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史-第二章 张、杨和共产党联合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一、杨虎城联共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与红军秘密停战，把红军从敌军变为抗日的友军，在西北形成了三方面的联合。
杨虎城当时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当时陕西实力派的领袖。杨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民党人士于右任、井勿幕领导的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军作战；一九一七年又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以后，驻军陕北榆林期间，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六年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支持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一九三一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他具有民主思想，提倡学术自由，重视人才建设，他拨款创办了尧山中学和简易师范，选送了一批青年，包括共产党员，出国留学。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一九三六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杨虎城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前后共进行了四次。
(一)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南京见杨虎城，告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当时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杨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希望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申伯纯到天津见南汉宸，南提出了六条意见：
1、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2、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4、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
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它物资；
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
南汉宸并要申伯纯对杨虎城说，如果同意这几条意见，或者原则同意但有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派专人前来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①
(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十二月中旬，杨虎城同汪锋谈话，消除了对红军的误会，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杨虎城又委托机要秘书王菊人和汪锋进行了两次商谈。
(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中共北方局派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同意汪锋与杨虎城商谈的内容，并与汪锋相偕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双方达成的协议是：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②
(四)一九三六年九月，为了全面落实前三次商谈的条款，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
l、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食料；
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协议确定后，张文彬就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职务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秘密交通站相继设立了六处，三处设在西安，三处分设在淳化、宜川、洛川等地区。③
二、洛川会谈前后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活动
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一九三五年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日军炸死张作霖和占领东北三省，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渴望复土雪耻。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热河失守后被迫“下野”，出洋考察。数十万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召张学良回国率领东北军参加“剿共”，大打内战。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华北危在旦夕。张学良逐渐看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他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中，损失了两个半师。张学良看出红军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因此他觉得要抗日不能不联合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底开始，他积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途径。他要在上海的李杜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要王以哲在前线通过和红军的各种接触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他希望通过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找共产党的线索。
首先打通关系的是王以哲。在前线，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东北军被俘的有几千人，其中军官六百人。他们食宿有时好于红军。红军还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声明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被释放的官兵们返回东北军之后，很多人起了好作用。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俘虏了高福源。通过参观学习，高福源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他向彭德怀建议说，张学良、王以哲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意图，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中共中央同意高福源的要求，要他回去见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对高福源说，张学良如有诚意，中国共产党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随即派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的防地。王以哲秘密安排高福源见张学良。高福源对张学良详细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着重说，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如果张愿意合作，他们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所希望的。张学良当场指定高福源回苏区去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见张学良。临行前，周恩来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要力争成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这就是以后洛川会谈的由来。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托故到上海，找杜重远密谈。杜重远，吉林人，实业家，是著名的爱国领袖，“九一八”后，他在上海一面办实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新生周刊》总编辑。一九三五年六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引起了全国的抗议。国民党自知理亏，放松了对杜重远的囚禁，他在狱中可以自由会客、通信，还可以悄悄地回家。杜重远在与张学良的密谈中批评了张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建议。杜重远认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甘肃的情况下，大西北地区的各主要实力派，有条件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因此，和共产党有合作的可能；(二)杨虎城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同样有合作的可能；(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军旧部，也是可以合作的。大西北联合的关键是联合中国共产党。杜重远说：“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同意杜重远的意见，表示决心退出内战。
十二月中旬，张学良在上海又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主张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张学良知道李杜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又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仍在上海，就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与杨虎城联合，共同抗日，希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委托李杜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他又希望抗日战争兴起之后，能得到苏联的支援，因此同时要求李杜沟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一九三六年三月，李杜电告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去上海迎接刘鼎来西安。三月中旬的一天，张学良与刘鼎进行第一次谈话，刘鼎说这次来只是听取他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回来再作正式答复。随后张学良以督师为名，偕刘鼎去洛川，等候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在洛川十多天的时间内，张学良与刘鼎多次长谈，谈话首先集中在红军的问题上。张学良对人少而且装备很差的红军，又经过长途转战，却能以疲劳之师，打败人多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并能整团整师的予以歼灭，感到大惑不解。而未来的抗日战争，也将是以弱兵对强敌，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刘鼎不仅讲了红军的组成和战略、战术，而且详细介绍了土地革命、苏区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及苏区里的前方和后方、人民与红军的关系。刘鼎还阐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建议用抗日爱国思想教育东北军将士。这些谈话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及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有了较确切的了解，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即将到来的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肤施会谈后，刘鼎到瓦窑堡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了和张学良相处的情况，按照派代表的协议，刘鼎即作为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的代表，对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名义在西安进行活动。
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东北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主力之一，他要学生代表去见他，想从中找出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接上关系。他见到学生代表宋黎等三人，直率地问宋黎是不是共产党员。宋黎因事先未得组织指示，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没有打通关系，张学良仍然把宋黎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三、洛川会谈与肤施会谈
李克农接受与张学良会谈的任务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高福源领路，偕苏区外贸局局长钱之光等一行六人，从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在大雪中安抵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张学良因有事离陕去南京，指示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军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二月二十八日达成口头协议，并决定经批准后于三月五日各自下达执行。协议的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县城(这三县为东北军防区)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转饬地方政府发动群众送柴粮进城，恢复正常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为掩外人耳目，红军与东北军进入对方地区办货时均穿便衣。此外，王以哲提出在甘泉县县城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需要换防，要求红军不加阻挠。甘泉城十里内及鄜肤公路沿线双方均不驻军以保证双方安全。李克农表示同意这两项要求。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四日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开始，他首先表示赞同双方的口头协议，期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要求李克农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说明。张学良又提出了几个有关联合抗日的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国家力量——军权和经济实力，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同时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胜?(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抗日东征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阻力大的山西。李克农回答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在联合蒋介石和进军路线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张学良表示他赞同共产党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至于赴苏路线，他可与盛世才商量。最后他提出：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将来中国共产党可派一位负责人常驻西安。④
洛川会谈为肤施会谈打下了基础。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和张学良会谈。四月六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几个问题，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八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九日上午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当日晚八时，周恩来等入城，与张学良、王以哲彻夜长谈。参加会谈的共五人：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及刘鼎。
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表示欢迎。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双方全面合作就肯定了下来。张学良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周恩来说明：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作艰苦工作扭转它。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接着，又研究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打败日军?周恩来阐述以持久战致胜之道。此外，对联苏、双方停战、通商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张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共产党给他输送干部。周恩来说红军人少文化低，东北军可以自己培养干部。十日清晨四时，会谈结束。临行前，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⑤
肤施会谈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慎重考虑了张学良主张逼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在五月五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在这一年的九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他们率领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两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原先东北军大批开入陕西省后，两军同处一地，产生过相互猜疑，东北军军官家属来陕，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也经常发生小的冲突。张、杨认识到联共抗日、逼蒋抗日，需要两军团结一致，于是张学良派高崇民、栗又文等，杨虎城派王菊人、申伯纯等与对方联系，杜斌丞以及杜重远等人也为两军的团结出过力，在两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更为两军团结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两军亲密团结的关系。
四、事变前夜的紧张形势
张、杨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后，积极做抗日的准备工作。他们着手改造部队。一九三六年六月，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杨任正、副团长，以抗日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共办了四期，前两期只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起，也训练十七路军军官。九月，张学良建立学兵队，训练从平津及其他城市来的进步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准备派进部队做政治工作，共训练三百七十余人。学兵队的成员经过长期革命的锻炼，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张学良、杨虎城还分别建立了秘密的抗日同志会。张、杨又按各自的关系分头联络冀、鲁、晋、绥、新、甘、川、桂等地方实力派，商谈抗日逼蒋。张学良曾派栗又文、董彦平去新疆和盛世才商量共同保卫河西走廊通道安全和建立与苏联的交通线问题。张学良还分别与阎锡山、傅作义、刘湘商谈联苏、联共问题。张学良准备以西北为抗日后方，着手储备军用物资，筹建兵工厂、医院，延纳人才，并要把东北大学在北平的文、法等学院和在鸡公山的东北中学搬来西安。由于形势骤变，这些事大多没有办成。
西安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陕、甘内战前线却无战事，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注意。八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以及张学良的副官关沛苍。宋黎遭特务绑架时，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碰上，巡逻队救了宋，将他送到张学良处。张学良认为逮捕宋等人，矛头是对着他的，派兵包围省党部，救出了关、马，查抄了文件、档案。为此事张学良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请求处分。蒋正忙着处理两广事件，不得不伪示宽大，不了了之。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会场上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等标语。大会通过宣言，提出组织西北五省联军的建议。这些都是背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会后示威游行，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他赞扬群众的爱国热情，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这时，西安群众的爱国行动，已经与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融为一体了。与张、杨这些活动相对应，蒋介石加紧了对张、杨的压迫。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蒋介石接见杨虎城时，杨说：“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蒋介石说：“剿共势在必行”，“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他来解决。因此，他决定向军官团训话。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讲话。除训练团的全体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参加。讲话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继续“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他继续剿共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威胁。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会后，参加会议者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三十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一次大镇压。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领袖，并先后封闭了十四种进步刊物。
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十月三十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十一月一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极为沮丧。
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于十二月四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紧张地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张、杨当时已经知道蒋介石有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第二个方案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去说服蒋介石。下午，他去华清池晋见蒋介石，在蒋屏退左右之后，他痛切陈说利害。他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他说，他对蒋一贯忠诚，所以对这样重大问题，不能不据理力争。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之久，张学良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回西安后找到杨虎城，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劝说不成，二人就下决心实行兵谏。但是张建议杨再去劝蒋一次，做到仁至义尽。杨去劝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蒋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这一次有把握消灭红军。他对杨说，十七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现在抗日的，要放手撤换。这样，张、杨认为要团结抗日，只有走兵谏这条路了。
注：
①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四七、四八页。
②同上书。
③同上书。
④洛川会谈：见：一、李克农：关于与王以哲口头协议的内容及执行时间给博古的信。二、李克农：关于与王以哲口头协议略有变更向彭、毛、周的报告。三、李克农：关于王以哲口头协议的意见，向彭、毛的报告。四、红军中央军委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的通报。
⑤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
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