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四节 柳暗花明
杨奎松
谈到中共中央转而坚决采取和平让步的态度，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该指示到达的日期是在22日或23日左右，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方针实际上意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期间同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只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内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张、杨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①
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否完全恰当，在中共中央方面并无多少争辩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因此相信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错的。很明显，中共中央必须承认在蒋介石释放之后，认为蒋已经投降，把蒋承诺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很幼稚的。过高地估计西安事变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说在1936年8月政治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政策，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改变了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也要求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问题是蒋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灭红军，宣称中共是汉奸。当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与共产国际有一点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实行的是“逼蒋抗日”。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强调的只是用群众及其舆论来“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阎、李、白、刘逼他”，即利用各种地方实力派或反蒋派的力量来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就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结果，事变后的对抗也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继续。这样究竟对不对呢?多数中共领导人明确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不论是想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视自己，使其改变错误政策，实现与南京的联合，还是为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坚持党的独立立场与红军的存在，“力量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策略实行起来确实也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它确实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这样逼，造成了内战，当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仅仅在于结果如何。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的实际作用，多半也就在于它使中共中央开始更加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5日之后，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和平的方针，而在得到张冲的来电之后会更进一步下决心，不惜再作让步也要同南京和下来。
然而在这个时候，不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还要困难。本来东北军年轻军官就反对让步，情绪激昂，如今见中共代表步步退让，更是心怀不满。本来杨虎城因西安事变就已经整整丢了一个军，如今更是担心让中央军控制西安及陇海路沿线，地盘没有了，余下的部队迟早也会被蒋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东北军上层将领，此时的态度也颇犹豫，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不是连张学良的出路也不争了呢?唯一能够驾驭东北军这驾马车的张学良若回不来，东北军难道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前途吗?因此，越是到妥协关头，西安的空气就越是紧张，人心就越是混乱。
26日白天，西安与潼关谈判的代表仍坚持：(1)首先给张以名义；(2)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3)红军一部驻陕南；(4)十七路军在西安驻两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1)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2)中央军原驻陕甘14个师，可调31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10个团；(3)红军不能驻陕南；(4)十七路军只能在西安驻一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由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②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分歧严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根本不能掌握部队。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有利于蒋介石的分化政策，故态度也颇含混。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天傍晚7时，蒋甚至下令次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各战略目标。③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
再也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明确提议：(1)接受蒋之甲案；(2)妥协达成后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3)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可是，杨虎城当晚在他家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明确认为南京方面“毫无诚意”，对蒋介石施加战争威胁相当反感。参加会议的东北军将领除王以哲、鲍文樾主和外，其余态度也相当含混。起先在另外一处开会的师旅团级军官20余人，当晚转来杨家开会后，更是激烈主张：“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会议争论不休。经周恩来反复劝说，包括杨虎城在内，多数将领最后同意：(1)接受甲案，但部队撤退请宽限十天；(2)部队移动应在张学良回陕训话之后；(3)三中全会前即给张名义并允许其出席三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但是，“左派仍坚拒。并向前线活动”，情形更加混乱。④
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南京方面也拒不同意。27日凌晨5时左右，何柱国代表西安方面打电话将这些意见通知顾祝同，为顾所拒。何不得已再与各方商量，各方仍旧坚持，谈判遂陷入僵局，有破裂之势。直到这天上午张学良电报来到，情况才开始出现转机。
还在头一天夜里，张学良就已经得知这一严重情况，不禁焦灼万分。一旦战争爆发，不要说自己不能回去，没有外界的支持和自己的统驭，整个东北军都会因与南京交战而分崩离析，这与自己发动事变和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27日一早，张就借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各军长与师长，恳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此时，张学良确实对西安方面的做法颇多抱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电报称：“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⑤
接到张学良电报后，西安方面谈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报何柱国，力劝西安方面接受条件。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⑥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内部出现更大分歧与混乱。杨虎城“表示屈服后无前途，宁方不会抗日，释张甚悲观，对双方合作亦觉无把握”，态度更趋消极。而“东北军老派愿和，但董(英斌)尚动摇，鲍(文樾)、马(占山)亦有变化可能。少壮派师旅团长多数主战”。当晚东北军军官会议虽有董英斌主持，与会者仍一致强硬表示：“非张回不撤兵。”周恩来已清楚地感觉到：目前西安各方“危机四伏”，如蒋再不能给予保证，势必有人会“铤而走险”，到那时可能一派混乱，统一战线将迅速破裂，共产党不仅大受埋怨，而且将更陷于不利地位。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竭尽全力劝说和平，其结果亦可想而知。而左派激烈情绪不得缓解，整个局面就随时会具有爆炸性。
在中共中央这时看来，目前唯一可能缓解左派情绪的，就是请蒋允许张学良回陕训话一次。这不仅因为张学良力主和平，而且因为一旦蒋保证让张学良回陕训话，这些少壮军官一时也再不能采取激烈行动。对此，毛泽东也颇为赞同。故毛在这天晚上接周电后立即打电报给潘汉年，要求他向蒋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缓和西安内部的矛盾冲突。毛电称：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于、孙、何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为东北军面子起见，蒋先生不妨让张来陕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决此问题。⑧
随后，周恩来也为此专电潘汉年，请其向蒋介石转达这一要求。电报称：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⑨
但毛、周接连去电后，除张学良29日有手书来，要求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以外，⑩蒋介石迟迟没有回复。而西安这边左派军官主战空气愈演愈烈，颇有些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一些少壮军官甚至赶至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绝不撤兵。
面对如此局面，周恩来极感为难。他认为：“现在情形下，我们若参战，则违背主和原则，如和，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队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左派略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刚刚赶到西安附近红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的威胁所动；同时，尽力争取左派，力争使事变消灭于无形。洛甫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称：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与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11)
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有些是归并的(如于学忠、何柱国、沈克等)，有些虽为东北军所培养，但久已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中多数依靠张学良。也敬服张学良，却未必对张学良有浓厚的感情。但东北军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则不同。他们多数没有多少既得利益，文化层次又较高，且正处于晋升过程中，上进心极强，加上他们与下级官兵接触多，受打回老家情绪刺激最深，因此，他们不仅从一开始就是张学良走联俄联共、共同抗日道路最基本的推动者和拥护者，而且寄一切希望于张学良，很多人视张学良如同再生父母一般。要这些年轻军官听任张学良不能问东北军，甚至被剥夺自由，在感情上无论如何都是极端困难的。特别是面对南京方面的压迫，西安方面一退再退，这些军官在情绪上屡受刺激，激愤之情已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在这个时候要想劝说他们接受失败的事实，又谈何容易。17日晚，洛甫到西安，坚决主张和平，提出用红军不参战的办法来劝告激进分子放弃战争的想法。但当晚少壮派军官50余人就得到消息，前往中共代表住处集体请愿，提出八个问题，态度颇多挖苦。周恩来虽大发脾气，对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扬言：如果红军不敢打，我们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和你们翻脸。
第二天即28日，杨虎城受此情绪影响，也决心要打，整个形势越发变得不可收拾。周恩来不得不与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开了一天的会，摊开地图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打的不利。但东北军代表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断定打起来就会有办法。除非张回陕，否则绝不撤兵，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他们再次当场逼周恩来等表态。或者破裂，或者红军一同作战。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坚持让步主和，讨论一天未决。会后。何(柱国)、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与少壮派开会，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这时，“只有杨转变．及鲍(文樾)、董(英斌)努力，才能影响少壮派撤兵，否则严守中立，万一工作不好，必失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反蒋(派)大部同情”。因此，29日周又进一步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在前线的中共领导人也一致决定：
(一)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
(二)在和平尚未到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但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
(三)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12)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29日一早王以哲与杨虎城谈话后，杨即亲自找周恩来谈。杨虎城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决定做中共政策牺牲品：拥蒋抗日。“虽然他怀疑此种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独立局面有由战争中求得可能，同时他估计我们拥蒋必将失去许多同情，但他仍愿做共党朋友到底”。对此，周恩来及毛泽东等均深受感动。周当场表示：中共绝不会背弃朋友，如果蒋介石反过来阴谋对杨及十七路军不利，红军绝不坐视不顾。毛泽东得知杨虎城的态度后，也接连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后者告诉杨虎城：和平政策是三方共同的，希望他对整个政治前途具有信心，说明如杨虎城部队撤出西安等地后嫌驻地不足，包括鄜县、甘泉、延长等城，“彼需要时由彼驻兵，我们退城外，将来如有紧急，我们同他总在一起，决不分别彼此，对东北军亦然”。现在“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13)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个两难的问题。而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严重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周恩来为此不能不再度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南京正在进行分化，指明此间已不要张。东西两军认为打有出路，撤兵弃张只有死路。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一部将反动，造成南京分裂西北联合战线的基础。东西两军已有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冒失去最好朋友的危险呢?要知道失去朋友未必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且仍有失去全国同情的可能。相反，如果与友军坚持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及恢复公权，证明三方面不可分离，虽可能因南京不让步而致战争，但“我胜蒋可让步，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我可扩大，蒋仍可与我们谈判”。因此，周恩来等不仅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内部正在议论的红军首先开始实行撤退的提议，坚请军委主席团授权由西安中共代表通知撤退时间，以避免进一步恶化三位一体的关系，而且还明确建议，改变原定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准备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三位一体之团结。
当天傍晚，周恩来等为劝说中共中央接受自己的意见，与博古、叶剑英等专程赶到云阳，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此一建议。经过反复讨论，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当晚，云阳的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如果友军坚持在张学良回陕一次的问题上坚不让步，为不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必须准备与友军一同作战。“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我们力争迅速结束内战。毛泽东等几乎立即复电表示同意，称：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而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14)
次日将近中午时分，周恩来、博古及叶剑英返回西安。但还在周恩来等回西安之前，于学忠也已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15)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16)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因此，当周恩来回西安后，发现整个上层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30日晚所准备的方针虽仍可用于表示诚意，实际上却几乎已经派不上用场。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四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的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
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进一步向顾祝同具体提出履行甲案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联军方面从二月一日起开始撤收前线警戒部队到本阵地，准备续回渭北地区集结。
二、俟张学良回来训话后续向甲案指定地点移防。
三、各军向渭北集结地域为：
东北军：富平、高陵驻五十七军，田市到监镇驻骑六师、骑十师，咸阳到乾县驻百○五师，监军镇、关头镇、庙湾驻一一七师，麟游驻一○六师，固原、平凉、西峰驻六十七军一○八师及东三师，邠县、泾川驻总部。
十七路军：蒲城、白水驻警三旅，三原、泾阳驻三十八军，长安驻警一旅，兴平、耀县驻警二旅。
红军：灵台、崇信、高鉴镇、天堂镇驻罗、宋部，淳化、口头镇、叱干镇驻一、四方面军，同官、美原、高阳镇驻二方面军。
南京方面具体答复如下：
一、同意张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
二、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甲案地区移防。
三、东北军在咸邠间暂驻三到四个团，移防毕可增加两团。
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驻一旅，如须增加时则加驻两团，东北军可驻一团。
五、西安城暂由绥署负责，以后共同负责。
六、中央军在西安不驻有威胁的兵力。
七、善后费二百万，续请核发。
八、东北军、十七路军各发足经费一个月，移防后再发一个月。
九、第三者(指红军)经费由杨虎城先发五十万元。
十、移防时组织视察团。(17)
鉴于南京方面在最关键的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命令他们当即撤退西北联军的警戒部队，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北，3日撤至渭南。命令同时说明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央军5日将进驻渭南，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难道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吗?难道正在缔造着新一代东北军人、勇敢地推动着中国政治变革的张学良将军，就这样成为政治妥协的牺牲品了吗?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一场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人意料之中的事变发生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索中)。”(18)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19)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军长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却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上难以取得指挥之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对于此，杨虎城一方面反对政变行为，一方面“估计撤兵后必被解决，有背城借一意”，于学忠虽仍然坚持主和，可他在西安只是光杆司令，又无力扭转局面。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再度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但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无法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明确的对策。周为此报告中共中央说：我意目前“主和主战仍由西安杨、于作主，因东西两军情况不明，尚无法下决心”。(20)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21)
3日中午，政变主谋离开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现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西变可结束”；与此同时，“东北军前线已撤退，和平前途谅可逐步实现”。(22)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4日中午，周恩来不得不电告中共中央，称：“东北军因王以哲遇难愈分化，少壮派趋极端，而右派纷纷投降反攻。刘多荃甚至对西安警戒，对潼关接头，扣留少壮旅、团长，给蒋、顾以大好机会，张更难回来，东北军甚至有被调开危险。”今后，“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肃可能”。(23)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要知道王以哲一年来与中共和红军合作融洽，对西北三位一体的建立贡献显著，毛泽东怎样也不能想象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会对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况这一事件对西北统一战线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严重，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苦心孤诣地竭力维持的“三位一体”局面很可能会因此而迅速瓦解。毛泽东为此非常气愤。尽管周恩来明确提议还应继续赞助左派，同时设法缓和与右派关系，主张“少壮派须以取消组织，减少右派攻击目标，实际则秘密团结，徐图发展。张如不回，宁让步开甘，以避免分裂，对右派宜反对分化，以团结真正爱东北军、拥护张分子，造成新的中心”。但毛泽东还是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24)
可是，交出杀王首犯是否就能弥合中共与整个东北军之间日趋破裂的关系呢?实际上情况已远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员大起恐慌。同时老派投降出卖，米春霖、谢珂在潼关大骂，骑10师到处抢劫，沈克师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105师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联为一气向西安兴师问罪，扬言要消灭特务团，67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而何柱国更公开说东北军坏话，准备卖张降蒋，于学忠又无统一东北军的能力。现在唯一可能扶植起来统一东北军的只有董英斌，可董“太老实”，能力不强，张学良也不满意。董领导下的剿总人员又处境孤立，与下级人员关系极差。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东北军自身的分化已势不可免，要想保持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努力团结大部分东北军，求得上下老少目标一致，树立中心领导，反对分裂出卖，还得想办法从左派和真正拥护张学良的分子中形成基础、培植力量。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实行这一策略的机会或者是时间，这时都已经没有了。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要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将东北军分解开来，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要求改行乙案，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四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四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高级幕僚们自事变发生后同样也处于极度不安之中。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态度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周恩来对此自然颇为担心，指出：“东西两方彼此误会，同时不易解释，最易为宁方利用。”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已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他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他宣称，他已经了解到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领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但他通过整个事变过程，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对中共的看法，相信中共确实够朋友，因而保证他今后不仅会从维护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上找出路，而且一定要“保持与共党红军作朋友”。他唯一担心的只是，莫斯科已经为自身利益卖了西安一次，它“为争取南京，是否会接受取消共产党，改编红军”的条件，而将中共也送入蒋介石的怀抱呢?
杨虎城显然不了解莫斯科中国政策的本质特点。他不清楚，纯粹只是从民族利益和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那些莫斯科的决策者之所以毫不在意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做的牺牲，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中国的“军阀”看成是不可信任的投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放弃对自己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暗中支持。即使是在这时，在他们从自身的外交利益出发，希望看到共产党尽可能快地与南京政府达成政治妥协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坚持这种妥协不能影响中共与红军日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25)他们这时甚至仍在全力准备通过中国新疆对红军进行具体的军事援助，其渴望红军西路军接通新疆的程度远比中共中央还要迫切。在3月的来电中，他们甚至许诺一旦红军能够接通新疆，苏联方面可以将援助物资再增加一倍以上，总重量可达到2000吨左右，其中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另外还可以送给红军50个左右在莫斯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车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这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陆续开始通过上海和天津的秘密接收地点，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据共产国际电报称：苏联方面2月间已经确定的援款数额即可达到将近200万美元之多。(26)这说明苏联人这时并没有任何想要把中共送入蒋介石怀抱的意思，他们仍旧想让红军存在下来，并希望它能够在中国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杨虎城有一点是没看错的，即中共中央这时并非完全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来行事，他们有自己判断事务的标准，这使得他们在处理西安事变问题上，始终是把张学良和杨虎城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依靠的，始终是要坚持“三位一体”的，即使是在他们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严厉批评他们不应把同西安的关系放在决定的地位，必须把同南京的关系看成是一切其他关系的基础之后，他们为了不出卖朋友，也仍然一度下决心采取同进退的方针；即使在“二·二”事件发生，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里面一些激进的军官要把部队拉出来加入红军，他们也从未想过借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军队。为了对得起朋友，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军各部，绝不得利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困难趁火打劫，“坚持不收东北军(也包括十七路军)一人一枪一弹的原则”，拒绝收容那些主动要求编入或准备加入红军的友军部队。毫无疑问，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备受感动。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国民党三中全会亦加以批准，可实际上仍然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的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甚至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两大主力，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力图保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竟也随着他们的统帅被拘与放逐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大历史悲剧的扮演者。可以想见，不论是就张学良他们最初所追求的保存自身力量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当初所期盼的革命或政治变革的目标而言，西安事变所留给历史的，无论如何都只能说是一次失败的记录。
但是，柳暗花明。西安事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却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就是“兵谏”。尽管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事实，从张学良“革命”的动机与意愿来看，西安事变严格说来不应当简单地看成是什么“兵谏”。可是，从事变所取得的结果而言，这一事变确实也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兵谏”。
兵者武伶也，谏者劝说也。以武力劝说者何?改组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否。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否。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确实遵行总理遗嘱?也是否。在西安事变时，张、杨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有哪些是张学良在过去向蒋“进言”、“哭谏”甚或“诤谏”时曾经一再提出过的主张呢?确切地说，也只有两条与前此的进言内容相近罢了，这就是停止一切内战与释放被捕之上海爱国领袖。遍查张学良此前之各种言论与事后之回忆，均未见张曾提出过诸如改组政府之类激进的政治主张。何以八项政治主张过去大多均未曾提出过?那是因为这些主张多半也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团体的主张，提出这样的主张，必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无疑。况且，这样的政治主张，多半也不是靠简单地劝说一个蒋介石就能够实现的。张学良过去主要“进言”、“哭谏”或“诤谏”的是什么?概括言之，其实也只是两条，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容共。显而易见，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抗日与容共的目的，八项政治主张或均可束之高阁，因为八项政治主张中，没有一条是直接提及抗日与容共要求的。可见张学良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还并不仅仅在于要求抗日与容共，他们明显地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即试图根本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来一次政治的“革命”和“解放”。(27)毫无疑问，作为西安事变政治目标的这八项政治要求大多未能实现。但从另一个方面，即如果我们把这次事变的最终结果同张学良过去“进言”和“诤谏”相联系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最初发动事变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变毕竟通过一种“兵谏”的形式，促成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和大规模内战的停止，进而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与容共政策的形成。
由上可知，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正是因为这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最终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打算，改取了政治解决的做法，因而使得国共两党在内战十年之后，终于得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毛泽东所谓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甚至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内战的终止以及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根本取消，也促成了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它对蒋介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下面这段评语颇有些说服力。唐先生讲：“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28)
当然，西安事变不论在其酝酿与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值得后人检讨的内容，事变本身的发生与和平解决都可以说是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10年之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周恩来曾经说过：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或者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真实写照。反过来大概也是一样，杨虎城不用说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消除了存在于他和中共之间的几乎一切误解。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看来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在2月17日张学良通过何柱国带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充满着感激和希望继续得到中共帮助的感情。张学良明确说：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弟目下山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29)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这大概是张学良被软禁后给中共中央方面的最后一封信了。张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无“密便”可寻，双方自此再无往来。但不管以后张学良曾经怎样认识他所做过的这一切，其在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个朋友。(30)
①《中共党史研究》，1988(3)。
②《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49～150页。
③《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0页。
④《周、博致毛、朱、张电》，1937年1月27日。
⑤《张学良致前方将领电》，1937年1月27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0～151页。
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2页。
⑦《周、博致毛、朱、张电》，1937年1月27日，见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
⑧《毛泽东致汉年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48页。
⑨《周恩来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28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29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3页。
(11)《洛甫致毛并告彭、任电》，1937年1月28日，载《党的文献》，1988(3)。
(12)《洛甫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9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3)《毛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3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49页。
(14)《周恩来等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5)何应钦在1937年2月8日关于陕西问题解决经过的报告中称：于学忠于31日下午飞到西安，与事实似略有差异。因周恩来当日中午即有电报说明于学忠已经到西安，并与杨见面。后又有电称“于学忠今早到”。
(16)关于于学忠秘密要求南京代其运送家眷离开兰州，以便大胆主和并行使职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端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1月22日等，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39～140页。
(1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61～162页。
(18)《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2月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9)周恩来2月1日电报介绍31日晚高层会议讨论情况时曾说明，在会议上“王以哲投机主战”。
(20)《周、博致洛、毛、彭、任电》，1937年2月3日，见《周恩来年谱》，349页。
(21)《周恩来年谱》，349页。
(22)《周恩来、博古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2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3)《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2月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4)同上注。并见米鹤都前引书。
(25)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对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界限有着明确的提示与规定。如1936年11月共产国际就曾明确规定：中共对南京的妥协必须坚持如下条件，即必须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并且只是在对日武装作战的情况下，才可能同意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的总司令，在一定的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而服从统一指挥。同样，1937年1月20日，即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共产国际又电报指示，提出了中共可以放弃苏维埃制度以及普遍的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的做法，但当中共中央据此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提出愿意放弃苏维埃政策，改变红军番号，停止武装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的作法之后，共产国际甚至对此一度感到惊讶。他们在2月5日的电报中特别提出：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呢?他们断言，关于改变苏维埃政策等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有关这些情况可以参见拙作《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4)。
(26)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到1937年2月西北“三位一体”陷于军事政治危机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究竟向西接通新疆，还是向东回援西北，始终比较犹豫，命令也多次改变。但总的倾向还是要西路军暂时以东援为主。苏联方面对此显然很不理解，曾几次来电询问西路军为何要向回走?1937年2月9日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军方并几次来电谈到希望西路军仍照原定方针尽快接通新疆，表示他们已决定扩大援助红军的军事物资规模。见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1、285。
(27)西安事变后，《西京日报》改《解放日报》也反映了这样一种革命的情绪。
(28)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40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9)《张学良致周恩来函》，1937年2月17日。
(30)在西安事变过去若干年之后，可以看到的张学良表示悔过的文字只有一件，这就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只是在这书里，我们才可以看到张学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莫及，并且对共产党痛加指责。但是，这毕竟是在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写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外人整理后的文字。从张恢复自由之后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发动西安事变“没什么后悔的”这一情况看，可知张学良当年的这次“忏悔”看来未必尽是由衷之言。同样，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观感也未必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记述的那个样子。张自由后明确讲：他对周恩来“非常佩服”，与周“感情极好”。甚至声称自己当时就是“同情共产党”，“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因此“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由此不难看出，在事变过去几十年之后，张学良对周恩来，甚至对于中共本身的印象，同当年相比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二三事》，1991年5月4日；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9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1185～1188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