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北大联合』计划 第二节 入党初衷
杨奎松
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又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周恩来会谈之后当即返回延川，只对正在延川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做了口头汇报，以致我们至今看不到周恩来的有关报告。但会谈的基本内容，根据会谈前后双方来往电报，以及双方之间这时围绕着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问题所发生的矛盾，仍旧可以获得大致的了解。
根据会谈之前双方的要求和愿望，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会谈至少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东北军反蒋行动的各项具体准备问题。
二、向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问题。
三、东北军与红军今后共同的行动方针问题。
四、东北军为应付蒋令在陕北苏区内筑碉问题。
在会谈后，通过双方的来往电报，可知双方至少在以下几件事情上取得了协议或达成了一致：
第一件事，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除原定之直罗镇一带、甘肤之线以外，考虑到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即将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中共中央还特地要求东北军迅速在靠近黄河西岸的干谷驿、交口镇向延川、清涧一线筑碉，以便阻碍蒋阎军队进占。
5月15日，即周恩来回到延川的第二天，就有电报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称：据查蒋阎入陕6师势在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延川、清涧之一切准备。并请将行动日期见告。此间亦拟以一部兵力围困宋家川，迟滞该敌渡河。
同前此双方军队围绕着直罗镇一带筑碉问题发生磨擦的情况相比，这时周恩来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直罗镇的问题不再提了，而且直截了当地要求东北军到靠近黄河西岸的地区筑堡。这说明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具体的妥协。
第二件事，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前此之决定，红军之一部将前往陕南并计划转进河南发展，一面由南面牵制北进之蒋军，一面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为此，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问题，张答应由东北军支援红军七九子弹10万发，并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延安城，另4万发送将出陕南之部队。为此，周恩来5月22日曾有电报说明：红军去陕南并准备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队，已准备就绪。依前议，决取最捷道路南下。经牛武镇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趋临潼下游之交口镇或新丰镇渡河，出蓝田，但必须东北军方面驻临潼部队代为准备船只于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电报要求张学良迅速就此进行准备，并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取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1）
周恩来此电表明，他与张学良已经就红军南下河南问题达成协议，并得到张学良愿意为此拨子弹10万发的承诺。不过，这一行动几天后就停止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这时得到了西南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如果西南地区发生事变，整个西北的局势无疑也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并需红军积极筹划响应，西北计划有迅速实施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中共中央原定派部队经陕南下河南的计划自然中止。但前议由张学良拨付子弹的计划并未因此变更，6月1日，6万发子弹仍旧照约定送到了延安，准备送给红军。
第三件事，是双方商定了有关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大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这显然是第二次延安会谈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步骤，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周恩来将中共有关此一计划的设想向张学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双方进一步商定了发动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的具体时间表，规定9—10月间为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并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时间。而促使张学良对这一大计划全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对于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关于这种情况，很容易从下面的来往电报中看出来。
5月20日，即第二次延安会谈过去一周之后，中共中央曾有电报给红四方面军和第2、第6军团的领导人：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此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至于苏联的态度，可以说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2）
5天之后，即25日，中共中央再一次去电，更具体地解释了这种情况，说明已与张学良商量好，协助陕北红军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第2、第6军团北上，渐次接近外蒙，接取援助，苏联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电称：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局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3）
这时，根据预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进入甘北作战，准备背靠东北军，控制庆阳、镇原之线以北地区，力争转进宁夏，接通外蒙。东北军除照约定应为红军让路外，还应尽快控制兰州及其陕甘大道。为此，中共中央接连致电王以哲及张学良，要求后者务必尽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队，便利接通苏联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动，切勿让蒋介石的军队制其先机。其5月26日电称：蒋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进驻，则割断了陕甘大道，对将来东北军增向兰州，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计划，大有妨碍。据此，请立时准备以东北军一部进驻镇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机。（4）5月底、6月初，红军西征作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更多次通知张学良、王以哲，强调“兰州为西北大计划之最重要战略根据地，兄部务以适当兵力预先控制”，并将部队保持于庆阳、镇原之线，以便于红军“向固原、预旺、盐池、灵武求得确定的胜利，接近黄河，有利于尔后打通友邦之步骤”。（5）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在西北大联合计划问题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双方在关于计划内容、行动步骤、大致的实施时间乃至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事后在西北的经营范围，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则是双方商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实，此事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就已经有所商定，这次不过是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而张学良为此积极筹划和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张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邓发去苏联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在第二次延安会谈过了20天后，邓发才开始动身。根据约定，刘鼎于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与周恩来等见面并带邓发经洛川前往西安转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并非仅仅为了送邓发转去苏联，以及听取刘鼎近期工作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这时的布置，周恩来此行还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向刘鼎说明中共中央主张推动张学良响应西南两广事变，并递交中共中央为此起草的具体行动计划书。
原来，这时已有消息说明西南不稳，两广之陈济棠和李宗仁已开始揭旗反蒋，因此中共中央极力主张东北军与红军迅速做好在西北发动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周恩来当面交待邓发与刘鼎转交张学良。计划书中除具体分析了当前的西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敌我两军态势等综合情况之外，“并将彼我两军关系，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外蒙关系及缩短准备时间等，均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6）在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之后，刘鼎与邓发即一同于5日返回延安，致电王以哲派车接应，然后于8日抵达洛川，9日中午飞到西安，10日即面见张学良。据刘鼎事后电称，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可见张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也颇为动心。随后，张学良当天就亲自驾机飞至兰州，前往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再派飞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7）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8）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对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9）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因此“战略方针要适当的考虑”。毛泽东也认为：西南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当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以胜利为前提。（10）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
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11）
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和装备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始终没有对中共中央的行动计划作出明确的响应，而是积极送邓发前往苏联，同时更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别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其目的也正是关心苏联的态度，担心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几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种情况，因此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12）
6月16日，是中共中央在接近两年时间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之后，正式恢复直接电讯联络的第一天。上述电报也是中共中央恢复电讯后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发去第一份电报。在第一封电报中就详细解释迅速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可见它这时已经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成为当务之急。其实，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在发动的时机方面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其内部已经就西北发动问题作出明确决定。其决定说：
甲、时局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13）
这时，张学良在送邓发前往兰州后即转去南京，已不在西安。但周恩来仍为此致电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务必加紧准备，并约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前来协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发动的一切准备工作。电报明确说明：目前大局，两广发动后，宋哲元有加入说，云贵川湘亦在酝酿，大有造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张学良先生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吾兄乃东北军之柱石，务望对内部组织方面十分加紧。时局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张学良归后，务请将以此意转告之。（14）
但这时不仅张学良不在西安，而且王以哲也不在洛川，由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电报联系，仅由洛川67军军部一部电台负责传递，因此王以哲不在洛川，使得双方联络上不免出现时间差。再加上连天雨阻，不仅电报有时联络不畅，并且汽车也通行困难，结果这边中共中央急盼尽快发动东北军响应两广事变，创立西北抗日反蒋新局面，那边东北军为应付南京之军令，军事上仍在不断向陕北苏区推进，转眼间竟兵临“红都”瓦窑堡，使前线之红军与东北军随时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形势一时竟变得十分严峻。双方又不得不为此而频频交涉。
还在6月11日，即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东北军67军107师(师长刘翰东)、117师(师长吴克仁)及105师第3旅(旅长高鹏云)根据西北剿总发布的命令，分三路向蟠龙和安塞方向前进。由于这一带中共党政机关较多，后勤补给也多集中于此，红军和东北军和解后部队警戒和防务均已相当放松，加上主力部队已全部西去作战，而东北军推进之前又未打招呼，以致周恩来一面电告王以哲：我“党政贸易机关均不及准备，群众方面亦不无疑惧”，望“以后行动希能早日电知，俾得一致”，（15）一面急调正在苏区东北方向准备对付汤恩伯中央军进攻的第29、第30军两军紧急增援瓦窑堡。但由于王不在洛川军部，西北剿总又是直接督令67军各师，王亦难加干预，故该两师仍继续前推。107师迅速占领了苏区后方之蟠龙镇，中共大批机关后勤机构和伤病人员来不及撤退和疏散，给整个苏区后方造成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自然颇难理解。周于13日再电王称：“贵军此次前进事先既未通知，仓卒之间我方医院工厂党校迁移不易。且此种举动亦非双方捐诚之道。值此西南举兴，西北前途正须加巩团结，力谋抗日，如果重见干戈，决非大局之福。除电请贵师军长刘停止行动外，务请我兄暂停前进，并请电告贵军请示行止。”（16）
此时红军主力集中甘北作战，陕北后方空虚已极，东北军大举推进，特别是直捣红色首都瓦窑堡，不可避免地会在红军及苏区群众心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因此，中共中央将这件事看得相当严重和急迫。然而，周恩来的几封电报却未能使局势出现转机。虽然在12日当天，正在洛川的刘鼎就有电报来，说明王以哲部向苏区推进事实为西北剿总命令，现已通知停止，军部允许暂待二三日俟张学良返归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可是，中共13日得到的107师司令部何东升副官送来的公函，却仍旧声称，该部“奉命向蟠龙镇及永坪镇、瓦窑堡各地前进”，要求红军“予以方便”。（17）
在整个形势极端有利于发动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之际，公开与东北军重开战火，自然不是中共中央所情愿的。何况第29军和第30军因距离较远，回防亦赶不及，故周恩来等仍不得不争取和平解决此争端。为此，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不能不再三致函107师师长刘翰东，说明与张学良、王以哲前此约定之双方地域范围，要求该军务必停止继续向前推进。为了能够证明双方高层已建立统战关系，李克农这时不惜将王以哲与周恩来的通电直接出示给刘翰东等人，此举不免引起王以哲极度不满。而刘翰东也并不因见到王电即停止前进。他表示：无论从剿总命令角度，还是从指挥部下角度，都难以取消此次行动，不如红军适当配置兵力，迟滞东北军前进，“以释群疑”。（18）李克农虽亲去蟠龙向刘说明情况，刘还是强调汤恩伯部正在大举西来，瓦窖堡终不可守，建议红军放弃，以便东北军能够取得宣传资本，不使南京方面怀疑。李则坚持东线之敌并无进占瓦市企图，“我军奉命决在官路坡、杨高坡、涧山地进行顽强防御，巩固瓦市”（19）这意味着刘师其实并不真的打算停止不进，红军亦不愿放弃瓦市，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停息了几个月的战火，难免还会重新点燃。
6月15日，王以哲来电解释原委，并致以歉意，形势才又出现转机。据说此次东北军北进，完全是因为王以哲离开洛川，而西北剿总中蒋介石分子又乘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不在洛川之机，发布进剿命令，并急催前进，致使前方东北军将领只得听令而行。故王以哲此时才得以在西安电令67军所属前进各师停止原地不动，并将此一情况通报给周恩来。17日，刘翰东果然发来信函，通知李克农107师已经收到王军长电令，并于现地停止前进。而后，刘翰东、吴克仁两师分别退出了进占的永坪、蟠龙两镇，使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终于得到化解。
然而事情却并未能因此了结。这是因为瓦窑堡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区，不仅南面的东北军，而且北面的高双成部，特别是东面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已距离瓦窑堡不远，瓦窑堡要确保不失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得清楚。因为红军此时在陕北后方之兵力只有第29、第30军两个军，这两个军又都是新由地方独立团刚刚扩编而来的，即使撤回瓦窑堡一带驻防，不仅人员较少，而且战斗力也不强，要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5日就已经作出中央机关全部随主力西撤的具体部署。命令称：“甲、东北军现三路向瓦窑堡前进，昨日其左中两路已抵安塞、蟠龙，右路达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绥敌人亦有配合前进可能。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丙、军委决定：(1)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2)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红校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3)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十六日开始。”（20）
幸亏15日作出这一决定，并且没有因为东北军的后撤而停止执行此一决定，否则中共方面的损失不知将有何等严重。这是因为瓦窑堡仅仅4天之后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国民党军占领了。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根据王以哲通报，中共中央已经得知，由山西西渡黄河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将于20日开始由绥德方向向瓦窑堡推进。王以哲同时还明确表示：希望红军在瓦市不保时能够首先让东北军进占，以便东北军可以借此来向南京表功，显示东北军并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红军方面，既然已经估计到瓦窑堡必失无疑，把它交给东北军而不是交给汤恩伯，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应了王以哲的这一要求。负责瓦窑堡防务的周恩来虽寄希望于汤恩伯部不会倾巢而来，这时也不能不做相应准备，明确通知东北军不要远撤，以便必要时能让东北军而不是让汤恩伯进占瓦窑堡。双方并且约定，一旦两军靠近时，应各自向天放枪，以资掩饰。至于东北军进入瓦市时间，则视红军东线情形具体商定。（21）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发现汤恩伯部仅派两团兵力西进，中共方面当天动员全部瓦市兵力“决心抗阻之”。故电告王以哲：“兄部是否须要进入瓦市，俟弟与张先生见面时再定。十日内兄部在蟠龙、肤施间集结修路筹粮为便。”（22）而当天王以哲因已得到周恩来前报，即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已占领瓦窑堡。结果，东北方向从山西西渡而来的中央军汤恩伯两团虽小心翼翼，进展缓慢，而位于瓦窑堡以北最近的石湾镇守军高双成第86师所属炮兵第2营和步兵营两个营却得到消息，在一个叫张云衢的营长的率领下，倾巢而出，打算乘机截击从瓦窑堡撤退出来的中共机关，拣些便宜。当这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进到瓦窑堡附近时，得知瓦窑堡并不在东北军手里，防守瓦窑堡的红军主力又在东北方向设防抗击中央军，城内十分空虚，故当即打入城内，致使这个“红都”转瞬间不明不白地落到了高双成部队的手中。（23）
等周恩来急调第29、第30两军及警卫营星夜回援之后，张部已经据城固守，红军因攻城乏术，只好转而围城，再请东北军刘翰东师以救援为名于23日开入瓦市。可是，在刘翰东想要占领瓦窑堡以向南京“表功”之际，未让其进占，如今再让刘翰东从高双成部队手中接防，其作用显然大不相同。尽管李克农这时去信建议刘不妨“夸大解张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而刘翰东却对红军此举极端不满。其函称：“敝军虽入瓦市，以张云衢得机先的关系，于政治上毫无号召价值。关于此点，不能不谓贵方之失信！！！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吾兄函谓：‘贵军此次入瓦，应夸解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弟以为不夸尚佳，夸则实彰其丑而坚其不信！此事乃贵我两方最大之损失也！！！”（24）红军与东北军两方关系此时之复杂与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瓦窑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红军和东北军两军联合之事在东北军内部上下之间太不通气，不仅许多高级干部不明就里，而且与红军保持密切联络的王以哲等高层将领，也对两军联合之前途及意义缺乏深刻了解，因此只能更多地为东北军自身的利益着想，两方人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盟友关系，思想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对红军的严重困难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在东北军上层，这时也仍不乏愿意贯彻南京旨意之人。这使得联合改造东北军之事，远不像中共中央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张学良地位之关键也因而更加凸显。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强调“兄我两方关系似应详告兄部各师长及团长中之优秀者，以厚团结，以便联络”，一面急盼张学良能速回西安，从而“速定西北发动大计及其具体步骤”，担心久无联络，“是否发生意外”?（25）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多次电召刘鼎回陕北苏区开会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内完成发动准备的重要问题，并请王以哲一并来安塞相见。
而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却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张学良6月10日离开西安，先去兰州为邓发办前往新疆之各种手续，又于11日转去南京，至20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后的第三天，即22日，他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讲演，开始实践他关于训练“佣人”的诺言，他在讲演中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26）其意无疑是激励他的军官们内心深处的抗日热情，改变过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信条，要求他们以抗日求统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紧接着，张学良回到西安，再度与刘鼎密谈，询问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中央考虑和接纳。
关于张学良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情况，在1986年前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就已经被披露出来了。里面公布了一份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27）这份文件的中译本在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因此也为中国许多读者所知。只是许多年来一直相信关于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主张“逼蒋”、“联蒋”的众多读者还弄不清楚，张学良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只要了解到张学良自4月下旬即决心联共反蒋的事实，对于张学良一度提出入党要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平心而论，张学良的要求入党，其实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的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于他对中共的某种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罢了。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刘鼎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由于当时发电和译电的技术上的原因，译文上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可以读懂的内容大致是：第一，说明刘已收到中央关于要其立即回苏区汇报的电报，因连天阴雨，汽车不通，故暂不能返。第二，说明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榘和宋哲元暗中商量响应，韩并试图拉张学良入伙，张打算让刘鼎与韩复榘派来的代表接谈，刘因急于返回陕北已婉拒。第三，说明张学良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刘并要求中央为其准备发报员等。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即是“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一句。这里的“日”就是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中央通电时的代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28）
要证实这封电报的确凿性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在两天之后，即在目前保存在莫斯科的另一封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了这件事。而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所答复的，也正是这封电报。在落款时间注明为7月2日的这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专门汇报了这件事，明确认为可以允许张学良入党。电报说：
张在欧洲时，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便认为苏联记旧恨，无助他意。经我们解释，特别因我们在会议上，在军事行动上，在经济互助上，对他表示了诚意，他即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张自宁)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同时，该电对东北军的特殊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称：
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一个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且直到现在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嫉视。他已经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但仍保持东北军的整个系统。
电报特别要求苏联方面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任，强调与东北军的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发动的援助，对即将付诸行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电报称：
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西南发动已二十余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经发出双方不得进行内战的宣言，但尚无军事行动。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共同举事。……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29）
“至迟八月应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现在已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时间，各种重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难怪中共中央这时要三番五次地急着找刘鼎前来安塞开会呢！7月1日，周恩来再度致电刘鼎，要其“即日动身由肤施到安塞相见”。当刘鼎同日来电表示准备后日动身时，毛泽东于2日竟又再电刘鼎，叮嘱他“务到安塞见面，有重要事开会讨论，千万勿误”。（30）不仅如此，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早早就前往安塞，等候了将近一周时间，可见其心情急迫和事情重要之程度。
（1）周恩来对此曾致电王以哲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2）《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夏曦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147—149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3）《育英、洛甫、泽东、恩来等致朱、张、刘、徐、陈等电》，1936年5月2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33—53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载《文献和研究》，1986(5)。
（4）《周恩来致王以哲即转张学良电》，1936年5月26日。
（5）《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5月30日，6月4日。
（6）《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1。
（7）《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8）《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
（9）《育英、泽东、恩来、博古、德怀、凯丰、洛甫致国焘、朱德、弻时、贺龙、向前等同志电》，1936年6月18日。
（10）《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6月12日。
（11）《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1。
（12）《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1。
（13）《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张二同志并转弻时同志电》，1936年6月1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49页。
（14）《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6日。
（15）《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2日。李克农此时负责直接与刘翰东师长等联络，并进行交涉。
（16）《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3日。
（17）《陆军第一百零七师司令部函》，1936年6月13日。
（18）《刘翰东致李克农函》，1936年6月15日。
（19）《李克农致刘翰东师长函》，1936年6月17日。
（20）《军委关于东北军活动情况和中央机关转移的部署》，1936年6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546页。
（21）《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0日。
（22）《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0日。
（23）参见李海文整理《访问严民同志记录》。另高双成是继井岳秀死后接任第86师师长的。
（24）《刘翰东致李克农函》，1936年6月27日。
（25）《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7日。
（26）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见毕万闻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968—98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27）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2)。
（28）原件无抬头，亦未注明月份，但文末有“中央：(刘)卅日”字样。据判断，文末“中央：”字样应为收电人；“刘”应为发电人。“卅日”即为发电日期，年代自然应为1936年。鉴于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报告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统战工作，并未提及此事；而在7月2日电报中则明确提到此事的情况，可以判断此电发收的月份应为6月。
（29）《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30）《毛泽东致刘鼎电》，1936年7月2日。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