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蒋介石合作——中原大战、进入华北“九·一八事变”
（日）西村成雄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新的机构，蒋介石 (1887—1975)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处于形成时期，代表中华民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由众多派系组成、充满各种矛盾的政治联合体。问题在于，无论哪个派系，政治上自然都不能否定国民党这个政治象征，创造出其他政治空间来。国民革命后，国民党这个政治上的象征，统治了中国的政治空间。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统治，但是对整个中国政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国民党的政治组织(党)、以及在它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军组织(军)和国民党支配国民政府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却在国民党内的各种军事、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摇摆不定。为掌握国民党内的主导权，蒋介石与提出以《训政纲领》为政治基准的胡汉民(1879—1936)联合，在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排除了汪精卫(1883—1944)的“改组派”。为掌握军权，根据1928年12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的《全国编遣会议条例》，1929年1月，召开会议，企图整顿军事组织。这是为了削减除蒋介石之外的军事领导者的权限，实行中央集权，受到了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的抵制。3月，蒋介石把持下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后，展开了与各地军事领导者之间的内战。蒋桂战争(1929年3—6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11月)、第二次蒋桂战争(1929年1l—12月)、蒋唐战争(1929年12月—1930年1月)接连不断，蒋介石最终都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0年5月的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桂系以及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反蒋联合力量的一次大决战。蒋介石派如果得不到拥有东北军的张学良的支援，就不能渡过这次政治危机。8月，反蒋联合派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在北平组织了新的国民政府。阎锡山为主席，在政府要员中，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就写上了张学良的名字。这里产生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抗的另外的政治空间。但是，对国民党来说，不言而喻是为了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和正统性。
这时，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使尽了各种手段。第一，派张群、吴铁城等国民党实力者，以及与东北有关系的李石曾、方本仁、罗文干、汤尔和、顾维钧等前往游说。第二，答应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的部下担任华北各地的要职。
张学良1930年1月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国家既已统—，矢诚服从中央、拥护中央(《奉天省公署档》；《张学良文集》一，第257页)。3月1日，致电蒋、阎“二公(蒋和阎)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盛京时报》1930年3月3日；《张学良文集》一，第265—266页)。
诚然，当时张学良处于蒋介石、阎锡山与汪精卫之间，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也有主张“静观”的，但是，9月9日，阎锡山等在北平成立政府，张学良更明确地表示拥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一。9月17日张学良在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中说，从“易帜”实现了国家统一的经验看，“衷心不愿国家再分裂，南北成立两政府”，“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祸，故余已不能不被迫出而干涉”(《大公报)1930年”9月19日；《张学良文集》一，第315—316页)。第二天，发表“和平通电”，部队入关，向阎锡山、汪精卫一方施加压力。于是蒋介石的军队占据了优势，阎、冯军队10月末放弃抵抗。这期间， 作为蒋介石派活动的杨虎城军，10月28日占领了西安。
1930年10月9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铁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监誓，张学良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东北军进驻华北一带，随后，掌握了东北四省以及包括河北省、察哈尔省、陕西省、绥远省八省，加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的军政、民政。 1931年4月19日，在北平成立了副总司令行营。
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援助。1930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成了中原大战的论功行赏会，张学良 11月7日离开沈阳经天津，12日早到达南京，会见了蒋介石，出席四中全会，拜谒孙中山陵。直到12月4日离开南京，蒋介石视张学良为最大的功臣，热情地接待。报纸连月刊载有关张学良的活动。这时张学良、于凤至夫妇也加强了与宋美龄、宋子文等的交流，并与南京中央政府要员加强了政治联系。
11月17日，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说，自己参加的1927年春河南省东部内战的悲惨现实是他“人生观”的转折点，强调为维护中国的和平，就要“拥护中央”。同时，他说最近辽宁时有逮捕中国共产党员之事，一般共产党大抵均系良好之青年，他们参加的动机一为非加入共党不足以谋出路，一为现在一般军阀之行为所迫。如果今后再长此内战，“中国之青年殆将竞入共产党之途矣”(《民国日报》1930年11月18月；《张学良文集》一，第347—349页)。
这里，张学良吐露了“中国统一”比什么都重要的信念，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的正统性为前提，表达了对现实统治者蒋介石的认同。张学良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六年前的混乱状态，现在是和平的统一的”，中国要“谋在国际提高我们的地位”(12月2日南京中央电台播送；《民国日报》1930年12月3日；《张学良文集》一，第376—377页)。当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12月开始的对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正式的围剿归于失败。接着1931年2月到5月，6月到8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都被毛泽东(1893—1976)等的游击战术所击败。
这时，张学良的讲话中，多次使用“和平统一”、“拥护中央”、“国家建设”等词语。他公开声明应拥护的现实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中央的领导者，不是多次发表不利于东北主张的胡汉民，而是应该“辅助”的蒋介石(1930年12月31日致顾耕野的电报，奉天省公署档；《张学良文集》一，第411—412页)。张学良认为国家建设的主体是南京国民政府，如果对此没有疑义，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就是对蒋介石的认同。
1932年张学良掌握了包括东北、华北在内的广大的地方政治运营体制，1月26日，出席了在辽宁省政府会议厅召开的“财政会议”。山西缺席，东北四省和察哈尔、北平、天津、哈尔滨的各财政负责人、边业银行、东三省官银号的有关人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说，训政时期的中国，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今后努力解决财政问题，尤其是必须改革货币(《张学良文集》一，第 433—434页)。按照这个讲话，2月2日的财政会议提出了“东北金融统一案”，设想在东北、华北建立准“中央银行”的地方银行。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宁恩承等提出了《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报告书》，是以辽宁省的币制改革某种程度进展的现实为基础的。
张学良4月18日从沈阳赴北平，住在顺承王府，4月23日对河北、北平、天津党部委员说：
“中国今日对内应有强固政府，对外极力打倒帝国主义”。
“倘若有人自私自利，忘却国家立场，此在中国实最为危险。且国家如不强，即使个人有权有势，将何以保持永久?所以先要强国家，方有所寄托”(《大公报》)1931年4月24日；《张学良文集》一，第449页)。
“国家无地位，则个人亦无地位”，特别是到外国更感觉到这一点，他经常想起1921年到日本参观时的“屈辱感”，今“蒋总司令及中央诸同志”均极努力从事维护“国家根基”的事业，是“中国最有希望之时期”(《大公报》1931年4月28日；《张学良文集》一，第453—454页)。
1931年初开始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为制定“召开国民会议的训政时期约法”出现矛盾，张学良当然站在了蒋介石一方。蒋介石不顾曾与之联手的胡汉民的反对，3月8日将他监禁，5月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实施，声明今后“破坏统一者，即违背国家根本大法，是为民贼。”蒋介石取得了统治国民政府国家权力的正统性。然而，现实却日趋复杂。
针对蒋介石的统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派，5月28日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实际上由广东派的古应芬和陈济棠控制。这次汪精卫参加了南方反蒋联合势力。此后，一直存在着南京(宁)和广州(粤)对立。在国内政治的混乱中，日军9月18日发动了“满洲事变”，军事占领了整个东北全境。
在此之前，中原大战后到1931年初，张学良命东北军进驻关内，在“九·一八事变”前达11.5万人，东北只留下约19万人 (其中包括非战斗人员)(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9、193页)。东北地区整体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而且，与华南的反蒋运动相呼应，7月18日华北日本特务机关也支持石友三发表“讨张通电”。张学良进行了反击，8月4日，镇压了叛乱。
这时张学良患了肠伤寒，6月1日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对石友三的战斗是由王树常、于学忠指挥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9月19日张学良才出院。
6月，在东北长春郊外的万宝山，朝鲜农民和中国农民，为修水渠发生了冲突，酿成日方警察伤害中国人事件。日方将此问题国际化，同时在朝鲜煽动排斥中国人运动。
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在大兴安岭涉嫌间谍活动，为东北屯垦军逮捕、处死。7月中旬，日本军方得知此事，8月以后，不断对中国进行非难，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日本在中国政治分裂的状况下，为牵制华北的张学良，以保住自己东北的“权益”，正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据有关记录，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这样说：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全国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4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档；《张学良文集》一，第473页)。
张学良9月6日致电辽宁政务委员会代理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密令：“(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侵华专题档》；《张学良文集》一，第479页)。
9月7日的《大公报》根据日方的政治动向，报道了“日本对满蒙形势紧张”，传说对中村震太郎事件，“军部已决心武力解决”，“与外务当局正协商采取强硬手段”
9月18日日本报道：
“晚上10时半，奉天北郊3英里的北大营北侧的满铁线路被炸，中国将校指挥的三、四百中国士兵有计划地袭击我守备队，挑起事端，我军应战，日中两国士兵终于开战”(《大阪朝日新闻》昭和6年9月19日号外)，日本战败后，否定了当时的新闻报道，终于搞清楚了这是日本军队的阴谋。这与3年零3个月前炸死张作霖的手段相同。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