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常城 何健沙
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原则有条件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同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①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北伐战争的胜利，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很难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结局。当我们回顾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不能不想起张学良将军，他在推动这次“合作”时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和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是“特别使人怀念”的。②本文想就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的思想变化，特别是他发动“西安事变”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巨大贡献，略作论述。
一
张学良将军，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东北地方首脑。从1928年7月主政东北，到1936年“西安事变”，在8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前后对比，判若两人。
从他上台主政，到1925年底，在较长的时期内，他热衷拥蒋，随蒋“剿共”。东北“易帜”，是他拥蒋的开始。1930年，当新军阀混战达于高潮，蒋介石和反蒋各派胜负难分时，举足轻重的张学良，率军入关，助蒋取胜，稳定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由此，他在南京政府中，身任要职(海陆空军副司令)，统辖北方八个省区(东北三省、华北五省)。当年，年仅三十的张学良，在南京政府中地位显赫，几乎成了仅次于蒋的人物。当他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时，蒋在南京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高官“一律身穿制服”，“渡江恭迎”。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他“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来所未有的。③这时的南京政府，蒋张是核心实力人物；蒋在南方“围剿”红军，张在北方为蒋坐阵。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张学良追随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听蒋介石摆布”。在日本南侵，榆关、热河失守时，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要求撤换张学良的呼声，起自四面八方。奸险的蒋介石，“用苦肉计，使张下野”。蒋对张说：“我们二人同乘一条船，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个人”，“张毫不迟疑回答说，当然是我下去”。对蒋之奸计，东北军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要当即“扣蒋”。但张对蒋迷信过深，仍相信：蒋之所为，“不是为私，而是为公”。④
下野的张学良，于1933年4月，出游意大利。他在意大利虽不到一年，但受毒很深，“欣赏他们讲独裁，不讲民主，拥护一人为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因而归国后，“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⑤
1934到1935年，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驱使下，执行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他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指望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在拥蒋、反共的道路上，是走得很远的。但全国的抗日反蒋怒潮，汹涌彭湃，他这条逆历史潮流而动之路，终究是行不通的；他越走越痛苦，越走越不通。历史的潮流迫使他不能不转变航向了。
促使张学良从拥蒋“剿共”转为联共抗日，直至发动西安事变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起决定作用的，一是他的“剿共”战争，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使他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一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党对他和东北军耐心细致的争取。
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是很卖力的，但在西北，他“剿共”3个月，不但一无所得，而且损失将相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不能不给张学良以极大的震动。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⑥“剿共”的挫败，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首要因素。长期拥蒋“剿共”的张学良，不遭到如此惨重的挫败，是很难改变政治立场的。由于“剿共”的挫败，他进一步尝到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苦汁，“非常寒心”。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削弱之：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师长家属所请之十万元抚恤金，也被“驳拒”；以致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经降低到不值十万块钱!”⑦特别是1935年11月，当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败军之将“大受奚落”，与1930年蒋对他的盛大“恭迎”相比，天壤之别。张受刺激很深，“波动很大”，“感到蒋介石已不重视……内心开始动摇”。⑧不久，他曾派人到两广探视李宗仁、白崇禧的对蒋态度，以求联合。李、白回话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愈听他的话，他越看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⑨这些，都深刻地教育了张学良。
同时，张学良所依靠的东北军，在反共内战中早已“军无斗志，士多反蒋”。他们从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痛感家破人亡之苦，许多人携妻带子，形同流浪，内心悲切。他们大声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打死，还不如和日寇拼命”。他们被红军打败后更士气衰落，在作战中有的与红军联欢，有的自动放下武器。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反内战要抗日的亲共反蒋气势，对张学良以极大的影响。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华北，并将铁蹄踏进绥远，眼看即将打到东北军头上了。在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抗日与反共的矛盾，国民党中央嫡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在全国，首先在西北地区尖锐地交织在一起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党中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决策，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博得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响应。党向东北军提出的“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拨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弦。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苦闷彷徨的张学良，反复思考：想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代蒋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看当前，作蒋介石的“剿共”工具，“既挨了红军的打，又要受‘中央’的气”，甚至整个东北军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他注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遂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全国最坚定的抗日力量，在民族危亡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后来，他在“自述”中写道：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我征求部属意见，结果提出的建议是：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停止剿共战争，保存我们的力量，团结其他方面共同抗日”。⑩
于是，张学良主动接近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李杜等，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党立即派出李克农、刘鼎、宋黎等同志，与张进行了多次有益的会商和密谈，并留在他身边工作。党更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推动张学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派周恩来同志，于1936年4月，在廷安天主教堂与张的会谈，解决了张学良的各种疑虑。“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极为钦佩”。这次会谈，“对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11)从此，张学良的政见，完全转变了。
张学良的巨大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外因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之外，还有他主观的内因。这就是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早在1921年，当日本驻奉总领事与张作霖交涉时，张学良见其父对日让步，即“以激烈的言词威胁乃父张作霖”，为此，父子间曾大肆争吵。(12)后来，张作霖对日本“不肯听话”，也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13)1928年，他上台后，不顾日本的种种诱逼，毅然实行“东北易帜”，以摆脱日本的控制，并推行了一系列的反日政策。九一八事件后，他虽然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却暗中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特别是其父死于日本的毒手，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国难家仇”交织一身，使他的反日思想日趋强烈。他从意大利归国后虽然随蒋“剿共”，但并“不热心于内战”，时刻想着抗日战争。他在武汉时，“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时常对同室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他过去的罪过，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立即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14)他不满“内战”的情绪，时刻流露于言表：他说：“政府的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却)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将失掉人心的支持”。(15)
这些，充分说明：张学良既有他拥蒋“剿共”的一面，又有他反日爱国的一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张学良“对抗日始终是忠诚实意的”，他的反日爱国思想的产生，有其长期深厚的历史根源：他从小就生活在受日本严重侵害的东北：“日本炸死他的父亲，侵占他的地盘，使他的军队损失一半以上，财产损失百万以上”。这种遭遇，是和他处于同等地位的其他统治者所没有的。他怎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呢?
过去有些书刊，在谈及张学良的转变时，主要强调他受客观外因的逼迫，而忽视他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的内因。这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思想和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其内因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二
张学良的反日爱国思想，迅速转化为联共抗日和捉蒋抗日的实际行动。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他和杨虎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为培养抗日骨干，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成立东北军的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一二九革命青年；并在黄显声、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师、团、队中，大量招收平津等地的抗日学生，张学良还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参加者全系进步革命的青年军政干部，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张潜华、马绍周、宋黎、解如川、刘澜波、项乃光等均系该会成员。叶剑英同志特应邀到西安，取进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和组织工作，帮助东北军的抗日准备。在西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张、杨的支持掩护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西救”)和“东北民众救亡会(“东救”)先后成立，积极活动。他们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呼吁“停止内战”，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在绥远抗战发生时，东北军请缨抗日，“西救”和“东救”发表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迅速将“内战”军开赴前线，以共同对敌。总之，在张、杨统治的西北地区，抗日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当蒋介石电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宋黎同志等)时，张学良闻讯愤怒，立即派人要回被捕者，并毅然派兵包围了“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1936年8月29日的“艳晚事件”。这一震惊南京的事件进一步表明了张学良的联共抗日决心，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之后，亲抵西安。带领20余名高级将领，调动30个师的兵力，逼张“剿共”，并密谋解决张、杨，这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已下定决心，针锋相对，秘密制定了从“苦谏”到“兵谏”的对策计划。即第一步，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无效，即采第二步，“兵谏”蒋介石、逼他抗日。张学良凭他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找蒋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16)张学良说，对蒋介石，“我真是用尽心机……舌敝唇焦，而且是绝对纯洁无私的”。“而他(蒋)对高级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17)为了作仁至义尽，12月10日和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全国人民急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成为民族罪人，成为袁世凯第二。反动顽固的蒋介石，不但毫无悔悟，竟破口大骂。至此，张、杨已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也是张学良(当然包括杨虎城)爱国思想发展的高度表现。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所表现出的无私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旧将领来说，是罕见的。事变发动的第二天，“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对事变的发生都一致以“英雄、冒险”四字评之。没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无私无畏的英雄胆略，怎能冒着权位的得失与生命的危险，来发动如此惊险的事变呢?
西安事变，与过去的军阀争权不同，也和一般的军事政变不同，它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权利和私欲，而是出于善良的抗日救国愿望，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发动的。张学良的这种高贵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之中。张学良在谈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时说：“我们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18)当事变发动后，还未抓到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将领激动地谈道：“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19)这席话，也表现了张之捉蒋，全是出于救国赤诚的。后来，张学良在放蒋送蒋的问题上，虽犯有不够慎重的错误，以致为蒋长期扣压；但送蒋，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表现了张为抗战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20)张被扣后，1937年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21)又一再表明了他的爱国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
过去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西安事变”的某些刊物，在评论“西安事变”时，主要强调“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历史意义，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对张、杨发动“事变”的重大历史功绩，却很少加以应有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欠缺。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历史研究中“左”的偏向的影响；同时也许有“暗中保护张学良”的意图。历史研究应实事求是，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应如实地评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赞扬他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三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主义激情的总爆发，是国民党营垒内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地方实力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卖国反共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高峰；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2)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无疑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处在中心地位的关键性的历史人物。没有他在西北的出现，西安事变或许是不可能的。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和解决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安事变不朽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使它走上了它本来应该走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开创的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被断送了；中国革命出现了曲折，开始了十年内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和华北的步步侵略于不顾，镇压和破坏全国人民和各界各军的抗日救亡运动；集中了几十万以至上百万的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规模日益猖狂的反革命“围剿”。由于我党本身的严重“左”倾错误，没有打破从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革命走了上艰苦危难的道路。此后，到“西安事变”前，党虽然举行了“遵义会议”，实现了党史上的伟大转折；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使革命转危为安；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革命仍未摆脱艰苦的处境。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我党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进行“国共合作”的倡议，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继续猖狂进攻红军。当时，红军刚到陕北，蒋介石除驱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围剿”红军外，还将30余师的“嫡系”大军，开往西北，督促张、杨部队，参加反共战争。而这时，红军的实力在长征过程中确被削弱，还来不及整顿和补充；加以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困难是十分严重的。看来一场大的历史曲折已有不可避免之势。这时，历史又一次把张学良将军推到了十字路口，他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不过，这一次和1930年的军阀混战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说，那次，对张学良来说，是支持哪派军阀的问题；而这次，是要他在民族英雄和民族罪人之间进行选择。张学良将军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毅然选择了他应该选择的道路。他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以武装反抗的形式，强迫蒋介石改变其顽固坚持的反动政策；在危难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的历史曲折。这样，就结束了蒋介石十分不愿结束的十年内战，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出现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全民族的反帝战争，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时，周恩来同志高度评价了这次事变的历史意义，他说：“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他明确指出：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23)如果没有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也许要推迟好多年。因此，在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再次高度评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誉他们为“千古功臣”，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24)
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被誉为“千古功臣”，主要在于他能在民族危亡关头，出于爱国主义热忱，顺从人民公意，以惊险的自我牺牲精神，迫使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面抗日战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一样，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成为我们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促成他出色行动的核心思想，是爱国主义激情和“联共”思想的结合。
现代的中国向每个真心反帝爱国的人士，提出了一个与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不同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能够和共产党合作，愿意“联共”。历史要求所有的真正爱国人士，都能跨过这个新的高度。孙中山先生是首先跨过这个高度的革命家，他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首倡了“国共合作”，他成了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不朽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以后，特别是在1927年“四一二”以后出现的大多数新军阀中，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根深蒂固的反共顽固立场，他们对共产党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中的很多人，把追随蒋介石进行“剿共”做为他们终身的职业。他们自称是国民党人，却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就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中，这类人物也不是没有的。
张学良将军出身于中国大的封建军阀，并且子继父业。1928年以后，他曾热衷于追随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站在蒋介石一边。但严酷的历史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痛苦地感到：拥蒋“剿共”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的帮助推动下，他终于越过了他个人小的军事集团的狭隘私利界限，在民族危亡“寇深祸亟”的形势下，坚决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在西北最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同志的“延安会谈”，是他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这个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我党和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的统一战线；它是走向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和榜样，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会谈”，是张学良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的道路。他在南京被扣后，仍转告东北军将士，表明他联共的信念。他说：我个人虽然牺牲了，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25)
张学良将军，不满足于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决心用局部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以实行全面的“国共合作”。他认为，仅仅有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当时掌握着全国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也组织在这个统一战线之中，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据西安事变参加者之一的刘鼎同志回忆：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我党的“反蒋口号”持不同意见，“认为反蒋抗日行不通，劝蒋联蒋有希望有可能”。“我们同意张学良的分析，他很高兴，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因此，可以说，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在某些程度上也吸取了张学良的建议。
西安事变确是一件非凡的壮举，但事变本身还不能立即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因此，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关键。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另一个历史功绩，就是他和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不谋而合，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且认识到，要想实现这个方针，必须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因此，在事变当天立即给我党中央打电报，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同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当周恩来同志到达西安详尽地阐明了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十分敬佩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立场，因而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代表团的一切主张无不乐从。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成分是很复杂的：其中少数高级将领立场反动，事变发生后心怀异志，有的在当时或不久即叛离而去；有些人动摇不定，左右张望；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张亲自培养，提拔的少壮派军人；其中大多数真心实意地拥护张、杨，是进步的左派，但也有少数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混迹其中，而受重用。加上“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派大批特务窜入西安，托派又乘机活动，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故意把水搅混。这些人交错一起，极力煽动严惩蒋介石，主张决不轻易放蒋，提出“枪毙蒋介石”。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何应钦之流，极力图谋利用“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取蒋而代之，因而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置蒋于死地。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时局的混乱，使形势瞬息万变，间不容发。在这历史关键时刻，张学良在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对内力排众议，说服少壮派的过“左”要求；对外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进行审慎谈判。在取得了蒋介石关于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之后，即断然放蒋回南京，使“西安事变”得以尽快地和平解决。历史证明：张学良不但发动“西安事变”有功；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面，也是有功的。
“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发动中国全面抗战的关键。在这个历史转变的关键中，张学良将军是有其不朽的功绩的。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的48周年。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至今仍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将军，更加怀念他不朽的历史功绩。我们并由此而想到中共中央提出的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这个主张与当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一样真诚的。为了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设想，期望台湾当局作出积极的响应。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它和当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一定要实现的。
注 释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② 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④ 同上。
⑤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3页。
⑥ 西北大学历史系现代史研究室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446页。
⑦ 同上。
⑧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65页。
⑨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2—163页。
⑩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0页。
(11)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0页。
(12) 〔日〕野田凉《满洲建国与在奉天活动的主要人物》，第3页。
(13)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18页。
(14) 王兰《蒋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15)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39页。
(16) 刘鼎《谈西安事变》。
(17)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
(18)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26年12月13日)。
(19) 同(11)，第54页。
(20)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21) 同(11)，第72页。
(22)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7页。
(24) 同(11)，第81页。
(25)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第72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