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张学良
管宁
中国对张学良的评价
至今，张学良在台湾政治上的立场尚十分微妙。但是在中国大陆上，自从周恩来在1946年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称张学良是“九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人”以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已成为大陆人民对张学良的定评。
1990年12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54周年的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杨尚昆都参加了会议。
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54周年的会议的发言中讲道：
“54年前，祖国灾难深重，内战连年，帝国主义大军压境。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成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抗日的基础。西安事变永载史册。张、杨两位将军成为我们民族的英雄。……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这是全民族的共同心愿。我们衷心希望台湾当局能以国家民族大节为重，捐弃前嫌；让我们共同学习前人的爱国、团结精神，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共同前进”
杨尚昆也讲道：“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过去周恩来同志讲到西安事变时，称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先生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与张学良先生已经半个多世纪没见面了，对这些年来张先生的境遇我们是十分关切的。”(199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我们在这次采访活动中，还采访了现在仍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的李连壁(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主任)和杨拯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他们对张学良也作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张学良将军是位爱国领袖，是智勇兼备的民族英雄。在西安事变之前，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对他的部下影响很大。东北的子弟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也很出色。张学良将军不顾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由此可以看出，他确是一位真正真心爱国的领袖。后来他虽然被软禁了起来，但他作为民族英雄、爱国领袖的象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今后会越来越深。”
“他是世界历史上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完成了两个历史伟业，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人，度过了54年的幽禁生活，今天仍然健在。张学良先生现在仍很健康。他能活得这样长，确实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我看了世界历史，除他以外，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正像周恩来总理所评价的那样，我父亲杨虎城和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不仅是我，全国人民都承认这一点。”(采访杨拯民)
电影、戏剧中的张学良
中国政府对张学良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因此，张学良也就成了中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人物。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各地上演后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西安事变》是以舞台剧为脚本拍摄的，演员也多由原班人马担任。影片中的张学良被描绘成一位在祖国危亡之际，敢于牺牲自己、拯救国家的英雄。
最近，东北地区的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张学良在东北时期的电视剧。吉林电视台拍摄的五集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主要描写了从张作霖被炸到处决杨宇霆、常荫槐时期张学良的活动。在全国播放之后，反响很大。内容是典型的劝善惩恶型戏，描写了张学良面对凶恶的日本军人和汉奸，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在这个电视剧中扮演张学良的英俊小生成了这一年人们最喜欢的优秀男主角。
对于这些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和电视剧，张学良颇有感受。
“有人请我看这类电影、电视，我绝不看。看这些有什么意思？我只是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国民，我只是尽了我一个中国国民的责任。我没干什么特别的事。我也不想让别人以为我干了什么特别的事。我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是‘虚名误人生’。我是个普通国民，我只尽了一个国民的责任。
“这不是谦虚，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的夸奖，也不动心。我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我不喜欢别人拿我当话料。我最讨厌上报纸。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大家把我忘了。稍微给我一点儿自由。”
建立张学良纪念馆
1988年，中国政府利用沈阳市内原张帅府的一部分建筑物，设立了张学良纪念馆。张帅府的前院是三座中国式建筑，后面有一座三层的小洋楼。现在，前院已被用作辽宁省图书馆，张学良青年时代住过的一些房子已被用作书库。现在图书馆让出了几间房屋，设立了张学良纪念馆。现在有两个展室，主要展示张学良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的照片。据说将来图书馆将迁到别处，将张学良全部作为纪念馆使用。
我们到达沈阳后，张学良纪念馆副馆长高青山对我们谈了建立纪念馆的目的：“张学良将军出生在我们辽宁省，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努力发展故乡交通、经济、文化的伟大人物，我们东北人都深深地敬爱他。我们建这座纪念馆，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还热情地请我们带信儿给台湾的张学良先生，“一定请他趁着身体健康时回故乡辽宁来一趟，希望他回来看看生他养他的家乡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今日的张学良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在这一点上我要稍微说说。台湾的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理，他都下了很大的力量。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对李登辉总统，我十分的佩服。第一他是基督徒。不但是基督徒，而且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很有好的研究。”
张学良如今在台北郊区的自己家中，与赵一获夫人静静地生活着。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高兴时，还自己到台北市内的餐厅去取午餐。另外，每周礼拜日到教堂去作礼拜也是必不可少的日程。
6月的一个礼拜日，我们陪张学良一同到教堂去。张学良去的凯歌教堂位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宅地内，去那里做礼拜的多是台湾国民政府的要人及其家属。我们在教堂遇到了前行政院长孙远璿、原驻日代表马纪壮等人。
现在，虽然安全局的李正源经常不离张学良左右，但已失去了监视的意义，主要是负责警卫和照顾张学良的日常生活。张学良对我们说，他在台北市内的行动早就自由了。
“我的生活过去就是这样，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想干的事什么都能干，没有别的事情，也没人限制我。不只今天是这样，过去一直如此。看看朋友，想吃点什么，没人干涉。但我也有我的情况，有些事不能随心所欲，所以我自己行动也很慎重。”
张学良现在耳朵有点背，眼睛也不大好。他每天主要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散步，养养兰花。或者通过一架短波收音机了解世界形势。
“我耳朵和眼睛不好，看书时得用大倍数显微镜，那也只能看大个儿的字，读书是我的一件累事。我看不了电视，每天只能听收音机。我每天生活得很舒坦。我已经90岁了，但还很天真，有人说我像孩子一样。我孙子从美国来看我，我很高兴。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和孙子一起玩儿。”
寄语日本青年
“我的一生被日本葬送了。日本杀了我的父亲，毁了我的家庭，夺了我的财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我年轻的时候，决不表明我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但我现在上了岁数了，能讲这个话了。我是个路见不平就要反抗的人，只要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不管是谁，都没有关系，我就反对。至于这种想法对不对，那是另外的事，对于我认为不合理的事，连我父亲都没关系，也照样反对。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已经90岁了，离开了政治环境，能说这个话。但我为什么要反抗各种情况呢？就是我认为它不合理。既便权力、生命、财产，都没了也没关系。我就是这种人。”
“过去我去过日本，接触了日本文化，非常感动，也尊敬日本人。过去是这样，如今我也尊敬日本人。譬如在科学等一些领域，日本都超过了美国。对日本的研究、开发，我也很佩服。……”
“中国与日本的文化非常相似。中国人口多，国土广。但过去、现在都比日本落后，这是事实。因此，中国不算哥哥，也算弟弟。日本与中国要互相协作，要利用中国的物、中国的资源，日本要能帮助中国才行。但是，过去日本的脑子里光想用武力吞并中国。所以我现在劝日本，可千万不要再有这样的思想。年轻一辈也不要有这种思想。”
“当然日本再用武力侵略，这个事情再不会有了。经济侵略也不要。要跟人家合作，要帮人家。你帮人家，就是帮你自己呀!对弱者，你帮他点儿，弱者起来后，他会感激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德服人’一样。如像你现在有点什么难事，我帮帮你的忙，我帮忙并不是为了要得你点什么报酬，但你自然会报答我。所以我很希望日本的青年人能够脑筋换一下。我很愿意有机会到日本去，我愿意跟日本青年说几句话。要多想想过去日本的错处，不要再想日本过去的威风。要自己好好沉思回想。 我们中国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的忠字很大，对恕道就太少了。不但对旁的国家，就是对自己的人也没有恕道。他(指日方采访人)说现在日本恐怕还是如此。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说我反对日本，我不是一定反对。我不但原谅人， 我也体谅人。什么叫原谅？什么叫体谅？原谅就是我原谅你了，体谅是要想想你的环境，想想你的原因，想想你的困难，想想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希望日本，不但是青年，尤其是负责人的，要有这样的决心：不但能原谅人，还要体谅人。你要想跟人家合作，你别总想你好像牺牲了一点儿什么。你并没牺牲啊!你的牺牲就是你的所得。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施比受还好。’”
“我说了好多话。我并不是责备任何人。我只是说的事实。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些经过，这些事实。至于我看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我看得不对。”
“与我们那时候不同了，今天的青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往来，相互认识。我常想，过去要是能与日本的青年互相理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因此，我对世界的青年抱有希望。我希望世界上的青年能够在文化、科学、经济方面互相协力、互相理解。我盼望着世界的繁荣与和平。我已经90岁了，不会活多久了。我希望将来的世界会变得更美。”
“最后我说一句话。人们常说‘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我们就都是这个祸害。”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