河，就意外地从缴获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中得到了新的消息，并很快在同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得知在陕北一带还存在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大喜过望。于是，中共中央所率领的这支陕甘支队再度改变前定计划，转而向陕北苏区开去。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过去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决定，开始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1）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致使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有关红军长征的实际距离，近十几年来陆续有海内外人士进行过具体的考证，以至如今说法不一，这里仅系沿用习惯用语而已。
（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8月22日。
（4）《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83页。
（5）《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441—4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
（6）《军委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境发展的指示》，1935年2月7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935年2月1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此期载有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前后有关战略方针的七个文件)。
（7）《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1935年3月8日；《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495—498页；《文献和研究》，1985(1)。
（8）《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499页。
（9）《中央政治局决定》，1935年6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516页。
（10）《两河口会议结论》，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516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226页，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2）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499—501页。
（13）《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见《周恩来年谱》，282—2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4）《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5）（载有关于红军长征北上的三篇文电）。
（15）《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26日。
（16）《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1935年7月1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36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等，1993。
（17）《中央军委关于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周恩来年谱》，285--286页。
(18)《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见《毛泽东年谱》(上)，465—4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载《文献和研究》，1985(5)。
（19）《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中央给朱张二同志电》，1935年8月24日。
（20）《朱张致徐陈电》，1935年8月31日。
（21）《向前昌浩泽东致朱张二同志电》，1935年9月1日。
（22）《朱张致徐陈电》，1935年9月2日。
（23)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徐向前亦分析张国焘说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和部队缺粮等，均是借口。见徐向前《历史的回忆》(中)，44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24）《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19页。
（25）《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蔷致朱张刘三同志电》，1935年9月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364—365页。
(26）徐向前：《历史的回忆》(中)，452页。
（27）洛甫：《整风笔记》，1943年12月。
（28）《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
（29）《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
（30）《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
（31）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脱离第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而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的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政治局指令——绐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引自《毛泽东年谱》(上)，471－472页。
（32）《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
（33）《朱张致林聂彭李徐刘程吴并转张毛周王博等电》，1935年11月4日。
（34）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
（35）同上。
（36）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
（37）《洛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9月12日。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