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唐君尧参加扣蒋的经过
夏时
张学良对扣蒋的安排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成立了一个模范连，以培养抗日的骨干分子。刘桂五是培养对象之一，张曾试验过他的能力和胆量。12月 8日张电召刘桂五到西安，但没有布置具体任务。11日上午，张学良与杨虎城研究之后，张仅通知少数人，据我所知，只白凤翔、刘桂五、刘多荃、周福成等。在极端秘密安排之后，又审慎地再三考虑许久，认为内线工作方面，必须有统一指挥的人，这个指挥者要有胆量，有勇敢的精神，能冲锋陷阵，还应机智多谋。他们想到了唐君尧，乃速拍急电，同时派张的波音坐机将唐君尧接来西安，负内线全权指挥。张让周福成指挥西安附近的第一○五师第一旅，为外围指挥者。在华清池周围较远的地区，防止蒋的卫队突围。刘多荃担负全面的指挥。
一切部署后，张召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王以哲各军长来金家巷，时已是夜半12时许。
张学良在客厅里向各将领宣布：“如今我已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蒋先生谈话了。更没有绝妙的办法劝他领导抗日了。在洛阳时，我恳求他准许我们应援百灵庙抗日，他不答应。自洛阳回来，我曾写了万言长信，痛陈现时不能不发动抗战的种种理由，说明中国人是仇恨日本侵略者的，日本侵入我国领土越深，剿共的胜算越微，对外的屈辱益甚，剿共的士气亦随之更为低落，所受打击也越重。惟有抗战，国家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结果委员长不但不听，反而大怒，痛斥我：‘不服从就是反革命。’千言万语，完全无效。他现在可能就要离陕。蒋鼎文大军已进抵潼关。事情很明显。日本占领百灵庙，他决心不管了，就是占领山东、河北他也无动于衷，他只知‘安内’，也就是坚决地把国家，把东北军放在死路上去。我再也没有法了。今天，我已经和杨虎城主任说好，我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致行动，决定实行兵谏。”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继而又严肃地补充说：“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已安排好刘多荃、周福成、唐君尧、白风翔等负全责，拂晓去临潼，请蒋来西安，主持抗战大计。”
在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于学忠问：“副司令有没有想到兵谏之后的第二步办法怎样?”
张学良反问他：“你是指局面如何收拾?那就只有看蒋先生怎么办了，我反正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问心无愧。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为国家进行兵谏而已。”
缪澂流也说：“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张学良即答：“你怕什么?一切由我负责!”
外围部署的经过
张学良命令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负责外围指挥，而周的部队在甘肃境内瓦亭、隆德、静宁一带。他被召到西安后，要他指挥第一○五师第一旅，因为该旅原旅长董之芳，被张派往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已走了一个多月；新任旅长高福源也被派往青海与马步芳联系。周于11日午后约3时许回到了家里，安排好他爱人和亲属带着孩子到别处躲避躲避。还嘱告我说，城内戒严归十七路军担任。当时时间是很紧张的，周只说：“等完了再详详细细告诉你。我就要出去开会，夜间有动静不要出院。你指挥副官们都不要出去。”说完，他就急急忙忙赶到距张学良官邸很近的金家巷丰富里2号刘多荃的公馆。晚7时许就在刘家西下屋开会。到会的有第一旅参谋长黎任荣、第一团团长张治邦、第三团团长林大木。第二团团长葛晏春未到(该团负责守卫西安飞机场和金家巷的任务)。
周福成的任务，是负责外围戒备，防止蒋的卫队突围，并适时支援内线。根据这个任务，周对兵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第一团展开于灞桥以东地带，包围华清池的西面和北面，并密切监视临潼车站蒋的专车，控制各路上的交通；第三团展开于骊山附近，包围华清池的南面和东面；并于骊山附近设置有力的兵力，准备适时增援华清池方面。周自己在临潼县城指挥，以便与部队随时取得联络。
将任务和部署下达后，所有指挥官不能离开金家巷丰富里二号，一直等候至夜半，开始行动。同时将部署情况，与内线指挥官唐君尧取得联系。
内线指挥的安排
唐君尧是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部队在甘肃平凉附近。师长刘多荃早被召来西安。
12月11日刚过中午，电务课的课长就向唐君尧面交一份从西安发来的“限即刻到”的急电。唐当时就有事非寻常的感觉，因为习惯上送递电报者，都是传令兵的事情。他忙看电文，只寥寥五个字：“机到即来，良。”
唐君尧更有些迷悯，他想，发生了什么事呢?前方正紧张，时刻不能没人指挥，而我们师长正在西安，又要我去做什么?这时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已在平凉上空怒吼着，催促他立刻上道了。
一下飞机，就看到刘多荃在机场等候，唐即问：“师长，出了什么急事吗?”面色沉重而冷静的刘多荃并不直接回答，只说：“上车，上车。”车将开出机场，唐又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刘故意不答，只对司机说：“司令公馆。”然后才转过头来注视着唐说：“副司令会详详细细地对你讲的，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汽车到了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张学良这时并不在家，唐君尧静悄悄地坐在那里等候，心中更加茫然。将近10点钟，张学良才回家。来到客厅，唐君尧向他敬过礼说：“报告副司令，飞机在下午4点30多分到达平凉，返航后于5点多钟降落在西安机场。”
张学良说：“好，坐下来说。”
“副司令叫我回来有什么急事?前方很紧，不能没有人指挥。”
张学良这时显出内心异常痛楚的表情，说：“你先不要问我，让我先问你几句。”接着他声音低沉而又严肃地问：“你知道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老帅为的是什么?“九一八”占领东北又为的是什么?”他说这话时，眼睑已含着泪水。唐君尧即说：“副司令，你怎么问起这些?咱们东北人连小孩子都知道，先大元帅的牺牲和“九一八”后3000万父老兄弟的苦难，都是因为日本鬼子的大陆政策!”
“你知道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仅要占领满蒙为止，还是要进一步继续侵略?”
“他们怎么会罢手!”唐君尧答道：“日本侵略者欲征服世界，就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占领满蒙。塘沽、何梅协定，也无非是一时缓兵之计，企图消化侵略果实，再耍一套花招罢了。”
唐又说：“我把咱们队伍里的情况向您报告，您知道为什么我们老是向副司令请示，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打回老家去?那不是我们要问，我们明白副司令心中的苦痛，真正问那话的，是咱们东北军的全部官兵们。”
说到这里，唐君尧哭泣起来继续说：“您知道他们时时刻刻都象苦旱的庄稼人求雨一样，日思夜想地在问，什么时候副司令才领导我们把枪口指向日本人呢?!您知道，他们那些在关外老家活受罪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们，每逢有个进关来的人，都要痛哭流涕地向他们问‘少帅怎么还不回来?他就不要大元帅的坟吗?他们也忘记了祖宗父母吗?’副司令，您知道，只要您说打日本鬼子，咱们全体官兵就没有一个会贪生怕死的，绝不会有半个‘孬种’!”
张学良叹道：“这些话，他们都对我说过许多次，可是我问你，你说我该怎么办?咱们东北军应该怎么办?国家又该怎么办?”
他不待唐君尧答复，便继续说：“绥远百灵庙战役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第二期的开始，“九一八”的继续。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我问你，还该自相残杀吗?是内战要紧，还是救亡要紧?5年以来，东北父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张学良受尽天下人的臭骂，关外的义勇军大部都被消灭，眼看着华北各省已朝不保夕，可是我们每天还在这里自己打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你说……你……”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已涌出来。移时，张又说：“我找你来，就叫你干一件事。”唐说：“请副司令吩咐吧，只要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您叫干什么，就是去死，我也一定完成任务。”
张学良说：“我去洛阳为委员长祝寿时，就曾痛哭流涕地要求他领导抗战，要求把咱们东北军开到察绥援救百灵庙。我反复陈诉，他总是不准，更招他‘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的严斥。再陈说，竟受到拍案大骂。蒋竟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战’。这次他来临潼，我再死说活说，仍是不准。近来两天，更大发肝火，连话都没有办法同他说了。”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两只眼紧盯着唐君尧道：“现在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也为委员长的前途，我已决定实行兵谏。”随即加重语气，命令道：“因为你是能领会我的心意的，所以叫你去华清池，请委员长来西安主持抗日大计。我命令你必须把他请来，还必须负责他的安全，不准对他有丝毫的伤害。叫卫队二营拨一个连交你指挥，不准出半点差错。”
屏息静听命令的唐君尧，立刻立正报告：“报告副司令，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谨慎地完成。请副司令指示这次兵谏的用意!”
张学良答道：“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唐君尧再报告：“请副司令指示，还有没有别的?”
张学良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别的。”
唐君尧怀着紧张的心情说：“为了执行副司令的救国大计，我必定竭尽全力维护委员长的安全，恭迎他前来西安。可是，我担心……”
“你说好啦!”
“我想，何必要带那一连人去呢?万一因为人多惊着委员长，或者没有维持好秩序出了什么岔子，岂不大大违背副司令的原意?倒不如明晨我自己去华清池晋见委员长，请他来西安，岂不更为安全。”
“他会听你的话跟你来吗?”
“反正那时我已到他的面前，就是硬请，我也能把他请来，可以拉着他同上汽车，决不致出万一的岔子，最多让他怪我行为粗鲁罢了。”
张学良说：“你想得太天真了，你以为他的侍卫们会安详地让你拉着他上汽车，太妙了!你要晓得，他的侍卫会在你看不见的位置，照你的后脑壳来一枪，你还不是白白地牺牲而无济于事?我派卫队第二营第七连跟你去，连长张万山，人很干练。另外有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也去，他俩很有胆量，枪法很准，发挥他俩射击术的特长，一枪一个，就可以很迅速地突进院里。第七连的弟兄们也受过充分训练。孙铭九营长也随队照料，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
说毕，张学良告诉室外副官：“去找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以及孙营长都来。”
孙铭九先来，张学良命令道：“你回去集合第七连，明天拂晓前搭载重汽车去临潼华清池，听唐旅长指挥。”另向白凤翔、刘桂五说：“你俩同孙营长一齐出发。”
于是，唐君尧拿起话筒和周福成联系。同时，刘多荃也在那边准备着。所有参加的人们，都在紧张地等待行动。
这时，张学良先以电话令刘多荃、周福成大部队开始行动。然后令唐君尧：“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华清池。记住，严令第七连兄弟们绝对不能出岔，不准伤害委员长，你负完全责任。”
华清池扣蒋
外围大部队的部署，于12月12日早5时前，已完成包围圈。唐君尧已到达临潼县附近，等候卫队营的部队到来。5时左右，卫队营所乘汽车的灯光照射在公路上，由西向东飞驰而来，开向华清池。守卫的宪兵就开始射击，张连长遂命令士兵们下车，跑步前进，有的冲到院墙附近，有的爬上了墙。这时显示出白凤翔、刘桂五的枪法，真是一枪一个，弹不虚发，将守卫在大门的宪兵打得所余无几。这时卫队营的士兵们越墙而过，将大门拉开，第七连的士兵们已冲进华清池的前院。但在这时，院内的宪兵和蒋的侍卫们，集合在二道门附近，猛烈射击，阻止前进。在二道门里还有假山和荷花池为依据，一度形成紧张的战斗，伤亡较大。院内宪兵们虽有依托的据点，但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第七连士兵有的已从侧面冲到院内。这时，唐君尧就站在死角的墙垛喊话：“不要再打枪，再打下去，惟有牺牲，那不是我们东北军的本意。我们不是叛变，也不是土匪，此来专为要求委员长领导抗战，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不要自相残杀!你们不愿意打日本人吗?谁愿意作亡国奴呢?现在我们停止放枪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再抵抗了。”
他们正迟疑之际，我们第七连官兵们已冲到其近旁，于是他们同意放下武器。
这时院内战斗全部停止，大约是清晨6时左右。唐君尧迈开大步朝着蒋的卧室走去，经过贵妃池外面的走廊时，一眼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下，面孔显出极苦痛的样子。他即俯身询问：“你老贵姓，怎么样了?”那人答道：“我是钱大钧。”并示意身已受伤。唐说：“主任受伤了，对不起了!”立即呼唤一个士兵说：“快扶钱主任到前院去，赶快用汽车送至西安医院治疗，不要耽误。”转身同士兵共同把钱扶起。钱大钧走后，他急忙转身奔向蒋的卧室。才到门口，一个卫队营的士兵向他报告：“报告旅长，委员长不在屋里，已经走了。”
唐君尧听到蒋已逃走，精神立刻紧张起来，赶忙走进屋里，发现卧室里非常凌乱，衣物、书籍散乱在桌椅和床上。他立即招呼张连长和孙营长说：“即派弟兄们到院内各处搜查，另派士兵们分向东面和南面山上寻找，谁先发现委员长的时候，立刻吹号或鸣枪通知，我就去迎接。注意，不论谁发现了委员长，委员长说什么话，都不得惊扰他。”
张连长和孙营长走了之后，唐顺手拣起散乱在桌上的纸张和小册子一看，都是蒋拟的电稿、密码本以及日记等等。他把这些文件包起来，走向前院，找到了刘多荃师长，把蒋不在卧室，他已派孙营长、张连长派兵四处搜索等情况向刘作了报告。刘多荃说：“我已将这情况报告了副司令。他命令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委员长，决不准有一点差错。’同时，我已经和周全五(周福成)通电话，他说外围警戒线没有一个人通过。这足以证明，蒋还在大包围圈地区以内隐藏着，决不会走远。”
这时，大约已有7点多钟了。负责来临潼的指挥者们，情绪都紧张而焦躁，蒋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与外围的周福成和两个团长张治邦、林大木通电话，哪里都没有发现什么踪影。正在无所措手足时，一名搜索兵带来一个蒋的侍卫，同时一○五师第一旅的王副官带来一名宪兵。王说：“这个宪兵知道委员长的下落。”
唐即问那宪兵：“你知道委员长现在哪里?”
“报告旅长，我不知道。”宪兵回答。
唐走到他面前说：“我以长官身份一定要你说出来，委员长在什么地方?我以人格担保，决不伤害他。”跟着掏出手枪对向那个宪兵说：“你再不说委员长在哪里，我就真的一枪把你打死在这里。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一枪一弹都应该留着打日本人。”
说到这里，唐君尧从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塞在那宪兵手里说：“如果你不想继续当宪兵，这有2000块钱，给你作路费，你可以回到家乡作个小买卖。”
那个宪兵说：“凌晨，我在山神庙位置值勤时，看见委员长由墙上跳下来，接着又听到‘哎哟哎哟’两声，跟着，又听侍卫在问委员长负伤了吗?然后就见他们向东南山上走去了。”唐随即命孙营长仔细搜索骊山，并说：谁先找到委员长，副司令有赏!”
不多时，首先发现蒋的是一○五师第一旅第三团的翟班长。他们是担任外围警备的，发现蒋藏匿在骊山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紧接着孙铭九赶到，对空放了三枪，以示找到了蒋。孙到蒋面前，一边先敬礼一边喊：“委员长受惊了!”
蒋对孙铭九说：“你把我枪毙在这里罢。”孙营长立即回答道：“委员长请放心，副司令没有半点危害委员长的心思，只是请求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委员长，我们走吧!”
蒋“嗯，嗯”两声说：“你请张副司令到这里来。”
孙回答说，“张副司令在西安，他没有在这里。”
蒋说：“你给我找一匹马，骑着下山。”
哪里去找马，孙表现出为难的样子，于是说：“我背委员长下山。”边说边蹲下身子，蒋伏在孙营长的身上，几个士兵在后面扶着，走下山坡，辗转到了华清池院里。等在那里的唐君尧即向蒋立正道：“报告委员长，我是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请委员长进城。”蒋介石无可奈何，钻进了汽车，在唐、白等人监护下，一路飞奔西安新城大楼。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