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五章 联共逼蒋抗日-笫三节 准备在西北自成局面 逼蒋抗日
张魁堂
与杨虎城的联合
张学良在挥兵入陕之前，就考虑到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必须与杨处好关系，才好立足。因此，他一再向部下宣称，打红军的军事一结束，就去抗日，以表明无久居西北之意。为此，张学良不许东北集团的人任陕西省行政官员。曾对部下说：“咱们东北人流亡，要有骨气，不要抢人家的饭碗，不抢人家的地盘。”①杨虎城不肯让出新城办公地点，张就另觅房屋，将西北总部设在南院门。同时，他把东北军大部开往前线，除警卫他的卫队二营外，在临潼、西安只留了一○五师第一旅驻防，包括守卫西郊机场。西安城防由十七路军负责，只有靠近张公馆的东城门由卫队二营负责。张学良还派黎天才、张潜华和杨虎城联络，以表明他是奉命“剿共”，绝无霸占西北的意图。 东北军入陕，并将西北总部设在西安，确曾使杨虎城忧心忡忡，因为东北军人多，装备好，关中、陕北均可驻防，比在陕北的红军和陇东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对他的威胁大而直接，又有“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流言，而张学良又是他的直辖长官。1935年秋冬之际，杨虎城经常与左右亲信研宄对策，拒绝让出新城办公地点也是一个试探。杨曾经让出几个县要东北军派人去当县长，张学良拒绝接受，而且还让栗又文邀绥德师范的高协和、李登霄等四人入西北总部工作。张学良这种友好表示颇得杨的赞赏②，从而解除他对东北军的顾虑。
另一方面，杨虎城主张抗日，与蒋介石素有矛盾。杨发现东北军上下都要求抗日，认为在抗日问题上可与东北军一致。当东北军战事失利，又受到南京方面的冷遇之后，杨认为“患难的朋友好交”，决心试探与张学良合作，同时，中共分别与张、杨接触时，都建议他们联合起来。这也是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6年初，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人代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杜斌丞、王菊人、申伯纯等人③经常座谈，沟通意见，并分别转报张、杨。几次商谈后，他们在团结抗日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高等三人将座谈中所谈的意见写成一本小册子叫《活路》，意即只有抗日才是唯一的活路。张学良看后，认为“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④，指示高崇民把这小册子秘密印刷，送到前线分发。《活路》是高崇民通过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印刷厂印的。杨虎城知道后，也下令送给宜川前线的部队阅读。《活路》小册子的印制和流向，表明张杨的联合已初步形成了。
1936年6月两广事件爆发后，杨虎城认为是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好时机，主动向张学良提出援助两广的主张。张、杨曾设想先分别通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倘蒋介石同意，就倡议召开全国性救国会议，共商国是；倘蒋继续用兵，即出兵援助两广，目的仍在逼蒋抗日。⑤王以哲、刘鼎等向张学良进言，鉴于蒋介石惯于分化地方势力，各地历次的反蒋军事行动部归于失败，对两广事件不妨先观望一下，不必立即表示态度。刘鼎并提醒张学良了解一下中共与红军的态度。因此，张学良同意王、刘等人的意见。恰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去南京看看形势，军事行动等我回来。如果需要，不等会完就回来。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⑥从准备援助两广这件事上看来，张、杨在停止内战，逼蒋抗日问题上，已合作无间。
及至发生“艳晚事件”，双方行动配合默契。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官兵主动营救出宋黎，副营长谢晋生以要特务回去补办逮捕手续为由，支走特务，立即报告杨虎城，杨又告张学良接走宋黎。事后，张学良又见到杨虎城，首先向杨道谢救宋黎的事，并把特务情报主要内容告诉了杨。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起来了，他们又各自与中共联系。这个事实表明、西北大联合已经形成，“三位一体”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筹建西北国防政府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拟定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号召抗日，联合各地抗日反蒋力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要在川西北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在陕、宁的红一方面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反共部队，为建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打好基础。
军事行动的第一步是红军集中力量，打击陇东一带的中央军，迫使他们退出西北或者逼和，以便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与陕北成犄角之势。第二步，以攻马步芳老家甘肃和州(今临夏)为手段，与青、甘马家军打而后和，并使东北军乘机接防河西走廊，以连接新疆，通向苏联。第三步，乘冬季封冻，以红军两个方面军夹黄河北上取宁夏，打通由绥远至外蒙的交通线。一俟上述军事行动胜利完成，即宣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旗帜，红军、东北军出绥东，北上抗日。关于这个计划的军事行动事先征求了张学良的意见，取得同意。8月12日，中共中央将计划电告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求他们率部北上，按上述战略方针行事。
自肤施会谈以后，张学良即积极培养干部，准备抗日，对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逼蒋抗日的方略十分赞同。但是，他对联共一事，惟恐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因而守口如瓶，对东北军、师长也不敢向他们透露。
潘汉年是为国共二次合作谈判由莫斯科回国的，这次去陕北是中共中央要向他交代谈判方针。8月中，潘汉年由陕北回到西安，旋又准备折返陕北，在此期间曾与张学良多次接触，发现张的顾虑与东北军内部团结工作进行迟缓有关。他便向张学良建议在东北军内部公开谈联苏联共问题。他说：“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你的政略与战略，以及和共产党交往的程度。”潘又说：“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⑦，说明蒋介石也准备联苏联共，东北军更迫切要求抗日，可以大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曾听蒋介石说过，他要联俄，但苏联态度不明。张对蒋说：“既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并问蒋：“有无办法?”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也在这次会议期间，蒋廷黻曾两次要求张学良向蒋介石建议联俄容共，以便抗日。张问蒋廷黻：“你为什么不提?”蒋答：“提过，恐怕无效。”不久，国民政府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张学良对蒋介石要联俄容共的意图既已有所了解，因此接受了潘汉年提出要公开谈论联苏联共的主张，并表示要做好王以哲的思想工作。后来，王以哲在联共抗日问题上仍然是坚决的，在11月的山城堡之役，他按张学良的命令竭力延缓行动，致胡宗南部孤军深入，遭到红军打击。
自8月底起，张学良分别找师长们谈心，公开联苏联共抗日主张。同时，他也在群众中亮相，表示主张团结抗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西北总部集会，张学良出席并作了报告，说：“中国只有实现统一，才能收复国土。继续内战和分裂，只能害了自己的同胞，最后落得亡国灭种。”⑧同日，有1万多群众游行，并到西北总部等机关请愿，要求一致抗日。张学良戎装出场，接受了游行群众的“向国民党请愿书”及“上副司令请愿书”，赞扬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并沉痛地表示：一定要亲率东北军披甲还乡，为国效死，为民报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月2日，张学良在公馆接见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海伦，斯诺，对外间所传西北将独立的谣言进行辟谣，声明“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的解决。”⑨这是张学良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团结抗日主张。
10月，东北救亡总会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在西安成立。鲁迅追悼会也在张、杨支持下得以召开。张学良为了支持群众捐款援绥运动，捐款1千元，用化名分批在《西京日报》披露，以壮大声势。11月，西安举行守城十周年纪念大会，张学良商得杨虎城同意，让东北军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说，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大家共同发扬当年西安守城精神，抱定最大的决心，必死的决心，不顾一切地来同我们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拚。整个中华民族终有像十年前守城军民获得最后胜利的一天。⑩
1936年夏季，在张、杨支持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已蓬勃发展。张学良公开表态后，声势更加壮大。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有罪，但在西安，抗日却有相当大的自由，连上层人士，本地土绅也公开谈论反蒋抗日，无所忌讳。陕西省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曾愤愤地指责他们“做国民党的官，吃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共产党的事”，“比共产党更危险”(11)。不但有志抗日的学生、青年纷纷从各地来到西安学习、工作，或者派代表谒见张、杨，连坐书斋的学者如史学家顾颉刚也借参加考古学会之机，从北平不远千里来到西安，会见张学良、邵力子、杨虎城等人，大谈抗日(12)。这种种情况表明，西安已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城市。
9月，在川西北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学良为此作了相应的部署，于8月间，决定调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及刘多荃的一○五师二、三两旅去甘、宁边境，表面上是执行蒋介石堵击北上红军的命令，集中部队于陇东一带。实际上是以王以哲代替何柱国，便于贯彻他迎接红军北上的意图。
就在此前，何柱国主动要求在陇东进攻红军。联共抗日的事，张学良没敢对何讲，推说红军不好打，要保存东北军抗日力量，不予同意。但是何说有必胜的把握，坚决要求进攻红军。张阻拦不住，只好说“丢了一人一枪，惟你是问”，同时把何的计划告诉了刘鼎。何柱国所部骑兵军在西海固(今属宁夏)一带，进攻时，一个团被红军包围缴械，何柱国正在着急，据前方报告：红军已把人马连枪都送回来了。何这才明白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已有默契，忙向张学良请罪。张对何说：“恕你无罪，以后小心!”张学良调王以哲去陇东后，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一职由黄显声接替。为保证与陕北苏区的交通线的安全，在鄜县一带，由霍守义的一一二师接防。
八、九月间，张学良和潘汉年、刘鼎都说过：“我已下了命令，要各部队守好城镇，为保存实力，不许出击。请你们转达，红军北上时，尽量贴近东北军防区。西边于学忠的部队已集中兰州，只要红军不进城就行。固原以北诸镇不好撤防，如红军必须通过，先打个招呼。”
当时，叶剑英任红军参谋长。 8月间，周恩来曾电张学良，拟派叶前来，与刘鼎一起协助他工作。张请刘鼎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叶剑英来西安，好共商大计，协同步调。红军给养困难，张学良先拨出5万元，由宋庆龄转交，另给红军做了1万套冬装。
9月下旬，张学良从前线的军事情报得知红二方面军已到达陕南风县附近，并知道北上红军人数大大超过在陕北的红军。他对此很兴奋，对刘鼎说：“凤县的对面是宝鸡，是自古以来的军事要地，是陕甘的咽喉，南入汉中、通向四川，红军可以相机占领。”他又再一次告诉刘，要红军贴近东北军防区走(13)。张学良认为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集中起来就可以完成他所热望的建成西北国防政府的军事任务。
10月2日，叶剑英、潘汉年等一行抵西安。4日、6日，张学良两次与叶、潘见面，详谈了当前政治、军事问题。叶等此行主要是筹建西北国防政府及商谈逼蒋抗日等问题。这时，红二、四方面军已抵陇东，胡宗南部也回师北上，向天水一带集中。7日，张学良飞赴甘肃庆阳，召见前线将领，对外声称此行是执行蒋介石堵击北上红军的严令，实是协调两军步调。9日，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
对甘、青的马家军，张学良除已按照预定计划，派出代表，争取他们一旦与红军接触时，与红军和解外，同时作了另一手准备，即万一马家军不肯和解，他就与盛世才夹击马家军，占领河西走廊。为此，他早已作了准备，他乘夫人于凤至带两个孩子去英国留学的机会，派他的二弟张学铭、原日文秘书宁向南同去英国留学，并关照张学铭到大英图书馆查清河西走廊的军事资料，因为在国内缺乏这方面资料。张学铭去后，查清了河西走廊因缺乏水草，不适宜大兵团行动。张学良针对这种情况，购置了大批摩托车，准备使骑兵军摩托化，以适应河西走廊的作战条件(14)。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部队曾随东北军在豫鄂皖与红军作战，实力小，战斗力不强。张学良利用世交之谊做他的工作，派万毅去马的三十五骑兵师作联络参谋，送去通讯密码，又经常通信，赠送礼品。马鸿逵为此很感动(15)，西安事变时拥护张学良，直到局势明朗，蒋介石快离开西安，他才倒填日月，发了一个拥护中央的通电。
张学良初入西北的时候，并没有久留西北的打算。一则他急切盼望率东北军去抗日，二则他认为西北本是别人的地盘，不便久留。1936年，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人劝他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张仍末摆脱上述想法，还告诫他们“不要抢别人饭碗，不要占别人地盘”。等到他与中共及杨虎城联合起来以后，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才逐步确定，及至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提出，将西北建成抗战后方的问题就定局了。
自肤施会谈后，张学良的要求已不止是“披甲还乡，复土雪耻”，他知道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日，还要建立富强的新中国。自是衷心赞成。张认为共产党人“诚实朴素，可以为友，比国民党这批家伙高明得太多。……”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一定是这一批人”(16)。中共中央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拟以张学良为首，共产党代表与杨虎城任副职，在征求张学良的意见时，没有言明此事，但是据刘鼎回忆说，张学良从计划的部署中察觉到西北国防政府将以他为首，因此对之更加重视。(17)
西北要自成局面，首先要延揽人才。1936年6、7月间，张学良去上海，经杜重选介绍，先与救国会的邹韬奋、李公朴、章乃路、沙千里、王造时见面，交谈救亡形势。张在经济上支持了救国会(18)，从此与救国会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为避开特务耳目，张要汤国桢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租了一幢房子，作为专为进步人士往来的地点(19)。张感到西北财经人才奇缺，求教于章乃器，章推荐了四川的卢作孚。秋天，卢、章先后去西安与张学良相见。
张学良决心把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在湖北鸡公山)迁入西安。他把东大作为培养干部的学校，四处物色校长，一时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选。东大学生反对守旧的秘书长王卓然，张因王劝他戒毒有恩，起初不肯换。栗又文等人对他说：有恩可以报以厚酬，大学是公器，决不能以私害公。张始同意，以周鲸文为东大代理秘书长(20)。东大工学院先迁西安，张学良以15万元私款在西安城外西南角兴建校舍，并在东北礼堂基石上亲笔题词：“沈阳工院，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还我河山。”抗战时，这块基石被西北干部训练团铲掉了。
在西北自成局面，必然要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张学良与华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一直保持联系。各地方实力派都反蒋，也主动派代表与他联络。如广西方面先派李宝琏来。李原是东北方面的，“九一八”以后投奔了广西。另一广西代表刘仲容与北方进步力量取得联系后，主动来到西安，广西方面后来也予以认可。卢作孚到西安见张，也带着四川刘湘的联系任务。1936年5月，冀察的宋哲元派人来西安，把他的反蒋独立计划提出来，征求张学良的意见。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与张学良都有历史渊源，关系自然又深一层。
8月以前，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只限于抗日反蒋，还不敢谈联共抗日问题，但自接受潘汉年的建议后，便突破了这个禁忌。 10月，他去太原与阎锡山向定吁请蒋介石联共抗日，如蒋不同意，则晋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战，阎并允将包头、五原，固原等肥沃的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秋天，中共军委特科的冯雪峰(化名李森)去四川与刘湘商定，用政治手段联合各抗日派别逼蒋抗日，并签订川军、红军与东北军的军事协定。打破了联共抗日的禁忌之后，张学良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更加深了，联系的面也广了。从广西、四川经西北到华北都联系起来，联共逼蒋抗日的战线已略具雏形。
张学良一直想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自1934年起，他曾要李杜担任这项工作，先后派应德田、赵毅作他的助手。但因受到蒋介石的阻挠，苏联也一心要联合蒋介石，不便接待，固而李杜始终没能成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张学良经焦绩华介绍，在上海会见了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张向鲍表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答复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21)这个答复表明，苏联援华是以国共合作为前提的。
秋天，张学良要黎天才为他起萆致苏联的信，说与日本有公仇私恨，希望与苏联一齐打击中苏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22）
8月，他派梁又文、董彦中去新疆，执行肤施会谈关于联苏的协议。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通过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向苏联说明东北军情况与全国抗日形势，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经斯大林批准，同意在平凉修建一座兵工厂。(23)这是张学良孜孜以求的结果。
张学良决心以西北为抗日后方，除将东北军的军火、器材运入陕、甘外，并向蒋介石索要一批军火。(24)张学良还在甘、陕陆续兴建了一些设施，如他在《自述》中所说：“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施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抗日之准备也。”(25)
由劝蒋到逼蒋
自安塞会议以后，张学良即采取措施实践他劝蒋抗日的诺言。8月，张向端纳谈及此事，端纳建议张给蒋介石写一封信，由他转交。9月20日，陈诚电告蒋，说张学良曾向冯庸表示“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并让冯庸向他转达。蒋令陈诚查明真伪，并电张学良，问以“词意何居?为何托冯庸转达?”9月23日，张学良电复蒋介石，除声明“良未曾托冯转致辞修何语”外，并坦率陈述集中全国力量抗日的主张：“居今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26)
10月4日，张学良会见叶剑英、潘汉年，表示：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恐蒋介石难以接受，最好由中共负责人写一封信给我，先谈停战谈判问题，我再把这封信转给蒋。”叶、潘将张此意报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周恩来即于10月5日按照张的意见联名给张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及攻击红军后方，红军即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要求“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祈即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27)
两广事件平息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积极准备消灭西北红军，以“竟其全功”。他一面把在湖南南部的胡宗南部调回甘、陕，一面亲来西安，命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进攻红军。10月22日蒋刚到西安，张学良即去华清池晋谒，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没等张把话说完，蒋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28)过了两天，蒋介石分别召见张、杨，征求他们对“剿共”计划的意见。张再次向蒋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反对继续“剿共”，并声明这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蒋又斥责说：“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又说：“士气问题，我来解决。”(29)蒋并表示要去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
东北军全军上下对蒋介石继续“剿共”而不抗日都深为不满，蒋决定于10月27日去军官团训话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军官向张学良要求和蒋介石辩论，张说：“只许君子动口，向委员长提问题可以。”。10月27日是军官团第三期开学典礼，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在西安的团以上军官都参加去听训。当蒋介石重弹日寇是癣疥之患，“共匪”乃心腹大患的老调时，场内咳嗽声、跺脚声、交头接耳嗡嗡声顿时四起。张学良原来同意军官们当场提问题，本想让蒋介石了解一下军心，藉以表明要求抗日绝不是他个人的愿望。但他见会场中如此骚动不安，惟恐出事，便不敢再让大家向蒋提问题，一埃蒋介石讲完话，即宣布散会。
29日，蒋介石离西安去洛阳，部署“剿共”军事。当时，关麟征、胡宗南等部已开入甘、宁，张群正在南京与川樾谈判，蒋介石了解到日军不致立即大举进攻绥远，又以谈判来延缓日军入侵，以争取时间，一举消灭红军。10月30日是蒋的五十寿辰，蒋自称在洛阳避寿。张学良与阎锡山相约同去洛阳为蒋祝寿，并乘机共同进谏，要求团结抗日。结果，张学良碰了更大的钉子。蒋介石厉声问张、阎：“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接着，蒋在洛阳军分校阅兵时训话，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30)钱大钧看见在台下立正的张学良面色惨白，会后对与张同来的何柱国说：知道内情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望何劝张学良不要误会。(31)
当晚，张学良与阎锡山在军校操场上借散步长谈，令随从远处等侯。临别时，阎把着张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靠我们自己干了，”(32)原来张于5月间，曾去太原，劝阎接受他“九·一八”事变时的教训，日本如入侵，要坚决抵抗。10月，张又去太原见阎，取得联共抗日的协议。如蒋介石不抗日，晋军、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8月，伪蒙军在日本支持下进犯绥东，傅作义率部抵抗。阎这番话，即对张学良表示同情，也表明他自己对联共抗日的协议不变。张学良深为感动，才认识到阎锡山老谋深算，很有办法。
回西安时，何柱国在飞机上把钱大钧的话转告张学良。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张学良也感到劝蒋抗日难以达到。回西安后，他对黎天才说：“完了!一切不能靠他(蒋)了。”他去洛阳前，曾对黎说：“如果他(蒋)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要考虑我自己的问题。”(33)实际上张学良早已在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当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肃时，张学良希望红军取得胜利，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就可以先行抗日，那时，看你蒋介石抗不抗日。10月中旬，胡宗南部已回师陇东，准备北进，张学良估计蒋介石是想拣些便宜，但再打将是中央军被打败，然后还要和谈。因此，他持乐观态度。
但是，由于张国焘想称王称霸，不执行前述中共中央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擅自行动，使原定在9月下旬至10月初的打击中央军的会宁战役计划落空，(34)红军三个方面军只好先会师。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打拉池开会，决定先集中兵力取宁夏，留一部阻击甘、宁的中央军。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又不执行会议决议，将红四方面军大部及红五军团共2万多人西渡黄河，以后又向河西走廊进发。张国焘认为，中共中央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又与张学良联合了，一旦西北国防政府成立，他将难与毛泽东争衡，倘若占领河西走廊，连接新疆，背靠苏联，国民政府也奈何他不得，他可以成为与南京方面谈判的对手。(35)
9月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时，蒋介石令胡宗南部回师甘肃。但因胡部远在湖南，蒋又令华北事件后由河北撤至洛阳的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先行开拔入甘。二十五师至甘后，直插靖远，封锁黄河渡口，红军被分成两路。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及张国焘本人都留在黄河右岸。黄河左岸有2万多人，右岸一、二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一个军，共3万多人。以后，左岸四方面军等部转向河西走廊，兵分势弱，以致原定战略方针无法实现。
蒋介石抓住战机，令胡宗南由甘、宁向东，进攻陕北。胡率中央军共七个师，其中王均军、二十五师及胡部四个师为左路，由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五个师为右路。张学良令王以哲迟滞行动，王最后中断了与胡部的电讯联络。胡所率各部也各为自己利益，行动参差。关麟征部最初挥兵猛进打拉池，曾得到蒋介石嘉奖，但随后关认为红军退却已终了，再急进将会遭到红军打击，因而顿兵不进。(36)而胡宗南争功，孤军深入。结果于11月18日初败于萌城堡，其第一旅为红军击溃；21日，再败于山城堡，七十八师被红军歼灭一个旅又两个团。(37)
山城堡战役使张学良为之一振，他以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爱将，第一军装备精良，而八十七师又是他的精锐部队，竟被红军打败，可见红军不可轻侮，打而后和仍有希望。
10月14日伪蒙军大举进犯绥东，傅作义率部坚决抵抗，各地援绥运动风起云涌，上自达官贵人，下至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全国沸腾。11月27日，张学良将《请缨抗敌书》送洛阳呈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援绥，文中说：“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愿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而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蒋介石当然不准，在他自己日记上批评张学良：“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38)
红军的战略计划遭张国焘破坏后，处境相当困难。11月上旬，中共中央拟定新的作战计划——“新长征计划”，主要内容是兵出河南，游弋于黄河南北，打破蒋介石的围剿，这个计划不久也送给张学良。月底，张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设法迁延一两个月，届时各方力量会有变动，建立西北抗日联军仍有希望。(39)新长征计划暂时搁置了下来。
在张群、川樾谈判中，日方虽提出亡华七条，在蒋介石看来这只是日方在谈判中的要价。绥东战事兴起后，外交部为此向日方严正交涉，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内事件，……与日方渺不相涉。”蒋介石断定日军不致立即大军入侵，是进攻红军的大好时机，而且红军兵力分散，可望一举予以消灭，至少可以击破其主力，收编残余。于是他将国共和谈的原定对等谈判的条件，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40)。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继续准备进攻红军；一面在后方加强镇压措施，镇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逮捕了当时已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群众组织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41)，封闭了几十种进步报刊。
一天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住处，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42)叶考虑后对张说：“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机会。”又说：“事关重大，你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央报告。”(43)当即电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得叶剑英电，即复电，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44)张学良表示同意。但以后情况再紧急时，张学良在抗日与剿共之间必须择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内战他是坚决不打的，剩下的一条路是用兵谏方式逼蒋抗日。
①孙达生：一、“西安事变中的一些见闻”，全国政协存稿；二、《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集109页。
②栗又文向著者口述。
③杜斌丞曾先后任陕、甘两省秘书长，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是杨智囊中核心人物，思想进步，后任民盟西北总部主任委员。1947年10月7日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王菊人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与智囊人物。
申伯纯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交际处是新设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
④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纪录。
⑤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135页。
⑥刘鼎在全国政协谈活纪录。
⑦自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初，蒋介石先后派陈立夫、曾养甫、宋子文、孔祥熙及驻苏武官邓文仪分别在国内和莫斯科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试探国共和谈的条件。
⑧王立民：《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回忆》，辽宁文史馆、参事室编印：《文史资料》1986年、1987年合订本。
⑨安危：《预报西安事变的女记者——记诲伦·斯诺在“双十二”前的采访活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2月19日。
⑩《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1月30日。
(11)米暂沉：《杨虎城传》第一版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2)王振乾：《顾颉刚先生的西安之行》，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
(13)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纪录。
(14)刘鼎在全国政协的谈话纪录及张学铭口述。
(15)万毅：《言犹在耳》，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74页。
(16)《黎天才自传》。
(17)全国政协刘鼎谈话纪录。
(18)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人民出版社《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89页。 (19)张学良在武昌时，蒋介石要他不用旧官僚，因此张的旧幕僚中主要人员只留了吴家象一人任秘书长。汤国帧曾任过张的副官处长，被张派往上海，张有公馆在上海，汤实际上担任类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工作。此事见汤于1962年4月2日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信。
(20)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21)焦绩华：《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西安事变亲历记》10页。当时焦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
(22)《黎天才自传》。
(23)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84页。
(24)自1930年东北军入关，与石友三作战起，蒋介石没给东北军补充过一枪一弹。
(25)张学良：《自述》，《西安事变忏悔录》。
(26)台湾总统府机要档案室，电报号4287、4483，转引自《传记文学》39卷6期。
(27)《毛泽东书信选》7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28)张玉荪：《华清池之旅》(上)，台湾《传记文学》39卷6期。
(29)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30)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24页；《新秦日报》1936年11月11日。李金洲时任西北总部秘书，由黎天才推荐，派李与阎锡山联络。李著是旅居巴西时写的，台湾《传记文学》出版。
(31)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页。
(32)《黎天才自传》及上述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33)《黎天才自传》。
(34)9月下旬胡宗南部4个师沿陇海路西入潼关，向天水集结。红军总部决定以红二方面军一部在宝鸡以东迟滞胡部行动，红一、四方面军集中陇东，消灭胡部先到达之上一部，张国焘阳奉阴违，擅向和州(临夏)进军，合击计划未能实现。10月初，胡部已集结，红军总部制定会宁战役计划，先打击中央军王均部，张再次阳奉阴违，又未如期合围。事见《彭德怀自述》。
(3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9篇第3章，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36)全国政协常委覃异之对著者所述。当时覃任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
(37)当年中央军编制，通常一个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团，有的另附一补充团，每团编制是1500人，但经常是不足额。胡宗南部番号原是第一师，下辖18个团，1935年改为第一军，辖4个师和1个补充旅。
(38)台湾《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29页。
(3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40)1936年5月，由陈立夫口授，谌小岑笔录的国共谈判条件是：一，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C方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共政治经济理想。11月，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时，陈转述蒋介石的要求，收编红军三千人，师长以上人员出洋。当即遭到潘的拒绝。
(41)七君子是：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
(42)苦迭打(CouP d’Etat)是法文政变的音译。
(43)《叶剑英传》(稿)第11章《西安事变前后》。
(44)《叶剑英传》(稿)。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