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与亡省体验
（日）西村成雄
1932年4月，张学良对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团长说：
“9月18日晚实行了阴谋计划。也无最后通谍和警告，日本兵突然奇袭、占领了沈阳。这种行动完全超出于我的想象。我对日本完全无战争准备。根据国际联盟和凯洛·布里安规定，任何人也不能进行战争准备。不与日本斗争是我的政策。这在9月 6日我的命令中已经很清楚了。正是因此，日军没有受到抵抗和妨碍，得以实现他们的计划。日本认为‘九·一八事件’是中国士兵炸毁南满洲铁路造成的，那不是事实。”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9月6日给辽宁省和东北边防军的命令，是前面提到的“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他在李顿面前说“我不听日本有害于中国统一的助言，而且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即我力避争端。不幸的是，日本将这些友好视为软弱。”
的确，日本企图实现张学良所说的“有害于中国统—的助言”。张学良此外，无论如何对日让步，日本也不认为是让步。这就发生了“超出’张学良预料的事态。
60年后，在接受日本NHK记者的采访时，张学良回忆道：“九·一八事变”是自己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如此，日本军队的奇袭才得以成功。
问题是在此之前，东北地区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凝聚力，不会因日军的一击而一举崩溃。的确日本的军事占领有所进展，但是距全面影响东北地区，还相差甚远。20年代聚集起来的民族主义的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以各种形式，显示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其民族主义抵抗的观念，不仅限于东三省，而且是恢复中华民族独力的民族主义。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就是如何救“亡天下”的“救亡”课题。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