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
李维城
一
在“双十二”前夕，我仍和往常一样，同一些经常来往的友人，在银行里谈天打牌，当天来的人是张笃伦(时任汉中专员)、孙蔚如、李兴中等。至夜11点多钟，他们走了之后，我正在睡梦中，忽被强烈的枪声惊醒。时钟已指向4点，忙打电话向绥署询问，寂无回声，无疑是电线已被割断。我想一定是蒋介石来到临潼，逼出事来。直到12日早7时左右，各处枪声已停，见大街上有人行走，银行乃开大门，派人出去打听。适绥署军需处处长王维之到行，匆忙通知我和副经理罗雨亭说，为要求一致对外，张、杨两将军已向蒋介石进行“兵谏”，城内已收缴中央宪警武装，秩序即可恢复，不必惊慌等语而去。随即来了好几位武装人员，直到西院我住的房内，掏出手枪，四处寻找张笃伦，询悉昨夜已走，旋即离去。一会儿交通银行经理王燧生跑进来，神色失常地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今早正在枪声中，忽有绥署武装人员乘大汽车到我行和中央银行来提取现款。将近30万元。钞票究竟多少还没有查清，还带去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我说：“我刚听到的是，张副司令、杨主任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是一件大好事，提用款项事小，不要害怕……”说完后，我即驰赴新城绥署，见到参谋长李兴中，他兴奋地将大概情况告诉我说：“昨夜离开银行不过一小时，即接到紧急通知来此，遵照张、杨临时决定的计划，立即布置执行……”，言犹未毕，适杨主任来参谋长室，匆忙对我说：“要求抗日需要大家努力，银行可作的事很多，应随时联系随时报告。”我听了之后，益感兴奋，随即到联合办公厅，见张、杨的高级干部，大多集中在这里紧张地工作。他们虽然没有睡好觉，但都表露出兴奋无比的心情。我和卢广绩诸位接谈，才知道一些临潼方面扣蒋的情况。随由罗副经理见军需处处长王惟之，以提借交通、中央两行事相问。王答：“经请示后，已将款如数送还，临时提借此款原为部队紧急出发之需，今已从缓，故先发还。”
二
国际方面对于西安事变，各有利害不同的看法和企图。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英国驻华武官某(名字记不清)，在未放蒋之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负责同志谈话。张学良派卢广绩通知我预备陪同周恩来代表与英人晤谈，并找一位懂英语的担任翻译。我在行员中找到一位赵珊同事，担任翻译。当周代表在西京招待所与该武官接谈时，发现赵珊所译错误不少，幸由周代表当场纠正，得免讹传。谈话内容主要是该英人提出如何维持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及探询和战问题，都经周代表以反对侵略、团结对外的主张，分别答复。
三
事变之后，陕西省银行成了一个大杂烩的交际场所，许多人都到银行里碰头谈话，也有经张、杨指示而来的。我记得12月13日，由黎天才将软禁的曾扩情送来省银行内住下了。曾在张、杨的指示下，向胡宗南部队作过广播。他写这篇广播稿的时候，字斟句酌，高声诵读，费了很大的推敲。事变结束后，蒋骂他无耻，给他坐了一年多的牢，就是这篇广播引起的。
另有一些不速之客，如张慕陶、徐惟烈之流亦经常出没于省银行。我原来并不认识张慕陶，这次经西北军旧友徐惟烈、赵彦卿的介绍，知道他曾参加过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更不知道他企图破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阴谋。
在扣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深夜，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蒋的特务)一再自洛阳给我来长途电话，探询西安情况，实际是找王宗山说话。王别名登云，常同孙蔚如来省银行晤谈。我把他当作自己人，无话不说，却不知道他原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是CC集团的骨干。
四
张学良在放蒋前两天，曾召集张、杨双方高级干部谈话，他穿着便衣不拘形迹地侃侃而谈，围绕着放蒋问题从侧面作了一些分析，并谈及同宋子文、蒋介石会商的概况。在言语之中，已露出准备放蒋，有时还隐隐约约地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解铃还是系铃人”的口气。他相信蒋介石的诺言及宋子文、宋美龄的保证，有亲自送蒋的意思。在场的人听了，大多心怀疑惧，其中有应德田、吴家象和我(还有几位记不清了)，都很紧张地劝说在蒋没有公开接受诺言之前，不宜轻易放走，更不宜亲自送去。张也没有正面置答。我听说当送蒋那一天，蒋介石到了机场以后，还顾虑临时发生阻挠，他还匆匆忙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几项条件，以我领袖的人格担保实现。”
五
杨虎城在这样高压情势下，内心难过，可想而知，因之高血压的旧病复发。杨的部属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李兴中、李振西等，联名电请宋子文、宋美龄转恳蒋介石准许杨从缓放洋，并派我携带文电前往上海接洽。我在飞行途中，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从郑州同机飞沪，他以私人关系问杨何时放洋，我说尚在洽商中。他说蒋对张、杨恨之入骨，将来恐怕凶多吉少，劝我最好不管他们的事，我笑而未答。(张季鸾系政学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大公报》12月18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指责张、杨的错误，就是他的得意文章。)当天我到上海住一品香旅社。第二天上午，杨的驻京代表李志刚，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先后来访，问来沪的任务。我知道戴已得到报告，就无保留地谈得很多，如希望蒋遵守许诺，宽大为怀，团结对外这类话。戴听了之后，露出了似乎感觉刺耳的神态。以后又和宋子文在中国建设公司见了面，这次他和在西安时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摆出一副十足的官僚架子。我将来意告诉他，并将带来的函电交给他，他看了之后，慢吞吞地说：“这个请求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我说：“我当然可以去电转达，但他的部属，都在整理队伍，待命杀敌，不免有些难舍难分，他们一直相信蒋委员长的诺言和你的保证，所以很诚恳地请你转达。”他说：“蒋先生现在上海医治在临潼造成的牙痛腰伤，脾气很大，我就委婉和他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你最好不要去见他，增加对他的刺激。”我说：“候你和他谈了之后，再来请教。”隔了一天，再晤宋子文，他问杨先生还有多少军队，能打几天?我说杨先生及其部属，始终尊重和平团结，有对日抗战的决心，没有对内打仗的意思。宋说：“我知道，希望杨先生早日来沪面谈。”因此，不久杨即离陕到沪，旋于1937年6月29日放洋。
*本文作者时任陕西省银行经理。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