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史-第三章 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一、举行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十二月八日再次会商，初步确定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
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集结，准备举行纪念大会。当队伍还在行进时，警察在东大街突然鸣枪威胁，流弹打伤一名竞存小学的十二岁学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要求惩办肇事的西安公安局长马志超。纪念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宣言指出：在对外退让、对内进攻的错误政策下，国力日耗，国土日蹙，长此下去，全国将因无力抗敌而灭亡。“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立下必死之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当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我们坚决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敌”。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通过宣言后，大会派代表团进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递交请愿书。接着，游行队伍又到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了请愿书。学生们对各处接见者的答复都不满意，于是又列队去临潼，准备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闻讯，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果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到去临潼路上的浐水桥附近召集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示要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并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见张学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同意不去临潼，于傍晚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学生的要求，而且斥责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这一天，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很大刺激，进一步坚定了他实行兵谏的决心。
同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邀请南京来的军政要员在易俗社观看陕西地方戏秦腔。看戏中间，发生了一件几乎破坏兵谏计划的严重误会。当天黄昏，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因事去找驻在东城门楼的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当时孙铭九和军士正乘上卡车准备出发，仓促间只告宋去临潼，未说明何事。宋文梅误以为东北军已经开始行动，慌忙回去报告，杨虎城立即指示赵寿山按原计划做好部署并包围易俗社，俟临潼方面发出信号，开始行动。及至夜十一时孙铭九回来，宋方知弄错情况，急忙向杨报告，杨即下令收兵。这场误会，使张学良、杨虎城意识到人心浮动，事不宜迟。因此，第二天一早即商定：十日准备好，十一日夜半发动兵谏。①这天上午，张学良安排刘桂五到临潼晋见蒋介石，名为请训，实系观察华清池的道路和地形。
自八日决定实行兵谏后，张、杨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②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剿共”战争准备大大加紧。六十五架作战飞机已经调到西安、兰州；中央军万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进驻咸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刘峙指挥的十万军队已经摆在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西进；一批重要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陆续来到西安。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几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都没有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③十二月十一日又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④并准备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⑤当时西安还传说蒋介石决定命张学良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⑥以上这些，表明了蒋介石已经对张、杨不信任，有意削弱他们的军权，这不能不引起张、杨的疑虑。
十一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杨虎城、于学忠因准备当晚宴请来陕大员未参加⑦)，并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事态发展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已再无踌躇余地。十一日晚，张、杨联名宴请南京军政要员。宴后，张、杨各回自己公馆，安排当夜的军事行动。分手前，张对杨说：“我做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你的公馆。”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⑧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随后，张学良又请刘鼎将这一行动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刘鼎于十二日二时三十分将电报发出。在此以前，张学良、杨虎城曾想把举行兵谏的打算通知中共中央，但怕南京方面破译电报，贻误大事，因此在行动之前才告刘鼎发电。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换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⑨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⑩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成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夜十二时后，张学良带领十几名高级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与杨虎城一同坐镇指挥。他们互相交换了准备的情况，随后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人起草准备向全国说明发动兵谏原因和要求的通电。
十二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⑿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三十多人展开枪战。⒀经过猛烈攻击后，一部分人冲入蒋介石居住的五间厅内。此时室内空无一人，但蒋介石的衣帽、假牙、黑斗篷仍在。原来蒋介石听到枪声，即同侍卫一起仓皇出走。黑暗中爬墙而过，跌入墙外深沟，碰伤脊背，由侍卫搀扶上山躲藏。唐君尧把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向刘多荃报告并经刘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下令搜山。于是，王玉瓒、孙铭九带领所部分别从左右侧上山搜寻，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了躲藏着的蒋介石。战士们把蒋介石唤出来。蒋介石不知来的是什么部队，连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答称：“奉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这时蒋介石才明白搜山的是东北军，便厉声喊道：“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劝他说：“此地不安全，还是请委员长下山吧。”于是在战士们的扶掖下，蒋介石下了山，又被送上事先备好的小汽车，由唐君尧等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枪战中被流弹打伤。副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
临潼方面枪响以后，城内十七路军各部队也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队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住在那里的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铁甲车司令蒋锄欧以及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军政人员，连同他们中一些人的家属，全部拘留起来。⒁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企图越墙逃走，被士兵开枪打伤，送至医院不治身死。孔从周指挥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指挥的教导营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的武装；占领了机场，扣留所有作战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拘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等人。午前八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兰州方面，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十二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后，当晚拘留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主要官员，解除了驻兰州的中央军两个团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也于十二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要他率部并和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一起，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他却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接到杨虎城命其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以阻中央军西进的密电后，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行动，致使中央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得以抢先占领潼关，对西安造成威胁。
二、八项政治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
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兵谏的意图并进行了安慰，表示对他们和蒋介石绝无伤害之意。接着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随后大家都签了名。⒂通电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等叩文。⒃
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八项主张，后来成为西安三方面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的基础。
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于十二日凌晨五时前致电毛泽东，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⒄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张学良为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助力，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继通电之后，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说：“……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⒅致宋美龄的电报中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⒆
张学良、杨虎城于发动兵谏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素有联系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等，请他们“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致电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十二月十五日又决定派代表分赴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向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详细说明兵谏真相和目的，争取他们的支持。
三、军政措施
张学良、杨虎城为贯彻自己一向所持的主张，采取了如下一些必要的军政措施：
一、十四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名称上加“临时”二字，意在等待以后全国各方面的统一考虑。
二、设立两个幕僚机构：(1)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由高崇民、杜斌丞、卢广绩、应德田、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黎天才、洪钫和后来参加的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2)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由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组成，何柱国为召集人。
三、改组陕西省政府：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并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
四、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取消东北军原有的政训处，改设政治处，以应德田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四科。除原政训处留用人员外，由东北军学兵队抽调人员参加，共约一百五十人。政治处向师、团部队派出大量的宣传队，宣传事变的意义。十七路军原无政治机构，此时也设立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两军的政治处设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改造旧部队，宣传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五、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十七日通电全国，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集结待命北上，支援绥远抗日部队，收复失地。⒇
东北军将原有属于卫队营的学兵队扩充为抗日先锋总队，孙铭九为总队长。总队下设三个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21）
六、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七、释放政治犯。
八、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
九、十二日潼关已为中央军第四十六军樊崧甫部董钊师占领，前锋进逼华县，华县车站仅驻有东北军第一○五师刘多荃部一个营。为防御中央军的进攻，十二日上午张、杨作出防御部署：第一线正面在赤水、高坎一线，由东北军防守；左翼在渭河以北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一线，由东北军防守；右翼在崇宁镇、厚子镇至蓝田一线以东地带，由十七路军防守。东北军骑兵军两个师控置于蒲城、白水等地，掩护左翼并与陕北红军保持联系。十七路军的第四十二师为大荔守备部队(当时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事尚未暴露)，第十七师为西安警备部队。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为二线战略部队，五十一军为三线战略部队，在兰州附近地区集中。（22）十二日夜间，张学良、杨虎城电令驻陕、甘、宁边区的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
张学良、杨虎城为使西安军民、全国各界以至全世界人民明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南京亲日派的造谣诬蔑和消除国内外的种种误解，在事变发生后多次发表讲话。十二月十三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员讲话，十四日、十五日张学良、杨虎城到电台发表讲话，十六日两人又在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话。此外，十六日张学良还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十九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等。张学良、杨虎城在每次讲话中都说明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过多次的劝告和诤谏，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促其觉悟。采取这种做法“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只要民族能够争取生存，为功为罪，非所计较”。张学良、杨虎城的讲话，当时西安报纸上都作了公开报道。下面是张、杨十六日在“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张学良的讲话：
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双十二事件的原委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双十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拿出)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能够)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面两项事实，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双十二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于全国民众的面前。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23）
杨虎城的讲话：
全体同胞：
今天开市民大会，我受到热烈的欢迎，觉得非常惭愧。我们应该知道，十二日的举动，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伟举。所有经过，方才张主任委员已报告的很清楚了，不再重述。我所要说的有以下几点：
l，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下面群众一致答：革命公园)既然是在革命公园，就应该知道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人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今天我们既然在这里开会，我们唯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今天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扩大了向我们的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就不应忘记先烈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为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救国主张而奋斗！
2，今天会场的热烈情况，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记得过去在这里开会时，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群众受到环境的压迫，丝毫不能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在这样口号下，几乎把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实地表示我们的意见，坦率地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才叫民众大会！
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要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了兵谏。所以这次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
在过去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我们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巩固西北国防，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以保全国家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与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地表明了他的爱国赤诚，并了解西北民众革命的伟大精神，极力帮助我们，我们要拥护我们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在他的领导下，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更应知道，双十二义举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更应当扩大一步团结全国同胞，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24）
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更加全面地阐明了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和决心以及对待解决事变的态度。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四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25）
注：
①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八页。
②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孔从洲：《对杨虎城先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六十七页、第一五三页。孔从洲原名孔从周。
③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④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十期。
⑤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五页。
⑥同上书，第一○三页。
⑦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⑧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一○页；应德田：《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七一页。
⑨孔从洲：《对杨虎城先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五四、一五五页。
⑩同上书，第一五五页。
⑾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一一○页。
⑿夏时：《唐君尧参加捉蒋的经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二五一页。
⒀王玉瓒：《捉蒋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四集第一一四页。
⒁应德田：《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回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四集。
⒂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二二页；晏道刚：《西安事变亲历记》，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第二三○、二三一页。
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解放日报》。
⒄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⒅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申报》。
⒇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一一五页。
（21）赵龙韬：《抗日先锋队被改编的经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四集第二二三页。
（22）盂吉荣：《西安事变时张杨两将军的军事部署》，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八八页至第九○页。
（2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解放日报》。
（24）转引自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25）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安《解放日报》。
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