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五章 联共逼蒋抗日-第二节 张学良的飞跃
张魁堂
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下旬，刘鼎带着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亲笔信，偕交通员王立人从瓦窑堡出发，经肤施抵洛川，仍由王以哲接待。王告诉刘鼎说：“副司令请你在洛川等他，日内他就来。”第三天，张学良来洛川，见到刘鼎，有如见到载命归来的使者，向他问长问短，张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真好哇!我很得意呀!我要谢谢周先生。”
刘鼎递上周恩来的亲笔信，说：“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对你同他的会谈，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很乐观，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又说：“同志们不同寻常地欢迎我，仿佛我是你的代表。”“蔡畅、邓颖超问四小姐好，她们说：‘总有一天会见面吧!’你知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动人哪!”
张学良从周恩来信上“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这几句话中，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有条件地联辖抗日，并派刘鼎来作代表，十分高兴，说：“周先生为我解决疑难，建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他安排了刘鼎的工作，说：“名义上你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多活动，并多多地帮助我。”刘鼎随张学良回到西安，就住在张公馆A楼上，人们叫他刘秘书。
张学良偕刘鼎从洛川飞回西安时，心情愉快，自驾飞机，从洛川到西安，本可向西南径达，可是张学良却乘兴绕到黄河上空溜了个大弯子才飞回去。
张学良自洛川回西安后，即积极着手执行肤施会谈协议。他首先邀刘鼎、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4人商议，在东北军内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作为统率东北集团的政治骨干力量，先成立筹备会，要刘鼎拟个章程，同时物色人员，充任骨干。
刘鼎对张学良说：“跟车的办法很好。范围可以扩大些，多选一些要求抗日的、进步的团级以上军官参加。在你身边工作的文职也可以参加，他们熟悉你，你的政令通过他们更容易贯彻，服务时间可以短—些，三个月一期。”张完全同意，并决定管理工作由副官长谭海负责。这是张学良和部下互相学习的好办法，到西安事变时，任过随从军官的就有一大批。
张学良既决心要联共抗日，而旧的班子他不敢用，新的干部又没有，因此急于成立军官训练团。张先商得杨虎城同意后，即以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培训干部为词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于六月开始筹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地点在长安县王曲镇，正式名称是长安军官训练团。当时，正爆发两广事件，张学良认为两广事件可能成为逼蒋抗日的契机，要筹备工作加快，第一期即于6月15日开学。
开办军官训练团，张学良极端重视，筹办前，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建议以政治为主，技术为辅；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学点什么是帝国主义，外国的和我国的革命经验，其中包括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为辅，着重部队组织管理，实现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也学点游击战。除了部队领袖去讲话之外，也要请专职教员、互教互学。要办好训练团，先培训骨干。张学良都采纳了。
军官团第一期先办干部连，作为日后培训工作的骨干。第一期学员名单经张学良召开抗日同志会筹备会研究决定，除张的随从副官、抗日同志会筹备会全体成员之外，由筹备会成员提出一批名单，并由被提名的人再提一批名单。在武昌行营时期，张学良设立了参谋秘书室，专管干部人事档案，随时记载干部功过与变化。这个机构放在黎天才主管的机要组内，日常工作由随从参谋孙铭九负责。因此对干部的表现有所了解。挑选结果，第一期学员共有108人，编成一个连。教育长是王以哲。
军官团开办后，张学良亲自驻团，住在太师洞，这一带多住窑洞，因窑洞潮湿，他砌了个砖房。他全神贯注，和学员一起生活，不但给学员讲课，有时一起讨论，听学习汇报，还和学员轮流同桌吃饭，为学员选择了一批救亡歌曲。
干部连6月15日开学时，张学良适公出去南京。返回西安后，于6月22日去军官团对全体教职员、学员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①。他首先强调说明，我国“不但土地、主权被入剥夺殆尽，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也在任意被人侵害。……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我们决不能再蹈‘九一八’事变时委曲求全的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他指出，唯有抗日，中国才能统一，接着引用一个朋友对他说过的“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它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唯有抗日，唯有对外，才能求得统一”这段话来说明“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他着重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东北是日本从我们的手里用武力夺去的，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至于东北的土地、主权，那是中华民族的，”为了抗日，东北军的最必要的准备是改造，“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他表示决心说：“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绝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他还分析了中日两国形势，批驳了“唯武器论”，提倡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最后指出，“抗日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
这次讲话是张学良在东北军内第一次公开表明抗日的决心，彻底否定了过去自己的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再去抗日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只有抗日，才能统一。这是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重大分歧，也是日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他既明确了东北集团的改造方向，并且要求把民主作风输入东北军，提出要和部下“收得相互监督之效”。这也足以说明张学良在对部属关系上开始有了区别于旧军人的新的思想作风。
张学良思想的急遽变化，客观上是形势的推动，但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学习更起着重要作用。自武昌时期，他就开始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到西安仍阅读进步书刊，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赞赏辩证唯物主义。在西安，他演说时，也试用辩证法阐明某些问题，如上述演讲中就有。又如他针对学员中的意见分歧问题，指出：“意见分歧是一种矛盾现象，惟其有矛盾，才会有进步。”他以“理论离开实践等于幻想；实践离开理论便是盲动”，说明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统一。在《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讲演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日本侵略我国的原因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国内和国际矛盾，我国的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但必将获胜等等。他很推崇辩证唯物主义，曾对刘鼎说：“你去陕北后，来了你们一位同志(按：指周建屏)，留着八字胡，像个算命先生，可是辩证法讲得很好。“②他还要求东北军高级军官学辩证唯物主义，这对将领们很陌生，一次刘多茎问栗又文：“什么是辩证法之原则?”栗表示：一句话说不清，最好先读读。《大众哲学》(艾思奇著)③。学习使张学良的思想前进，是他更容易接受共产党正确主张的重要因素。
干部连虽只学习一个月，但是学员们在学习中懂得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危险，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救亡决心，又了解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因而思想变得活跃了。学习讨论时敢想敢说。有人拿出从东北来的家信朗读，许多人激动得痛哭流涕。学习会成了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会。讨论的问题从抗日引申到内战问题，有的说红军是抗日的，不忍打，不能打，也打不了。有的说为什么不打仇人，却打友人。讨论军事问题时，有人说抗日应该有自己的战略、战术，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民主一经发扬，群众的智慧便涌现出来，红军是这样，东北军也是一样④。
张学良和学员一起学习、生活，学员的思想必然和他发生交流。在一次集会上，有个学员指着太师洞绝龙岭上张学良用来办公的砖房，说：“副司令不打算回东北啦?!”张问清了原因，表示说，“你们要是认为这是我不想回东北的标志，那就把它拆了。”学员听到张学良如此表示，都非常激动。一次学习讨论，一个学员朗读家书，慷慨陈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学员黄冠南营长高呼：“请副司令率领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激动地流着泪，说：“请相信我。我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怎能忘记报仇雪耻?!大家不要急，作好准备，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还乡。”会场气氛顿时在掌声雷动中由悲愤转为一片欢腾。
东北沦亡，使无数东北人民亡省亡家，流离失所。张学良对此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关照警卫人员不许把来公馆的东北难民赶走，说：“这就是亡国亡家之苦”，后来又设立了专门机构救济东北难民⑤。军官团学员们要求复土还乡的强烈情绪。加强了张学良的责任感。统帅与部属的思想交流了，方向一致了，全军上下要求抗日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军官训练团开办后，抗日同志会筹备工作也在军官团开展起来，九月初正式成立，最初只十五人，到西安事变时，发展到七十多人，由张学良任会长，是个拥张抗日的组织。此外，还根据刘鼎建议。创办了《文化周刊》，公开发行，宣传团结抗日。抗日同志会成员大都是团以下的校官，在西安事变前和事变中部做了些工作，起积极作用。但是张学良被囚禁后，其中骨干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发动了加速分化东北军的“二·二”事件。这个组织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张学良还扩大卫队二营。二营又称手枪营，辖四个连，是警卫张学良的“亲兵”，一向挑选作风正派，并至少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士兵充当。张学良平易近人，与“亲兵”很融洽，经常和他们打篮球，还不时和他们蹲着一起啃窝窝头。刘鼎了解到这些情况，认为二营是培养班排干部的好场所，建议扩大卫队二营。张学良采纳了，每连由160人扩大到240人，9月，调抗日同志会的孙铭九任营长，原营长周文章另行升迁。
卫队营还成立了学兵队，张学良对这件事最初本不想办，曾对刘鼎说：“兵多得很，问题是兵不好用。”这年春天，有的部队军官在共产党员帮助下，从平、津一带招来一些学生，分别成立了旅、团的学兵队。宋哲元对东北军从他的辖区募兵感到不快。张学良也不愿为这些事得罪宋哲元。因为周恩来曾关照刘鼎在东北军中应办学兵队培养干部，所以刘鼎向张学良建议：“要吸收知识分子，为东北军不断增添新的血液，只有军官训练团是不够的，办学兵队与办军官团是相辅相成。”至于学员可以通知中共地方党组织协助办理，分批选送，不露形胁。⑥同时，宋黎也经过调查，提出了办学兵队的同样建议。有些部队指挥官也希望办，因此张学良终于同意。
学兵队建制放在卫队二营，叫“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卫队二营学兵队”，先由孙铭九兼任总队长。教学事由刘鼎负责，完全按红军政校办法。学员以平、津学生为主，前后共招了三百多人。学兵队办起来后，很有生气，引起张学良的重视和关怀。绥远抗战爆发，学员决议绝食一天，集资援绥。张学良知道后，批评了孙铭九，说不能让学员绝食，并接见全体学员，称赞大家关心时局，要学员停止绝食，并向学员表示：“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失信，很快，也许就在最近，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行动!”⑦以后，张学良把这批干部放在重要岗位上，成为东北军政治工作骨干。学兵队造就了一大批抗日革命干部。
在培养抗日干部方面，是肤施会谈时花时间最多的问题之—。张学良积极地按肤施会谈的协议办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要求和红军一起打游击
刘鼎从陕北苏区回到西安，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张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问题，检讨总结了东北军和他自己坎坷不平的历史，寄抗日救国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张学良先向刘鼎谈了几次军阀混战中的波折，始终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1928年，他主动“易帜”，率领几十万人马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对蒋介石可说是有求必应，特别是中原大战中，支持了蒋介石，结果却备受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九一八”事变，蒋来电：命令“勿扩大事态”，因此丢了东北。日军入侵热河，蒋声称援助，待汤玉麟逃跑，蒋“逼我下台”。
接着，张学良叙述欧游回国后，以为将东北干部与复兴系合作，又有20多万大军，从来没人这样以实力拥蒋的，但是蒋不让他插手党务。华北事件以后，情况更不妙了。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河北，家乡越离越远了，抗日希望渺茫，东北军官兵最为不满。
张又说：“到西北，蒋介石命令率东北军去‘剿共’，命令能违抗吗?原想‘剿共’如幸而获胜，可以暂时保存实力，留有抗日后望。奈何一战即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南京马上给以冷遇，撤番号、减军费。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也不可能。东北子弟更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继续‘剿共’，等于自杀。”
“前线官兵心情苦闷。红军要求停止内战，善意合作，共同抗日，而上面却逼着他们去送死，这是亲痛仇快的蠢事，因此他们在前线自发的停战。一个总司令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强下命令，因为这样可能激起兵变。部下将领部深有同感，因此谁也不能禁止双方联欢，对上只好敷衍，实际上是顶牛，一时尚可，久了不行。迄今‘西北不稳’、‘暗通红军’的风声传遍全国。”
张学良叙说了他与蒋介石合作共事的情况之后，对刘鼎说：“全国各党各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从跟蒋介石‘剿共’的惨痛经验中，深切感到‘攘外必先安内’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原我竭力拥护蒋介石，认为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收复东北，不能死靠蒋介石，必须联合共产党。”
谁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这是张学良“易帜”8年以来亲身体验所得的总结。张学良对肤拖会谈协议是真诚执行的，虽然他总结了和蒋介石相处8年的经验，为了抗日大业，他还是要“从里面劝”，推动他抗日，但是，东北军内部不一致，引起他新的疑虑。
东北军内部也存在派系与分歧。当时，老派与少壮派之间成见较深。老派大都是高级军官、幕僚，是东北军中主持军、政事务的，主张抗日，但旧的思想作风更重些。少壮派在抗日问题上更激进一些。国家主义派的组织虽已被取消，但是人还在，思想也存在。他们在抗日问题上比较激进，但同时反共。各派都服从于张学良，但相互间也有矛盾。 8月间，张学良把任天水专员的卢广绩调任总部第四处即党政处处长，目的是要卢协调东北军内部关系。东北军的封建性及其变化，张学良也有所了解。他曾说，1928年前，它“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⑧。但是，在老派中出现了使张学良感到异常的情况，即最先参与联系共产党和红军的王以哲对联蒋抗日的口号⑨想不通。
肤施会谈以后，张学良尽力避免联共的事泄露出去，不仅对与南京方面联系较多的何柱国只字不提，也没有进一步向王以哲交底，王以哲、赵镇藩都有一个疑问，即怕苏联不能给以军事援助，对东北军联共联蒋抗日的口号也想不通，曾向人说：“我们东北军原是国民党部队，为什么要先投降红军，再跟着红军去投降南京?”其时，复兴社特务又在挑拨离间，嚷嚷只有国民党是抗日的，如东北军反蒋即无信义，也无出路，甚至散布倒张拥王的谣言，同时，派专人去做王以哲的工作。老派与少壮派矛盾较大。少壮派掌握着抗日同志会，以进步自居，常在张学良面前攻讦老派，排斥他们。一次，张学良要孙铭九转告应德田，要应“当心点，别胡来。”⑩王以哲对少壮派也深为不满，将孙铭九等人掌握部分人事权比作宦官包围皇帝。王以哲的族侄王凤起劝王向张学良进言，王说：“副座豢养这群人物，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若去说，不是招致副座的怀疑吗?”两派隔阂甚深。这个时期，王以哲与进步分子疏远了，不甚来往。刘鼎接触得最早的东北军高级军官就是王以哲，刘两次在洛川停留都觉得王以哲待之以礼，但不近不亲，有时还对刘说：“年轻人啊!吃得开!”刘只好一笑置之。(11)
张学良年轻，看问题比较简单，以往他只认为东北军都会服从他，但是在当前的复杂环境中却产生了问题。如何统一部属尤其是高级军官、幕僚们的认识，他不知如何下手，而问题又反映在他的亲信身上，使他感到为难，惟恐夜长梦多，被蒋介石乘隙而入。另一方面，军官训练团也使他受到教育，他的抗日要求更加迫切。他企图简单化，乘他威信高，拉出一大部分队伍与红军一起干。
7月初(12)，张学良仍住在王曲镇。一天，张突然用电话把刘鼎请到王曲太师洞。刘见张学良神色不同往常，感到诧异。张见刘来，先开口说：“我的日子难过，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那里，告诉我结果。”当时，张学良正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刘鼎摸不着头脑，问张：“怎么回事?”
张说：“这几无．我翻来复去地考虑，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又说：“劝蒋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跟着他难得好果。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刘鼎虽然知道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削弱，但没有料到张学良忽然要和蒋分手，因而感到突兀，但是这样重大的事，他只能向中共中央如实报告。于是他从王曲回到西安，查了地图，离肤施最近的县城是安塞，约摸80里。他立即电告中央，明日启程去安塞，有要事面报。7月5日(13)，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已是中午，余下的一段路只能步行。陕北高原人烟稀少，沟壑纵横，他在荒凉的高原上踽踽独行，还挨了冰雹打，第二天才到了安塞。安塞县城残破，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但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都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刘鼎的电报时，以为张学良要有什么大的举动，所以在保安的中央主要负责人—起来到安塞。周恩来问刘鼎：“只是你一个人?原以为张学良或者王以哲一齐来。”“为什么选了安塞?”(14)刘作了说明。
晚饭后，刘鼎先汇报了张学良的要求和东北军的情况，叙述军官训练团已开办，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系，宋哲元有反蒋的打算。张学良怕泄露联共的事，不敢与各地谈联苏联共问题，等等。
会上展开了讨论，谈了一整夜。最后，毛泽东说了如下一段话：
“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肤施与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齐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15)
会议结束，天已亮了，刘鼎刚躺下睡觉，又被叫起来，毛泽东找他单独谈话。指示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点情报，而是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呀!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从安塞回到西安时，张学良已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他按张学良的嘱咐，跟踪去南京、上海，不巧两个人又错过了。刘在上海停留了一个短时期，找人筹办电台，为苏区购置药品、医疗器械等。恰好潘汉年正要去陕北向中共中央请示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就随刘鼎一齐去西安。
刘、潘二人到西安时，张学良也回来了。刘鼎先向张学良详述了去安塞的情况，并说：“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是他们认为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一直在凝神地听着，等刘一谈完就说：“对!对!我懂了。”接着以爽朗而坚定的语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又说：“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16)
张学良是信守这个诺言的。此后，他利用一切时机，劝谏蒋介石团结抗日，临潼兵谏不过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
接着，张、刘二人又谈东北军的事。张说：“东北军骄、娇二气很深，高级军官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增加领导力量，提一批青年军官。”随后，又谈到部队的改造。张说：“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并吞，是司空见惯的。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今后你就大胆地工作，我给你撑腰。”刘鼎提醒张学良，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并不容易，同时要提防特务。从此，刘鼎也参与东北团体中的群众工作。
准备和蒋介石决裂的“艳晚”事件
8月29日晚上，张学良接到杨虎城的电话，说西北总部的秘书宋黎遭到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绑架，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戳了下来，请他派人把宋接回去。同时，孙铭九也来报告说，参谋秘书室的关沛苍，因去宋黎所住的西北旅社了解情况，也被省党部的特务捕去。张学良感到事情很突然，怀疑是否联共抗日的事泄露了。他认为宋黎是个热心抗日救国的好青年，被特务捕去使他很生气。(17)
于是张学良决定先下手为强，准备搜查省党部，救出被捕者，杀几个特务。子夜，张学良在下令行动之前先把黎天才找来。黎一进张公馆，看到五辆卡车载满武装士兵，已起动待发。进入客厅，只见谭海、周文章、应德田肃立在张学良身旁(18)，孙铭九手持驳壳机，一副待命出发的模样，黎见此场面，不觉吃了一惊。张见黎来，声色俱厉地说：“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命令已下，马上行动。想听听你最后的意见。”
黎问张学良为什么，张说：“省党部的特务，随便逮捕总部职员，殴打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后，东北子弟随我流亡，我连他们的身体自由都不能保障，太对不起他们了。”又说，准备抄查省党部，救人并杀掉特务行动队长。
黎天才很冷静，认为张学良如此处置不妥，便郑重回答说：“泄一朝之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立即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可以。否则，只为痛快，授人以柄，陷自身于不利，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听了颇为动容，立即从孙铭九手中收回手令，要谭、孙等去外面待命，随即关上房门，把住藜的手说：“天才，你对了。不过这一幕怎样收场呢?”黎说：“那容易，去搜查省党部的特务部门，抄查文件，捉主要特务，全案交军法处依法办理，但避免直接杀人。”张表示完全同意，随即令孙铭九带人去抄查省党部。
张学良又把邵力子请来，声色俱厉地问邵说：“你可知道省党部的人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邵力子从未见到过张学良这样严厉的态度，回答说：“副司令息怒，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马上向省党部查明。”(19)
30日清晨4点，邵力子向张学良回报说：“经省党部委员查明，这事是调查统计室(20)的人办的，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栗又文、马绍周、孙大发(达生)四个共产党员。但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当时，抄查省党部已经完毕。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我的秘书我不知道：哪有个力秘书(21)?”又说：“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
查抄来的文件，张学良派人连夜审阅，其中没有发现他和杨虎城联共的任何情报，这才放了心。但此事重大，又有蒋介石的命令，于是立即电告蒋介石，自请处分。电中先述陕西省党部无视他中常委和副司令的地位，径自逮捕西北总部职员，“是不信任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不得已，遂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猝，未能事先呈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处严加审讯。”
蒋介石这时还在广州处理两广事件，无暇顾此，只好隐忍不发，在批复张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人审理，准如所拟办理。”
张学良把蒋介石批准逮捕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人交总部军法处，由江雄风审理。江是复兴社特务处所派的，在西北总部任办公厅情报科科长兼西安市公安局督察。张学良交代江说，对人犯一不许刑讯，二不得离开西安，同时派人通知被审理人员，要他们在法庭上作斗争。其中孙达生不知道张学良的部署，跑到新城杨虎城那里躲避。张学良要孙铭九把孙达生找去，见面后，张在房内来回踱步很久，突然用严峻的口气问孙：“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没有。特务抓人哪要什么证据?”张又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孙说：“我没有军籍。”(22)张说：“没有军籍，我可以给嘛。”接着，张把他所规定的不许用刑，不许离开西安等审理的条件告诉孙，嘱咐孙在受审时应有东北人的样儿，在法庭上可以控诉国民党不抵抗和亡省亡家之苦(23)。孙达生、马绍周、刘澜波等出庭，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应付审判，江雄风当然定不出什么罪名，孙达生和刘澜波在法庭上还把国民党不抗日大骂了一通。事后，张学良赞许了孙、刘两人。
这场被人们称为“艳晚事件”(24)的风波，大长了西北抗日人士的志气，大灭了特务，宪、警的威风。事后总部政训处长曾扩情把几件东北军不稳的情报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批示：“胡说，送副司令阅。”张学良也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八九月间，路过西安的潘汉年提醒张学良，蒋介石不会忘记这件事，要张保持警惕。张学良就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出面，向蒋介石说项。莫老先生追踪奔波了一个多月，10月才在杭州天竺别墅见到蒋介石，向蒋解释此事并表述张对蒋的忠心。蒋只颔首“嗯，嗯”几声，既无愠色，也无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莫察觉不妙，对陪同他前往的总部职员吴家兴说：“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对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25)蒋介石表现的这种态度，证实了潘汉年的判断。
“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一次不宣而战，显示了张、蒋之间在抗日问题上深刻的矛盾。自肤施会谈，办王曲军官训练团以来，张学良的思想在急遽变化，决心为团结抗日不惜一切，直到准备与蒋介石决裂。艳晚事件是张学良逼蒋抗日思想所表现的一个高峰，也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①这篇讲话原载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第三版，现转引自《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96页。
②《刘鼎札记》。周建屏负责中共浙江省秘密工作，1936年4月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经西安时会见了张学良。
③1983年栗又文致著者信。
④《刘鼎札记》中记有：学员所提的战略、战术思想与红军相比，毫无逊色一条。
⑤《刘鼎札记》。
⑥《刘鼎札记》及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记录。
⑦康博缨：《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18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写有“行动中的最低准备”。
⑨实为逼蒋抗日，在东北军中最初提出的是联共联蒋抗日口号。
⑩《刘鼎札记》及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记录，应德田想排斥何柱国。
(11)《刘鼎札记》。
(12)刘鼎回忆，安塞之行是8月。根据档案，毛泽东只在7月初去安塞一次，此后未离开保安。另刘鼎也说，行前，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按五届二中全会是7月召开的，安塞之行应是7月初。
(13)这是根据毛泽东去安塞的时间推算的。
(14)这里所述的具体情节均见《刘鼎札记》。
(15)《刘鼎札记》。
(16)《刘鼎札记》。
(17)张学良的怀疑与对宋黎的态度见《刘鼎札记》与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记录。
(18)当时周文章任卫队二营营长。
(19)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85页。
(20)二陈系的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先为调查统计科，后改为局，省党部为室，以后被人们称之为中统。
(21)特务将栗又文误书为力又文。当时栗又文已被张学良派往新疆，执行联苏任务。
(22)孙达生在东北军中没有正式职务。
(23)张、孙谈话及法庭斗争情况，是1987年孙本人在沈阳召开的“张学良与东北军研讨会”上所述。
(24)旧时电报，用韵目代日，艳是29日。
(25)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67页。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