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人物志>中心人物>张学良>张学良参考书架>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我的父亲

窦应泰


  我的父亲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亲雨亭公,讳作霖,同胞弟兄三人,我的大伯父早死。二伯父同我父亲决心誓报我祖父之仇。
  于某一夤夜,兄弟二人,持一土枪,潜入王姓宅院,不幸被同住的佃户老太婆发觉,出而强行阻拦,我父亲不慎,黑夜之间误将老太婆击毙。报仇未果反误伤他人,我伯父被捕,我父亲逃去,王姓遂控告我伯父等抢劫杀人。
  我伯父声辩,为谋复父仇,并非抢劫。虽抢劫杀人之罪得直,但仍被判为误杀之助手,有罪入狱。我二伯父作孚公,在前清末年为地方保卫团团董,追剿土匪阵亡,得阴为世袭云骑尉。
  (笔者按)
  关于张学良的二位伯父,历史资料记载有限。张学良的《自述》中也涉及不多,现补充如下:张作泰为张学良没有见过面的大伯父。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张作泰出生在辽宁海城叶家铺村。乳名小七,字雨阁。八岁时得号作泰。性温和,重友情。在张氏三弟兄中是惟一有文才的人。他少年即善诵诗文,喜读古书。偶有诗文传于世间。其中《秋恨》一诗,就颇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人逢乱世万事哀,
  誓把情仇付东海。
  今生纵难酬壮志,
  遗恨空留天地间!
  其父猝遭横祸殁后,张作泰和张作孚即随母前去黑山县二道沟当雇工。初时兄弟二人给二道沟的郑财主家扛长活。作泰放牛,作孚在郑家做零活。三弟张作霖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也过早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初时张作霖为本村财主赵钻子家放猪。次年张作泰染患痨病(肺病),这在当时乃无药治愈的绝症。同治十七年张作泰病死的前一年,在放牛时大口将血吐在草地上。终于有一天,张作泰再也挺不住了,连连吐血之后,扑倒在牛群里的草地上。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延至同治十八年冬,张作泰终因肺痨之疾不治,郁郁而死。时年仅十九岁。
  张学良的二伯父张作孚,字雨台。兄长张作孚死后,他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在田庄台地主鲍家扛活,后到大高坎杜家店当长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孚到清兵毅军里当上了军兽医,后来又为报杀父之仇而入狱,两年后张作霖将其救出。
  1902年9月,张作霖在台安县八角台被朝廷招抚,升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此时张作孚始任新民府巡防队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当地官军马队和“保安队”纷纷投降日人,另一批人则成为俄国侵略军的“义勇队”。性情耿直的张作孚既不降日,也不投靠俄国军队,一怒之下,乃辞掉新民县府的本兼各职。毅然返回大高坎镇,决心赋闲乡里,习练诗书。母亲王氏那时尚未故去,她要张作孚马上在乡下结婚成家。张作孚听从慈母之命,很快结婚娶妻,不久张作孚生二子三女。即长子张学成,次子张学文。三女亦相继长大。张作孚早已淡忘官场,憎恨腐败,一心向往乡居,不喜欢与那些贪官污吏为伍。
  1908(光绪三十四年)年日俄战争结束,张作孚在三弟张作霖的多次恳请下再次出山。是年旧历5月,张作孚被徐世昌任为黑山县警察队队长一职,多次前往黑山、北镇一带剿杀胡匪。此时正值黑山胡匪猖撅之际。张作孚既负剿匪重责,就决心身先士卒,不辜使命。张作孚经常统领麾下军警出没在乡村田畴之间,剿匪勇猛无敌,几次身上挂花负伤。号称辽南巨匪的杜立山等匪股,就是被张作孚和张作霖统领的前路巡防共同剿杀的。因而朝廷向张作孚赏赐穿黄马褂的殊荣。
  1910年冬,黑山大雪纷飞,张作孚率黑山警察队在距县城十里的吴家窝堡冰河上,与杨花子匪股在冰天雪地里遭遇。张作孚的警察队仅十余人,而杨花子匪股则有七十人之众。且又都是马匹火枪,多数惯匪均有百步穿杨之功。张作孚与胡匪遭遇时就处于劣势,但其毫不气馁,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坚持向疯狂而来的胡匪开火。忽然一颗飞来流弹将张作孚击中,致其当场阵亡。
  张作孚死后,遗有妻子儿女数人。1916年张作霖夺取东三省军政大权以后,遂将张作孚所遗几个未成年儿女接到奉天大南门帅府西跨院里抚养,张作霖死后,由张学良继续抚养,直到把张作孚的遗孤抚养成人。
  避祸投军
  我父亲既定为误杀之正犯,因而逃走,投入毅军宋庆部下。曾参甲午之役,后积功得升为哨长。数年后辞差回里,自以为衣锦荣归。殊不知到家之后,王姓知晓,惧我父再来报仇,投官府报案,请求逮捕我父亲,幸乡里得知,通告速为躲避,不得已再事逃亡。我父亲曾习过兽医,以医马为糊口,因之结交了好些江湖朋友。时逢庚子之乱,我父亲同几位好友,并营保险生涯。
  后来有一伙豪强,由一名为海沙子者率领过境,向八角台征索粮饷,如交不出,即行攻打。我父亲向海交涉说:“我在此地,受父老之托,受人家的供养,保卫此地,你的勒索,我决不应允,如相攻打,必致糜乱地方,于心何忍。”
  相约二人单独决斗,在郊外同时以枪互相射击,如我死你则领我之众,领受此地之供养,如你死则你众归我率领。何必攻打,使无辜人民受苦,使部属受灾难乎?海则同意,二人在八角台郊外互相对击,我父亲虽受微伤,海沙子死焉,我父亲遂收其众。
  (笔者按)
  上面一节,张学良有意回避了乃父张作霖曾经啸聚绿林、落寇为匪的经历。翻遍所有民国史,关于张作霖历史的记述,几乎都没有回避张作霖曾经当过绿林胡匪的经历,仍依金毓所撰《张作霖别传》为例,他关于张作霖投身绿林的经历是这样记述的:“作霖十四丧父,窘于生计,随母至小黑山,依外家以居。清光绪甲午中日战启,投毅军统领宋庆麾下为戈什哈。……久之,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东三省陷于俄军,各地抢攘不安,诸桀傲不训之徒,纷纷啸聚。绿林子弟假团练之名,自划地区,征取租税谓之保险费,作霖其一人也。”
  这是民国史料中较为最早的一篇关于张作霖为匪的记述。《张作霖别传》出版时,张作霖本人尚未作古。他对于做过胡匪一事,也从没有表示过异议。另一本张作霖在世时出版的《辽海小记》中,也提及张作霖在郭松龄倒戈时说的一段话:“我张雨亭当过胡子不假.可是我打过谁的家?绑过谁的票?我当年可是为着保护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才迈进绿林的门槛。郭鬼子他凭什么要抓住我当胡子这件事不放?”由此可见,张作霖生前对此从不讳言。
  至于建国后中外史学家对张作霖在晚清民国年间,投身绿林的经历更是众口一词。但在张学良的笔下,如今却成另一种说法。由此可见撰写千秋之史,无论何人笔下,均难免为尊者讳。即便像张学良这样秉笔直书,也难免顾及亲情,扬长而避短也。
  编为巡防营管带
  迨拳匪乱平,我父亲部众,经官府收编,委我父亲为巡防营之管带,驻扎新民府。当时的知府为增韫,我父亲已经到了民国,对增从来礼敬之。后来蒙匪陶什陶(应为陶克陶胡——笔者注),牙迁,猖狂肆虐,东三省及热河等四省会剿,皆未有功。我父亲被调至洮辽。加入剿匪。
  (笔者按)
  张学良对乃父这段人生经历的描述虽然十分简短,但这却是张作霖在北方崛起的关键时期,亦是张作霖为晚清朝廷建功立业的重要战役。张作霖与陶克陶胡在中俄边境地区旷日持久的麋战,为绿林枭雄出身的张作霖日后进入民国政治舞台奠定了重要基础。陶克陶胡和牙迁,均为当时称雄北方的胡匪重要首领。陶克陶胡,1863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1904年沙皇俄国军队侵略我国东北后,陶克陶胡在前郭境内组成“胡红子”,出没在郭尔罗斯、达尔罕、扎萨克图一带,成为威胁满清朝廷的一股浩大匪患。虽经清廷多次派官兵进剿而其势愈烈。1906年起始陶克陶胡以索伦山为反抗清廷的基地,势与晚清朝廷为敌到底。1908年张作霖奉命从辽西前往洮辽地区(东北辽宁与吉林、内蒙交界处)对陶克陶胡匪股进剿,翌年大获全胜。将陶克陶胡逐于俄境。张作霖自此威震东北,成为北方一雄。
  剿蒙臣有功升为统领
  陶什陶被我父亲击散,逃至外蒙。将牙迁拿获献贡,以功升为巡防前路统领,我亦因此得阴了一个小小功名,我祖母得到诰封,在那个时代,可谓光耀已极。
  迨至宣统末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奉天驻军协统蓝天蔚,准备响应,拟举当时之东三省总督赵次帅为临时都督。
  赵次帅之为人,持身廉正,忠贞不移,我父亲终身以师礼事之。能对我父亲加以约束教训,我所见者只此一人而已。赵死时我父亲在北京大元帅时代,亲为吊祭服丧,扶棺痛哭。
  当时赵次帅,决不承允,拟死节。时值我父亲因事在省,赵召见告以明日咨询局将开会,拟举彼为都督,彼决心死节,托以后事。因为我父亲不但是赵之喜爱部将,曾拜为他之门生。我父亲力谏赵次帅请暂缓一时,明日咨询局之会,自身亦去出席,观看情势,如能挽回则不成问题,否则大家同死不晚。赵次帅嘉许之。
  (笔者按)
  赵次帅,即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赵尔巽山东省蓬莱人,清道光二十二年出生,先世为汉军正蓝旗。清朝进士,其兄赵尔震和其弟赵尔丰均为清末封疆大吏。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上重用张作霖,将张扶上东北军政要位后,退居北京,民国后又成为北洋重臣。被张作霖始终引为知遇恩师。
  辛亥革命发生时,蓝天蔚与当时的潜入奉天的革命党张榕等人一起组织力量,企图效法武昌起义,公推举赵尔巽为东三省都督,实则系以赵尔巽为革命党发动政变的挡箭牌,赵尔巽原本并不信任张作霖,但此时的张作霖却趁机救赵脱险,蓝天蔚等革命党人均被张作霖的武装力量血洗镇压。张作霖从而深得赵尔巽的信任,张、赵两人遂成莫逆之交,从此也开始了东北三省的张作霖时代。
  只身斥退蓝天蔚
  彼时我父亲之部属,只有三十几人,在省城讲武堂受训,部队皆驻防洮辽一带,距省城近者五、六百里,远者千里。遂请赵次帅,急调军队进省,令受训三十几人出堂,发给枪支。彼时蓝天蔚于省城北大营之军队则在一标以上。翌日在沈阳南门外咨询局开会,军队林立,气象森严。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选赵尔巽为都督,征询有无意见。我父亲时在主席台上,坐于蓝天蔚之旁,突然立起,抽出手枪,力拍主席桌案,大声疾呼,我张某反对,请(问)何人敢再言此议者。会场则哑然无声,蓝天蔚悄然退出会场。我父亲急返入城,告赵次帅速令城门关闭,以防万一。赵次帅乃命我父亲为城防司令指挥警察以及赵之卫队,并急调辽北军队,星夜进省。我曾记得,曾为当时的老军官,告诉我说,他们曾日夜行军,多至一百余里!  四天的工夫,达到沈阳。而蓝天蔚未曾有何动作,蓝之内幕,我未闻之其详。我想当时参与蓝之事者,应该有个真实记载也。
  我父亲后来扩编为陆军二十四镇,被任为统制,再改编为陆军二十七师师长。而后升任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军务事宜,再兼任奉天省长。
  (笔者按)
  张学良在本文提及的蓝天蔚,字秀豪。湖北省黄陂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入东京士官学校。旅日期间与爱国将领蔡锷、黄兴等人相识并成密友,1910年回国后来到东北奉天,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亦因思想激进和在日期间组成进步军人武装“拒俄义勇军”名噪一时,成为当时奉天省颇有名气的爱国军人。本文中张学良先生所说:“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赵尔巽为都督”似与史实有悖。民国史与东北史记载的史实应为:蓝天蔚、张榕等革命党人欲借武昌起义的大势在奉天组建一个名曰“奉天国民保安会”的进步组织,以公推赵尔巽任会长的名义来达到逼其宣布“东北独立”之目的。当时蓝天蔚等人并非公推赵尔巽为都督,而是“会长”。因为辛亥革命之前,赵尔巽即为东三省总督。对此,张学良本人也承认:“蓝之内幕,我未闻其详。”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奉军之扩大及入关参预内战,始为“劫械”一役。彼时我只十几岁,正在读书时代,整个事情,我不知其详,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述写。
  大概是北京政府因参战向日本购买了一批军火,步枪约三万只,炮和机枪若干,海运由秦皇岛进口,徐又铮携同吴鼎昌、王永泉来沈阳。我想是因为皖派恐怕此批军火落于直派之手。徐又铮同杨宇霆为士官同学而又是好友,游说我父亲劫留此批军火,并商议扩充军队,此事虽为我父亲势力扩大之根源,亦启奉军入关干政参预内战之开端也。
  我对于徐又铮之才气,深为钦佩。我当时虽然是未冠的书生,我的性情,自幼就喜欢观审人物。我脑海中不能忘的是:徐又铮风流潇洒,才气纵横,真够得上“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我十分钦佩。惜死于非命,丧志而没。否则对于国家必当有更大的作为。
  劫械的成功。由第二十七师为基干,又扩编了五个混成旅。以五个混成旅,皆驻于关内。成立了—个奉军总司令部,我父亲亲自兼总司令,徐又铮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此奉军二字出现于关内之初始也。
  司令部设于天津附近之军粮城。彼时此一实力为皖派一大支柱。后来因徐、杨二人诱杀直派要人陆建章于奉军司令部(陆为冯玉祥的舅氏,后来冯亦借此事擅杀徐又铮于廊房车站),我父亲闻而大惊,怒责彼等过于跋扈,再加上其他的摩擦,因而同徐又铮发生龃龉。徐遂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杨宇霆因恐惧而未敢返回沈阳。孙赞尧、张叙五相继为奉军副司令。至此时与直派相当的接近。迨至皖直两派战争将起,我父亲曾亲自入京,拟作调入,被段芝泉大为申斥,几至遭祸,遂立返沈阳。未几直皖战起,奉军先是中立,后来援助直军,皖军战败,此乃民国九年之事。彼时我已充任团长,而后有些事情,我已渐渐地参预,以后所写述的,多为我亲身所经历者。
  (笔者按)
  张学良在此段文稿中所谈到的徐又铮,应为北洋军阀徐树铮之误。徐树铮,前清秀才,绰号小诸葛。本系北洋大臣段祺瑞麾下的文案,因为善写文章和出谋献策而颇得段之青睐,后由段棋瑞将徐树铮送往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徐树铮毕业回国时,段棋瑞正任江北提督,徐树铮愈得其宠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时候,徐树铮最得宠时曾出任国务院秘书长要职。
  徐树铮对奉系军阀的形成无疑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同时亦如张学良在上述文字中所言,徐氏曾为张学良少年时期崇敬的偶像。然而徐树铮与张作霖合作的始乱终弃,并非如该文所说的主因。张作霖当初借用徐树铮的情报和计谋劫持了冯国璋的军械,张、徐遂成密友。然而张作霖最后驱逐徐树铮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徐树铮和杨宇霆在天津谋杀了陆建章,而在于徐树铮在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出任奉军副总司令并在天津代行总司令张作霖职权期间,暗地里与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在河南私自招募新兵四旅,又图谋在信阳和洛阳等地建立自家势力,张景惠闻知此消息以后,飞驰沈阳密告, 张作霖惊悉有变,遂亲往天津向徐树铮问罪摊牌,终于逼迫徐树铮黯然去职。此为历史之真实也,看来即便知情人的记忆有时也难免有别于史实。
  张学良文稿中有关徐树铮在天津诛杀陆建章一事,史实记载有别于此文。陆建章尽管素怀野心,但杀害北洋炳威将军陆建章,起因确为陆建章在山东等地勾结土匪、蛊惑军队,而且他在直系中策划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徐树铮也没有想到此案会惹起张作霖误会,致使徐张的联合就止分道扬镳。
  前文所说的杨宇霆、张叙五(即张景惠)等人皆为奉系军阀旧班底人物。与徐树铮同来东北的吴鼎昌,为四川华阳人,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长、民国初年改任农商部次长,乃为安福系骨干人物。当时与徐树铮来东北协商联合时吴氏乃为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段芝泉,即段祺瑞。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迨直皖战事结束,我父亲到保定同曹锟会见,就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事,缘在保定曹之光园开会,商讨善后诸问题,我父亲是不主张对战败者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尤其是对于段芝泉应当予以相当的颜面。(彼时段芝泉仍居北京,并未逃避。)曹仲珊为人,唯唯喏喏,而吴佩孚在会议席场上,飞扬跋扈,大发激烈言论,主张逮捕段芝泉,严惩某某等等。
  我父亲则问曹仲珊:“此位发言者为谁?”曹则愕然答曰:“这是我部下(师长吴佩孚,你不认识吗?!”我父亲说:“今日之会,是我等高级层的会商,你未曾告诉我,师长们可以出席,否则我的师长,还有好几个哪!”曹则令吴佩孚退去。
  后来在北京曾开过一个三巡阅使会议,当时我父亲是东三省巡阅使,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王占元是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直皖之战,取观望的态度,彼时直方有以吴佩孚代王之风传。某一夤夜,在顺承王府我们的家中,曹仲珊同我父亲二人闲谈,彼时我曾侍立在旁。这个时候我家已同曹家联婚,我父亲称曹为三哥。我父亲对曹说:“三哥,而后北方局面,我二人可左右之。不可再弄战争,大家好好地练兵,把地方好好地治理,使老百姓过点太平日子。王子春(占元)彼即应邀来京,我们应该以诚相待,使他安心在湖北为对南方的屏障,你切不可轻听部下的怂恿,再拨弄是非。”
  曹则微微点头承诺。我父亲则正颜厉色,对曹言曰:“三哥你如口是心非,假如你有对王子春不起,你可小心,到那时我可会对你不起,你可不能说我不讲信义。”当时我在旁,听他二人之谈话,我对我父亲的豪爽态度,深为崇敬。
  (笔者按)
  曹仲珊即直系军阀曹锟,天津人。清末为袁世凯麾下第三统制,辛亥革命后始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1922年后为直系军阀首领。1938年病死在天津。王占元则为东北军始创时期张作霖倚重的南方军阀之一。而吴子玉(佩孚)在奉系军阀初创时期,仅仅只是曹锟麾下的中层将官。张作霖的奉系与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之间在民国史上先后发生的两次大战,就是从保定会议的初次见面拉开序幕的。至于直系军阀曹锟,与张作霖的关系始终是尔虞我诈和明争暗斗。张作霖为拉拢曹氏曾把女儿嫁给曹锟之子,结成了儿女亲家,然而在军事与权力的纷争纠葛中却又不得不以彼此政治利益为重。张学良笔下乃父与曹锟对话的场面,写得真实可信,上述描写非当场亲历者不能诉诸笔端。
  张学良在这篇文稿中所说的王子春,即直系军阀王占元、王占元祖籍山东管陶县人,淮军刘铭传的麾下士兵,武昌起义后成为冯国璋部将,历任北洋二师师长、豫南剿匪总司令等职。1919年冯死后王占元改投曹锟,曾任两湖巡阅使。1920年张作霖拟向长江中游扩张东北军的势力,准备以王占元为瓦解直皖两军的内应、因此张作霖才在曹锟面前极为王占春撑腰。不料王占春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与张作霖分道扬镳,而改投曹锟和吴佩孚,1934年在天津做寓公时病殁。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其随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笔者按)
  这是一段鲜为我知的史实。也是奉系军阀在中国外交上首次参与活动的记录。张学良之所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浩繁的东北军人事内幕,特别为陆徽祥关东求款写上一笔的原因,说明此事在张学良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当时东北军补给十万元,其意义无疑超过金钱的本身。
  陆徵祥从晚清时代就是外交官,1919年起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由于陆徵祥任内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遂在“五四运动”时遭到免职。1921年他再次出任外交总长,1922年后出任瑞典公使和比利时公使。30年代初期陆徵祥去职后无意回国,即在欧洲各国游历飘泊,受其比利时夫人的影响开始信仰天主教,夫人殁后陆徵祥向本尼迭克修道院申请做终身修道士,皈依天主教期间,罗马教皇授予陆徵祥比利时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称号,1949年陆徵祥病死在比利时。
  收复外蒙之志来遂
  缘外蒙取消独立之后,由褚其祥旅驻防库伦,民国十年,褚军被白俄恩琴所袭溃,白俄军遂占领库伦据有外蒙。而当时之苏俄屡宣言,如中国不将恩琴驱逐,苏俄势将派军征讨。
  大总统徐东海征询我父亲意见,我父亲甚为兴奋,愿立功边疆,为国家收复失地,以遏外患。我父亲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组征蒙军。一路由张景惠率领集中于张家口,经滂江向叨林进军。主力则由我父亲自己亲领,集中于海拉尔,然后转向克鲁伦,车臣汗进军。彼时我的第三混成旅先头部队,由郭松龄率领,经铁路输送,已陆续抵达扎赉而矣。
  正当此时,湖北王占元之第二师发生哗变,直派趁势驱逐王占元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我父亲闻之大为气忿,怒曹锟趁东北军征蒙外调,而失信排挤王子春,夺取地盘。决心停止征蒙之师,调军回转,向关内集中。以张景惠为西路军指挥奉军第—师、邹芬师、第二混成旅及第九混成旅。我父亲自兼东路军,并分为三个梯队:第—梯队为张作相指挥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之一旅及第六混成旅;第二梯队为我指挥第三、第四及第八三个混成旅;第三梯队为李景林指挥第一及第七个混成旅。骑兵司令许兰洲。继为吴佩孚通电反对梁士诒内阁,战事爆发。东北军战败,张景惠被俘,遂退至秦皇岛附近,拒守山海关。仅余我及李景林两部,小加整补,再度在榆关附近激战,大挫直军,最后媾和,退至山海关外。此即称之第一次奉直战争也。
  回顾这一段战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地盘,而东北军之征蒙事遂,彼时将库伦收回,安有今日之外蒙伪共和国乎?!同时我父亲眼光已向外注视,(那个时候奉天省库存约有三、四千万,此乃奉天省长王岷源(即王永江——笔者注)理财之功绩也),甚想经营外蒙,如此志愿实现,当然不可能再参预内乱。后之研究民国史者,请勿忽略此一件大事也!
  (笔者按)
  恩琴,为白俄沙皇的后裔,后与沙皇当政者分道扬镳,凶恶残忍,对中国领土素怀野心,早从晚清时期即在东北三省边境地区作乱,气焰十分嚣张。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曾多次派兵进剿恩琴,然而将其从科尔沁草原驱逐至索伦边境以后,仍无法控制其侵略凶焰。徐东海,即徐菊人、北洋军阀兼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张景惠、张作相为张作霖在辽西啸聚绿林时期的拜把子弟兄。许兰洲、邹芬等均为张作霖东北军的旧部班底,而李景林则为直隶旧军中投靠东北军的将领。张学良上面提到的各位将领均是张作霖主持东北时期的主要奉系力量。
  至于张学良在文中提及的张作霖向蒙境进军,乃为张氏成为北洋政府任命之东三省巡阅使后的首次出兵。张作霖及东北军与直系军阀曹锟及吴佩孚之间的混战,则促使多年据守山海关为界的奉系军阀 ,从此拉开了进军华北、继而问鼎中原的序幕。
  王永江,张作霖东北执政时代的重要宿臣。1872年生于奉天省金洲城。辽阳警务学堂毕业,1915年起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兼官地清仗局长等职。张作霖整肃东北军纪律时期,王永江曾出任警察厅长,对奉军军纪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严加整顿,深得张作霖青睐。不久即任奉天省财政厅长,三年中他清除外债,财税大增,张作霖遂对王愈加信任。1921年出任奉天省长。王永江虽理财有术,但在官场时时树敌。特别对张作霖多次用兵关外,消耗大量东北官银号库银之事,王永江心中不满,他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反对张作霖兴兵远征,因而引起张作霖的极大不悦。王永江见东北财政日危,苦谏休战无术,最后不得不以眼疾为由称病请辞,张作霖数次挽留,王永江却称病于金洲坚辞不归。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空大元帅时,仍不忘发电恳请王永江复出,然而王永江早已厌恶官场,终于病死乡里。终年56岁。
  三角同盟以及第二次奉直战争
  奉军退出关外,我父亲被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整军经武,创设航空处,兴建兵工厂,改善军事教育,训练青年干部,派遣东西洋留学生。迨至曹锟贿选,同总理中山先生及皖系之浙江督军卢子嘉(即江南军阀卢永祥——笔者注)结为三角同盟,反对曹之贿选政府。总理曾派伍朝枢、汪精卫、李石曾先后来过沈阳。我父亲曾以经济力量协助总理回粤。
  迨至江苏之齐燮元突向江浙进兵,卢子嘉向总理及我父亲呼吁求援。彼时东北之整军计划,尚未完成。我父亲召开会议,我们都说:“军备整理尚未如计划的完成。”我父亲力主即刻行动,向关内进攻。他的理由是:一则应援江浙配合广东,不失盟言;二则如待直派在全国得手,而东北孤立,虽军备完成,亦无用武之地。如他日之败,则不如今日之冒险,败则全信义,力言我已坚定决心,成败不计,汝等为我计划准备行动可也。我等再三请问说:“你老既下决心,我等即当遵命计划矣?!”
  我父亲答曰:“然!军贵神速,一切越快越妙。”我等彼此面面相觑,怆然退下。因为皆知实无可胜利之把握。当时之东北军全力动员只能七万人,而曹吴对东北用兵,我等预计他可以调动二十万人以上。到后来确切证实,直军到战场上的兵力,共计二十一万余人,正是我军之三倍。而我方还是要采取攻势。我们虽无胜利把握,但大家是一条心,愿以死赴之。古人云:“两军作战,哀者胜也!”当吴佩孚到北京寓所于四照堂,“举趾高”之气概,可相对照。当我们出发时,到我父亲前齐集请训后,都含泪而别。因为不知此一去是否再能相见。但皆同下决心,誓死一战。(我将在他日另述我之同仁姜登选、杨宇霆、郭松龄、韩麟春、张宗昌、李景林等诸人之轶事。)
  (笔者按)
  张学良在此段文字中虽对第二次直奉之战没有多加述及,但是这次战争却是张学良自青年投身军旅以来首次在重大战役中取胜。而他在该文开头所说张作霖与北京政府失和,乃为第一次直奉战后北京政府下令免除了张作霖的本兼各职,从此张作霖自组东北保安司令部,与北京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张学良对乃父的景仰与服从,多从他上述这类亲笔撰写的战争片断中一窥端倪。这些绘声绘色的描述构成了少帅传奇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战争乐章。
  齐燮元,直隶宁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巡阅使等职。1937年沦为汉奸,1946年在被处死。伍朝枢、汪精卫、李石曾皆为孙中山先生身边追随者,为二十年代初期赴北方代表孙中山议和的重要成员;姜登选、杨宇霆、郭松龄、韩麟春、张宗昌、李景林均为奉系新旧两派将领,以下各有详介。
  同总理会见于天津
  迨至曹、吴战败,我父亲同冯焕章联名欢迎总理北上,共商国事。我父亲同总理在天津初次会面,相见甚欢。先是我父亲到张园拜访总理,二人密谈甚久,而后总理到曹家花园答拜我父亲,二人又密谈时间甚长。所谈何事,我等则不知也。事后我曾探询我父亲对总理之感想。我父亲对我说:“人家都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他一点也不大炮,此人确与众不同。”
  言之深为钦佩。不幸,总理就是在拜访我父亲那次,感受风寒,致一病不起。总理之对于我父亲,我父亲之对于总理,互相尊重。凡涉东北问题,对内对外,总理皆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归。对于国家问题,我父亲认为应当征询总理意见。所以战事方束,立即敦请总理北上,相见之下,尤为欢洽。言念及此,我心里想,假如总理不死,我父亲能同协作,中华民国史须另辟一页,亦未可知?因而止笔三叹焉!    
  (笔者按)
  从张学良这部自述中所见,凡谈及孙中山先生的部分,无论笔墨多寡,均可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这位中国革命先驱的崇敬之情。民国史料中涉及张作霖与孙中山在天津会晤的情节有限,张学良此次所谈不仅是较为详细的,而且亦是最具权威的回忆。张作霖与孙中山在天津会面之前,电文往还已有多次,南北联合的局面早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即已悄悄开始。至于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评价,虽然寥寥数语,但每个字又都符合张作霖草莽出身的性格特点。读罢确让今天读者止笔三叹。“孙大炮”,系民国初年北方军政界对孙中山先生的别称,即民间流传之绰号也。
  天津张园,位于天津和平区鞍山道山西路口,原为湖北省提督、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在津的私人花园和住宅,故曰“张园”。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时在此园暂居。曹家花园为张作霖从东北来到津门时的临时行辕。
  同冯玉祥的合作以至冲突、
  我父亲同冯焕章(即冯玉祥——笔者注)的合作,以及后来为什么同他又打了起来?这件事不但我都亲自参加,最初同冯之结合,可以说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也使我在冯之勾结郭松龄倒戈之后,立志非将冯焕章打垮不可。因为我当年促成冯与东北合作,而他反来勾结我之部将倒戈。
  缘由民国十二年时,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美国人)到沈阳讲演,同我谈到当时所谓之“基督将军”冯玉祥跟我之抱负多有相似之处。彼同冯系好友,愿从中给我们彼此介绍。我表同意。而后冯密派一北京教会牧师刘芳来沈,同我相谈甚洽,互通信使。此乃为同冯焕章最初之关系。迨至第二次奉直战起,我统兵在前线,同冯接洽,我并未亲为参预,系由马翰荣、张树声等相奔走。我父亲拨给冯玉祥回师开拔经费日金七十万元,在热河湾平,密为签字。相约我军急攻山海关,冯军立即回师北京(关于冯焕章,我他日将另写专章,此处不拟多谈)。
  迨至奉直战事结束,我父亲同冯会见于天津,感想甚好。彼时从中挑拨者,大有人在。曾有人向我父亲上条陈,将冯焕章杀之以谢天下,为后之倒戈不义者戒。我父亲说:“曹锟可称一夫,全国人皆鄙弃之,冯则说不上倒戈,更谈不上不义,假如我来杀冯,那才真可称不义哪。”我曾记忆,焦易堂的挑拨举动。焦先告诉东北人士说:“冯之军队已向北仓移动,有袭东北军之阴谋。”以电话通知北京冯方人士说:“冯玉祥在津已被扣留,速集中军队以挽救之。”
  后来冯我两方坦白开诚说穿,双方皆不直焦之为人,其计不售,得免立起冲突。迨至郭松龄倒戈,乃系冯玉祥事前相勾结。当郭向奉天进军同时,而冯之国民军进攻热河以及直鲁,遏止国民军,临行之时,曾向我父亲问意旨,令我不可渡河,向天津急进,攻击国民军之后背,应拨直鲁军。我深为诧异,同原来出军时之训谕不同,遂用长途电话向我父亲直接请示。我父亲直诘我,如何逗留不进?
  我遂答以前曾奉不渡河面教。我父亲则云:“目下直鲁军困苦万状,来人向我哀告求援,我不忍坐视不救。如你不愿渡河,我则自来指挥。”
  限我在一个星期内,攻下天津,以解国民军攻山东之围。我奉命后,在敌前强打渡河,击溃了唐之道和郑大章的两个军,我也曾遭受重大损失。迨我军到达开平,国民军则撤出天津,向北京退却矣。
  (笔者按)
  张学良在这一节中称将来对冯玉祥另拟一节加以专述,遗憾的是,他此后并没有真正兑现,于是这就成为张学良在世时惟一论及冯玉祥将军的文字了。张学良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历来十分微妙。他们多年在战场内外交往,既有恩惠亦有怨尤。张学良与冯玉祥的芥蒂,当起自1925年的郭松龄反奉,张氏始终认为盟兄郭松龄的倒戈惨死起因于冯玉祥的暗中策划;而史实是否如此,则当事人各有不同说法。至于冯玉祥和张学良的私人感情,从冯玉祥生前给张学良的题词及信函观之,当属情投意合之忘年之交。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玉祥冒死向蒋介石请求从轻发落张学良一事,则更加清楚地再现这对叔侄般忘年将领之间微妙的感情。
  冯玉祥,河北省青县人,基督教徒,少年时期即有爱国思想,1896年起入清兵营防,先后任哨长、北洋陆军营的后队队官、团长、混成旅长和陕西督军等职。为直系军队中的重要将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赴俄寻求真理,回国后在广东组成革命联军。“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张学良因“西安事变”失去自由后,冯玉祥、于佑任等人为其恢复自由多次向蒋介石呼吁求救,1948年冯玉祥意欲经苏联返回中共解放区,不幸在海上遇难身死。
  同吴佩孚会见以及就任大元帅
  郭松龄事变,国民军向直鲁进攻之时,冯玉祥又驱逐段芝泉(段祺瑞——笔者注)执政。前后以黄膺白、贾德耀祖阁,摄行政府职权。迨至国民军退至南口,北京已成无政府状态。
  缘国民军进攻直鲁之时,吴子玉(吴佩孚——笔者注)在鄂豫收容其残部复起。而张宗昌(山东军阀——笔者注)因山东独立,遂同吴结合,吴军由河南北上,威胁国民军之后侧背。迨至国民军退出北京,由张宗昌之斡旋,我父亲同吴子玉会见于北京。(我乃初次亲得瞻仰领教了这位吴大帅,我对于他的观感,我亦准备给他写一专章,此处不拟多述。)
  北京既成为无政府状态,吴同我父亲会见之后,吴提出恢复杜锡圭之内阁,暂时摄行政府职权,以王怀庆为北京卫戌总司令,我父亲皆允吴之请求。我得知之后,则十分反对,因杜本曹锟时之内阁,曾下讨伐令者,此岂不是承认了曹之正统乎?但我父亲说既已应允之事,不可食言变更。(此事之发生,与张宗昌、李景林二人皆有关,将来在张、李专章中再为详述。)
  我深为气忿。吴子玉在我父亲面前大言夸口,彼负责攻下南口,生擒冯玉祥来献。但迄至南口陷落,吴亦未曾有一兵一卒到达前线,仅其本人在长辛店呐喊而已。迨至张家口占领之后,我回师北京,因借王怀庆南苑驻军闹饷之故,将王军包围缴械。王怀庆及杜锡圭皆离京辞职而去,由顾少川(即顾维钧——笔者注)代理国务总理。北京再成无政府状态。
  为期不久,自称五省联帅之孙传芳在江南不能立足,率其残部退至江北。由张宗昌、杨宇霆斡旋,(张为孙之同乡,杨为孙之同学),孙亲来天津向我父亲请罪,由彼等议计,举我父亲为大元帅入京执政。此事,我因正统军在京汉线上,未曾参预,但我甚不赞同,我父子之间因之发生不愉快之感。我对杨宇霆的恶感,更为加深。(杨宇霆之事,我将其专章中,当为详述。)
  (笔者按)
  张学良在此提到与东北军有过特殊关系的两个南方军阀,一是吴佩孚、二为孙传芳。虽然张氏后来再没有为吴氏、孙氏另写过专章详论,可是读者仍然可从张学良的简洁语言中看出他与吴、孙两军阀视若仇雠的关系。特别是孙传芳勾结杨宇霆、张宗昌等军阀推举乃父张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一事,张学良所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多年来始终不为外界所知。国内相关史料对此亦无任何记载。此次能从张学良的《自述》中发现这一章节,当然对填补历史十分有益。张学良不赞成其父在北京中南海实现其“皇帝梦”,并将自己的观点首次表达得如此清楚,还注明他对其父就任一事“未曾参与,但我甚不赞同。”张学良甚至还称为了此事,“我父子之间因之发生不愉快之感。”从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反对封建帝制的进步思想。在南北方军阀混战的年代,他竟然高风亮节,又对纵恿其父成为“中华民国大元帅”的杨宇霆由此产生“恶感”,少帅强烈的爱国之心在这段自述中显露无余。
  黄膺白、贾德耀均为北洋旧臣,在军阀混战中曾先后组织临时内阁,控制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黄膺白即黄郛,浙江绍兴人,老同盟会员,第一次直奉战前在北洋内阁中先后出任外交和教育总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始任代理总理。
  搜查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
  民国十六年间据确报,北方共产党的大本营潜藏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我父亲怒苏俄违反中俄和奉俄协定,干涉我内政,借外国特权,掩护共产党人。遂密派军警,突然进入东交民巷之苏俄大使馆。此为满清以来,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乃为首次,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搜获甚多苏俄对中国阴谋之文件,惜当时有一部分的文件,正在开始焚烧中,军警虽竭力抢救,但有一些已经烧毁矣,公布之文件乃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皆存于北京宪兵司令部。李大钊等交于北京地方法院,审讯法办。
  (笔者按)
  关于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一事,多年来报章虽不时有所披露,但大多语焉不详。此次张学良在《自述》中披露的相关内容,虽然囿于当时幽禁台湾的特殊政治情势,其所持的立场未必可取,不过此段文字仍然不失为李大钊被捕遇害的内幕资料。张作霖抄苏俄使馆乃为中国外交史之先例,同时也是张作霖反苏思想的集中体现。勿庸置疑,此事亦与日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与苏俄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挟求索
  迨至北伐军渡江北进,日本政府趁机向我父亲要求所谓满蒙五大铁路权益。我父亲盛怒之下,曾对芳泽公使恶言相加。后来日本向山东出兵,向北京政府提出维持关外治安的照会,我父亲曾抗议日本政府干涉中国之内政。因而自觉日本人之居心险恶,趁机窃取权利,遂决心退出关外,不想继续作战。因之引起日本少壮派军人之嫉恨,认为不可能为其傀垒,致遭皇姑屯之难。
  (笔者按)
  芳泽,即芳泽谦吉,时任日本国驻北京公使。他是田中内阁里极力促成“满蒙协议悬案”尽快落实的鹰派人物之一。芳泽从1927年起即向张作霖要求落实的所谓“满蒙五大铁路权益”,系指1925年东北发生郭松龄倒戈反奉期间,张作霖在岌岌可危形势下委派杨宇霆向日本关东军求助时所答应的条件。即后来的“满蒙协议”。杨宇霆当时请求关东军支持张作霖夹击郭松龄时,与日方的交换条件是:在共同剿灭郭松龄之后,将会给予日本以满洲五大铁路的经营权益,其中包括:l.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岸线;2.自长春至大赉线;3.自吉林至五常线;4.自洮南至索伦线;5.自延吉至海林线。
  但是,张作霖在剿灭郭松龄,继而执政北京以后,对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扩张野心却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断然拒绝兑现1925年的“满蒙协议”,因此酿成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我父亲本于农历四月十七日(六月三日?)拂晓,被炸流血过多,到家之后,不数小时即逝去。临终之时,说了两句话:一云我要走了!一云不要告诉小六子(小六子乃为我的乳名)。当时沈阳情势,十分险恶,日本浪人以及便衣队到处滋事。奉天省长刘海泉(即刘尚清,辽宁省铁岭人。曾任东三省官银总办、黑龙江省财政厅长等职。张作霖在北京组织政府时任农工部长,后改任辽宁省长兼财政厅长。——笔者注)值我父亲殁时,彼为奉天政治负责之人,气愤填膺,欲将我父亲被炸逝世之详情,公告天下,以期世人知晓日本之险恶和谋夺侵略之事实。当时军事负责人为军署上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臧士毅(臧之为人,沉着谋勇,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惜其未能全晚节,但其有情可原之处,世人多不知也,我将为其写一专章,此处不拟多述)力阻,遂秘不发丧,一切计划布置,统由臧之主持。沈阳得免于难。日人竭力侦询,未能确知我父亲已逝去之事,否则恐“九一八”之变,当年在该时爆发矣。迨我侨装潜抵沈阳,将奉天、黑龙江两省军政大事,皆布置妥当,于六月十九日,公表我父亲之丧。
  我父亲在皇姑屯中日两铁路十字交叉路遇炸。该十字交叉为南满路架桥行其上,京奉(北宁)路行其下,南满铁路两侧素为日本铁道守备队警戒区域,中国军民从不许在该区逗留。如被其发现,射杀勿论。所以该桥梁属于日本警戒,中国人不可能停留之区域。(日本方面声称,皇姑屯炸弹为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曾弄死两名中国无辜,置尸于桥下。此真滑天下之大稽。犹如“九一八事变”,日人诬我军破坏南满铁路。殊不知南满铁路线上,我国人除可在指定之道口通过外,从来不可以在其铁路附近停留。日本守备队时常射杀中国无辜的百姓,此种事实多为东北人所目睹。谁能去埋藏炸弹?谁能去破坏铁道?自然,这两种重大事实,今日不只我,举国人皆已知其填相,即全世界都已明了矣。
  我如今顺便提一提,是欲说明日本军人用些无聊小伎俩,欲掩天下之耳目,结果毁人自毁,到最后自食其果,殊谓无报应因果乎?!日本军人在南满铁道之桥础上,安装了电泡发火的爆炸物,待我父亲的专车由桥下经过时,引火爆发,将桥梁炸毁,致桥下列车同时被摧残。
  这里我说一说,不可思议之事:该列车搭乘人员,约四五百名。这一强大的爆炸,桥梁横飞,车厢被毁数节,而后起火,全列车被焚。在想像中,必致死伤多人。然令人不可思议者,被炸死之人,仅列车中最重要的两位:一为我父亲;一为黑龙江的军政首长吴兴权(俊升),即令用枪射击,恐亦无如此准确,此岂人力能致之乎?!
  而主持东北前后事变之日本军人,如白州、土肥原、本庄、东条、板垣、河本等等,到后来,或为授首,或不得其死,使你不得不信因果爽然。这里恕我奉劝世人,无论大事小事,千万不要亏心,我们有句俗话:“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扪心自问,上不愧天,俯不作人,这是最痛快、最舒服的事。你如自己清夜省察,你就会发觉,在你之上冥冥中有个主宰,你不可不畏敬也!
  我写到这里,心情痛苦之余,我愿以超然除去我父子的感情,说一说我对我父亲的观感。
  他老人家有几宗事,使我衷心敬佩,这不是我以儿子的地位来恭维他。反过来说,他老人家也用不着我来恭维的。
  对沙海子的决斗,不愿糜乱地方,涂炭生灵,使我佩服他慈祥豪侠。
  只身对抗蓝天蔚,维护赵次帅,使我佩服他忠义胆壮。
  ……;对日本要挟之不屈服。使我知他爱国并不后人,敬佩他大义凛然,这里关于他老人家,还有两件事,我来补述一下。
  (笔者按)
  张作霖死后“秘不发丧”之策的策划人臧士毅,字奉久,沈阳人。曾任黑龙江省督办公署参谋、卫队团长、东北陆军参谋长、城防司令、东三省兵工厂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皇姑屯惨案发生时,臧士毅任辽宁省长,恰好在沈主持东北政务,因此他提出对张作霖死亡“秘不发丧”的主张。此前,国内各类文艺作品,对“秘不发丧”的主张者始终众说纷纭。例如电视剧《少帅传奇》等均以于凤至夫人为“秘不发丧”的策划人,以此讹传,真伪难辨。张学良自述证实系臧士毅在当时情势下提出了“秘不发丧”的决断,从而澄清了混淆不清的史实。
  皇姑屯事件,对张学良来说是人生中难以忘却的历史一页。因为他的父亲张作霖就蒙难于此。而这一天恰好就是张学良的生日——1928年6月4日。为了记住这刻骨铭心的一天,张学良从此改每年阳历6月1日为自己的生日。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乃父的一往深情。至于他在该文中所称皇姑屯事件,专列上数百名随行人员遇炸时均安然无恙,只有两人意外丧生一节,确为历史的真实。其中亦确有让人不可思议之处。另一位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吴俊升,在列车遇炸时恰好与张作霖同在一节车厢之内。但在同节车厢中的高级官员之中,尚有吉林督军鲍贵卿、东北元老莫德惠、张作霖的六夫人岳氏和刘哲等十余人,然而只有张、吴两人丧生,此确为千古奇案!
  吴俊升,字兴权,辽宁省昌图县人,为民国时期奉系军阀中第二号人物,早年贩马为生,晚清时代始入军界,由一个骑兵把总、哨长直升至后路巡防营统领、辽洮镇守使等职。1908年张作霖从辽西去辽北剿匪时与吴俊升成为两路对峙之势,彼此明争暗斗多年。辛亥革命后张作霖夺取奉天军权后,吴俊升则改投张作霖麾下。吴俊升虽是胸无点墨的军人,却有一套精熟的官场逢迎之术,因此他后来得以与张作霖化敌为友,并被张倚重并授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等要职。1928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返回东北时,吴俊升本在沈阳任东三省后方总司令,但他为巴结张作霖而亲自迎迓到山海关。不料次日凌晨,当他和张作霖同车经过皇姑屯时一起遇险丧生。
  义释刺客
  我父亲为盛武将军时,曾被人投掷炸弹,后来将投弹之人捕获,我父亲亲自审讯。问该人为什么要来炸他?该人慷慨答称:“我是革命党人反对帝制,你同张勋勾结,图谋复辟,所以我要杀你。”
  我父亲再问他:“你就是为这个吗?是否有人主使?”该人大言曰:“我堂堂七尺,无人可以指使我,亦无人可以用金钱来买我的命,我是爱护中华民国,不惜生命,要打破你们的复辟梦。”
  我父亲答该人说:那么你是误会了,我同张勋不但是好友亦是亲戚,可是他的复辟思想,我从不苟同。你是误听流言,几乎白送了有用的性命。你是个爱国者,你是个好汉子。我现在已经对你说明,我今放你自由,请你而后详细调查,如我真有复辟事实,你可以再来炸我。即当堂将该人释放。
  (笔者按)
  军阀张勋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1925年急欲出关,向华北及中原扩展势力时,一度想借重张勋在江南的军事势力,因而便有两张联姻之事的发生。张作霖以其四女儿张怀卿嫁于张勋之子张梦潮,其用意全为政治出发,希冀借以促成东北军问鼎江南之势。然而这桩政治婚事并不如意,从开始即遭到包括张怀卿本人在内的张氏族人的反对,除张勋在江南素有恶名之外,张梦潮本人患病多年也为四女怀卿难以接受。然而张作霖毕竟一言九鼎,张怀卿这不如意的政治婚姻一直延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张怀卿才在其兄张学良的支持下,在天津与张梦潮办理了解除婚约的手续。
  视民如伤告天求代
  每逢农历除夕,我父亲必斋戒礼神。某年的除夕,我父亲令秘书长谈铁隍替他作了一篇告天文,大意是“他痛伤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此岂人民之罪乎?或系群魔作祟乎?祈上天赐给人民平安。愿上天将诸魔收回,自恐亦是群魔之一,甘愿先去,否则祈祝上天开恩,降福除灾。如人民有罪,我愿以身代之云云。”
  请当时之奉天省长莫柳忱(即莫德惠——笔者注)为证,共同祈祝。此文我未亲见,此事我亦不知,此乃莫柳忱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决不是这短短篇幅所可以写得完的,也不是我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像得出来的。总之他乃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人物,我不想再往下写了。一则我文笔拙劣;二则我是他的不肖儿子。现在恕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具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有项羽、陈友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四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笔者按)
  张学良历来反对“丑表功”,他对自己人生从来少有褒奖。而在这篇自述中,他竟然为作古多年的父亲张作霖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委实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张学良在文稿中竟把乃父称为“英雄豪杰”,甚至可与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项羽和陈友谅相提并论,确有一些溢美之嫌。不过,张学良的直率使然,真情自然流于笔端。而他在心中对亡父多年寄予的深情,用上述文字回祭祖先,亦未尝不在情理之中。张学良的评价与国内几十年对张作霖的民间说法有些大相径庭,因此让人读来耳目一新。尤其是张作霖旧历春节请人书写《告天文》,自称他是上天派下的魔鬼,如为黎民百姓之福祉,情愿早日归天等语,尤为生动,尤为感人。如果张作霖在世时没有其事,相信张学良绝然杜撰不出这样感人并符合张作霖这历史人物性格的细节。张学良的自述也因此具有了强烈的可读性。
  莫德惠,字柳忱。祖籍黑龙江省双城县,但他出生在新疆。1906年就读于天津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回吉林任警视厅西局局员、滨江省巡警局局长、奉天省双山县长;1925年后始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奉天省代理省长等职。1928年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后,莫德惠任东三省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全国抗战以后,莫德惠出任国民参政会主席、东北救济会副会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先后任国民党考试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他是张作霖时代的宠臣,亦是张学良执政东北期间的重要阁僚。与张氏父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官场人物可比。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失去自由以后,东北军旧宿中惟一可经蒋介石允许前往张学良幽禁地探望的人士,只有莫德惠一人。1968年4月17日在台湾病逝,享年85岁。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