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张学良的认同危机
（日）西村成雄
杨虎城认为“不能再失时机，不能失去人心”，张学良也认为“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1页)。
二人设定了各自驻防的警备区，东北军负责蒋介石的住处临潼，西北军负责西安城内，但还未确定具体行动日期。
12月8日晚，杨虎城命第2旅旅长孔从周，布防以应付驻在西安城内中央军系统的军警、宪兵，特务，以演习为名加强对中央军的防备。这天早晨，蒋介石约第57军军长王以哲和105师师长刘多荃吃早饭，蒋介石对王以哲说：“57(应为57军。——译者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刘多荃：《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2—213页)
“你是东北军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
这对王以哲等是巨大的压力，他将这件事告知了张学良。
中央军的高级将领之一蒋鼎文，在非正式场合要求张学良“交出西北剿共的兵权”。蒋介石侍从室的蒋孝先对张学良的秘书黎天才说：“告诉副司令，西北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张学良受到很多中央军的攻击(刘多荃：《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3页》。
12月9日这天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张学良分别对王以哲和刘多荃说，已经和杨虎城“决心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二人大惊失色，过了一会儿说：“副司令有决心，就干吧”(同上书)。二人很早就是张学良的亲信部下，驻守在临潼的刘多荃的部队负责这次行动。张学良对刘说，指示卫队营扣蒋介石，由出身绿林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祥和团长刘桂五负责。刘桂五不认识蒋介石，不熟悉华清池一带的地形，张学良想了一个办法，使他面见蒋介石，刘桂五是热河人，就说今后要带部队去打游击，特向蒋介石问候，10日，刘桂五见到了蒋介石，勘察了附近的地形(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35页)。
另一件事，12月9日是北平的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的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委、“西救”、“东救”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团结抗日，向蒋介石进行示威。西安城当时抗日政治的凝聚力正不断高涨。张学良派卫队和特务营，保护参加游行的群众免遭蒋介石的伤害。但是，游行时，警察枪伤了一个小学生，参加游行者开始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张学良和杨虎城派代表接见了示威代表，省政府主席邵力子(1882—1967)接见了代表，但他指责学生违反国法，险些挨了群众的打。参加示威者认为未达到请愿目的，便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行进(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61—162页)。
张学良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华清池的蒋介石，要他接见请愿代表，蒋介石在电话中斥责道：
“这是你对学生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不允许的。”张学良担心示威群众如果在华清池出了问题，就会影响西北的行动计划，立即乘车赶去，在灞桥追上了游行队伍，试图说服群众，提醒他们，去华清池会发生流血惨案，劝大家回去，对参加游行的群众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相信我吧！”(谢华：《西安事变的回忆》，《峥嵘岁月》，1982年2月；《朱治理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 12月11日，《纪念朱治理文集》，第25页)。这是张学良与示威群众的一次大的交流，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返回西安。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集会上，谈到了事情的经过：“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对不能轻易改变了。”(《张学良文集》二，第1066、1069、1080页)
这就是12月9日张学良作出的两个决断。
12月10日，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分别作出了各自的决定。
张学良去杨虎城公馆，正式商定11日夜(实际是12日清晨)实施扣蒋行动，到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行动阶段。政治方面，扣蒋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两广、四川都会积极响应，山西的阎锡山至少可保持中立，不会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已表示以兵力支援。地方与中央处于这种对抗形势下，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就不得不放弃现在的国策，蒋介石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西北军现有之地位，才能释放他。军事方面，河南的中央军共10万人，扣留了蒋介石，他们在短期内也难以进驻陕西。东北军只要把守潼关，就不致出现大的问题。对已经进入陕西的中央军2个师，由 17路军负责包围之。于学忠部对付兰州一带的胡宗南的部队。只要守住宝鸡，汉中的中央军就不成问题了。同时邀请红军牵制中央军的作战行动(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63—164页)。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中央军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剥夺张学良的兵权，实际上，在前一天，蒋介石向《大公报》提供了一条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同上书，第165页)陈诚亦来谒蒋，闻蒋令以军政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
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生命将被断送，蒋介石在不断缩小其包围圈，终于到了最后阶段。
张学良、杨虎城在微妙的瞬间，作出了决定。
12月11日，张、杨再度商量行动计划。第一，12日清晨6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第二，把蒋介石住处的电话联通至张公馆总机，随时了解蒋介石的动向。第三，如果蒋介石有察觉的迹象，或有人向蒋告密，就及时派两个加强连，由西安驰往临潼逮捕蒋介石。如时间仓猝，由西安派兵来不及，即令驻临潼的刘多荃部火速执行(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66页)。
11日晚，张学良和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出席蒋介石的招待宴会。会上，蒋介石决定了对红军实行包围战的计划，任命的指挥人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均被排除在外。宴会后，张学良不露声色地与中央军将领返回西安城内。回到公馆已是深夜11点钟了，东北军将领正等在那里。张学良向他们宣布扣留蒋介石的具体计划。从兰州来的于学忠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捉了以后再说，我为国家实行兵谏，问心无愧，至于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同上书，第174页)
众人无言，想必其含义极为复杂。“兵谏”是申明大义之举，但是对实际指挥军队的将领来说，它却缺乏今后如何维持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现实问题的具体策略，感觉好像是一场赌博。张学良向实现自身认同迈进，在一定意义上的纯粹性，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结果呢。张学良凭自己的良心，克服自己认同危机，作出了这种决定。救亡＝抗日课题，这个中国政治的核心，巳完全化作他个人的思想。救国课题即对蒋介石统一国家的认同，只有抗日才能实现。
12月11日深夜到12日早晨开始了行动。
东北军刘多荃和孙铭九的部队，包围了华清池，卫队第1营 解除了把守华清池大门的武装，12日早晨3时40分，进入华清池的扣蒋部队遇到抵抗，枪战30分钟，将其抵抗压制下去，冲进五间厅，但是不见蒋介石。床上尚有余温，旁边的小桌上放着蒋的假牙。对蒋介石来说，这的确是紧急事态。张学良得到刘多荃的报告，因蒋介石的汽车还在，命令搜索后山。早晨5时左右，发现了逃到华清池骊山山腰的蒋介石。在12月寒冷的西安，拂晓逃跑的腰部受伤的蒋介石，失去了行动自由。唐君尧、白凤祥、谭海、刘桂五、孙铭九等将蒋介石送到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
西安城内的公安局、飞机场、车站、中央军系统的宪兵队，均在西北军的控制之下。来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省党部的邵力子等都被扣留。早上7时左右西安城内的战斗结束(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76—184页)。
控制了临潼和西安城后，张学良致电中共：“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89页)
这是事变后，张学良致中共的第一封电报。根据张学良回忆：“与杨虎城计议，遂决定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产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8—389页)
也就是说中共没有参与这个中共、东北军、西北军“西北大联合”体制的最大的政治决策。当时中共如何把握此事，现在尚无确切的资料，但是，从其结果来看，或许可以说，没有被通告保证了中共此后处于调停者的位置上。
中共已经遵照8月15日共产国际的指示，将过去西北地区的工作，转向以南京中央政府为重点的方针。放弃了与中央政权对抗在西北建立中央政府意义上的西北大联合的的设想。而且，西安事变前，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的秘密谈判，实际上被蒋介石中止，中共正欲寻找什么线索，事变正当其时。因此，张学良事前没有通告，可能会有些突如其来之感，但是，从外部给了中共一个极好的机会。
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考虑。
第一，在东北沦陷，现在华北又将丢失的“亡国”危机感加深的情况下，的确，对张学良这位从属于东北人集团的东北军的领导来说，对抗日救国的认同，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势力和政治家比较，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张学良不得不站在集中作为东北集团的东北将士抗日救国的位置上。他超越了强化蒋介石中央政府来抗日救国的框架，凝聚了抗日救亡的全民族课题。
第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救亡问题上，与东北集团的认识存在着差异。1934年6月16日，蒋介石就在中央军校发表了如下演说：“盖百年来之东北，本为帝国主义角逐之场，……东北问题，早成历史上国际之问题，曾于总理言‘东北问题非东北之单纯问题，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51页)。
蒋介石认为收复东北国土十分困难，因此，要首先致力于“国内统一”，调东北军从华北到华中进而到西北，进行“剿共战”，并以此减弱东北军的力量。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目的是抗日救亡，他们认为，蒋介石的目的是国家统一的救国，其手段不过是利用东北军。这里潜藏着张学良的认同危机。不解决这个矛盾，就会丧失东北集团的凝聚力和对张学良的向心力，这种危机感达到了顶点。
第三，蒋介石的中央军制定了以“剿匪”为名控制西北地区社会的方针，正在准备实施，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却完全被排斥在外，于是，蒋介石给了二人发动事变的直接契机，的确，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利害一致。中国共产党也处在中央军的包围危机之中。只有这样，中共要维持根据地社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是当时不可缺少的课题。从中共方面看，扣留蒋介石得到了今后与国民党交涉的极好的政治条件。从而一举得到了自己势力在西北地区存续，和与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继续谈判的机会这两个条件。
这样各自的立场和条件，如实地反映在事变后的政治过程中。
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重新组织西北的政治体制。12日当天，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和l7路军的干部，在军事上组成了参谋团，政治上设置了“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主持，杜斌丞、卢广绩、应德田、申伯纯、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参加。设计委员会以后负责起草对外政治声明等工作。14日，废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了“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任参谋长，负责西北军政，防御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17路军也成立了东北军那样的抗日同志会，加强政治领导，改组了陕西省政府，成立于西北民众委员会，代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的救亡诸团体，如“西救”、“东救”等积极宣传“兵谏”的意义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