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一章 穷苦出身 磨难成长
杨瀚
19世纪末叶，一度称雄东方的大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一次次低下头来接受屈辱的条约，赔款，割让自己的疆土。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中国社会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广大人民挣扎在贫困与灾害之中。杨虎城生长在这个充满矛盾，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很小就受到了生活的煎熬。
1．出身贫苦 天资聪颖
1893年11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的农民杨怀福家中。妻子孙一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男孩(长子)取名叫“长久”。在陕西关中一带有把小孩爱称为“娃”的习俗。因此，这个男孩就被乡亲们称为“久娃”，而很少叫“长久”。当“久娃”长大参加革命活动后，先后自己起名为忠祥后又改名为与忠字同音的(左边虎字旁，右边一个冬字)，虎臣，虎城。
甘北村地处黄土高原，是个贫瘠的小村庄，当地由于缺少水资源(没有河流，吃水都要靠打十几米的深井，井水还是含高氟物质的，所以甘北人都是黄牙齿)，农业生产完全要靠“天”吃饭。由此形成地广人稀的状况，当时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
在杨虎城出生前后，杨怀福家有四五十亩旱地，四间破房。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少雨缺水，收成不丰，家境贫穷。好在杨怀福有一手好木工技艺，会做木工活。平时以种田为主，抽暇常做一些农具和木器小件如板凳、小桌之类。在逢集时就拿到附近的孙镇(距离甘北村四五华里)去变卖。后来在孙镇上开了一个小木器铺，使得家里的生活得以维持。1898年母亲生下弟弟，名茂三，亦名虎荣。一家四口日子倒还过得去。
杨怀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但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起码能学会记个账。就在杨虎城10岁时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私塾去念书。杨虎城在私塾学习非常努力，在短短的两年私塾中，粗识了文字，培养了强烈的求知欲。
杨虎城天生聪慧，在他12岁时，一天他母亲突然得了急病，而父亲此时去三十里外的村子去赶庙会了。他一个人跑了三十里路赶到了庙会上，一看庙会上同时唱着两台大戏，戏台下，看戏的人人山人海。上哪里去找父亲呢?真是急人。当他看到戏台的角上站了一些孩子时，忽然眼睛一亮，急中生智挤开看戏的人群，猫腰爬上戏台，站在台上举起两个胳臂向右边不停地挥动，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谁家的孩子，在台上干什么?”他父亲这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就从右边挤出看戏的人群，找到他问明情况和他一起赶回了家。
一天，他和小伙伴一块到洛河边去打草。当时河对岸有一头牛正在吃草。杨虎城向对岸看了一会儿，突然对同伴们说：“我敢保证那头牛左眼一定有毛病，可能是瞎了。”伙伴们听了都不相信，说：“明明看见牛眼长得好好的，你怎么说它左眼瞎了呢?”大家经过一番争论决定要与他打个赌，如果杨虎城说对了，大家就把打的草都送给他。当他们派一个孩子游过河察看后证实，那头牛的左眼确实瞎了，大家都很惊奇。纷纷追问杨虎城怎么知道牛的左眼一定有毛病。杨虎城神秘地一笑，说到：“你们仔细看，那头牛只吃它右边的草，左边的草那么好，它却一口也不吃，就说明它左眼一定有毛病。”大家一听都服了，杨虎城遇事喜观察、爱分析、善推断成了公认的长处。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蒲城县遭遇了大旱灾。据蒲城县志记载：天旱，大饥荒，民食野菜树皮。连续两年，死人无数。也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带着已被废黜的皇帝光绪逃难来到了陕西省府西安，住了近一年时间。平时，陕西地处腹地，物阜民勤，一直是清王朝横征暴敛的地区。而此时。增加了“恭办皇差”、“筹办回銮”等额外的负担，陕西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由于当时“汇不通天下”，临时朝廷的财政负担全部加在了陕西农民的身上(陕西当时工商业都不发达，唯靠农业)。据时任陕西巡抚的的升允1911年奏报：为支应两宫，仅地方藩库垫银达六十万两之多，至于所谓人民直接“贡奉”的负担，更无法统计。
在“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与压迫下，陕西农民大量破产，杨怀福也是其中之一。在天灾和名目繁多的捐税“皇差”的压迫下，小木器铺的销售非常困难(农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去买术器)，只好亏本经营。时间一长，没有周转资金，不得已只好向有钱人借债。这样，先后借了大约五百两银子，由于是在灾年，利息都很重。以后几年中，五十亩早地的收成还不够还债的。于是木器铺倒闭了，土地也陆续变卖抵债。他们家由自给自足的中农变成了贫苦的农民。家庭生活开始经常受到债主、差役们的(收捐税)侵扰。
杨怀福的经济破产后，要顾及一家四口的吃饭已很不容易，再无力承担儿子的私塾的学费。不得已，“久娃”只好辍学。1906年春，杨怀福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小饭铺去当童工做杂活，这样虽挣不下工钱，但总算解决了他自已的吃饭问题。那时“久娃”只有13岁。
在小饭铺他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那时要有大火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助燃的)。这个“烧火娃”的活在饭铺中可说是最差的活了。夏天里，日子最难熬，太阳像个大火盆，挂在半空中，烤得黄土地都要冒烟。一般的孩子都在家乘凉。可“久娃”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动几十斤重的大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灶内添煤。除此之外，他经常还要干一些擦桌子、扫地等杂活。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有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小饭铺。恰逢平时负责接待顾客的“堂倌”没在，厨子做好了饭菜就让“久娃”端了过去。也许是等的时间长了些，那个人发起了火来。当“久娃”把饭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刚放到桌上时，那个人却‘‘啪!啪!”打了“久娃”两个耳光。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久娃”身上时有发生，但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久娃”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社会知识。因此，他曾说，“饭铺也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小饭铺的经历开始锻炼起杨虎城坚忍不拔的性格。
2．家遭横祸 百里扶梓
1907年，在杨怀福一家为生活艰辛地打拼时，一天他被官府捉拿进了县衙。对此事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怀福看到周围乡亲们同样辛苦度日，而官府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因此，不满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多。遂参加了哥老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被人告发被捕。二是因私仇被清朝政府逮捕后杀害。这一说法，据说是杨虎城1934年给西安绥署步训班第三期学员讲述自己的家史时提到的。①
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不满14岁的杨虎城身上。他只好从小饭馆辞工出来，一面设法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就这样苦熬了一阵，一天，传来了杨怀福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面对这突然的消息，母亲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到西安，既便于就近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就近去狱中探望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幼，不放心。可奈何无其他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杨虎城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当时蒲城一带荒僻狼多)，就上路了。那时他还不满14岁。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杨虎城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为了生存，他除在外面打一些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位于当时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送一到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现在把他解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希望他孝顺母亲，抚养幼弟……对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杨虎城始终铭记，1934年在他主政陕西时曾带自己的长子杨拯民，专门去当年关押父亲杨怀福的监狱去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
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和近期，两次亲到甘北村，实地看到当地农村的贫瘠和行路的艰难。在那里，出于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当地“晴天一尺土，雨天泥拽鞋”的道路特点。由此，感受到不满15岁的杨虎城推着父亲尸首，跋涉二百多里的艰辛。认识到杨虎城之所以有敢把“天戳了个窟窿”的胆量；有“把牢底坐穿”的毅力和为民族民主献身的精神都与他的这段非正常的少年经历有关。
3．互助帮穷 中秋举事
杨怀福的尸首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法安葬。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亲们都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杨怀福草草埋葬了。丧事简单但气氛热烈，全村乡亲出动，景象十分感人。这件事，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与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在关键时刻伸出热诚的帮助之手。“穷帮穷”应不失为乡里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切身的体会讲给了要好的伙伴们，众人都很认同。于是他就和这些平时关系紧密的七户年轻伙伴，成立了一个互助性质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他灾难之后，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灾难。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
这年10月，蒲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为开展革命活动。在蒲城县的学校里策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人员因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逮捕了有举人头衔的教育会长常自新和一批学生，并施以酷刑。按清朝的规定，对举人是不能用刑的，结果还有一个学生因刑伤致死。造成当时影响很大的“蒲城学案”。此案轰动了陕西全省的教育界和在京城的陕西籍人士，他们纷纷给以声援要求惩办凶手。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
“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杨虎城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杨虎城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可以被斗败。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目标有很大的局限。以前，孝义会只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现在应该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和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努力。他就与会员们商议，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宗旨就由生活互助演变成团结抗捐。
杨虎城领导“孝义会”进行了几次抗捐抗债活动成功后，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孝义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入。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抗争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了，于是要求集会商议发展大事，改变“孝义会”的名称。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早上“孝义会”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甘南村大郎庙前的一个高地上。当杨虎城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他们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中，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杨虎城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憷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就一致推举杨虎城当领导。面对众人的推举，杨虎城说：“要我当头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议。杨虎城说：“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了与旧社会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所以“中秋会”还寓意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思想。
杨虎城为便于领导，将“中秋会”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管理。由他直接领导8个骨干。由这8个骨干再分别去领导十几人。这样“中秋会”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局势愈发动荡。蒲城县地属省东的四大县(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一，政治感觉敏锐，特别是经过“蒲案”，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组合。因为“中秋会”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确实为穷人撑腰办事。蒲城东乡一带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中秋会”，会员们也都要求扩大组织。后来经过全体会员商议决定：允许一个会员最多能介绍10个人入会，而且必须是贫苦农民，未婚的青年。这样一来“中秋会”会员到辛亥革命时已发展到了800人以上。
由此，我们看到杨虎城在“中秋会”的领导权，完全是依赖他过人的聪慧、非凡的经历、尊重他人的民主作风而确立的。由于他鲜明的阶级性。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抗捐抗暴的斗争中成长为当地青年贫苦农民拥护的农民领袖。这时他刚17岁，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向他们袭来。
①于景祺：《回忆杨虎城在西安绥署步训班讲(我的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第363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