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宋纹縯
史学界关于张学良与明史研究这一课题，至今仍如一片荒原。直接可征用的资料几乎全无，实难着手开垦。但张学良一生，确又与它结下不解之缘，令人关切。本文拟对此作些探索，以就正于同业。
一、一生与明史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西安事变前，不少迹象表明，张学良对明史已有所留意。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日寇攻占山海关后，一些不清楚他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黑锅内幕的人，在报刊上比他为明末擅弃关外的辽东经略高第，骂他为吴三桂。舆论的指责，他当时实难剖白国人。他是对传统历史文化有相当根基的人，能不细温满清入关进据北京到明亡这段历史并深究其根由么!“据东北军一些将领回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认真研究过明末历史；他认为抗战前夕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①1935年9月，他以“剿共副总”职去西安继续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还携着一函木板精印大开本的《绥寇纪略》。那是唯一详记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作者吴梅村也正是有名的《圆圆曲》诗的创作者。他非但自己“咀嚼体会”，还嘱咐秘书应德田“好好看一看，看完后把其中要点讲给他听”。
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幽禁。抗战初迁贵州修文，居明朝王阳明大讲“知行合一”哲学的故地阳明洞。得知获释无望，遂潜心研究明史。所需资料多由宋美龄据他开列书目派车送来。摘笔录，写眉批，还要写些心得送与蒋介石看。1947年6月他迁至台湾新竹，还写信求他首芳大姐购寄《明史》，信中饱含激情而隐具深意：
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纸包好，打箱或用它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这确是一篇极富信息的珍贵文献!他已步入老年，仍要继续研究明史。并且仍记得1936年他司令部所在地的南辕(今作“院”)门街旧书店橱架上有大字本《明史》，殷殷渴望能在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地方买到《明史》。这更说明，他在当时确已特别留意明史。
二、研究明史的目的、范围与心情
张学良一生对明史如是心醉，幽禁中仍发愤专攻，其研究目的、范围又如何呢?
1982年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访问他时，他曾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对他的研究明史，大家向来的意见也是：有明一代，大半时期处于紧张的内忧外患之中。其历史背景与中国近、现代近似之处颇多。特别是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如何制定、运用，更具历史的普遍意义。这与张学良“抗战前夕的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问题似还不止于此。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内忧外患也并非明朝所独有，他何以独取明末呢?笔者认为，这和他的个人身世、经历、感情有关。明朝内忧外患多在东北、华北；早期蒙古领主企图卷土重来，在东北、华北；中后期日本两次进攻朝鲜窥伺中国，在东北、华北；特别最后数十年，后金(满清)崛起大举侵明，并和长达20年之久的国内农民战争形成相互影响的三方面政治、军事格局。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尖锐、集中和解决的地方，也在东北、华北。加之，张学良曾先后任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华北军政长官和内地行营主任与剿共副总司令，其职位、殊遇与处境，完全相当于明朝最后数十年御满、剿寇的一些经略、总督、总理、督师、巡抚大臣，如杨镐、熊廷弼、孙承宗、高第、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历史常常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相距300年的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内外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情势却如此相似，相互间的人事、政策、军略与事件，能有几个不具历史类比的启迪、昭示意义，其教训又何尝没有一脉相通之处呢?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他专攻明史，潜心研究，便不难理解了。他，要以它作镜，特别是把范围、重点放在明朝后期，甚至别具个人感情并兴趣浓郁地偏重在末年那个三种力量抗衡的大动荡时代。而且，还必然要联系、渗入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等他直接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比，汲取历史教训以窥得失，并中肯地评价他自己。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也不会“全面出击”，将明朝276年有关的课题都加以研究。据沈醉等人忆述，他几次请求蒋介石允许他与史学专家们作些心得交流讨论，都迭遭拒绝。王阳明居阳明洞(贬谪于此)还有点读写自由，他呢?这方面恐连被囚土室的文天祥也不如。所以，他的研究课题，将是无法摆脱他个人的政治、军事生活经历的。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明史研究也只能是上述的那些范围和重点，与中国百年来，特别是30、40年代前后的中国政局息息相关的。
三、心得管窥
据上论述，下面仅就他研究明末历史与其个人身世、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四个方面，特别是后两方面作一比较，以窥其明史研究的原因与心得。
(一)明末历史与个人身世
这里只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作为清末民初的旧军人、旧军阀，统治东北约30年。恰巧，明末也有一对“老帅”、“少帅”，非但同为东北人，统治东北(辽东)也30年。尽管他们官职地位、影响及家庭、性格等差异自有，而相似之处却非常之多。那便是李成梁和李如松。他研究明史，不专注东北，不被这父子二人吸引并大呕心血，那是不可思议的。从这里，很能透视出他的一些思想。
李成梁，《明史》本传称他“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这位明朝东北“老帅”，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对满族反明弹压甚力。1902年章太炎号召推翻满清时曾疾呼：“愿辽宁人勿忘李成梁”。而张作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下第一个遇到自身存亡问题的军阀，想倚重日本又不愿将东北沦与日本，有妥协又有抵制，结果被日本人炸死。他与李成梁是难以相比的。但李成梁“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②这些表现和张作霖相较，又是大体相同的。笔者想，当他读到李成梁传后细思，“愿辽宁人勿忘李成梁”之心，必当有所慰藉而叹其父之不足吧!但重要的还是“少帅”李如松。他作为李成梁长子，有“大将才”、“骁勇敢战，少从父谙兵机”③。这与张学良将军极为相似。1592年冬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④，遣军陷全朝鲜。李如松奉诏抵抗，以征东提督帅大军渡鸭绿江抗倭援朝。第二年攻抵平壤，“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以一当百，遂克之。”逼倭“结营釜山”、“有归志”。他这种抗日杀敌精神，对张学良定有“足堪楷模”、“我之先师”之感。后李如松因“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这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曾说的“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不无共鸣之处。可以认为，这位明朝“少帅”，当是他明史研究中最为关注、最为崇敬的人物之一。
(二)明末历史与东北易帜
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是维护国家统一、以举国之力对日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行动。那时国民党南京政权实力最强，近于全国统一，军事带有朱元璋北伐的特点。从历史教训看，以前的元顺帝和以后的溥仪都不屑一顾，努尔哈赤更不能作。在明史研究中他当然明白，努尔哈赤的后金(满清)是先据东北而后蒙古、朝鲜再入关，进而入主全国的。一生中他的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的荣禄观念。而且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在他心目中的满清，无疑是与日本近似的。他所说的“抗战前夕的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意正在此。努尔哈赤父子的侵明国策与日本的侵华大陆政策，如出一辙。1645年满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可划等号。中国因满清入主更趋落后而造成近百年全民族的灾难，他更会痛心疾首。所以，他决不会效法努尔哈赤做“东北王”。事实上，他这种立场观点，也是30年代中华民族一致的立场和观点。它与近来极少数人那种认为满清灭明不算侵略、是中华民族内部政权争夺、更迭的意见，是迥然不同的。不然，他的明末历史研究将会变得毫无方向、意义。
为什么如此说呢?历史上的明王朝，事实上是统一最长久、民族最多而且有过强盛时期的朝代，同时，明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也从来不是单一的汉民族政权，民族政策一般还是较好的。如前面所说的李成梁父子，就是内附的朝鲜族人，进而获信任为明朝辽东边帅的。努尔哈赤父子的行为，与李成梁父子的行为完全相反。他是以女真旗(满族)从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地分裂称帝，发展到入侵内地的。张学良反对、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也同样反对、仇恨历史上亡明的满清。1935年张学良在汉口为东北军上校以上军官举行的宴会上，曾发与每人两瓶好酒，叫他们留下待日后效岳飞“痛饮黄龙”，披甲还乡在鸭绿江边再开瓶痛喝。他崇拜从金人手中“还我河山”的岳飞，反对并痛恨后金入侵明朝。因彼及此，他决不让日本象满清一样，侵吞全中国而使民族悲剧重演。为要有效抗击日本，他正确认识到只有不使国家分裂，发挥统一国家的力量。从这里，不难透视出，他对东北易帜之举，即是借鉴明史，认识也是坚定无悔的。
注 释
① 《汪日张谈张学良》，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② 《明史·李成梁传》。
③ 《明史·李如松传》。
④ 《明史·日本传》。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