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
王菊人
一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时，蒋介石以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尾随红军。胡宗南到了天水，便按兵不动，这是蒋系兵力深入西北的开始。当时据十七路军所了解的情况，胡宗南驻在天水，一是防堵红四方面军向新疆前进，一是对十七路军进行监视。此后，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便逐渐尖锐了。这时，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方面的企图，是让十七路军在陕南给他当炮灰，使同红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十七路军的生存。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孙蔚如部从甘肃结集于陕南汉中地区。杨曾派杜斌丞到汉中见孙蔚如，暗中商妥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互不侵犯的办法，取得一定的效果。1935年1月间，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地区，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阻击红二十五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很反动，在奉命出发时，对杨说：“我是委员长的学生，我要为三民主义牺牲。”说罢还哭了一阵。结果唐兵败被杀。警二旅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由于太逼近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不知道张汉民的党员身份，也兵败被杀。安康绥靖区司令张鸿远本是个反动军人，兵败仅以身免。因杨屡遭失败，蒋介石电令中带了许多讥讽和训斥的言词，杨当时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1935年12月间，汪锋奉毛主席的命令到西安见杨，并带来了毛主席给杨虎城的信，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杨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杨同汪锋面谈关于抗日救国问题，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得较多。
杨与汪谈过后，曾和几个人商量过。
他对汪的来历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南汉宸商请王世英、梁明德去红区。去红区前，由崔孟博陪他们先到西安，这是1936年2月间的事。王世英等到陕后，杨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回来后再次见面。汪锋和王世英一起被护送着从阎揆要团驻地淳化进了苏区。
王世英自苏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为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王世英证明了汪锋的身份。
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附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二
在1935年张学良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受到了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推动，从本身利害关系考虑，已下定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并且开始觅取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以停止内战。杨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设想。
东北军调到陕、甘以后，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新问题。
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没有往来，杨和张也没打过交道。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来的真正意图，杨一时摸不清楚。从张回国和他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时期的言论看，张是拥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还得在蒋的威胁下为他拚命。从这一方面分析，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对蒋是不满的，只是抗日情绪暂时受到了压抑；东北军入关，处处受蒋歧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张对蒋也会不满的；张受蒋骗，蒋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帽子巧妙地让张一个人独戴，张不会服气；张、蒋之间必然蕴藏着很深的矛盾。爱国抗日的思想，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分官兵中是普遍的。深受蒋的压迫，力量不断被削弱，这种处境，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是相同的。就这些情况估计，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有基本一致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两支部队团结合作，觅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是可能的。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对十七路军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地生疏，并受到红军的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上有很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他严嘱所属，对这些事要绝对保守秘密。
张到西安后，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权。杨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两人来往很频繁，在礼遇上杨很尊重张，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是官样酬对，内心话都不肯说。
有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试谈了国内政治形势。杨回来说：“很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杨政治态度的试探呢?推测不出来。
一次，杨约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吃便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到东北军入关、失去东北三省后的苦处，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况时，潸然泪下。杨说：“照这样下去(指继续打内战)，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事后，杨估计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尚有这样的感觉，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痛苦会更大。上层军官的联络很重要，他们对张会发生影响。”杨即派定专人同王以哲来往。王就派他的秘书孙大胜同十七路军联系。孙在沟通王同十七路军的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政治上对王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张和杨后来有一天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日、意)，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对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未答，从此以后，张对杨不再谈法西斯这些话了。
蒋的特务，这时极力散布张、杨不和的谣言，在双方之间制造矛盾，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便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并指使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从内部来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之关系恶化甚至火并。实际上，当时也存在着可以使蒋系特务利用的机会。情况是：东北军随军眷属不少，经常为了争住房而打架争吵；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了看戏占座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变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双方的一些人，为此确实发生了恶感。双方少数部队之间，因驻地靠得近，有时也互相警戒。日子久了，还引起了双方一些中上层军官的疑忌。十七路军中有些军官，就怀疑东北军对十七路军将有不利的行动，并常向杨报告。这时，杨和张都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好。怎样改变这些情况呢?张把他的朋友高崇民叫到西安，介绍同杨认识。以后，杨和张有些不便明谈的事，高崇民就从中作了沟通工作。这样，上层的关系有些打通了，但下层打架争吵的事，还是劝不止，禁不住。杨某次对张说：“咱们握手言欢，底下(指下层官兵)动手打架，长此下去，不是好事。”张随即叫总司令部下了个严整军纪的通令，吵嘴打架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比以前稍好了一些。
杨和张的关系逐渐密切了，但又有可能招来蒋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二人商量了一个“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掩护双方的密切关系，麻痹蒋方特务，避免蒋的怀疑。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我们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西安军警联合稽查处抄获到的特务情报中发现，大部分是关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即将冲突的报告。一天，杨同张谈话回来说：“张同他说，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杨对张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实现了抗日，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意即受了蒋的暗算)，还会一致拥护你哩。”
在这时候，杨张之间，对于抗日问题可以深谈了，对于反蒋、联共的事，彼此还在互相试探，都不敢吐露真情。其实，杨和张都分别和红军建立了联系，但都不愿明说。
在东北军被红军击败的劳山战斗以前，杨看了“西北剿总”的命令，便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张不表赞同。杨回来说：“他 (指张)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吧，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以后，张在见杨时很少再谈“剿共”了。在1936年的下半年，两人一次见面时，从抗日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这是一次很突然的事。一天，杨从张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先生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张又说，那我们对红军怎么办呢?我说，反蒋抗日，红军和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张点了点头。”这时，双方对于停止内战，推翻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下了决心了，但对蒋怎么硬干，怎么软干?在什么情况下软干，在什么情况下硬干，当时还没有定出个办法来。可是杨和张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联共的事还很少谈到外，其他都可以深谈了。
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奉令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地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怎么硬干呢?有人主张：等外省军人反蒋，我们便起而响应，出兵占领河南，解决在甘肃的中央军(指胡宗南和关麟征的部队)，造成割据局面，叫蒋奈何我们不得。那时，我们可以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又有人主张：等着旁人发动，是不可靠的，我们应该先去联络华北和两广，我们干，叫他们响应援助。不然蒋的重兵开进陕西，我们想动也动不了，那样会失算。有人不赞成以上两个办法，他们说：蒋的军力在全国占优势，单纯的军事反蒋会被蒋各个击破，只有在政治主张上得到全国支持时，再辅以军事行动才比较妥当。至于软干，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对蒋用劝说的办法，绝对无效，反而会露马脚，打草惊蛇，那更不好。大家都主张硬干。有人还说：软干是要活的，硬干是要死的(意思是把蒋打死)。最终也没定出个办法。实则在这时候，对于如何扣蒋，也没有设想到。
三
1936年6月初，两广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华北步步紧逼，所谓“华北特殊化”已渐成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蓬勃展开。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大部分官兵爱国抗日的思想有所提高，厌恶内战的情绪已很普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感到很大不满。杨派秘书蒲子政去太原见阎锡山，到北平和济南见宋哲元、韩复榘，征询如果日本用武力进攻华北，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说：自己的兵力单薄，抵抗是要抵抗的，但要看“中央”(蒋介石政府)如何处理。当时，杨和张曾分析过华北的形势，认为如果日本进攻华北，阎可能投降日本，韩、宋将虚幌一枪，向后退却，日本将不战而占领华北和山西。那时，进攻西北便迫在眉睫了。蒋介石对日本是不抵抗的，借内战以消灭异己的军队，又是必然的。因为，内战不止，自身难保，抗日无望。所以，这时候张、杨正在寻求机会，准备先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的阴谋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求停止内战(包括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全国团结，共同抗日。
两广事变发生前，从广西常驻西安的代表刘仲容的谈话中知道，两广要联合反蒋，但具体行动，弄不清楚。杨派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叫他打听两广的情况，并从侧面探询阎、韩、宋等，如果两广发生反蒋行动，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崔孟博从天津带回的情况是：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将要见诸事实；韩、宋反蒋是真实的，抗日是不可靠的；阎滑头滑脑，极不可靠；西安方面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听了以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
两广事变发生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致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同时，他们驻西安的代表(广东代表的姓名记不清了，广西代表为刘仲容)也积极地探询西安方面的态度。
杨拿着两广的密电和两广代表带来的陈和李、白给他的信去见张，张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愿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张把两广给他的密电和信交杨看(内容与致杨的电、信大体相同)，杨也把他了解到的华北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日未作任何决定，约定次日再商量。
次日晚，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张、杨商定了下列办法：
(一)张、杨分别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抗敌，尚感力弱，若内战不止，更是手足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避免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的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办法定了，杨便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
同年7月上旬，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委，接到蒋叫他参加会议的电报后，来找杨商量，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并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不料两广军事，开始便不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因张留沪未回，恐怕一有军事行动张即被扣，迟迟未动。两广军事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受蒋贿买，叛陈投蒋，接着，余汉谋亦于7月14日叛陈，广东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张回西安时，两广事变已近尾声。因此，想利用这个形势，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有暂时放置了。
四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和人们商量，杨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哪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深说，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虽同意了张去劝说蒋，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
8日上午，张去临潼华清池见蒋，10时过，回到西安。张告诉杨：“我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走一趟。”据杨说，蒋对张狠发了脾气，争辩很久，两人弄得面红耳赤。
杨去见蒋以前，很斟酌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词，总以不引起蒋的不满或怀疑为原则，因为他已预料到，劝蒋停止内战是无望的。
杨于这一天上午11时左右去华清池，他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表面上蒋当时的态度很平和，但措词是骄傲而严厉的。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少云(鸿逵，当时的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蒋还对杨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怕造成僵局，就回西安了。
当时西安谣传甚多，蒋军万耀煌十三师要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蒋有命令，叫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迅速进驻临潼；蒋命张驻洛川，杨驻韩城督战。这些谣传，都意味着威逼张、杨离开西安去和红军作战。
另一主要情况是：西安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七路军前线官兵，和杨关系一般的，寄信到杨的家中(寄到十七路军总部，要经过收发、拆看等手续，易于泄露，所以直寄杨的家中，请杨直接拆看)，和杨交情久的或寄信，或找杨密谈，纷纷向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意见。有的信上说：“我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战场上。”有的写道：“打死一个日本人，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面目见先人。”他们要求杨率领他们上抗日战场。这时，共产党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也采用不同方式，分别进行争取各界人士的工作，加紧进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因而，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普遍地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这时，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通过朋友间接地向杨探询：日本在华北将有新的策动，他们的势力甚孤，处境甚危，果若蒋倾全力剿共的时候，日本在华北向他们进攻，杨将采取什么态度。
杨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从华清池见蒋回来后，立即去见张，商量怎样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变的失机)，不能失去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
五
12月9日那几天的形势是很紧张的。蒋介石准备在陕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系的高级将领，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外，其余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均到了西安。蒋准备调其嫡系主力部队约30万人，陆续开入陕西，向红军大举进攻。蒋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此项部署，见于12月22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蒋致邵力子函中)。西北军民各阶层绝大部分人，对蒋介石压迫抗日力量，残酷进行内战，极力反对。尤以西安学生，反对最为激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通过救国会，准备在9日发动西安的大、中、小学生和热心救国的人士，纪念一二九救亡运动一周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西安军政当局和反动头子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会的一位同志和十七路军联络，他估计，这天的示威游行，会受到西安警察局(军统系统)和蒋嫡系宪兵第二团的阻止，因而要求十七路军予以支援(因为当时担任西安城防和警备的部队，是十七路军)。张、杨于8日得到这个要求支援的报告后，曾商量了一次。他们当时的考虑是：我们扣蒋是决定了的，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他搬到他的嫡系部队中去住，那便弄成打草惊蛇，捕蒋计划会落空；其次，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我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当时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十七路军特务营沿途在两边紧贴游行队伍前进，将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层，使他们无法进行破坏活动。8日下午，通过与救国会有联系的人向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谢华提出了停止游行活动的要求。因为捉蒋的问题不能说，谢华不明内情，曾愤慨地予以指责，并说：“这个运动，已无法停止。”因此，张、杨便采取了暗中保护的办法。
蒋介石得到特务的报告，在恐慌之下，凶相毕露，电话命令西北总部和西安绥靖公署和他的特务机关——宪兵第二团、省会公安局、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学生来请愿时，格杀勿论。”(西安事变中，发现蒋当时给他的特务机关的密令中说：这次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操纵指使”，着“查明拿办”。)看来，蒋在下一步要大肆逮捕，进一步镇压爱国运动。但消息传出后，群众并不畏缩，而是更加愤激。这次游行胜利结束后，9日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忽来绥署报告：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支，说：“我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扣蒋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的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可这时候，张、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并都在那里作陪。便请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这情况后，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系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当夜的兵力部署是：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8时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候蒋扣到后即开始行动。等到10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从易俗社回总部问了情况，决定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蒋系将领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过了11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去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这时，杨还没有回来，大家相对愕然。好在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便不等向杨作请求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一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事人员太鲁莽，把大事当儿戏。10日拂晓，张已得到报告，要求负责这件事的人去面谈，张要求急切，连着来了两次电话。后来杨说：“我去谈吧。”杨对张谈了9日晚间发生的事，并告诉张，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扣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张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便决定：12月10日准备好，11日晚行动。
六
对于扣蒋的计划、行动的时间、任务分配等事，于12月11日在玄风桥金家巷张的官邸，商量了两次。在下午2时左右，确定了三件事：(一)决定于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 (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扣押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押的命令。(三)如情况无变化，12日凌晨在临潼扣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当时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扣蒋的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扣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即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一)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动。派定大卡车四辆，随时准备载兵往临潼扣蒋。到了傍晚，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地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二)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着所部(包括郑培元、沈玺亭、唐得楹三个团及归孔指挥的一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准备内务检查(因为在行动以前，未明白告诉军官扣蒋的行动)。(三)又研究了一次原定的在西安的军事部署：1．特务营宋文梅率兵一连，担任临潼扣蒋的任务，归许权中指挥；2．特务营(缺一个连)由该营营附张希钦指挥，担任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蒋系高级军政人员，并担任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当时在西安的除担任陕省府警卫、临潼华清池蒋的警卫的以外，下余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武装的任务；3．警备第二旅孔从洲担任占领公安局、飞机场、中正门外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并解除各该处蒋系武装的任务；4．教导营担任新城守护和解除别动队及蒋系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官兵武装的任务；5．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占领省政府，解除驻在省政府宪兵团一连的任务；6．卫士队白志钧部有两个队，以一个队准备担任住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的中层警戒(当时计划，蒋被扣后，押在新城大楼东房杨的办公室内，警备部队分三层，室内、房屋上边和台阶下边的四周)，以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即新城内西边杨的住宅)的守护；7．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在陕西特务头目如陕西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西北总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陕西保安处处长张坤生、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以及专员张笃伦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扣押；其任务，临时分配；8．准备以电话下达命令，着冯钦哉派精锐兵力，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击潼关，确实占领该地；9．准备以电报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十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及十七路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对潼关方面之防御作战，并令警备第三旅以隐秘行动，迅速占领咸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之武装，巩固后方；10．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和城内东南区的保卫工作以及肃清该区内特务的任务，由张的卫队第二营担任；11．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十七路军派往扣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担任扣押蒋的侍从室人员、解除其武装的任务；12．驻临潼县城内第一○五师担任占领临潼火车站，监视蒋的专车和解除车站方面蒋介石卫队之任务；13．西安和临潼的统一行动时间为1936年12月12日上午6时，这时，军事行动、任务分配全确定下来了。
12月11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扣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以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将这种事先告诉王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扣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这个慎重作法。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扣蒋的命令，并叮咛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弄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扣押。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扣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事先，是不是通知共产党呢?这事往返商量了好几次。第一次决定当晚通知，准备请毛主席派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决定这件事已到了下午6时左右。杨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叫人问十七路军总部李致远(专门窃收翻译各方密报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无线电报南京方面译得出来否?李说：南京方面偷收红军的无线电报是能办到的。我当年在阎锡山那里，收到红军电报很多，但能翻出的很少。南京方面我不敢绝对保险译不出来。这时电文已拟就，为了极端机密起见，准备请张文彬以他的名字或他的化名拍发。电报是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经过第二次和张商量，觉得等电报到了中共那里，我们把蒋介石已扣起来了，事先不必冒此风险。至于设想的中共准备工作，迟早也不在几个钟头。这样，电报决定不发，当即在张、杨面前，把电稿烧了。
扣蒋的事情安排定了，张约定12月11日晚12时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军事。张来后，十七路军各部队才能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11日晚10时左右，杨和孔从洲、宋文梅对过了表，杨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等候张来。当时，对于事情的发展，把蒋扣起来后，一些事情的估计和安排，都详细商量过。例如：(一)改组南京政府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象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二)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三)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四)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五)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六)民众训练，由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东北救国会办理，候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后商定。(七)估计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首先是军费停发。准备由中、中、交、农四行之陕西省分行提取现金，作为准备金，由陕西省银行发行纸币(自法币停止兑现后，陕四行存有一批硬币)，以济军用。(八)东路交通断绝后，民生日用品的来源将断绝，准备与阎锡山商量，由华北采购，经山西运陕，阎利于税收，不会拒绝。(九)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他来西安(当晚11时由西安派车，12日中午一定能来西安)，由于想到数小时后即下令给冯让他袭占潼关，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非冯亲自指挥不行，遂又作罢。
将到夜12时了，张学良还没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怀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扣起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张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9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蒋事先逃脱?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嘌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扣起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扣起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扣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扣起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杨又说：张汉卿突然举起抗日大旗，是很难见信于国人的。蒋被扣起来后，要立即作援绥行动，带上蒋介石一道援绥何尝不好。我们离帝国主义远，谁也给我们戴不上勾结帝国主义的帽子，顶多只能造谣说我们勾结苏联，真能勾结上苏联也是好事。杨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箝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同时，他看着地图，问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分析了他们对蒋的真实态度，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那时我们的士气是高涨的，对方的士气是低落的。又说：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三个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雒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象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问了东北军高射炮队的情形，叫早把位置安排妥当。又叫把十七路军的自造高射机枪(把重机枪架在三角架上，可以转动仰射)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在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扣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12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张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扣蒋部队立即出发，杨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秘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12日上午6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弹。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来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
因为这次事件，决定时间紧迫，布置不够周密，行动又很仓促，所以发生了漏洞。东北军扣蒋的部队，对华清池周围的地形不清楚。张在事先带白凤翔、刘桂五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只是认清了蒋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蒋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开阖。跳出窗子，向西是华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东沿房后山边的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东跑。因为事先无法观察地形，包围圈不周密，漏掉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估计：蒋可能向东跑上山，或者再向东跑向公路寻他的专车上的武装，也可能由东南逃向山区。那时还担心蒋介石急急忙忙绊倒在石崖下被摔死。当时我们判断，蒋没有事先跑了，而是临时逃走，按体力说他跑不动，按时间计算(距开枪时间不到一小时)他跑不远，按地形说他只能在骊山附近。张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约8时左右，刘多荃来电话说，蒋介石已找到了。这时，大家拍手称快，张命令张铭九等立即把蒋押送西安新城。
蒋介石被押送到新城时，从前门十七路军总部交际处门口下车，步行走向大楼。看来，蒋介石这时又冷又怕，走路也不稳。白凤翔去搀他，他还故作姿态不叫扶他；白一放手，他又左右摇摆走不动；后来还是两个人把他扶到新城大楼去的。
张、杨相继见蒋以后，蒋写了个条子，叫邵力子去谈。这时邵力子已被拘在新城。蒋见邵时，因为宋文梅奉令在旁监视，蒋以目向邵示意后，即向邵大讲总理(孙中山)蒙难时，他是如何“忠贞”地“保护”总理，“使免于难”等。邵力子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委员长一样了。”蒋默然，邵即退出。
蒋介石被捕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这时，设计委员会(事变后成立的政治咨询机构)尚未成立，一些人便立即商量这件事。
(一)对这个事件应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双十二抗日革命运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无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研究用“兵谏”二字，大家觉得合适。所以在号外第一号中这样说：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为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2．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3．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4．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二)关于八项救国主张的商讨。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商量提出了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一切政治犯；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6．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准备在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并赞同两广的抗日主张的通电中列入的。当时，因为张学良滞留上海，通电未及发出，两广事变已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这天早晨，十七路军方面，便将这六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六条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的八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一定要给我们戴个“赤化”帽子，以此在国内各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在号外第二号中就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在通电中也列入了它。
七
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曾约十七路军的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
杨先让大家说。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步，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述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八
蒋介石被押在新城大楼，开始他用“写遗嘱”(即写给宋美龄的信)和拒绝吃饭的姿态，试探张、杨对他的态度。张去见他，他仍旧摆出一副“老子”的架子，拍着案子叫。张严厉地对蒋说：“我们不要吵，等到民众大会上去讲理。”蒋听了，以为要在民众大会上去公审他，立即收起了吓人的架子，突然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了。蒋还时时用拉拢的手段，对看守他的军官、勤务兵买好、许愿。但这些看守人员都奉到严格命令，不许泄露外边任何情况。蒋由于摸不清头脑，对看守人员一举一动，房门的一开一阖，时时表现出疑惧的心情，日夜不能入睡。
张、杨对这事曾经商量过。认为将来还得放他，不能使他身体吃亏，这一点要考虑到，为了给蒋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13日决定，将高桂滋在西安新建的住宅收拾好，让蒋介石住进去。当晚12时左右，派刘多荃、宋文梅等人办这事。
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在夜深人静时，蒋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一见刘多荃、宋文梅等进来，宋又在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以为要枪毙他。
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不去。宋文梅使了个眼色，大家便到大厅中去商谈办法。刘多荃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明晃晃左轮枪，说：“把枪带在衣服底下吧。”正商谈着，孙铭九奉张学良的命令来问搬家的事，腰带上也明带着一支左轮手枪，刘多荃便叫孙和宋都把手枪藏到衣下。几个人二次进到蒋的房间，刘、宋、孙再次向蒋说明，请他移居是为了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决无他意。蒋还是不去，等了一会儿，四个人仍然没有办法，只好分途回去向张、杨报告。这时已是深夜两点了。
第二天，张、杨才陪着蒋介石搬了家。
九
12月10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12日拂晓立即行动。这时候，对于扣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不能不作一次估计和安排。当晚，张亲自驾车，未带一人来到杨的新城官邸，谈至深夜一时，张才离去。
这时的估计和安排是：
(一)广西李、白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远水不救近火；韩、宋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力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和豫西是可信的。
(二)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蒋军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10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无立即集中对我方作战的可能。
(三)当时主要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确保潼关，才有时间从陕北及陕甘边界调集我们的兵力。当时估计：前线部队日夜行军，要集中到西潼路上，平均约五天左右。
(四)使用于迅速袭占潼关的部队，只有驻在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能够担任，此外无其他部队。
(五)商请中国共产党派红军一部进入商雒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10日左右，可以到达商雒一线。这时蒋军在商雒无军队，红军到商雒的行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比蒋军迅速，红军对商雒的地形熟，且有群众基础，当时希望红军担任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
(六)希望红军以一部兵力进出于西兰路甘肃境内，以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征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向陕境进逼。
(七)对驻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之一部，由十七路军警三旅采取迅速行动包围缴械。对于蒋军在汉中之王耀武旅，我军只在宝鸡一带布防，防止其北进，因其兵力不大，对我们威胁较小。
(八)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获得人民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确保潼关及迤南商雒(今商洛)一线。同时，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要巩固西兰路的布防。北面是红军，是可靠的友军；汉中蒋系王耀武部，一时尚无力进犯关中地区。
(九)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
(十)预计蒋一旦被扣，南京政府必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作抵押品，南京方面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韩、宋如果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南京政府也必然不敢孤军深入。这些，对我们集结兵力进行防御是有利的。
(十一)这时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造成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武装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召开有各个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当时曾设想在西安召开)，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反动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
这是1936年12月10日晚，张、杨交换意见的结果。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此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 (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1936年12月20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作主张，这关系是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12月25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子。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杨没有料到张会亲自送蒋走，但此时已无法阻止。蒋在机场对杨说了几句不打内战，数日之内叫张回来，西北的事情归张、杨负责等骗人的话。张上飞机送蒋走了。
杨回新城后，立即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不过蒋、张已走了，只好商量下一步的办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这时大家思想很乱，只是对张回陕，还未丧失信心。
不久，张又来信，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让他们无形中成为人质，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张随蒋走后，形势迅速恶化起来。
(一)蒋放走了，我们手中的抵押没有了；张随蒋走了，反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抵押。我们曾经主张，暂时不放陈诚等，候张回来再放他们，后来也放走了。这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制造分裂等手段一齐来了。
(二)在十七路军方面，杨渠统(子恒)运动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投蒋，赵和民运动宋文梅脱离十七路军，还派人运动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芳团等。对十七路军杨以下的高级将领，蒋以脱离杨为条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离间拉拢。在地方民团中，蒋方委任马青苑、毕梅轩为陕西民团总指挥，利用这些反杨分子，煽动民团叛变。这时白水的刘子威宣布“中立”，富平的周公甫、蓝田的张子厚、长武的马继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团，均有不稳之势。
(三)在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不能指挥全军，其他某些军、师长，在张被扣后，据报在南京分别派代表向蒋输诚。内部新旧之间，也在营救张回陕与其他个人利害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矛盾。
在这样的形势下，渭南前线，陈诚指挥蒋系数十万部队向西进逼；商雒方面，蒋系卫立煌指挥大量蒋军，威逼我军右侧；黄杰通过冯钦哉指挥部队向三原、蒲城前进，准备对我军夹击。而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内部发生了越来越不稳的情况。
杨处在这样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认为营救张回来，才能团结东北军，蒋介石放张不放张，也是蒋是否有诚意改变国策的标志。杨派代表在南京、奉化和蒋谈判以后，认为：不战，便无法撑持局面，不战更无法营救张。当时希望，渭南前线不撤兵，不为戎首，作防御战，表示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当时希望打几仗，一方面使华北宋、韩，桂李，川刘有武力调停的理由；一方面使蒋方认为，不放张回来，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十七路军内部，作战还可巩固一时，若和平解决便会各寻出路(因为有些军官认为，和平了，十七路军便完蛋)。这时杨的决心是主战的。他去渭南前线视察，对部队讲了话，接见了一些军官。他回来告诉我们，士气相当高昂，打一仗再谈和的办法好。蒋介石吃软不吃硬，你越软他越欺负你，你硬了他会软的。这时，十七路军军需处印了许多自己发行的军用票，以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用。
这时，也作了作战失败的准备。赵寿山部队，使用于渭北警备方面，为的是对洛水之敌施行戒备，并确保三原、耀县一线。万一失败，便逐次撤退，逐步抵抗，以待局势变化。
当然，战败，十七路军可能被消灭，杨本人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考虑到这一前途时，杨也有动摇的一面。因此，一时间，对主战的人们，杨表示主战的意图；对主和的人们，又曾表示主和的愿望。
后来从奉化的谈判中，他看出张回来是无希望了。接着，东北军的擅自新师叛变了，陕警三旅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这时，仗是打不成了，只有和的一条路了。但是，要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少壮派军官是反对的。东北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张永无回来之望。十七路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十七路军便完了。这时，打不下去，和不下去，杨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
二二事件发生后，恶劣的局势急转直下，杨对于东北军老的将领，只能尽力保护，对年轻将领之违犯军纪也无法制裁。十七路军的王劲哉旅在西安南乡又叛变投蒋。这时，于学忠更加丧失统驭东北军的能力。渭北前线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突然撤防，竟对十七路军采取敌对行为。接着，蒋军由渭南前线跟着迅速西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同于学忠于2月4日发表了和平宣言，7日随军撤退三原一带。此时在高陵一带的东北军，向三原方面构筑阵地派搜索部队，对十七路军摆出作战的姿态。信使前往，也拒不接纳。赵寿山当时说：他们挖战壕，我们不挖，以示无他。时已传开，蒋系已答应给东北军方面两个主席、两省的地盘，以开出陕西为条件。这时，三位一体的局面，除红军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际上都瓦解了。东北军调出潼关之局确定后，十七路军这时只能力图自保，因此，把总部移至三原县。直属部队只留下教导营，警卫新城的孙蔚如(他当时任陕西省主席)及其三十八军军部，准备在西安主持善后，十七路军主力退到渭北，想背靠红军。杨当时决定以养病为名，住在耀县药王山，调许权中独立旅担任警卫，以待国内局势的变化。但后来终于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迫出国了。
十
在西安事变中期，杨深感到在十七路军中如不成立一个进步组织，将无法执行政治任务，因此就成立了一个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在西安九府街止园开了一次成立会议，杨为会长，孙蔚如为副会长，南汉宸(中共党员)为秘书长，崔仲远、江隆基(均为共产党员)为科长，崔、江分任组织和宣传。另一科长为谁，记不起了。一切具体工作，交由南汉宸负责。
当时曾由江隆基起草会章，政治纲领大体与全国救国会的政治主张相似，其他均记不起了。
这个组织，以团或独立营为单位设分会，分会设会长，有的以团长担任，如特务第二团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警备第一旅的团长刘威诚(中共党员)都是分会长；有的以政治指导员担任(西安事变起，十七路军成立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个组织，系由上而下组织的，发展很快，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旅、团、营和十七师中的一部分，很快都成立了。这个组织对内对外都是保密的，凡属分会负责人，均由南汉宸个别谈话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其下层负责人看，在政治上是较为进步的。
杨出国前，曾命保存这个组织。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到中条山抗日时，在这个部队中还保留着这个组织，后来就逐渐地在无形中解散了。
*本文作者当时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