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一章 早年教养与忧患意识-笫二节 在内战中寻找出路
张魁堂
一
张作霖是以枪杆子起家的，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1919年，张作霖重开东北讲武堂，培养中下级军官，加强奉军实力。同年，为了培养张学良成为他的继承人，令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堂炮科学习。
在讲武堂，张学良尊敬教官，对同学谦和。一次，他和同学曾钟策开玩笑，对方急了，骂他是“胡匪崽子”，张学良克制了自己。他学习很刻苦，一次野外演习，第一日行进40里，第二日早即返回，并跑步20多里，张没有掉队，无倦容。课外，还约请傅仲云教官讲点高等军事学①。由于他认真学习，成绩优异，名列第一。毕业后，被授予炮兵少校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不久擢升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又升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间不过一年，军阶由少校升至上校。
张学良在讲武堂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郭松龄字茂宸，原籍山西汾阳，1883年生于沈阳，1906年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随朱庆澜入四川，任营长，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17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曾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②孙深为赞赏。护法运动失败，郭松龄回奉天，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依靠日本支持图谋割据东北，不以为然，从此种下了夺取兵权，改革东北的根子。
在讲武堂，郭松龄看到张学良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的目的是想以此实现他改革的愿望。张学良见郭松龄工作认真、不逢迎，军事知识丰富，决意罗为己用。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时，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为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郭松龄着手改造卫队旅，进行军事教育，整顿军纪，不到一年，卫队旅面貌一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兵入关，郭松龄在天津小站以一个团击溃皖军两旅，从此初露头角。同年，张学良奉命率卫队旅去佳木斯清剿土匪，作战计划由郭拟定。郭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而且部队纪律严明，卫队旅声誉鹊起。郭松龄更为张学良倚重，而且也被张作霖赏识。1921年5月，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改任第三旅旅长，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两个旅组成联合司令部，通称“三、八旅”。张学良、郭松龄均晋升少将。
1921年，张学良应邀去日本观秋操，日方故意问他有什么观感，张学良回答说：“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③日本军容盛大，激励了他加强训练新式军队的思想。三、八旅联合司令部建立后，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一次张作霖派刘辅廷（翼飞）为八旅团长，郭认为团长应由他任命，拒绝接受。张学良劝说郭：“刘辅廷很好嘛!况且是大帅派来的怎能不用?”郭才勉强接受，但只给中校衔④。
郭松龄在三、八旅中改革的主要点是：1.培养中下级军官，办军官教育班和军土教导队，定期轮训，量材使用，优先升补，不徇私情。2.招募良家子弟入伍，进行军事训练，严格军纪，不许骚扰百姓：裁汰匪兵、兵痞，实行精兵政策。3.军需独立，严禁长官贪占公款兵饷，违者严惩。4.进行爱国教育，以“保境安民”为官兵职责，将《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官兵必修课程。经过改革，三、八旅素质大大提高。这是东北军正规化、现代化的开始。这支部队是张学良与东北军建立血肉相连关系的开端。他对建立新式军队也是努力的。1922年东北航空处成立，张学良任处长，并自兼一个大队长，请航空处教育长万显章教他驾驶飞机，很快学会了驾驶技术，后来且能带队飞行。
二
1922年3月，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派兵入关，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作战，是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是主战的。
奉军入关分东、西、中三路，张学良任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统率三、八旅及第四混成旅。战事于4月28日开始，5月4日西线十六师原是直系部队，在前线倒戈。西路失利，牵动全局，东路张作相也支持不住，全线崩溃。三、八旅训练有素，第四旅原是张作霖的二十七师一部，旅长蔡平本紧跟三、八旅有秩序地撤退，得以全师而还。张学良很勇敢，他欣赏乃父军刀上的“事到临头须放胆”的箴辞。这次战争中，在河北唐家铺，直军骑兵袭击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随从要撤行李车，张说：“战争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坚定，人人奋战，击退来犯者⑤。在沈阳，炸弹库爆炸，张赶赴现场，攀上闷罐车，指挥若定⑥。当张学良部撤到山海关，稍稍休整，直军已追击上来。张学良临危不惧，三旅带头，遏止了直军的进攻，终于双方议和。东路二梯队立下战功，保全了东北。
奉军中老派人物多是行伍出身，不懂得军事学，他们对三、八旅原只是认为纪律好，但能不能打仗还不知道，经过这次战争，他们不得不承认三、八旅能打。从此，张、郭的三、八旅在奉军中树立了威望，郭松龄也博得了张作霖的信任，张学良对郭松龄也更加倚重。
奉系集团有新旧两派，旧派是和张作霖一起拉杆子起家的，主要人物为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孙烈臣、汤玉麟等。新派是军事学校出身的，先是以杨宇霆为首的日本士官学校的韩麟春、姜登选、戢翼翘等，以后又加上陆大的郭松龄、讲武堂的张学良等。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暴露了奉军的弱点：军队组织不健全，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又缺乏懂军事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杨宇霆、韩麟春首先倡议整军经武，张学良、郭松龄在这方面已先走了一步，自是赞同。张作霖想问鼎中原，东三省人力物力雄厚，又有日本的支持，完全同意这个倡议，决心整军经武，扩军备战。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已免去了张作霖本兼各职。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自任保安总司令，将原来三省巡阅使署与奉天督军署合并组成东北保安司令部，在保安司令部之下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为整军的最高执行机构。张作霖自兼统监，孙烈臣为总监，张作相、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⑦。实际工作由参谋长负责，这当然是张作霖着意培养张学良的措施。张学良仍以郭松龄为副手，任副参谋长，赞划一切。张学良向张作霖提出整军的方针，他说：“建军计划，必须从根本做起，小改小换是不行的。”又说“彻底整顿军队既要照顾到当年和父亲在一起打江山的老一辈人物，又要精选一批后起之秀。”张作霖同意⑧。
这次整军经武首先是加强和完善部队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张学良、郭松龄改造三、八旅办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第一，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了他们的军事素养，增强了部队实力。东北讲武堂重用有军事学识的人任教官，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由中、日两个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煊任教育长，以日本士官学校教材和方法训练中、下级军官。此外，在部队中也举办军官训练班、教导队、学兵队，以培养军士以上人员。从此，用军校培养军官在奉军中形成制度，到东北“易帜”精简部队时，旅长中只有个别人是行伍出身。培训军官在各部队是逐步推行的。但是师、旅参谋长与管军事教育的(如团附*)一定要由正规军校出身的担任，以后再把这些军官提为团、营长，逐渐使团以下军官都成为经过正式培训的懂得军事学、术两利的人员。起初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不足，郭松龄的办法是在每个团内安置两名，尽量用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作为领导骨干。第二，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对各级军官日常工作均有记载，此外还通过按季校阅及考试进行考核。有功的、成绩好的升迁，不及格的就调去受训，军阶、薪水不变。这些措施也树立了重视学识、能力的风气，逐步清除托人情钻门路的陋习。第三，军需独立。这是将旧军阀部队正规化的重要步骤，使军需不再是长官的私人账房，部队供给有一定的保证。军械、军法也独立。1934年在庐山，蒋介石对人说：东北有两件事是需要学的。一是后勤独立，在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做到。另一件是王永江的用人制度。第四，完善后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军需(如粮秣、被服、军械)、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这些军官也要经军事学校或专门训练班培训。奉军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勤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唐生智当时曾评论说：这次奉军胜利是后勤组织得好。第五，禁止打骂士兵的恶习。张学良一向注意文明礼貌，郭松龄对高级军官打人要当面申诫乃至发通令。第六，对士兵严格训练、注重实用。对各部队逐一校阅整顿，有些制度先在三、八旅试行、示范，再推广。
这次整军共花了两年时间，使奉军走向正规化，统一编制，统一调度，在东三省境内，各部队可以交替驻守，高级将领也可以交换驻地。整军提高了奉军的战斗力，后来在河南与北伐军，在陕甘与红军的作战中，虽然都失利了，但也使对方遭受重大伤亡。1936年，在肤施(延安)会谈时，周恩来曾赞扬东北军军官的学识和军事素养。这次整军，张学良亲自与闻其事，从而使张学良与东北军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与整顿陆军的同时，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在空军建设方面，调整了航空处，开办航空学校、工厂。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和航校校长，以后又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他兼司令，并从法、意购进几十架新式飞机，派人去法国学习驾驶和航空机械。在海军建设方面，设立警航处，由沈鸿烈任处长，在哈尔滨和葫芦岛设立海军学校，增置舰船。东北的海、空军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此外，又扩充东北兵工厂，不仅能造枪枝弹药，还能制造迫击炮和山、野炮，成为国内第一个大兵工系统。
经过两年的整顿扩充，奉军成为兵种齐全、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正规军，陆军号称30万⑨，计步兵27个旅，骑兵5个旅，并有以团为单位的比较强大的炮兵，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奉军是完全按日本军事操典组织和训练的。
三
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浙江，爆发了江浙战争。奉军经过两年整顿，士饱马腾，张作霖以反对贿选总统曹锟和援助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名，发出通电，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夺取北京中央政权。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下分6个军，动用兵力25万。9月15日决定出兵，计划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吸引住直军主力，另兵出热河，经冷口、喜峰口南下，抄直军后路，夺取北京。
曹锟闻讯，立即召吴佩孚入京，任吴为讨逆军总司令，出兵20万。吴佩孚把主力集中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计划击破奉军后，即长驱直入奉天。
奉军进攻山海关一线的是精锐的一、三联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成立联合司令部，两军兵力共6万人，由张学良指挥，另以第四军张作相部为总预备队，驻锦州，为后援。9月18日战争开始，奉军以山海关为攻击正面，激战10多天，不能攻克。张学良与郭松龄议定，由山海关方面抽调4个团，改以九门口为主攻方向。此方案在联军首脑会议上通过。姜登选为了争功，要郭松龄带来的部队作预备队，郭大怒，率部队撤离前线。张学良骑马赶上，长谈竟夜，苦心劝说，声泪俱下，要郭以大局为重。郭始率部重返九门口前线，并攻占了石门寨，直军震动。吴佩孚忙把从海上运来的2个师和1个旅全部增援，准备夺回石门寨，稳住前线。张学良急调张作相部增援，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10月21日，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于中南海。吴佩孚率少数部队回援北京，但直军军心动摇。由于张作霖收买了热河民团，28日，奉军第二军副军长张宗昌部得以迅速经热河，越冷口，占领滦州，截断山、九一线直军归路，直军崩溃，纷纷投降。吴佩孚势穷力竭，由天津乘舰南逃。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失败告终。
这场战争中，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一、三联军功劳最大。张、郭统率的三，八旅在整军后改称二、六旅。这两旅一向是奉军主力，奉军许多部队的团以下军官都出自这两支部队，这次扩编为第三军。经过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指挥的一、三联军，不仅在奉军中增高了声望，而且战后又改编了大批投降的直军，实力也大为扩充，成为奉军主力。这支精锐部队后来成为郭松龄反奉的军事力量。
11月4日张作霖进驻天津，以战胜者的声威，操纵北京政府。15日，张与冯玉祥等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与段祺瑞、孙中山结盟共谋推倒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中山互有信使来往，并曾资助过孙中山，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革命力量。1922年，孙中山派汪精卫为代表见张作霖，曾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作为打倒曹、吴以后的政治方案，张含糊其词，推说打倒曹、吴之后一切好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即电邀孙中山北上。此时，张作霖排斥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更不欢迎他北上。段、张共同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以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并主张“外崇国信”，即继续遵守不平等条约，继续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阀统治。
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张学良完全按照张作霖的主张办事，也参与了张、段、孙结盟的活动，与孙中山有书信来往，孙也赠送他“天下为公”的亲笔条幅。但是张学良也把这个结盟看作是利用孙中山而已。何柱国曾向张学良反映，孙的代表伍朝枢一次问他，奉军官兵既不知道三民主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张学良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这个时期，张学良在奉军军事杂志写了一篇《革命》的文章，说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推翻曹锟就是“革命”。段祺瑞任执政，张学良是赞成的，并出面表示：“目前时局必须段合肥⑩出任政治领袖，始有统一之望”；“段祺瑞尽可善后一切，予父当竭力助段使竟此大功。”
此后，张学良在奉系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政治上对乃父亦步亦趋。但由于帝国主义压迫和无休止的内争，他的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也日益增长。1923年，北京发生“三·二惨案”，军警镇压了要求收回旅大、推翻国会的游行学生和市民。张学良曾写信慰问受伤者，并捐赠了100元薪水作医药费。他赞扬学生们奋斗精神，反对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同时，他去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交涉收回旅大。这当然是与虎谋皮，不可能成功，但却显示了他勇于反帝、爱国的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捐了2000元薪水抚恤死伤者，并致电全国学生会慰问，中有“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11)同年6月10日，张学良奉父命率教导队去上海，以调查惨案真象，保护居民之名，为奉军南下上海探路，他在上海接见华侨学生会代表时说：“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12)当时，杨宇霆任江苏督办，奉军不久即进驻江苏。张学良一到上海就去医院慰问了受伤者，赠每人医药费50元，并让学生代表去军中演讲，激发部队的爱国思想。他宣布，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有无故侵害者，决绳之以法。同时，他也认为罢课荒废学业，罢工罢市“徒使自己受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13)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有感于战争的残酷，开始萌生了反内战的思想。他在《自述》中曾说：“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蔽，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之忏悔。”1924年12月1日，北京大学召开欢迎孙科、张学良两大公子大会，张学良在会上表示，“决不愿为军阀”，“但作苦事，不争权利”；又认为军人干预政治才成为军阀，军人“勿问政事，国事或可有望。”(14)这说明张学良已开始产生了反对内战和军阀统治的思想。
奉军入北京后，大部分主力驻京、榆(15)一线，张学良任京榆驻军司令，其他军职不变。郭松龄任京榆驻军副司令，其他军职亦不变，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三军团长，下辖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的八、九、十3个军，共7万多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四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通电反奉。郭松龄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军人，他反对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内战，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这一主张也深得张学良的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也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愿望。自他再次返奉，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初，他派人要求吴佩孚言和，以逼张作霖下台为条件，吴不许，郭遂与张学良共守山海关。某次他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16)，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
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控制了华北，而且把势力伸至安徽、江苏。1925年10月，在孙传芳等江浙军阀反击之下，张作霖失地丧师。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起来反奉。张作霖要遏止孙传芳攻势，并准备进攻分驻京、察、绥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但又发生了郭松龄的叛变。郭松龄因自己功高而未获相应封赏，加之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军一职，心怀不满更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他去日本观秋操，适逢冯部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他即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国部署军事，郭以治病辞不奉召，张学良又派人持亲笔信去日，要郭“以大局为念”，他才回国。
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李大钊曾派任国桢、朱霁青、钱公来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17)。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订密约，写明反奉目的：“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18)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密约中并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隸(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11月12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到天津召开军事会议，拟订进攻国民军的计划。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3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张学良虽然知道郭松龄对没有当上安徽督军一事耿耿于怀，对郭与冯玉祥、李景林往还也有所闻，却不了解郭想在东北建立民主政权，因而也没有料到郭决裂如此之快。一次在天津，他还要郭的参谋长魏益三带口信给在北京的郭松龄，要郭不要常和李景林及冯王祥部的张之江来往。将来郭想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张作霖当然很快就知道郭松龄的态度不稳，21日电召郭回奉天，张学良也劝郭回奉当面陈述意见。但是，郭松龄恐遭不测，而奉军主力已出山海关，便决心发动倒张作霖的战争。他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张学良听后，未置一词，即乘车返奉，郭松龄即于22日在滦州起兵。
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是，直到北伐战争，张学良一直怀着“张氏父子打天下”的目的(19)。郭现在要张学良出兵反对他父亲，张学良当然不能赞同，因为推翻张作霖也就是铲除张氏的东北基业，而且要冒着忤逆之名，必然遭到老派乃至士官派的反对。因此郭松龄一经发难张学良为了维护奉系集团的利益，车出山海关，即命令张廷枢(张作相子)团在山海关外布防以拒郭军。但是他很器重郭的才干，还希望平息这场烽火。他在葫芦岛登上镇海舰折回秦皇岛，谋与郭松龄商谈。
11月25日，张学良委托张作霖的日本顾问仪峨诚也从秦皇岛打电话给为郭松龄治病的医生守田福松，要求和郭见面商谈。守田原在奉天开业的，曾任张作霖的私人医生，是一个日本间谍。守田想借机劝郭不要反奉，接电话后即向郭转达，郭说他的意见已在反奉通电上充分阐明，没有改变的余地，因此也没有必要再见张学良。经守田劝说后，郭始允，说：“那么就见见吧!最好不要带兵来。”仪峨认为这样张学良可能被郭扣留，提出找个适当地点，双方前往。郭说那样就没有会见的必要，予以拒绝。
26日夜，守田登上镇海舰见张学良。张学良愁容满面，对守田说：“实在没有死心，想麻烦各位再辛苦一趟。”守田同意27日回去，临行，张学良用铅笔给郭写了一封短信，先问候病情，然后说：“倘吾沦为天涯客，相逢之日难有期”劝郭罢兵，保证他的安全，语词悲怆。郭见信后流露出悲痛神情，守田乘机劝说，郭垂首默听。28日早晨，郭松龄向守田提出罢兵条件，即张作霖下野，张学良去日留学三四年，一俟自己的抱负实现一部分后，即下野让位于张学良，并表示请奉天吉田总领事、关东军白川司令作保，但限5天答复，即12月2日夜12时为止，在此期限内不采取军事行动(20)。
郭松龄在滦州复了张学良一封信，略谓“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张学良见郭已难以回头，即回奉天组织部队抵抗。郭松龄到昌黎又以一封长信给张学良，以七八年来的经历综述东北之得失以及他与张所受遭遇，要张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忠孝观念，“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21）等等。张学良维护东北集团的决心已定，复郭一信，表示要恪守忠孝，“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至此，二人只有以兵戎相见了。
12月5日，郭军突破张作相防线，占领连山。张作霖惊慌失措，准备逃跑。那时，杨宇霆在大连已取得日本的支持。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原想支持郭取得南满更大的权益，被郭拒绝后，转而以增筑吉会等七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作为支持张作霖的条件，张口头表示同意，这就是所谓日张密约（22）。
张作霖在取得日本支持后，决意在巨流河左岸布防背水一战。张学良回奉天，先调动了朱继先的预备军，下辖3个旅，另将教导队编成1个旅，王瑞华任旅长。后又把从郭军反正回来的富双英、张廷枢2个团各编1个旅，同时委派陈深为炮兵司令，收罗所有大炮，包括兵工厂储存的都集中起来使用，让技师、技工都充当炮兵，还雇佣了少数日本炮手。张学良、韩麟春率上述部队及卫队团担任巨流河防线的正面，司令部设在兴隆店。张作相率连山撤下来的吉林部队及汲金纯部在右翼。吴俊陞率穆春、张万卿、万福麟各部由黑龙江前来增援，连同由前线撤下来的于芷山部防守左翼。这一部分以骑兵居多，还担任两翼警戒及机动作战。在巨流河防线上，兵力只六七万人，但这些旧派都是张作霖的嫡系，同时部队弹药、给养充足，士兵新发了皮大衣、新棉衣，每人发两个月的恩饷，一律发银元，还给面包、罐头、香烟等慰劳品，士气旺盛。以后左路军张作相、右路军吴俊陞亦陆续到达，两部共5万多人，总兵力超过郭军。
郭军是精锐，但却遭遇到困难。首先，据有河北的李景林虽参与冯、郭密约，此时却又观望，冯玉祥部又远在内蒙，郭军不仅得不到援助，而且兵出山海关后，还留魏益三部驻山海关，以防李景林背约抄后路。其次，郭为了革新，对奉军老人未作安排，又心胸狭窄，枪杀了姜登选，因而奉军上层都反对他。这样郭处在孤立无援，无后方作战状态。但是，郭求成心切，自恃掌握了奉军精锐10多万人和全部炮兵，而且大都是他一手培养的，认为攻入奉天只是时间问题。7日，克锦州，补充棉衣，休整后继续东进。郭军到达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即向郭发出通牒，以两军均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华里之内为词，明确表示保护张作霖，不让郭军入奉天。郭军从营口迂回的部队也被日军阻挡，日军竟宣布营口为中立区。北宁铁路也被奉军破坏。根本的问题是奉军是一支封建部队，是彻底效忠于张作霖的。在滦州起事时，郭松龄用了张学良的名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兵出山海关后，因为改用东北国民军名义，引起部队不满，先有富双英等成团建制的部队反正。不能背离张家的思想在郭军中日益蔓延，说“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巨流河前线双方“白旗”使者相互来往。在巨流河一线，双方近20万人，表面上打的乒乒乓乓，但总共只伤亡了1000多人。双方都认为是自家人，不肯相互残杀。郭松龄孤注一掷，于22日夜下总攻击令。郭部参谋长邹作华，虽是客籍，却是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原管炮兵，故意使炮弹与引信分开运输储藏，前线发出的炮弹不炸。23日，郭军攻击稍一顿挫，邹即下令不打了，这就导致全线崩溃。随即，邹电话报告。张学良，说：“茂宸已出走，部下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23）郭松龄弃部南逃，在新民县老达房被查获，夫妇被杀。反奉战事结束。
郭松龄被捕后，张作霖的卫队团长高金山电告张学良，说他奉命去解押郭松龄夫妇。张立即让秘书处长刘鸣九复电，要高押送郭夫妇经过兴隆店，刘问：“到这里干什么?去奉天又不顺路。”张说：“到这里我把他放了。”。刘说：“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张说：“不要紧，你就写吧!”（24）电报稿未写完，高又来电：“奉帅令已将郭松龄枪决。”其实，这是杨宇霆密令高金山矫称张作霖的命令行事的。张学良看了电报，一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张学良对郭军中旅长以上将领的处置主张从宽，与张作相、韩麟春等人一致，只将率部在巨流河作战，而又不与奉军通气的郭部军官撤去军权，其中原二旅长刘伟当面认错，复了原职。张学良见刘，问他：“刘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刘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韩麟春接话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二旅当旅长。”张学良同意。后来刘伟任过十一军军长。
由于郭松龄反奉，张学良受到张作霖的责骂，但他终究是奉军继承者，张作霖仍将主要部队交给他。张学良也通电罪己，说是“择交不慎，知人不明，驭下无力所致也”（25）。也是官样文章。但是张学良在反奉战争中维护奉系统治集团利益的态度是鲜明的，在前线也显示了指挥才能。在扼守巨流河防线时，韩麟春在防御配置上有不同意见，张学良说：“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儿硬往哪儿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以取得胜利。”到时，郭军果然用主力从正面进攻，韩麟春这才佩服张学良的预见。后来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说：“打胜了郭松龄，我在东北军中才提高了威信。”（26）
郭松龄被杀，使奉军失去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并始终惦念着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齐士英的病，二人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27）但是，张学良自这次事件之后，大权独揽，不稍假人，以致在军中，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能统驭全军的人。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因而很快被蒋介石分化了。
五
1926年1月，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策动下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打起“反赤”旗帜，进攻国民军，夺取京、津、直隸等地，以泄冯玉祥助郭松龄反奉之恨。4月，国民军退至南口。张学良奉父命率奉军主力入关，任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副之，辖第十、十一两军及炮兵、工兵、坦克等部队，入驻京、津。7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改称西北军，由张之江指挥。奉军由张学良指挥，向国民军发动总攻，8月14日攻克南口，随即占领张家口，国民军退往西北。冀、察、京、津又被奉系集团控制。因击败国民军有功，吴佩孚提请北京政府晋升张学良为陆军上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湘、赣，吴佩孚、孙传芳连连败绩。9月2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联军南下陕、甘，参加北伐。9月，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与北伐军对抗，先以援助吴佩孚为名，夺取吴部靳云鹗盘踞的河南，伺机南下，夺取武汉。当时，奉系是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集团。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邀吴佩孚、孙传芳及阎锡山的代表等各方人士出席，商议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会上由张宗昌、孙传芳带头，以直、鲁、皖、苏等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发表“反赤”宣言，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1927年2月，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三、四军团共6个军，沿京汉线南下，击溃了靳云鹗部，进驻郑州，占领了河南大部分。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但武汉国民政府还继续国共合作。4月中旬，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先后出武胜关北伐。张学良最初认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兵不过10万，连一门重炮也没有，不以为意。但是国民革命军有革命信念，又有群众拥护，在豫南一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奉军连连失利。张学良这才觉得不可轻敌，而侧背据有山西的阎锡山又拥兵观望，京汉交通线长达千里，一旦阎部越太行山东下，很容易被切断，需要把重武器和辎重先撤回黄河北岸。韩麟春为此大发雷霆，说：“没有重武器怎么打?打仗可不是儿戏。”韩是老资格，又专司作战，好大喜功，想出奇制胜，坚持己见，张学良也不能不尊重他。结果，遭到更大损失。焉陵、上蔡一战，奉军第十一军损失惨重，副军长富双英被俘，全线吃紧，韩不得不同意张学良后撤的意见。撤退时，张学良对韩不满，故意迟迟动身，撤至新乡，又和韩麟春争论得失，挖苦韩说：“你不就是总参谋长(按：韩是军团长)么，怎么指挥作战的?”韩因战事失利，阎锡山与他所预言相反，又倒向国民革命军，因此一病不起，三、四军团完全由张学良掌握。 5月底，国民革命军入郑州，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奉军退往黄河以北，旋因宁汉分裂，北伐战争暂停，奉军陆续后撤至直隸。
1927年1月，英帝国主义制造汉浔惨案（28），张学良对此深有感触。1月12日他向英国某要人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29）同年5月，他在写给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张学铭的信中，提到他在河南作战的心情：“但一念同是同种，自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30）张学良率兵南下，但他有息内争御外侮的想法。1927年3月17日奉军入郑州，22日他与韩麟春联名发出《对最近时局通电》，中有“并望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以挽颓流”等语。同时派葛光庭持张，韩密信南下，托何成濬转交蒋介石向国民党试探和平。信中声明愿服从国民政府，要求罢兵息争。葛在上海一个多月，携商定的和平办法，回郑州复命（31）。
奉军北撤至新乡时，张学良令刘鸣九以他的名义草拟了两三封电报给蒋介石，希望罢战言和，共商国是。张学良在奉、段、孙三角联盟之后，曾和孙科换过兰谱，结拜兄弟。1926年春，他曾派汤国桢和彭济群到上海，秘密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联系（32）。在奉军撤离郑州时，他保存了军火库，不炸黄河大桥。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由郑州商会转交国民革命军，信中承认他打了败仗，但对国民革命军的俘虏是优待的，希望国民革命军对俘虏也同样优待，并表示：中国的事真是难说，我们将来总是会见面的。凡此种种，都足以表示张学良对国民党并未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只是反对外国的参与。在前引给二弟学铭信中说：“因愤党军(按：即国民革命军)受苏俄红帝国主义所唆使，所以奉命讨之。”及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及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联合反苏反共之后，“苏俄红帝国主义所唆使”已不存在了。同时，他对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英勇也很佩服。10年后，他在西安曾对帮他编刊物的吴奚如说，当年他对抗北伐军是“少不更事”。
蒋介石于1926年12月7日在庐山召开中央会议时已决定在军事上实行各个击破，即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部，夺取南京和上海（33）。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为对付宁汉分裂局面，他更无意北伐。但是，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电报被张宗昌截获，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边打仗，你儿子却给蒋介石打电报言和。”张学良知道后，对刘鸣九说：“张长腿把咱们告了，你准备拿上电报稿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1927年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张作相、吴俊陞力主撤兵出关，保境安民。孙传芳、张宗昌主张拥张作霖继续坐镇北京。杨宇霆主张与南京、山西妥协，维持现状。张学良慑于众议与父威，与韩麟春没敢坚持和平罢兵的主张。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濬去北京，与杨宇霆谈判休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杨提出奉、阎、蒋联合进攻冯玉祥、汪精卫（34）。一说山西南桂馨、孔繁蔚、尹扶一相继到北京共同商谈（35）。杨宇霆主张各路一律停止军事行动，再开国民会议作政治解决。总之，双方意见未能一致。不久，蒋介石下野，并于8月13日发表辞职宣言，此议未能实现。
1927年9月，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取得日本支持，兵出娘子关，谋夺取京、津，分蒋介石一杯羹。张学良致电阎锡山，表示“实不忍奉、晋相见以兵，糜烂北方，致为亲者痛，仇者快。”希望他顾全北方大局。晋军遭奉军反击，很快失败，退回山西。晋军第四师傅作义部l万多人不知消息，仍渗透入涿州，被张学良指挥4万多奉军围困2个多月，傅部投降，降军出城，奉军摆队相迎，待之以德。傅作义被安置在保定鲍文樾家，待如上宾。张学良与傅作义成为好友。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2月，蒋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沿津浦路北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分别由京汉，正太(正定至太原)、京绥等线与蒋介石会攻京、津。同月，蒋介石在徐州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部署北伐。张作霖也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以张宗昌、褚玉璞等部在津浦路，取守势；以张学良、杨宇霆的第三、四军团为主力，对冯、阎部取攻势。1927年秋，韩麟春半身不遂，杨宇霆任三，四军团长。1928年4月初，战争爆发，张、杨等部在西线颇为得手，南下河南北部，西入大同，但东线失利。5月1日，蒋介石部攻克济南，5月3日，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我军民5000余人，阻挠北伐。蒋介石不敢与日本人争锋，绕道北上。京、津危急，奉军形势不利。
这次战争之初，张学良在河南前线电周大文、胡若愚（36），要他们在大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并密派危道丰持他的相片兼程南下联络，谋求和平。不久，张学良回北京着手此事，因受孙传芳、张宗昌梗阻，未成。4月中旬孙、张在济宁大败，京、津震动，接着济南失守，形势骤变。张学良又派葛光庭去上海与何成潜密商，何要葛急电张、杨让出京、津，退守滦东，再图善后。张、杨对此同意，但要求国民革命军不要紧追。张学良先将奉军主力撤至保定，拟再撤至滦东。一方面适应军事上的需要，摆脱被包围的形势，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形成退出京、津，罢战言和的态势。杨宇霆建议：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会长范朗清为首的各法团代表进北京，吁请大元帅回东北坐镇。张学良同意。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获得了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英、美不愿意日本把势力伸向京、津，同意国民党政府和平接收京、津，不干预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在1927年6月27日由田中义一首相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37）以后，田中内阁更决定对华纲领：(1)对北伐战争不干预；(2)日本作必要自卫；(3)东三省特殊。日本出兵济南是想阻止蒋介石等北入京、津，但由于英、美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轻动。后来日本在英、美等国干预下退出济南和胶济线。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希望和平接收京、津，既可避开日军锋芒，也可以保存实力，授意上海商会通电，主张息争。
张作霖对上海商会的息争通电起初是不赞同的。两天后，张学良回京，张作霖邀杨宇霆、张作相、张学良等连日开会，讨论局势，张作霖不愿和平让出京、津。张学良电葛光庭敦促何成濬北上，表示愿和平交出京、津。蒋介石派孔繁蔚、尹扶一随葛北上。张学良与杨宇霆向张作霖力陈退出京、津，保存实力，守住东北的必要。一次，张学良在会上问张作霖：“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张作霖说；“是啊!”“冯玉祥呢?”“也是。”“阎锡山、李宗仁呢?”“当然都是，这还用问?!”张学良说：“既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都可以来北京，哪一个管中国不也可以吗?如果我们把东三省丢了给小日本，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张作霖深知张宗昌在津浦线上的不利形势，对张、杨保存实力，退出关外主张认为有理，此时一听，说：“好!究竟是讲武堂出来的，有战略眼光”（38），同意息兵退出关外。于是立即电复上海总商会，并于5月9日发出息兵“佳电”。张学良又以个人或联名给上海总商会及朱启钤（39）等多封电报，并提出“南北一家”的口号。
奉军退出京、津，北洋政府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这是现代史上的一次和平移交政权，张学良为此也尽了一分力。
日本人不满意张作霖，早就想换马，现在张作霖兵败要退出山海关，日本便想乘机要挟实现郭松龄反奉时日张密约，要求先获得吉会等七条铁路修筑权，把势力伸向北满，同时扩大铁路用地，张作霖于5月13日与南满铁路总裁山本条太郎签了延海、洮索两路承包合同，15日又签了吉敦延长线和长大线条约，三个月后开工；至于吉五等线表示回奉天后再议，以事敷衍（40）。但对芳泽谦吉公使要挟增筑满蒙五条新铁路的要求则置之不理，日方十分不满。6月3日，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南满与京奉两路立交桥上安放炸药，4日晨将张的专列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送回奉天，上午不治身亡，这就是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前，张学良留在北京料理善后及撤军等事项。5月30、31日奉军在北京曾召开军事会议，张学良下令总退却，暂守高碑店、琉璃河一线，和平退出京、津后，集中滦河一带，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并指定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部集中军粮城、唐山一带。同日，国民政府派孔繁蔚为代表与张学良接洽和平接交事宜。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方面即将噩耗密报张学良。张学良闻耗，力持镇静，处变不惊。当天，他在做生日，“神色依然如常，只是不像平日爱讲笑话而已”（41），对外保密。张学良处理好接交事务，5日即去滦州，与杨宇霆共同主持军务，准备将奉军全部撤出关外，处置直鲁军及五省联军，直至17日才潜回奉天。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军阀混战连年不息，强邻日本又伺机吞并东北。这种局面使他产生了忧患意识，经过多次内战，逐步突破了“张氏父子打天下”的封建传统观念，激发了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终于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走上一条迂回曲折的不寻常道路。
①鲍毓麟口述，转引自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著：《张学良将军传略》第2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郭松龄简历见任松、武育文：《郭松龄》，李坚白遗稿：《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均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郭维城：《张学良半生事迹浅论》，《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
④姜明文：《张学良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0页。
⑤荆有岩：《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
⑥傅德：《勤务兵的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第110页。
⑦辽中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档案第1408卷。
⑧姜明文：《张学良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0页。
⑨据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中记述，奉军约17万人。按当时奉军每旅约5000人左右，17万人数字大致可靠。
⑩旧时对权要不称名号而称郡望(即籍贯)，表示尊重，如称张之洞为张南皮(属河北)，袁世凯为袁项城(属河南)等。
(11)1925年6月9日天津《大公报》。
(12)1925年6月16日北京《晨报》。
(13)1925年6月15日《申报》。
(14)1924年12月2日北京《晨报》。
(15)自袁世凯任总统起，以北京为首都，简称京。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和平接受京、津，北京改称北平，简称平。榆为临榆县，山海关所在地，山海关亦称榆关。
(16)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张学良和东北军》第34页。
(17)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张学良和东北军》第34页。
(18)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72、17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吴奚如：《惊雷》，《长江文艺》1981年第1期，武汉长江文艺编辑部出版。
(20)林正和(日)：《夺田福松"三谏"郭松龄》，《沈阳文史资料》第9期。
(21)郭松龄致张学良两函分别载于1925年11月28日《晨报》及1925年11月30日《京报》。
(22)关于日张密约内容，各说不尽相同，实质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特权的一部分。
(23)天津《益世报》1925年12月27日。
(24)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张学良和东北军》第34页。
(25)黑龙江省档案，全宗124，卷号258，目录3。
(26)著者曾发表《当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8年第2——4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凡张学良与刘鼎接触（以联共抗日时期为多）多引自该文，《刘鼎札记》（未刊稿）主要内容均收入此文中，此后不逐一注明。《刘鼎札记》中未列入该文的，引用时另行注明。
(27)金亚东：《郭松龄与东北军官教育班》，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的《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载：“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28)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九江（浔）后，群众要求收回汉、浔租界，1927年1月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租界内开枪屠杀游行示威群众，是为汉浔惨案。
(29)1927年1月13日天津《大公报》。“英国某要人”应是英驻华公使蓝浦森。
(30)1927年6月11《北洋画报》第94期。
(31)1922年，韩麟春奉张作霖命南下会晤孙中山。这次会晤，由何成濬引见，何、韩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葛去上海事见《上海时报》1928年12月30日。
(32)汤国桢：《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42页。
(33)宋平：《蒋介石生平》第159、6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34)(35)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出版。
(36)周大文、胡若愚是张学良少年时朝的结拜兄弟。
(37)山浦贯一：《森恪》。
(38)据陈大章亲闻。
(39)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第六个女儿朱洛筠是张学铭夫人。新中国建立，朱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40)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1976年东京版。此条司马引自日人著作。
(41)薄杰：《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张学良和东北军》第47页。
*团附是管团直属部队和管军事教育的，军阶少校。团附不是副团长。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