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第四节 延安拨雾
杨奎松
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张学良决心和共，自然有种种原因。据张学良自己所言，最初是因1935年11月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得的感慨。概括言之有六点：“(1)朋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呜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1）所有这些，都使张学良对于理应肩负抗日救国重任的国民党日渐失去信心。
但更为重要的转变看来还在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严重失利，尤其是11月23日牛元峰师覆灭，张学良不得不于1935年12月初急忙从南京赶回了西安。眼看不过两月时间，东北军就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2）由此张也就有了1936年1月赶赴洛川面见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负责与中共接洽，21日再赴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许诺亲去南京游说抗日等事情发生。
从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一次交谈的情况看，他当时对游说各方抗日颇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阎锡山来与中共会谈，力图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后，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当局也在秘密与中共进行接触，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即董健吾)“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此事更使张学良有所疑惑：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越过东北军与中共谋和?这不仅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和共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之做法再添不满。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这自然使张学良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更易接受联共主张。张自述“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实动我心。”于是，他开始放弃原先游说南京的设想，转而与南京以外之各个地方实力派领袖频频联络，甚至与刚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西南反蒋派的领袖胡汉民暗中往来，磋商“大计”。（3）
仅仅几个月时间，张学良就已经日益明显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唾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战、抛头洒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以及许许多多流亡关内的东北人。蒋介石却不作此想，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须先剿共。而在张学良看来，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切身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剿不了、剿不完，岂不是抗日无期?何况，张学良已经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数“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既然如此，张学良只好另谋出路了。张后来回忆，他数次与这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如何才能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但李杜明确认为，而今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抗日，必须与苏联和中共合作，否则将难以进行，故“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时，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于李杜所请，张学良后来自称他当时就全然表示同意。（4）可是，张学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李杜这里所谓“帮彼办事”云云，其实就是代表张学良去与苏联政府联络，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苏联政府会不会轻易同意援助他呢?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
中国东北一向在俄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日俄两国在东北从来就势不两立，即使在苏联成立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依旧是其远东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切政策，几乎都要受到这一冲突的直接影响和左右。一切便利于日本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一向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从来都是依靠日本的，苏联政府最初几度试图施加影响，结果张作霖不仅毫不领情，反而为争取日本及英国对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的极端措施相报，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地位之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地得罪了苏联人。直到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才渐渐意识到其前此做法之不智。因为从日本入侵东北三省之后，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情形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界上，唯独只有与日本积怨甚深，并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才是可能帮助他实现收复东北愿望的强大力量。
因为想要取得苏联的帮助，张学良在1933年夏天旅欧期间曾多次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他先是通过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苏联大使联络，要求访苏，后又通过东北前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结果全都毫无结果。苏联方面对张学良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张学良根本不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这时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过张学良，以探询张学良与苏联络的真实动机和背景。他们曾通过欧洲的共产党组织派了一名叫余斌的华裔英国共产党员，秘密了解张学良的情况。据余报告，他同张学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月，张确实对苏联抱以极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强调余应当到苏联去学习，为此他愿提供一切费用。（5）
要抗日，必须联苏，这一点张学良已确信不疑。可是如何能够使苏联政府改变对自己过去的印象呢?张学良对此竟一筹莫展。如何才能接通苏联，并使苏联接受自己呢?自欧洲回来之后，张学良只能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如果苏联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援助了自己。可如今等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与红军交手受挫之后，他对此已深感绝望，如要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安内与统一再来抗日，恐怕是河清无日了。因此，他不得不设想通过另外的途径来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中共之帮助，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事情明摆着，在中国，中共是苏联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苏联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独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愿意为其奔走，苏联或者会爱屋及乌，逐渐对他另眼相看。不过，张学良最初看来并不相信远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中共和红军会与苏联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即使在与陕北红军接上关系之后，他也仍旧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机会，亲自前往上海，请李杜代他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或上海的共产党。很显然，他并不清楚，这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络的枢纽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难以完成。
不得已，张学良只好又反过头来求助于陕北的红军。特别是2月下旬外出期间，张学良注意到红军2月20日开始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线”的旗帜，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问题上颇有些共同语言，张正在努力争取得到阎锡山的同情并与之达成共识，以此来形成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红军如今一打，自然会迫使阎锡山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政策，这将使张学良劝说阎锡山的工作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红军东征山西，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阎锡山5个团，俘虏1200余人，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如果红军真的照其公开宣传的目的，全力以赴杀上华北抗日前线，难免很快与在华北的日军发生接触，结果很可能诱发全面战争。考虑到目前国民党各个实力派别的不同心态，若不能尽快接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此种作战能否引起全国范围的响应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颇难预料，那时情况或将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不利。这也是张学良急于在一周之内会晤中共领导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没有能够在3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见上面，这次会晤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竟整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
在接到李克农的电报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5日当天就从山西前线发来回电，说明原可派在陕北后方指挥一切的周恩来与博古二人之一前去会谈，可惜此二人这时均已去山西前线参加重要会议，如果约期迫切，最早也只能于3月17日左右赶到延安。（6）不料，张学良由延安飞回西安途中，发现所乘飞机出现故障，不得不送去武汉修理，因此即使17日的会晤日期也不能确定。飞机刚刚修好，张学良又突患喉症，医生叮嘱务必小心休息，会谈之说只好再度延期。若等到喉症好了，根据原定日程，张学良又要于19日离陕赴沪办事去了。因此，原定及早会谈的设想自然未能实现，
另外，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患病在身，也不再去电催促。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要在山西石楼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和贯彻刚刚得到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文件，以便统一党内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赶来山西的负责陕北工作和与东北军谈判的政治局领导人周恩来或博古如果不能出席，未免不是一种损失。但到16日，关于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人选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周恩来。在16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给王以哲的电报中明确称：敝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具体日期由张学良先生确定后电告即可。（7）
这时，东征山西之红军前锋已经到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并占领了同蒲路之一段。阎锡山在山西的整个统治因而严重动摇。山西一向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如今阎却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求援了。于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陆续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为加强陕西围剿和牵制的兵力，蒋介石也进一步调派中央军开到陕西来。可是，这样一来，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就渐渐变得不那么一帆风顺了。不过，这时为此更焦虑的，其实还不是中共中央，而是那些在陕北地区与中共和红军暗通关节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就明确认为打阎锡山政治上未必好，在山西会不易立足，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战，条件亦不成熟，得不到苏联的援助，靠自己单独来抗日很难成功。杨虎城部负责与红军联络的军官也纷纷对红军的行动表示难以理解。孙蔚如军长更直截了当地对中共代表说：红军过黄河是不妥的。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的影响，而且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借口。另外一些军官甚至断言：“红军到处都是帮助蒋介石解决杂牌军队的”，在四川、贵州如此，“现在又是这样”。东北军中了解张学良和共密谋的干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尤其担心中央军大举开入陕西，那样势必会使刚停止下来的剿共战争重新展开，东北军难免再度成为牺牲品。（8）即使不考虑此点，以红军现有之兵力，与阎锡山作战也未必有决胜的把握，一旦失利，前途亦不堪设想。
但友军的担心看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时，陕北苏区南线已经分别同东北军之67军和杨虎城驻宜川的部队达成了谅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经被击退，高桂滋部也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其驻周家岭一带的87师511团甚至与红军签订了一个书面的“互不侵犯协定”。（9）因此，原来关于红军主力东去，陕北苏区将会变成游击区的那种担心，在中共中央内部几乎不复存在。加上红军东征一直相当顺利，这时也还是处于顺境之中，并未遇到严重抵抗，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够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相据地”。因此，中共方面还并不认为形势已经有了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当然，为求得友军，特别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能够对红军的行动多少有所理解，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22日专门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及全体东北军官兵同志，强调：
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侵略华北，危及晋、绥，复受日帝指挥，派兵六旅之众，屠杀陕北苏区民众。国人痛愤，罪不容诛。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锡山竟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拦阻红军……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卖国，继续执行日本拦阻红军之任务，则红军为贯彻抗日目的计，不得不首先诛此卖国贼。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搅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10）
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实际上，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此后几天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阎所担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继续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中共代表所称中国唯一出路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阎锡山明确表示赞同。但他声称中共的说法不论站在民族方面、国家方面或民众方面，都是对的，只是在房子里谈可以，站在他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却不可以，“因为一谈就是很大乱子”。而对于中共代表所说山西唯一出路是与红军订立协定，阎锡山则表示异议。他也知道山西确在危机之中，东有日本，南有蒋军，西有红军，但他的态度是“对谁也不妥协，保持中立”，坚持继续独立控制山西局面。他声称，他的防共保卫团计划每年训练15万人，三年可训练45万人，到那时他什么都不怕。（11）可是，不论阎锡山如何嘴硬，他主动并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谈话，清楚地说明他这时已经颇为恐慌和动摇。中共对阎锡山展开统战工作并非毫无可能。但由于战争已经打响，尽管3月下旬中共中央听取了王世英的口头汇报，但对阎锡山的态度一时也难以改变。
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文件精神讨论了统一战线方针与军事行动计划问题。根据讨论情况可知，中共中央这时以“联俄联共”为分水岭，把国民党区分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两大类，仍旧把阎锡山归为“民族反革命”一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等为“民族反革命派”，“坚持反革命立场”，“反对联俄联共”。分析也承认，这一派内部也并不统一，没有口号，有些甚至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战线”。除此之外，一切“联俄联共”者，均可视为“民族革命派”。但他们中间仍可分为三类，右翼不用说，“与蒋无严重区别”，重要的是中间力量，张学良就属于这一派。分析认为，这一派反对日本殖民政策，主张联俄联共，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但是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义者，都不相信中国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由此可知，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前此谈话中不主张反蒋，一方面也因为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这时对张学良的评价还并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来，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应当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这就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军队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故“此为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至于如何有效地争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认识很一致：第一，必须要高举抗日的旗帜；第二，必须要高举联苏的旗帜。当然，对于这时的东征抗日问题，毛泽东也作了专门的解释，说明我们提出“全国红军集中河北”的口号，并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寻日本人开战。他指出：红军固然不怕与日本作战，也不必等到数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终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不可”。在目前这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下，没有苏联的援助和参加，仅靠红军的力量直接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直接对日作战，首先必须实现“红军与苏联接近，苏区与苏联打成一片”。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唯—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的资本，并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为联苏抗日做准备。（12）
李克农这时也赶到山西石楼，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毛泽东上述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张学良的一些说法讲的。把张学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类，反映出共产党人已经明确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时又不满意他革命的不彻底和不坚定。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这时已经把张学良确定为“革命派”，对他和东北军的政策自然与对“反革命派”蒋介石的政策截然两样。因此，红军对东北军，特别是与王以哲的67军，这时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被困数月之久的甘泉守军，在红军的引导下，终于实现了久已渴望的换防。王以哲电告肤施(延安)2000名守军粮草缺乏，毛泽东等立即致电中共陕甘省苏维埃“扩大群众卖粮草运动，尽量供给”，并电王可从鄜、洛大道送粮往肤施，“敝方沿途保护，不成问题”。于是，几天后，100余驮给养就顺利地从洛川运送到了延安城。
3月下旬，张学良终于再度回到西安，并如前约邀请周恩来前往延安会谈。王以哲4月5日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张代总司令拟于8日晚8时在延安与贵方代表周恩来晤谈，请兄如期至延安城外附近暂驻，待我方派人去联络。（13）
4月5日晚得电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即电告周恩来。周当即与李克农等如约于4月7日动身，准备8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等待东北军方面派人接引入城。不料，因雨雪将至，天阴风大，双方电报均发不出去。周恩来等于8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川口之后，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延安来人接应。张学良、王以哲也停在洛川未动，等待消息。直到9日晨双方电讯接通后，张学良与王以哲二人才于上午由洛川飞延安。9日晚8时许，周恩来、李克农等才由张学良派来的人员接入延安城内。
延安会谈由4月9日晚9时进行至10日凌晨3时许，时间长达6个小时之久。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如今各种记述中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张学良本人在将近20年之后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里的说法。张学良在书中这样说：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14）
依据张学良的这种说法，延安会谈所讨论的，完全不是如何抗日、如何联苏的问题，倒是如何使红军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如何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题。严格地说，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试图做到的也不过如此，结果尚未能完全如愿，而这时张学良却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蒋介石还要圆满得多。这样一种说法显然颇难使人相信。
另外一种说法多半来自刘鼎。在延安会谈中，参加者只有5个人，即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和刘鼎。以后因王以哲死于1937年2月，周恩来、李克农均无关于此次谈判的系统回忆，唯一还有系统回忆的就只有刘鼎了。
刘鼎，原名阚尊民，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1925年8月受中共旅欧支部指派，随朱德等60人经莫斯科回国参加工作。但到莫斯科之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旅莫支部决定刘鼎等22人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刘并在东方大学期间成为中共党员。经过几年学习之后，刘返回国内参加工作，直至1934年底被捕，后入九江反省院。1935年10月，刘获保释出狱，并返回上海。十分偶然的是，恰好张学良此前曾用过一位叫潘文郁的留苏学生作秘书，此人曾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虽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各种主张，特别是对苏联的情况相当熟悉，能力极强，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此时张学良又要联苏，又要联共，身边恰好非常需要像潘文郁这样熟悉苏联和共产党的人。因此，张学良要求李杜代为寻找。李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向与上海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刘鼎。刘鼎的情况正好与潘文郁的情况十分相似，其刚从监狱“经保释放”（16），到张学良处工作在政治上也不会引起麻烦。故李杜将刘鼎的情况通知张学良后，张相当满意，很快于3月下旬派参谋赵毅前来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双方几次晤谈后，张即带刘前来延安参加会谈了。（17）
刘鼎关于延安会谈内容比较完整的文字回忆，见于其1975年间所记的追记笔记。据刘所记，当时总共讨论了6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抗日救国道路问题；联蒋抗日问题；联苏问题；停战通商等问题；以及培养干部的问题。毫无疑问，刘鼎因为后来曾经长期担任编写《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因此对周恩来会谈之后给中央的谈判报告内容很清楚，其笔记中无疑利用了当时周恩来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鼎在回忆中却有与周当年的报告不同的内容，这就是所谓“联蒋抗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共中央为谈判所规定的内容里，还是在会谈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都未曾有过。
据刘鼎回忆，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的就是联蒋问题。因此，他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实行联蒋抗日。称：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些不容易，要作艰苦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18）
据刘鼎说，对张学良的联蒋主张，周恩来的回答是：“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19）
结果，“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张学良的意见后，大多数同志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难了。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不再提反蒋口号”了。（20）
显而易见，张学良和刘鼎两个人的回忆，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颇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强调当时说的是“拥蒋”，一个肯定当时说的是“联蒋”；一个说周恩来当场承认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一个说还要回去考虑考虑。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份事隔多年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同当年周恩来会谈之后第二天所写的报告内容全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去的代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前去延安谈判的同时，曾明确规定了此次谈判的内容和原则。关于谈判原则，早在2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里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即中共不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但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至于谈判内容，则具体提出5个方面，其中特别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而有关谈判内容的提议，也已经通知了张学良与王以哲。这就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21）
上面的情况说明，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没有像李克农第一次见张时那样，要求周恩来力劝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而且干脆主张周恩来适当地考虑回避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共中央不准备再劝张学良另立局面，“抗日反蒋”。但既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张学良可能会有与蒋介石类似的提法，并已经在一个半月前指示李克农坚决反对，于3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明确肯定了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说刚刚出席了这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会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并支持张关于改变中共政策的提议，这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的报告当中，确实也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内容。
为了便于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周恩来所报告的谈判内容，我们不妨将如今已经公开的报告作较为详尽的引证。
此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告较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因此以下引述的报告已略加整理。
对周恩来说明的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张学良的意见大要如—下：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会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方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绥远，解决德王，以绥远为根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的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鄜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鄜、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22）
周恩来总结谈话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表达的主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1)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
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七、张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他的内部有秘密组织，梁干乔在内。国家主义派在张处的已失败，李石曾等已降日。蒋在张周围有侦探，其特务均为蒋的人。
八、张认为阎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过甚。两三星期后张拟仍往太原，问阎是否有意联红军。同时，张亦认为阎与日人来往完全不得要领。
九、南京各派蒋系，(1)蓝衣社(真名复兴社)为蒋信徒。(2)陈果夫则主联俄，冯(玉祥)、于(右任)则主联俄联共，唐生智主抗日，翁(照垣)、蒋(光鼐)、蔡(廷锴)主抗日联共，陈诚、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学系、安福系、何应钦、张群等均亲日，宋子文与蒋关系未恢复，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诚)、胡(宗南)，并找CC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23）
从以上周恩来关于张学良谈话重点的报告中，我们看不到在张学良的忏悔录中和刘鼎追忆笔记中所记录的劝告中共联合蒋介石的那些情况。很明显，至少在周恩来看来，会谈中关于蒋介石问题的讨论并不占重要地位。不过，周恩来仍旧明确提出，张学良应该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而张学良的回答是：“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作决定。他这时对蒋的看法是，蒋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因此，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联共，另立局面。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的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拥蒋、联蒋?其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恐怕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恩来于会谈后第三天就在一封电报中说明过此点。电报称：
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24）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周恩来无论会谈中还是会谈后，仍旧寄希望于张学良能够转而参加抗日反蒋。而周恩来也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25）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其实，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26）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的要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27）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28）他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29）
由此可想而知，如果说延安会谈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绝不是周恩来。
（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3）张学良1月下旬前往南京，原定2月初返陕，因得知胡汉民回到广州，并准备来宁，曾与胡电函来往，相约晤面，以决“大计”。转见《王以哲致司令员电》，1936年2月14日。
（4）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5）《王明给切尔诺莫尔基克同志的信》，1933年7月23日。
（6）《毛彭致李克农电》，1936年3月5日。
（7）《毛彭致王以哲电》，1936年3月16日，见《毛泽东年谱》（上），522页。
（8）《王世英报告》，1936年3月。
（9）《中国陕北省抗日红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五一一团抗日协定》，1936年3月11日。该协定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彼此间的军事行动，各守原地，互不侵犯。(1)红军部队与来往人员在五一一团驻地附近往来时，五一一团所属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有苏区的公务人员与通商者进入五一一团驻地时，五一一团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2)五一一团驻防各碉堡寨垒间往来之交通部队与人员，红军各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来往苏区的之公务人员与通商者，红军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但在交通线内除现有堡寨外，五一一团不得再增加碉堡。（二）双方必须参加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对日作战。(三)双方负责保障人民之集会、言论、结社自由。(四)双方部队要保护人民春耕。(五)五一一团在苏区的眷属，由红军负责保护并招待，送赴五一一团团部驻地周家岭。五一一团拘捕苏区之人员，亦须全数交红军代表带回,并保护其安全到苏区。（六）以上各条，由双方代表签字日起实行。红军代表张云逸、五一一团代表王立山。
（10）参见《毛彭致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同志电》，1936年3月22日，《毛泽东年谱》(上)，523—524页。
（11）见《王世英报告》，1936年3月。
（12）《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见《毛泽东年谱》(上)，527—528页。
（13）《王以哲致毛彭电》，1936年4月5日。
（14）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5）潘文郁因被南京方面怀疑通“匪”，逼迫张学良将其杀害。张学良对此事深以为憾。有关情况可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298--299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6）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7）刘鼎回忆自己到西安的时间是3月10日，负责整理刘鼎回忆笔记的张魁堂先生推断刘鼎关于此一时间的回忆有误，认为刘到西安的时间应在3月20日。这两种说法看来都不正确。因为已知刘鼎行前见过董健吾，而董此前正在陕北，他离开瓦窑堡的时间是3月5日。这时瓦窑堡到西安通常要花4天左右时间，即先花3天到洛川，然后再由洛川坐车或乘飞机去西安。如此再加上董从西安到上海的时间，可以肯定，董最快也要在3月10日以后才能到上海。就是说，刘鼎在3月10日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可能在上海见到董健吾的，因而刘不可能在3月10日到西安。同样，刘也不可能在3月20日到西安。因为刘清楚地记得，他到西安后的第二天，就被带去张公馆见张学良。可是，根据当时电报和公开的报道，张学良在3月19日就已经离开了西安，直到3月26日才返回西安。因此，刘鼎到西安的时间应该是在3月26日张学良回西安之后，和张学良4月初到洛川之前。参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载《党的文献》，1988(2)；《张学良文集》，951—959页。
（18）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载《党的文献》，1988(3)。
（19）此处引号中的话，据说是1961年7月4日周恩来与张学铭夫妇谈话中说的。
（20）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在谈到周、张延安会谈时，年谱称，“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21）《毛彭致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1936年4月6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532页。
（22）《中共党史资料》公布的周恩来此一报告与原文比，一来内容上似不完整，二来日期上似乎也提前了一天。公布的时间是1936年4月10日，而原文落款时间则为11日。当然，报告起草和发报完成的时间可能为l0日及11日两天，但公布者未加任何说明。另报告文字整理似乎也有可疑之处。如原文“对蒋问题”一段，应为“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的文字则修改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从原来的文字看，除最后一个“他”字外，很难认为原文中前半段的“他”字指的一定是蒋介石。实际上，从讨论“对蒋问题”的角度看，“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所谓“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等，多半都是指张学良，而非指蒋介石。故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张的部下现在已有分化，而他自己现在却还很矛盾，至少“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是蒋如真的降日，他定离蒋另干。修改后的文字将前面的“他”改成“蒋”字之后，意思完全改变了，成了“蒋现在歧路上”，张因为蒋介石还处在抗日与降日之间而不能反蒋。这种修改很难认为是准确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午4月10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3—5页；《周恩来年谱》，305—306页；张魁堂：《张学良传》，152—15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23）《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
（24）《周恩来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东北军的谈判问题的电报》，1936年4月13日。此电内容也清楚地表示出延安会谈中并未讨论过所谓联蒋抗日问题。电报说明会谈内容主要为三方面问题，即“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愿酝酿此事，以促成其为(事)。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邠县积极行动，阻止杨(虎城)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鄜、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537页。
（25）《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
（26）《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1936年4月22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7）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显然曲解了文意。载《党的文献》，1988年（4）。
（28）《周致彭、毛电》，1936年4月13日，见《周恩来年谱》，306页。
（29）《周恩来致朱理治、肖劲光并告张浩同志并告毛主席等电》，1936年4月19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301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