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传-四、 主持陕政后的政治斗争-执掌陕政 控制与反控制
米暂沉
杨虎城及十七路军进入陕西后，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就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六年底爆发西安事变为止，蒋、杨间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广泛地表现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控制首先表现在军事上。杨部一入陕西，蒋即派顾祝同设潼关行营，负责西北的军事，以顾为主任，率蒋的嫡系部队黄杰的第二师和陈继承的第三师进驻潼关、华阴、华县一带，扼制了陕西之咽喉部位。一度还曾有派刘茂恩部进入陕西之拟议。这两个师在陕西主要是用于对付杨虎城的。至一九三一年七月，石友三等通电反对张学良，在河北南部举兵北进，其势甚盛。蒋不得已才调第二、三两师离开陕境，从豫北向石友三进攻。事隔一年，蒋又派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借追剿红军为名，于一九三三年进驻甘肃的天水地区以控制陕甘，从侧背监视杨部的活动。
对杨的部队，蒋介石则采取了分化和肢解的手段。十七路军入陕时，下辖三个正规师及其他直属部队和特种兵。三个师的番号是，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第七十一师(很快改为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入陕不久，蒋介石撤销了第五十八师的番号，限制杨的实力。以后该师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一九三二年秋，该师驻防甘肃时，蒋介石派特务葛武綮（下面的系改为水）暗中策动，收买了马青苑，马在天水公开叛杨，准备投蒋。经过十七路军其他部队的围攻，未能得逞。马青苑只身逃走，从此作了军统特务，曾任平议铁路警务处长等职，成为蒋对付杨的一个马前卒。
杨部十七师四十九旅杨渠统部，是一九二九年杨在河南南阳作战时收编的部队。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为削弱杨虎城的势力，将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从杨部肢解出去，开赴河南归刘峙节制。这里谈一下杨虎城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在杨渠统部调走前，十七路军有不少人主张把杨渠统原带来的较精锐的一个团留下来，拨一些素质较差的部队凑足数目，应付过去。杨虎城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子恒(杨渠统号)参加我们的部队，一贯勤奋服从，并屡立战功，今天是蒋介石要把他调走，其用意不只在削弱我们的力量，还在于挑拨我们与子恒的关系，甚至会利用他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果这么处理，势必使他成为我们的敌人，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仍把这个团拨归杨渠统，并把配属四十九旅的一个炮兵营也让杨渠统带去，这是杨渠统万没想到的事情。杨这种与一般旧军人不同的态度，使杨渠统深表感激和敬佩。
蒋介石最担心的，莫过于杨虎城的势力向西发展，占据西北与自己抗衡。于是，蒋积极扶植各种力量与杨对抗，制约杨的活动。杨入陕后，蒋极力怂恿一些陕西的地方武装各据一方，使杨的军令政令不能贯彻，政权不得统一。后杨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收编了各种地方武装，使蒋的计谋未能得逞。蒋介石除了支持陕西的地方势力对抗杨外，一九三二年还扶植极端反动的马鸿逵，使其率部队回宁夏执掌政权，作为阻止杨西进的一颗钉子。
蒋介石还以各种方式，控制杨的势力向西扩展。一九三〇年底，蒋就打算派顾祝同或蒋鼎文率军入甘肃经营西北，因顾、蒋两人怕入甘肃后不易退出，均不愿去。因此，南京军事委员会派出一个甘肃视察团，以马文车(原作过蒋鼎文的军需处长)为首，并有谭克敏、严尔艾、杨劲支、刘秉粹等人，前往甘肃探察情况，预作布置。以后这一计划因故未实现。
一九三一年夏，当顾祝同随蒋嫡系的第二、三两师撤离陕西时，曾一度由杨暂时代理潼关行营主任一职。所谓潼关行营，实际上是南京政府负责西北军事的派驻机构。正因为如此，蒋介石随即便把潼关行营撤销，改任杨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于明确了杨的职权范围只能在陕西境内。
一九三一年，在北伐战争中失败的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自称兴国军总司令，由四川军阀邓锡侯护送从四川进入甘肃。吴在沿途受到甘军马廷贤等的欢迎，于是年十一月经成县、天水到达兰州，成为当时自称甘肃保安司令的雷中田的上宾，不久竟受到雷中田等人的拥戴。吴佩孚于是重显威风，一面指示雷中田宣布独立；一面发号施令让阎锡山、刘镇华和四川的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等进攻陕西。并由四川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与青海的马麟等十八个军人通电拥吴出山，一时气焰很盛。杨虎城为了彻底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经过杜斌丞的多方联系，取得甘肃军人陈珪璋、鲁大昌、李贵清等部的一致合作，遂派孙蔚如率兵入甘。孙部经过定西、会宁的激烈战斗之后，消灭了雷中田、高振邦、王省三等部，于同年十二月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等人经宁夏逃往北平。
杨的这一举动，原有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另创新局面的打算。在孙蔚如部队进入兰州之后，杨扶持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帮助马进兵新疆。通过进步人士的推荐，并取得中共地下组织的默契，派刘佛吾、葛霁云、杨波清等人随马入新。杨虎城拟俟马仲英占领新疆后，再设法与苏联打通关系。同时与陕北苏区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局面。当时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知情人把这一方针称为“开后门”，意谓潼关是前门，打开与苏联的通路即为后门。如能同苏联接上关系，便可公开对抗蒋介石，一旦力不能支，即可率部队退驻甘肃，暂时放弃陕西，以待时机。当时外间曾传说杨虎城要搞“大西北主义”，即指此而言。
杨为实现上述目的，除了进兵甘肃并支持和帮助马仲英进兵新疆而外，还广泛联络了能够合作的甘肃地方军事力量共同经营西北。但是，由于杨部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违背杨的意志，枪杀了甘肃较有影响的军人陈珪璋，致使这一联合遭受重大影响，杨对此极为痛惜。孙蔚如进入甘肃消灭了吴佩孚残部后，按照国民党的通例，由孙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似乎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事情。但是杨虎城的几次呈报，蒋介石均不批复，仅委任孙以甘肃宣慰使的名义，并于次年四月派其秘书长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最后迫令孙蔚如及其部队退出甘肃境内。再有，马仲英率军进入新疆后不久，就在军事上遭到惨败，马本人和随军前往的葛霁云等也从此下落不明。这一系列的挫折和失利，使杨虎城的打通西北，背靠苏联，联合中共来进行反蒋的大西北计划归于失败。
然而，杨和蒋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以至最后爆发为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被释放时曾很感慨痛心地说：“西北今后交给你们了。”意味颇为深长！
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表现在他在陕西的施政中。
第一，表现在陕西省政府的人事组成上。杨原希望组织一个比较开明进步的省政府，因此，在向蒋提名的省政府主要人员中，是以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李协(仪祉)为建设厅长，南汉宸为秘书长。但蒋介石却硬派来李范一作教育厅长。在民政厅长的人选上，蒋介石也要插手，最后以杨本人兼任民政厅长而暂时妥协下来。
李范一到西安就任教育厅长时，从南京带了一些人安插在教育界。他们执行了南京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到陕西后还封闭了绥德师范、安康中学等五个学校。大批撤换原来的教育工作人员，以后且提出一百多人的黑名单，以威胁的语气要求杨虎城逮捕。虽然杨拒绝了，但教育界人士人人惶恐。遂在杨支持之下，取得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发动了驱逐李范一运动。揭露李范一十大罪状，趁西安学生运动会开会的机会，打乱会场，各学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范一”，“反对法西斯教育”等口号。李范一见形势不好，向杨声明辞职，跑回南京。李范一去后，杨派了李百龄为教育厅长，以执行他的学术自由方针。一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可以公开地阅读和讲解。“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大力宣传抗日；并委任一批进步分子为校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蒋介石很为恼火，又派来一个C．C．特务周学昌作教育厅长，来贯彻推行法西斯教育，虽经杨和陕西教育界的多方反对，终无结果。
第二，杨与中共地下组织合作，发动“四二六”打戴季陶运动。驱逐李范一之后，陕西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的抗日宣传如火如荼。于是，南京流传有杨虎城搞赤化教育之说。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派戴季陶到陕西调查、镇压。戴入陕之前，西安已盛传他曾说陕西的“陕”字，左边应当加个“犭”作偏旁；他还说甘肃的大姑娘不穿裤子等，引起西北人极大的反感。
戴到西安后，向杨提出要对各校师生“训话”。杨对戴说：“西安没有大学，都是中学生，年纪小，恐不能理解戴院长 (时戴任考试院长)的高深理论。”意在不让戴讲话，免去麻烦。戴坚决表示非讲不可。于是由教育厅通知各校，于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民乐园集合听戴院长“训话”。当时西安地下党组织要对这个反动头子加以打击，通过杨的干部请杨予以支持，杨同意了。遂下令到场维持秩序的军警带枪不带子弹，并命令军队：如学生要枪，就交给他们，不得反抗。届时到会各校师生四五千人，戴开始就从什么尧舜禹汤讲起，台下发出嗤嗤之声，戴若无其事地仍在讲。跟着听众纷纷向主席台送上纸条，戴置之不理。有人喊：“答复我们的问题。”吼声四起。戴不得已看看纸条，然后支支吾吾地说：“你们问的东北为什么不抵抗以及破坏淞沪抗战等问题，我不管军事，不能答复。”下边就有人喊：“放屁!你是国民党最高负责人之一，你必须答复我们的问题。”跟着又有人喊“打倒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瓦块碎砖同时掷向主席台，群众也拥向台前。陪同戴季陶坐在主席台上的南汉宸趁势拉起戴由后台逃走。群众自己在场外开了会，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破坏淞沪抗战的罪行。最后烧了戴季陶所坐的汽车，并上街游行示威。戴季陶灰溜溜地离开了陕西。
第三，支持学生打国民党省党部。西安学生先后三次闹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而以一九三三年春捣毁省党部办公室及砸毁省党部招牌，抄出省党部委员田毅安的大烟具上街游行这一次，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这次事件是省党部禁止学生读进步的政治书籍，并拟有黑名单而激起来的。事件发生后，省党部一时无人敢去办公，陷于停顿状态。省党部委员有人找杨诉苦，杨推说：“学生闹事，全国皆然，南京也在闹，而且闹得更厉害。委员长(指蒋介石)尚无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事后杨私下对人说：“打一下有好处，这些人太嚣张了。”
第四，打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西北地区机关报《西京日报》社长邱元武。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办了一个《西安日报》，以蒋听松为社长，作为省政府及十七路军的机关报。顾祝同任潼关行营主任时，提出要在西北地区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意见。南汉宸为了抵制南京政府在西安办报，很快地答应说：“我们马上替你们办，你们不必费事。”这就是《西北文化日报》的由来。该报与《西安日报》互相配合，进行宣传工作。后来南京政府感觉上述两报内容不符合他们的宣传方针，遂在西安另办了一个《西京日报》，以邱元武为社长，与上述两报对抗。经常发表一些反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杨虎城的教育方针等。经杨多次直接和间接劝告，邱均置之不理。为了打击蒋系势力在陕西的气焰，杨最后布置枪杀了邱元武。西安事变后《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宋绮云③任总编）在抗战后期被砸封。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同时，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把全力投入到“剿共”战争之中。这一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素有爱国思想的杨虎城，对蒋“勇于内争，怯于御外”的态度和作法十分不满，从此，对待抗日的态度问题成为他与蒋介石矛盾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九一八” 事变之后，杨虎城一直在注意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一九三二年初他派人去天津探望张季鸾，希望从这位与蒋介石关系甚密的《大公报》负责人那里，摸摸蒋介石的底。张季鸾当时是这样谈的：“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按指蒋介石）；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在“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作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强有力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张季鸾的这一段话，使杨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感觉希望很少。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口的时候，蒋介石到了石家庄。杨曾经主动到石家庄见蒋，请缨参加抗战。蒋的表示极其冷淡，官腔一套，说什么中央自有整个计划等等，言外之意，竟以杨为多事。杨怏怏而归，精神抑郁。他从此意识到希望蒋介石抗战是靠不住的。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他和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另一方面，这时候蒋介石的对红军“四次围剿”，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对内对外蒋介石都将会走绝路。“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这是他当时的结论。于是他积极参与了一些抗日反蒋的活动。
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立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直接间接予以物资援助。许权中(共产党员)当时任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杨通过他的部下与许有关的人，对许提供了不少枪支弹药，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在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压迫准备结束前，许部原拟向西撤退，中共地下组织曾派杨晓初见杨，希望杨能予以便利并给以物质支援，杨表示同意，后因该部没有西撤而作罢。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袭用了历代反动统治者“以回制汉”的政策，一面任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一面指示宁夏的马鸿逵及青海的马步芳等迎头阻击。孙殿英的西进取得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合作，南汉宸，常黎夫、崔孟博、刘继曾等人，随同孙殿英任联系工作。原计划孙军进展到一定地点后，杨的部队即开始动作，并联合红军三面夹击，以摧毁宁青军队的反动势力；然后由杨和孙发出联名通电，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电报稿子已经拟好并经孙殿英签字送到西安,等候拍发,但由于孙部在宁夏失败而告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杨虎城非常兴奋，派宪兵营副营长、共产党员童陆生等秘密前往联络，后因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失败而未果。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已发展到极为尖锐的程度。先是蒋对杨多方施加压力，勒令杨撤换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杨迫不得已保护南秘密离开陕西。国民党政府随之发出对南汉宸的通缉令。继此之后，蒋介石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销了杨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惯例，撤免一个封疆大吏，如杨虎城这样人的职务，总是经过一番酝酿之后，以转弯抹角的办法，经过授意或暗示让当事人自己提出辞职；辞职文件提出以后，先来一套官样文章，表示慰留；然后再来一次“坚辞”，才“勉允所请，予以照准”。这一次对杨的撤免方式，在国民党当权时期，却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杨本人事前毫无所闻。在一个星期五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里，通过了免去杨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职，以邵力子接替的议案，当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一消息。蒋介石对杨采取如此的态度，这是杨所不能忍受的耻辱。他曾说：“官不做没有关系，这种作法太恶劣了。”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反蒋的决心。
杨虎城将军传/米暂沉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