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救亡团体和反内战大示威
谢华
1936年2月间，接到西安同志的来电，要我“赶快回家，主持家务”(隐语)，并寄来路费30元。我当时在上海，已得到党中央 1935年12月决议文件，“决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我正准备西上开展西北抗日工作，接到此电，立即乘火车到了西安。
当时在西安的同志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和在杨虎城绥靖公署当参谋处长的王根僧、宪兵营营长金闽生以及《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等，他们是党在西北方面的骨干；还有不少的同情者，都是愿为党效力工作的。
我到西安以后，住在挂中医招牌的李正之家中，此人是我前不久在上海才认识的朋友，为人很热忱。我住在李正之家里，简直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仅得到他的掩护，而且在生活上也照顾得很周到。
杨部军官中的进步人士比较多，如南汉宸、杜斌丞、王太吉、张汉民、赵寿山、孔从周等都是倾向革命的，还有一些文职人员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虽然杨的警备旅在陕南被我军消灭了，杨并没有因此对我存有敌意，他始终是以应付态度同我作战，所以，西北战局大概是在1935年以后，就已经处在缓和的局面中。
我同杨虎城的政务秘书王菊人在1932年就有了接触。1932年秋，中央派我来西北负责军运。那时杨部的宪兵营(又叫学兵营)付营长童陆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营长金闽生在他的影响下，追求进步，后来也是党员，宪兵营便成了军运工作的中心，其中党员较多。王菊人是由金闽生给我介绍认识的，王对杨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毫无隐讳地都能向我谈。他说杨在大革命失败时曾说过，“好共产党员，别处不能立足，都到我这里来，托洛茨基分子不要”。共产党员受到杨掩护的确实不少。那时我在西安整整做了一年工作，因陕西国民党省党部被CC分子夺去了，专做破坏革命的勾当，我就离开西安仍返上海。第二次我去宁夏花马池，是经过杨部掩护过去的。这次，是我第三次来西安，对西安比较熟悉。此时，我向王菊人转达了党的12月决议的精神。他说：“杨先生的枪是不会真向内开的，请放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范围去，才不致孤掌难鸣。”我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怎能说是孤掌?”我们谈得很好，他愿向杨虎城转达我的一些看法。从此，他就作为杨的代表，经常和我共同研究。我提议要杨的部队在前方与红军建立关系，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大概在这年5月间，党中央派梁明德同志出来，是经过杨的部队的路线过来的。从此，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开始恢复，宪兵营设了一个秘密招待所。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工作报告，由梁明德同志带回中央，不久就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对开展杨部上层工作一事给予嘉奖，并要我建立地方党。原陕西地下党在1933年因杜蘅叛变，全部组织都破坏了(那时地下党与军运是两个系统，不发生联系，军运工作未受牵连)，中央要我把它重建起来，并指示今后要着重开展群众方面的抗日救国活动。我们便成立了“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徐彬如，李木庵和我三人为支部委员，我担任支部书记。“西北特支”成立后，即开始从学生着手，组织和领导西北的群众救亡活动。
那时，西安没有大学，高中就是最高学府。西安高中的学生代表李连璧、曹冠群(女)，西安师范的学生代表宋××三个青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先后成立该两校的救国会；不久，二中、女师、女中、一中和民立中学以及公立、私立学校都相继成立了救国会。东北军家属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各校教职员也成立了“教职员联合救国会”。西安外的三原三中(校长冯一航，进步人士；教员魏恩明是党员)和女中、汉南的××中学、甘肃兰州的××中学(名字忘记了)，都组织起来了。为统一行动起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
西安的学生很积极，他们在暑假期间都不愿回家，城市各界的活动几乎全靠他们，也有到郊外农村去做宣传工作的。此时我们也忙得不可开交，整天都在同各界人士商谈如何组织的问题。大概在七八两个月期间，组织起来的除上面所说的学生外，还有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的工人救国会(当时西安只有这两个现代工厂，规模并不太大)，以《西北文化日报》为主的印刷工人救国会；近郊农民如三桥、灞桥，北面到渭河边，南边到王曲，都有了组织。这都是很短时期的工作成绩。它们都有自己的宣传队，分散在城乡各地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对这些群众活动，从不曾有什么干涉，而且暗中支持，可以说当时西安社会的抗日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蒋介石在加紧调兵遣将，新的内战迫在眉睫。这个噩耗，群众早就知道了，“西救”连日也正在研究对策。12月9日是北平群众一二九运动的周年纪念，“西救”选定此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给蒋介石以回答。
当时恐怖的传闻很多，说蒋介石已知道群众要示威，准备武力镇压，以表示他的“剿共”决心。他认为最后消灭共产党在此一举，决不允许有任何干扰。所以有些人为避免意外，善意地不主张搞集会游行；还有些革命清谈家，平日议论风生，一到实际行动就畏缩不前了，附和前说，争论不休。到12月8日，在徐彬如家里开会，我事先和学生代表李连璧商谈，稍稍泄漏点机密，并告知他：西安军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愿打内战，不要怕。目前的关键要靠群众以行动来作配合，才能表现反战力量，示威的意义非常重要。学生代表便在会上挺身而出，排除异议，才作出示威决定。
9日晨6时，学生都打着救国会的旗帜向南院门“剿总”门口集合了。杨虎城的宪兵以监视的形式跟在后面，实际是起保护作用。群众上了街，省警察厅还不知道，东北竟有小学出发晚一点，遭到警察的阻挠，打伤了一个12岁的学生，顿时激起群众的愤怒，把那个开枪的警察抓住游行，其他警察都悄悄地溜回去了。
示威的群众向张学良递请愿书，请愿书提得很强硬，说：
“东北已沦陷五六年了，华北自‘何梅协定’后，已名存实亡，你们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还要到西北来打内战，真是岂有此理!现在要求你们：
一、立即撤销‘剿共’计划；
二、立即把陇海西线的军队撤到东线去；
三、立即与各党各派各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五、动员全民抗日；
六、改组现政府，清除亲日派。
七、……”
张学良没有出面，由他的参谋长晏道刚代为接见。他敷敷衍衍说了一阵，群众很不满意。随后示威的群众来到省政府，省长邵力子摆出前辈的架子说：“抗日是国家的事，你们读书的好好读书，做工的好好做工，不要乱闹……”群众听了哗然大吼，向邵围过去。邵以为要打他，吓得冒着一身冷汗进去了。群众开始游行以后，两旁观众也参加了进来。那时西安人口不多，只有20多万人，游行的队伍差不多达数万之众，很整齐地在街上游了一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真是要把全国的人都喊醒来。最后到新城大坪向杨虎城请愿，杨也没有出面，由参谋长李兴中接见。李叠起桌子对群众说：“你们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转告委员长(蒋介石)，一定有满意的回答，现在时候不早了，请你们回去休息吧!”群众认为这是没有诚意的漂亮话，这样请愿是得不到结果的，临时动议到临潼去。这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决定小学生和没有组织的群众不要去，其他队伍立即出发。开始是想乘火车去，火车司机一个都不见了，只好步行。
这一天群众都没有吃饭，一些买糕点吃食的店子自动拿出糕点，用几辆大卡车送来。这些店户对抗日活动如此支持，实在令人感动。
去临潼的主要是学生，将到灞桥时天已大黑了。张学良用电话告诉蒋介石，希望蒋好好接待。蒋勃然大怒说：“这是你对群众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不允许的”，语气很恶劣。张学良恐发生事故，立即乘车赶到灞桥，向群众进行劝阻。一个学生大声说：“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已亡了五六年了，你的祖宗坟墓还在那里，忘记了吗?现在，华北又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的命运是你们拿枪的在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去同蒋介石算帐。”他讲完了这几句话就哭起来了，引起了全场人跟着哭。张学良也激动得不能自制，放声大哭。他用沉痛的愤慨的语调说：“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我保证一定实现，一个星期后有事实给你们看，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他又重复一句：“请相信我吧!”看来话虽不多，却是诚恳的，群众便折返西安。西安居民，家家挂起门灯迎接。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