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我在张公馆承启处
赵新华
1983年5月，我接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给我寄来的奖状、奖金和一封信，信中感谢我无偿地献出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写给东北军将领的手令复印件等文物。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50多年前一段经历的回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夏宝珠介绍我进张公馆
我原名叫赵国清，九一八事变后改名赵新华。16岁学裁缝，我兄弟赵国栋在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1928年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记得那阵子大帅府的一些副官常去做衣服。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他同兵工厂稽查员张子明很好，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他。
有一次，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我正好遇上。张将军穿一身深灰色料子西服，衣料很好，听说是日本犬养毅首相送给他的，可是上衣有点毛病，有一个袖子袖头料子缝没对上，看上去有点往外扭。我就对夏宝珠说：“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夏宝珠说：“是呀，少帅早就看出来了，可收拾不了。你能收拾吗?”我说：“你拿来吧，我试一试，我琢磨着差不多。”
过了几天，夏副官真的把衣服拿来了。我把袖子拆开，把长的那边去了点，短的那边喷上水，用烙铁加热后，往出抻了抻，完事又缝上了。这样衣缝基本对上了，不仔细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了。衣服做好后，听夏宝珠说张学良将军挺满意。后来，夏副官又让我为张将军改过一条裤子，藏青色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兵工厂让日本人占了，我不愿意侍奉日本人，就离开了工厂，随东北军季殿凤旅长带的100多人去关里。
一路上并不安全，我们在锦州大凌河地区与日军及土匪打了一场遭遇战，损失好几个弟兄，才到天津。
在天津东北同乡会，又看到了夏宝珠。他一看到我挺亲热，问我：“你怎么也到这儿来啦?”我把情况一说，他挺同情，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现在还没有着落呢，得请你多帮忙啊!”他说：“那你就给司令做衣服。”我说：“那我等你的信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那时，少帅行营在北京，夏副官家也在北京。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信儿，就直接到北京去找他。他见到我以后叹了口气，说：“唉，不是我不守信用，少帅要出国了，现在正在上海戒毒。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给于学忠写封信，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吧。”于是他就给于学忠写了一封信。
那个时候，于学忠是五十一军的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住在天津海河北。我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他把我介绍给民政厅长魏健。魏健安排我到五十一军辎重总队军工厂上班。这个军工厂其中大部分是东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熟人挺多，又让我当了工长，负责裁衣服。
1934年，张学良将军结束了8个月的出国考察，回到武汉。我知道后往武汉给夏宝珠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1935端午节以前，于学忠被调到西安，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我们到后住在西安东大街路北。这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已成立。张学良公馆也建立了。听说少帅府的人先来了一部分，不过少帅还没有到。
有一天在兵工厂突然碰到了夏宝珠，原来他已随同少帅府的人先来了。我俩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可真有耐性啊，还做这个呢?这回好了，副司令来了，你就到公馆去吧。公馆里还有你一个近同乡，叫刘海山，是新民旧门人，给副司令当副官，副司令很信任他。我们俩一同跟副官长说，准成。”
第二天，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兵工厂来找我，到来就喊：“谁叫赵新华?”我说：“我是赵新华。”“请你上车吧。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这时，夏宝珠已经当上承启处主任了。我一看小汽车，车号是704，吓了一跳。我知道704号车是少帅夫人于凤至坐的，这车哪能让我这样身份的人坐呢?我赶忙问：“弄错了吧?”传达兵说：“你不是辽宁新民县的吗?”我说：“是呀!”他说：“那没错，就找你，上车吧。”这样我心才落了底。
上车后直奔张公馆，进院后车头还没拐过来，夏主任和刘副官就迎出来了。夏主任拍着巴掌说：“哎呀!来啦!来啦!我们还怕你上街玩去了呢!来来，介绍介绍。”他指着刘海山说：“这就是你的近同乡刘海山，刘副官。”又指着我对刘海山说：“这是赵同乡，赵新华。”没等他介绍完，我们的手就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刘海山问我：“工厂那边有事吗?”我说：“没有什么事。”“那好，咱们三个出去蹓跶蹓跶吧。你是喜欢听戏还是乐意看电影?”我说：“哪样都行。可就是让你们破费了。”刘海山说：“这说哪去了，他乡遇故人，这是幸事。走!”我们来到街上，刘海山掏钱，我们吃了一顿饭，又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回到工厂已经小半夜了。第二天吃完晚饭，他们又来找我，到公馆先洗了个澡，完事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街看的电影，过不多日子，经夏宝珠、刘海山二人给副官长谭海介绍，我就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
待人和气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住在金家巷5号。这个公馆大门朝北，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进门后左侧有一排房子，第一个门是传达室，紧接着传达室的是承启处，但与传达室隔一道门，门边还有一道岗，与第一排房子平行的有三栋楼，少帅与家眷住在中楼，卫士与几个处的工作人员住在西楼；秘书与外来客人住在东楼。西安事变前后，有一位刘先生就住在那儿，后来，周恩来、董必武也在那儿住过。三栋楼的后面，还有一排房子，伙房和会计等行政事务部门就在那里。
张公馆的外边由手枪营站岗，里边都是卫士站岗。张公馆共有60名卫士，都是尉官；有8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有一名副官长是少将军衔。西安事变前后，副官长是谭海，他也是东北人。承启处有一个承启主任，一个承启副官，一个二等录事，两个当差的共5人。那阵子承启主任是夏宝珠。承启副官是刘世斌，辽阳人。我是二等录事。
承启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登记、接待、安排见少帅的人。不见少帅的人一般由传达处接待。要见少帅的人，由传达处把名片送到承启处，承启处登上记，写明姓名、职务，然后报少帅批。记得当时有的批上午见，有的批下午见，有的批明天见，也有批不见的。少帅批回来后，由承启处通知。凡是来见少帅的人，一律不能带武器。通过门岗，由传达处过来到承启处，一般都要在承启处稍候一会。东北军军官及其他客人，到承启处以后，一般都把风衣、帽子等脱掉，挂在承启处。见张学良将军回来以后再经承启处出去。客人见少帅，大多数是在会客室里，会客室在少帅住的那栋楼楼上。
进张公馆以后，同少帅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还给他做过三套衣服。一套灰马裤呢中山服，一套藏青色的中山服，还有一套灰布红军服。
那套灰布红军服是1936年秋天做的，是少帅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这种灰布服当时一共做了30多套，都由我承办，但我只做少帅穿的一套，别的都是由副官张庭宴到西安福康洋服店做的。
少帅对衣着挺讲究，给少帅做衣服得试三次样子。每次试衣服，都是副官李晓晨通知我。每次去给少帅试衣服他都挺客气，我们进屋后，他就站起来，用手示意让我坐下，并让副官李晓晨沏茶，端上两盘点心，一盘糖果，一盘烟卷。让他试衣服，也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后来熟悉了我也随便了。他问我家里人口，父母情况，多少房子地，结婚没有?少帅关心地说：“你家里有兄弟，给家写封信，可以叫家里的来。”我当时很感激，眼泪在眼圈里转。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信，也接家里来关里了。
少帅待人和气、热情，听夏主任他们说，少帅对哪个人最不满意时，也不骂人，只是拍桌子说：“你这个人真混。”对谁最生气的时候，他才这么说一句。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少帅吃饭同公馆的卫士、副官是一个食堂，不过他是先吃，我们后吃，饭菜差别也不大。不同的就是他喝牛奶，每天早晨一碗牛奶。那阵子，他生活上比较节俭。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抽中国烟、喝中国酒。抽烟一般都抽“白金龙”牌香烟，酒一般喝“西凤”、“汾酒”等。
少帅爱好体育活动，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踢足球。“成城球队”是东北军的足球代表队，就是少帅亲自关注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安比赛还得了头彩，受到少帅的奖励。比赛那天我们都随同少帅去看踢足球、足球踢进网去，少帅鼓掌祝贺，踢不进去少帅为之惋惜。
那时候，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小姐也都在西安。清早，少帅、于夫人、赵小姐领着孩子到楼外散步。赵小姐生个男孩，那年5岁，叫张闾琳，很聪明。少帅很喜欢他，他逗着闾琳在草坪上玩，有时他还教闾琳读古诗。
少帅每天在公馆按时去司令部上班，7点多他就在楼下等汽车。有时不去司令部办公，我们就猜出今天来张公馆的人准多。东北同乡，在西安的“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王卓然、车向忱、宋黎等人常来张公馆。每次少帅都送到楼口，招手再见。少帅和杨虎城将军亲如兄弟，有时杨将军来张公馆，和我们亲热打招呼。杨将军有时和少帅坐一个车出去，他们在车里谈笑风生，我们几个人见了真高兴。
试骑“盖西北”
1936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8匹好马，其中一匹是菊花青色，4尺多高，7岁口。据少帅讲，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还能跑800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少帅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他给各军下了通知，找能人试骑“盖西北”。可是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没有回音，没有人敢试。少帅为这事挺着急。
没人敢报名试骑的原因是因为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说日行八百都发怵。再说，这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哑号，谁也不知道，骑不好丢人不说，还兴许被拖死。另外，大伙对马鸿逵这个人也心存疑虑，都听说他很狡猾，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故意弄匹马逗逗东北军呢?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没有人敢报名。
一天，刘海山告诉我说：“司令找你。”因为少帅也经常找我有事，所以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少帅，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听了以后，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就会伤少帅的心。想到这里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少帅听了很高兴，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清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下星期一试骑，你好好准备一下。并让夏宝珠通知东北军各军师长和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是刘海山向少帅推荐我试骑的。有一天，少帅和刘海山唠嗑。说起“盖西北”的事，少帅气得直拍桌子。他说：“咱们东北军40多万人就没有一个人能骑这匹马?传出去多让人笑话。”这时刘海山对他说：“我看不用到别处找，咱们公馆内就有人能骑”少帅说：“谁?”刘海山说：“赵新华。”少帅说：“赵新华?我怎么不知道，他骑马能行吗?”刘海山说：“行!不信你找他来问问。”就这样，少帅才让他来找我。
刘海山为啥推荐我呢，这里有这么一段过节：我小时候就喜欢骑马。在彰武开军衣庄时，又跟汪柏浒学过骑马。汪柏浒是东北军十四旅留守处一个连长，骑术很高明。汪柏浒告诉我，马欺负人，你越发怵，它越凶势，你放大胆子骑上去，把腿夹紧，它再尥蹶子你也别松手，它跑你就让它使劲跑，越快越加鞭，不管多生性的烈马也能驯服。在他的启发下，我的马术也日渐提高，后来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也没摔下来过。我还骑过一匹好马，这匹马是一个外号叫“老八点”的土匪头子骑的。这匹马一天能跑400多里，另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跳得高，跳得远，和马头一样高的墙它一跳而过，两丈多宽的沟能一跃而过；再一个是通人性，在街上跑时，你用手一拍它的前档，它马上放轻脚步，紧贴房墙根走。因为这两个特点，“老八点”对它爱如掌上明珠。九一八事变时，“老八点”被东北军骑兵第三旅抓住了，怀疑他同日本人勾结。入狱前他托人保护他这匹马。他说：“谁替我保养这匹马，我出来时除了我脑袋以外，别的要啥我给啥。”后来他的朋友托我养这匹马。我从锦州去天津的路上就是骑的这匹马。“老八点”被放出来，送给我两支德国造手枪作为报答。这些事我都跟刘海山说过。另外，刘海山平时也看我在马匹管理所骑过马，他觉得我有两下子，这才向少帅推荐我。
虽说有这么一段经历，可究竟没骑过这么快的马，所以答应下来之后，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公馆内的老乡听说以后，也都说我太冒失。新民同乡、少帅的卫士关维清整整劝了我一天。我说：“我已经在少帅面前答应了，怎么好反悔呢?”他说：“你不好说，我去跟少帅说。”我说：“不用，我估摸凭我这两下子不会有太大问题。”
说是这么说，可心里一直没底。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遗书，把该谁的欠谁的都记上了，还写上我要死了请转告家人，不要怪别人，是我自己自愿的，我是为了给东北军争光才答应骑这匹马的。
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教场坝已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白布棚做看台。棚内摆着桌椅茶点，军师长们都骑马赶到了。不一会，张学良将军、邵力子主席、杨虎城将军都到了。少帅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啦!”这时我也站起来了。少帅说：“赵新华，你去试试，看看有啥不合适的没有?”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都准备好了。我走过去试了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张学良将军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
准备好以后，少帅就让我上马。我心里也有点发怵，就说：“让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少帅说：“也好。”他就吩咐军、师长们先走。他们骑马一出发，“盖西北”就有点发急，前蹄直刨地。这时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一人为我拉马，一人为我拽镫，我一手抓住缰绳和马鬃，另一只手抓住鞍子，左脚一釰镫，这马就蹿出去了。结果我一屁股骑到了鞍子后边，忙又搬住鞍桥子，一挺身骑到了鞍座上。这时，“盖西北”象飞一样跑了起来。我往地下一看，地就象大河流水一样往后淌。两边的大树象往后倒一样，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头都有些晕，我赶忙往前看，这才好一些。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梢，我的帽子都让风给刮掉了，先出发的那些军、师长们一个个地被甩到了后边。跑了一会，我觉得这马快是快，但没啥怪毛病，我的心才逐渐地稳定下来。跑了一大阵子，马还是一点不减速，越跑越有劲，我心想，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呀。
但是还有一关没有过，就是下马。不少人出事就出在下马上，下不好，摘不开马镫，就有被拖死的危险。为了平安下马，我就想法让马放慢脚步，可根本不见效。我开始是勒嚼子，任你怎么使劲，它也不减速。我又试着松嚼子，它还是照样快跑。这时，我心里可有点慌了，要是一直这样快，你有再大的本事也难顺顺当当地落地。另外，还不能撒手，要是让马跑了，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后来啥招也不行，我只得让它任着性跑，我寻思，它跑累了或许好办一些。
跑了一阵，前边出现了一个镇子，那天正赶上是集，街上人不少，我一看不好，就在马上大喊：“快闪开，马毛(惊)了!”街上的人纷纷躲避，这才没撞着人，不过也把人吓坏了。我一看再跑下去不好办，就下决心下马，我抓紧缰绳，心想，万一摔下去，我使劲拽嚼口，就拖不死我。说来也怪，我刚把右脚从外镫里摘出来，那马就突然放慢了脚步，我右脚一跨过来，它就站住了，真有灵性!一点劲没费就下了马。试骑成功了!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
下马一打听，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80里地。过了两袋烟的功夫，那些军、师长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
以后，我天天早晨骑这匹“盖西北”去武家坡。把这马的一些习性渐渐摸透以后，别人也逐渐敢骑了。少帅骑“盖西北”去过一次王曲军官训练团。
1936年12月份，蒋介石来西安，听说这事，很感兴趣，非要试一试“盖西北”的速度不可。于是又搞了个车马赛跑，赛程200里，路线是从西安到华山附近的华阴站，蒋介石与张学良将军从西安乘火车，刘海山副官骑“盖西北”，火车开起来以后，刘海山骑马开跑。赛跑结果，“盖西北”比火车先到华阴站。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这匹马就转到了于学忠手中。
西安事变那几天
1936年12月11日晚，同往常一样，我闲着无事，就和公馆内的一些同事闲聊。
忽然，少帅的轿车开回来了，速度很快，进门后没有停，在院内转了一圈，又开到大门口才停下来。可少帅没有下车，副官长谭海马上迎上去，少帅坐在车内问：“杨主任来了没有?”谭海回答说：“没有。”少帅回头对司机说：“走!”小轿车便冲出大门，朝杨虎城公馆的方向疾驶而去。
过了不久，又看见张公馆的手枪营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乘上汽车出发了。张公馆的警卫任务移交给司令部卫队团一营。
一营一到张公馆就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四周的院墙上架上了高射机枪，贴院墙的里侧又搭上了跳板，人站在跳板上刚好能看到院墙外的情况。看得出，必要时他们是要以院墙做掩体进行射击的。同时，在院子的外边又加派了巡逻哨，真是戒备森严。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都注意观察动静，感到要发生大事了。
夜里，西安城内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远处也传来了枪响，枪声越响越密。这时，使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天，让我调查西安城内各部队驻防及武器装备情况的事。看样子是与中央军以及几个警察大队接上火了。
枪声估计响了一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稀下来。突然，副官长谭海屋内的电话铃响了，这响声好象比平时任何时候的声音都大，连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谭海抓起话筒，仔细地听着。我们在外面也想知道个究竟，因此，也仔细地听着。开始，只听他“嗯，嗯”的答应着，后来，听他大声地喊起来：“啊!什么?”接着一拍大腿喊道：“糟了，老鳖子跑了!”一听这话，大伙狙猜着了七八成，因为当时的东北军，对蒋介石恨得牙根直痒，所以副官长一说“老鳖子”就知道指的是蒋介石。可是，听说跑了，大伙也很担心。这时只见谭海扔下电话，转身出屋，登上汽车就走了，估计他是到前线去了。
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在华清池骊山石头缝里终于把蒋介石抓到了，送到西北军一个军长高桂滋的公馆里。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之夜我在张公馆内看到的情况。
12月12日，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部进入战备，气氛非常紧张。天上，20几架飞机低空盘旋，看样子随时都要轰炸；地上，我们也架起了高射机枪、高射炮，时刻注视着天空的动静。但不知为什么飞机没有轰炸，地面也就没有打它们。公馆内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事变之后，西安开了一个国民大会，我也参加了。
会上，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讲得十分感人。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次兵谏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弟兄们都知道，东北已经沦亡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自从旅欧回国以后我就发誓：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可是，蒋委员长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让我们去打红军……讲到这儿，他稍微停了停，接着说：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是我张学良的敌人；谁要打内战，谁就是东北军的敌人……。张将军的一席话引起了到会者的共鸣，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杨虎城也发表了讲话。他愤怒地谴责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强调这次兵谏，他与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记得杨主任发言以后，事变前住在张公馆的那位刘先生也发表了讲话。据刘海山说，他叫刘鼎。这位刘先生穿着青上衣，蓝色的毕几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块青补丁。开始大伙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是共产党。
他说：同胞们，我们坚决支持张将军和杨将军的行动。他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介石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这和我们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大敌当前，中国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有志气有抱负的爱国军人应该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不能看着大片的领土被侵略者任意宰割，全国各党各派要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同心协力，驱逐日寇。
到会的人，都感到他的话很对，特别是我们东北军的将士们，深知流落他乡之苦，更希望早日消灭日寇，重返故乡。
替张学良将军保管财务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往南京被扣以后，张公馆实际上就被撤销了。但少帅的个人财物却没有受到损失，一直保管得很好，少帅的财物开始是由王博文负责保管。1939年春天，王博文通过同学的关系要去河南卢氏县当县长，并约我去当民政科长。当时，少帅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东北军的处境已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好些人都自找门路，脱离部队。因此，能去卢氏县当一个民政科长，对我来说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了。
可正在这时，魏成允干事找我，让我接替王博文的保管工作。魏成允是于学忠的外甥，军衔少校，当时于学忠让他负责找人保管张学良将军和于学忠的个人财物。他跟我谈了以后，我也有点犹豫，是去当科长，还是保管少帅的财物呢?那阵子，当个民政科长是个美差，而保管少帅的财物既责任重大又担风险。但是又一想，少帅为国家为民族出了不少力，如今无辜被扣，怎么能再让他的财物出差错呢?于是我就答应了魏干事的要求，从王博文手中接过了保管少帅财物的工作。
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其中樟木箱子有 40多件，柳条包有40多件，此外还有一些皮箱等小件物品。这些箱子中，有一些贴着封条。没贴封条的木箱和柳条包里装有古书古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姑爷齐亚诺送的两支自动枪，一支是用金子镶的，一支是用银子镶的。古画怕虫子蛀要经常晾晒；人参、鹿茸都放在有大绒底的小木盒内，每到雨季也要晒几回。
这些物品都堆放在一个屋子里，专门有一个排负责站岗。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赵连生，他负责保管于学忠的财物。
我在保管少帅财物期间，一直是随五十一军留守处行动。那几年，五十一军留守处比较稳定，一直驻在陕西省安康县流水乡。
保管少帅的财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帅的财物，都是非常贵重的，也可以说价值连城。当时兵荒马乱，我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财产被窃。1944年阴历正月初五的晚上，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两家老百姓住房起火，我手下几个弟兄要去帮助老百姓扑火，我出去一看，房子烧落架了，救也没有用了，就没有让去，同时看到不远处有人影活动。我立刻警觉起来：这是奔我这里来的，因为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就放在我住的屋里。我让弟兄们持枪守卫，才避免事件的发生。事后我听说，是土匪纵火烧老百姓房子，用调虎离山之计，多亏我没有上他们的圈套。
还有一些退役军人要分张将军的财物，朋友事先告诉了我，我亲自去他们中间，说服了他们。
1945年3月，于学忠从重庆打来电报，让我把张将军的财物从陕西省安康运送到他那里去。于学忠这时已被蒋介石调离了部队，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接到电报以后，留守处安排了两辆汽车，我和赵连生一人押送一台，每台车有一个班士兵护送。这些东西拉了两次才拉完。
交接手续办完以后，于学忠对我说：“你就留在重庆吧，工作好安排。”我为了不给他添麻烦，谢绝了他的挽留，返回了安康。临行时，我对于学忠说：“我想要一点张学良将军的东西做纪念。”于学忠说：“你愿意拿点啥就拿点啥吧。”于是，我就拿了大元帅(张作霖)哀挽录，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时写给东北军各军、师长的手谕(手谕原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虎臣是指杨虎城将军，孝侯是于学忠的号)，东北九一八事变血泪史大画册照片，还有张作霖、张学良、于学忠等人的一些照片。我为张学良将军保管财物有6年时间，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于学忠挺满意。告别时，他又送给我200块银元，并告诉我：“以后有困难吱声。”
回到安康以后，我也离开了部队，以于学忠给我的钱作为底垫，在杨虎城旧部王耀臣团长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买卖。卖日用杂货烟、酒、糖、茶等，以此作为生活来源。直至解放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才返回故乡。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