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一、返回西安
杨拯民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来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那些天，真是“归心似箭”。我比其他人更为兴奋、激动，天天企盼着起程的日子。其实那时候我们家大部分成员都客居天津，可心里总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踏实感。这次大伙都将先后返回陕西老家了，回去后，我就可以见到久别的父亲了。
终于在1930年深冬的一天，娘带着我和坤妹作为第一批先行起程。头天晚上，由于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虽时值严冬，可我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一片阳光灿烂，毫无寒意。我们娘仨先乘火车到达陕豫交界的河南省灵宝县，与父亲派来迎接我们的副官王世英汇合后，又乘汽车走了三天(那时陕西还没有铁路)，终于在春节前一个月，抵达阔别三年的西安。我们住进了南长巷子，这是父亲事先让人租赁的一座院落，为了父亲的方便而选了这个地方。它就在新城的南门外，距新城不远，步行约二十分钟。到达西安的第二天，父亲就回来看我们。父亲在新城办公，和新娘同住在新城的宿舍里，这时拯中弟刚出生不久。所以，人家都说杨虎城公馆分别是新城和南长巷子两处。祖母、叔父他们于1931年春暖花开之际回到西安，也住进了南长巷，和我们一起生活。
过了几天，父亲带我到新城大楼去玩。我父亲从十几岁到1930年前一直奔波在战场，戎马倥偬，生活于动荡的环境里。直到1930年底担任陕西省主席、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后，才算安定了下来，过上比较有规律的生活。
因我常去新城玩，所以对父亲的活动、工作情况有些许了解。他的生活饮食十分简朴，一天只吃两餐饭。十点以前办公，十点钟左右吃上午饭，多为馒头面条。一同就餐的有办公厅主任，几位秘书，或来办事的僚属共七八个人。晚餐以稀饭馒头或连锅面为主。他爱吃菜面，尤其是用野菜做的(把野菜剁碎与面粉和起来作成面条或面片)，典型的西北饭食，四个莱，两荤两素，冬天加个火锅。饭后稍事休息，一般不睡午觉。
我观察父亲的办公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早晨，先到新城操场观看士兵上操。然后石介人(父亲在日本认识的留学生，那时任陕西省医院院长)来给他检查身体或治疗，再就是甫汉宸秘书长来请示公务，研讨问题；南去后，机要秘书王菊人(1906年—1975年，陕西蒲城人，1926年曾参加过共产党，1928年跟随杨，历任副官、秘书、机要科长，是西安事变前杨与中共及东北军的主要联系人。解放前夕，与杜斌丞因组织民盟被国民党逮捕，在从陕南解往四川的途中逃脱。解放后任陕西省民革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交通厅副厅长，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二至四届委员)或周梵伯(陕西蒲城人，1993年病殁。上海大学毕业，曾任父亲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后，赴英国留学，抗战后回国任孙蔚如部参议，陕西国大代表。解放后曾任中学教师，陕西省政协委员。)两位秘书给父亲念读文电，信函、中外报纸的有关报道(包括国内主要报纸的社论，及外文《学林西报》、《密勒士评论报》的主要文章)。我父亲没有什么文化，自己读东西有些困难，就让秘书念给他听，在念的过程中，随时把需要答复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在会客室接见来访客人，他分别接谈，随即处理。不需马上解决或涉及几个方面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则定下时间，交代有关部门开会讨论解决。他办事干脆利落。我常听到人们对他的赞誉，说他具有超常的记忆力，理解能力也强，复杂的问题，他只要听一遍汇报，便能理解熟记。难理解的问题，一点就通。当秘书给他读电报文章时，包括文言文，如有差错他都能听辨出来；发出的电文信函有不妥的词句意思，立即指出更改。他在大小会议上或群众场合的讲话、发言都不要秘书写稿，而是结合实际，按照自己的思想脉络去讲，通俗易懂。
我时常到新城大楼去玩，记得大楼里有个台球桌，说是宋哲元留下的。父亲办公时，我就一个人学习打台球，可惜无人教导，一个人瞎打，结果练成了左手拿杆的打法，直到今天也改不过来。
如果下午有空暇，父亲就外出巡视、参观，有时把我带在身边，像在莒县时那样。记得带我参观过大、小雁塔，未央宫遗址，大、小碑林等古迹。小碑林原位于新城北门西北方向，内有古碑，当时颇为名贵。
有一次父亲和朋友同游翠华山，带着我和坤妹。翠华山上青山溪水，树木葱茏，山花朵朵间翩翩飞舞着漂亮的蝴蝶。我们都被这清幽而美丽的景致所陶醉。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和朋友一会儿谈笑，一会儿吟诗，有时还唱段秦腔。游玩了一天，晚上就歇息在山下老百姓的家里。他安排我兄妹二人睡在他的身边，对我们照顾得妥妥帖帖，一点小事也不允许别人代劳。同游的前辈们称赞说：“虎公还会照顾孩子，真不简单啊!”听了这话，父亲很是得意，脸上露出美滋滋地笑容。
我随父亲巡视过医院，在医院里，他曾把一位炮兵连长背部的纱布揭开，探视被炮弹打伤的伤口情况；还巡视过军械厂、药厂 (陕西是个落后的地区，那时工厂很少)；到武功县参观过农林专科学校。父亲每参观一个地方，一般都要找个内行陪伴解说，一边看一边认真听解释。这种场合他总是听的多，问的多。我跟父亲还到过泾惠渠水利工程工地。
带我到陕西交际处拜会过中央来陕的要员。记得有张继、于右任、何遂、何成俊、胡逸民、陈国璋等人。父亲下晚有暇时还常去一些朋友家串门聊天，偶尔也带上我，印象里常去的人家有寇遐(大书法家，“止园”两字就是他书写的)、王宝山、李寿亭、姬汇伯、邓宝珊、张伯彦、李百龄、韩望尘、刘文伯几家。如果碰上人家吃饭，也不客气，就随同一块吃。当时我就爱吃人家的饭，味道有所不同就觉得好吃。
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涉及水利、农业、教育、甚至秦腔，方方面面，无所不涉及。许多问题我也听不大懂。起先我以为他们只是聊天，消遣，解闷。后来听父亲说，他是为了建设治理好陕西而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说这些人中不乏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之士，和他们接触交谈可以受启发，可以印证自己的决定，把事情安排处理得更周全些。我跟着父亲在这些活动中耳濡目染，从表面上学到了些待人接物的礼数。但大人们所谈的问题，一些社会人文知识，我则是似懂非懂。
父亲对有学识的人非常崇敬。记得1935年暑假，我随父亲到蒲城县、大荔县视察。有一天，他带着我用了半天的时间找到一个坟墓。坟墓已很荒芜，只有一块残碑上刻着“曹直之墓”四个字。他之对曹直墓那样费劲寻觅，是因为他听李元鼎先生讲过，曹直是清末人，学问很好，但一生没能中举，是个被埋没的人才。我们又在附近的一座关帝庙中，看到一副对联。上联是：兄玄德弟翼德不服孟德。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手持青龙。下款是布衣曹直书。他看后非常高兴，要我把对联记下来。父亲对曹直的学识被埋没深感惋惜，嗟叹不已。
光阴荏苒，不经意间寒假就过去了，转瞬到了开学的日子，秘书米暂沉安排我和坤妹一同进西安师范附属小学。当时，该校的师资、教学水平都是西安最好的。西师附小位于南院门附近的书院门，距我们家较远，所以我们每天上下学都是用骡车接送，我们成了坐车上学的特殊学生。
我上学后，接触的小朋友多了，得知班里的同学大多有两个名字，除学名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字”或乳名。而我咋只有一个名字?不理解。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名字?人家小孩都有两个名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来时，我在榆林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现在我仍记得开学那天，举行开学典礼时的异样情景。同学们列队到大礼堂坐定，看来似乎气氛有点沉闷，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和老师们个个神情凝重，很少有人说话，“开学典礼吆”，怎么一点都不活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闹。停了好长时间，教务主任严木三才上台讲话，讲的也异常简单：“今天开学了。校长今天不能参加开学典礼了。”停顿了一会就宣布：“散会!”我上学后参加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就草草结束了。后来才得知，校长何寓楚是共产党员，在开学前夕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了。他妻子胡敬儒是学校的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就住在学校教员宿舍，刚生了孩子，还未满月，何校长就被捕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气愤。
经过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头脑里留下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概念，为此我问过父亲，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国民党?父亲说：“小孩子家，说了你也不懂。这些事情，等长大了再研究。”随之又说：“别担心，何校长会释放的。”后来，在各界人士的呼吁和抗议声中，何校长被释放了，仍然任我们的校长。
1950年父亲灵柩由重庆移回陕西，在西安新城广场进行公祭时，胡敬儒老师到我家吊唁，和她相见时，我才得知何校长已过世多年，人生短促啊。
父亲自幼辍学，步入社会，艰难奋斗，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艰辛，所以对举办教育事业一贯十分热心、重视。早在1923年，他率靖国军余部退踞陕北榆林地区时，就曾在当地办过小学校。
据说，他回陕西担任省政府主席后，有一天，一位李姓老先生来找他，要求我父亲资助在家乡孙镇办所小学。父亲听后很兴，慨然应允。并当面夸奖李先生：“我回陕西后，要求见我的人不少，可他们不是要钱，就是要官。惟独你，能为家乡农民子弟着想，要求举办学校，有远见，我很佩服你。以后在办学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还可以来找我。”
当时的陕西正处在三年大旱之后(先是旱灾，接着蝗灾，千里赤地，一些地方树皮都吃光了，据说还出现人吃人的事情)，人民相当贫困，陕西地方财政收人十分有限。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最关键的就是要筹措资金。他毅然决定压缩军费，从军费中抽出一部分和财政收人中拿出一部分，共同放在一起作为“教育基金”。并明确规定专款专用，还由教育界人士组成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这是父亲在陕西举办教育事业提高和保证教育经费的一项主要的措施。
他积极响应陶行之先生倡导的农村教育，为使农民子弟读书，从而摆脱愚昧与贫苦，他积极支助在陕西农村办小学，这与他没有文化有着切肤的体会有很大关系。
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接受回族冯瑞生先生的建议，在 1932年创办了陕西省第一所回民子弟小学。
1933年，蒋介石为排除异己，撤销了我父亲的陕西省主席职务 (当时还担任着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一职)。在此时，按说他已无权管理陕西地方事务，无责过问当地教育事业。可他却一方面自己出资，一方面通过募捐集资，在蒲城县尧山脚下，创办起了尧山中学。把尧山中学的图书馆命为“勿幕图书馆”，以纪念辛亥革命者井勿幕先生。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任教，父亲亲自拟定“教育救国”四字为校训。西安事变时，该校武装起来的学生，曾捣毁过国民党蒲城县党部。顾祝同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时将尧山中学由私立改为公立，改名为“蒲城中学”，勿幕图书馆也被关闭了。解放后又恢复了“尧山”的校名。几十年间，尧山中学培养出大量的人才，至今，教学质量仍名列陕西省中学的前茅。
为了培养高层次的人才，父亲听取李百龄的建议，在陕西选送资助优秀青年出国留学深造。先后派出的有江隆基、郭则沉、王炳南、潘自力、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周梵伯等人赴英、法、德、日等国留学。父亲给留学生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上学，决没有什么错，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以前，陕西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在父亲的积极倡议争取下，在陕籍革命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争取到南京政府批准，兴办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为解决学校经费不足，他又从军费中拨款补助(当时他的权力，就只能从军费中抽用)。解放以后该校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后来，依托这所学校又建立起多所农林科研机构。90年代，成立了杨陵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中国最大的农林牧业教育科研、产业开发基地。
1936年夏，我正在西安市第二中学读初二，暑假将过，父亲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到尧山中学去读书。我当时甚觉突然，不情愿地说，“在二中上得好好的，尧山中学刚开办，各方面条件肯定不如二中。”父亲说：“正因为尧中是初办的，我才让你去。你想想，我办的学校，连我的儿子都不愿意去，还能吸引号召其他青年去就读吗?”这样一说，我无言以对了，不愿意，也得去。从这件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教育的重视认真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执着。
我小时候害过肺结核，到了十岁，体质还很弱，抵抗力差，每逢秋冬，冬春季节转换之时，必感冒发烧，经常请假，耽误学习，因此学习成绩总不好，全家人都为我发愁。父亲为减少我的思想压力常常讲，首先要养好身体，功课只要及格就行了。说归说，他还是为我请了位家庭教师在家补习。记得请的第一位教师是位女性，叫郭文英，四十余岁，她喜欢看戏，常鼓动老太太(我祖母)去看秦腔。后又换了位邢女士，是位在职学校教员，不知何故，后来又从蒲城请了位常麟之先生。常先生是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小学教师。他书法不错，习魏体，经常有人请他写牌匾，他从不收取润笔费。他为人善良忠厚，有修养，多一句闲话都不说，教完课就待在房里看书习字。书房是偏院的两间大房子，一间做书房，一间做常老师的卧室。初始只教我一个人，后来拯坤妹，育坤堂妹(我叔父的第一个孩子，60年代患白血病死于西安)参加进来，再后又增加了党振海。
常先生安排我每天写一张大字，三行小字，念一篇《古文观止》，数学和英语是间隔的教。经过家教补习，再学学校的功课就不觉吃力了。常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我们都很敬重他。他在我家里呆到1935年才离去。1949年，我参加西府战役后，解放潼关时我带着部队途经蒲城还见过他一面。随后，我忙于去四川接父亲灵柩安葬父亲后，即刻又去了甘肃省玉门石油矿务局。事务繁忙，无暇与常老师通音信，偶尔听到人说他“老境不佳”，也许由于他过于忠厚所致吧。
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增强我的体质，父亲的方针是要我加强身体锻炼，不能只依靠药物。所以他要我练习武术，聘请了位武术教师，名叫张久山。张教师五十多岁，留着长髯，穿一袭长袍，行走快捷，颇有武师风度。他属少林派，带过两个弟子，大弟子叫宁子俊，武艺不错，据说曾打败过闻名陕西的姜老五，可我一直没有机缘与他相见。而姜老五还曾给靖国军二军军长胡景翼当过拳师呢，想来宁子俊的武功是相当不错了。二弟子刘侠僧，是西安中山中学(二中)的学生，毕业后参加了三十八军，解放前夕随军起义，解放后任过陕西省西安市体委副主任、文化局长。我可算是三弟子吧。
每天放学后，张教师就来了，我便随他到后院去练拳脚。我看到张教师的手不同于常人，他说是练硬功，把手关节打平了。并声言，为不影响我的学习，不教我硬功。约半年后，他把孩子张存义也带来和我一块练习(解放后张存义曾任湖南省军区的政委)。父亲为了鼓励我，每次回来，让我打一套小红拳给他看。自从习武练拳后，我的身体状况还真的有了改善，逐渐好了起来。
张久山师傅后来被中山中学(即后来的二中)聘为国术教师，就不再单独教我了。父亲又请了位叫韩振声的拳师，教我学太极拳。我先后共练过四年武术，腿上戴过沙袋、铁瓦(白锡铁作的)。
经过家教的补习，我念完开明书店出版的初中英语第二册，代数学完了超前一年的课程。那年我12岁，于是跃跃欲试，有心越过高小的后两年，直接跳入初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他不仅未阻拦，反倒给以鼓励，只提醒我要量力而行，这更增添了我跳级的决心。于是开始积极准备，为有把握起见，先考入了中山中学的补习班，半年后转入二六级(即民国廿六年初中毕业)。跳级的原因，一“是觉得自己12岁了，可以读中学了；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我比妹妹大两岁，可总和她同班就读，自觉不好意思。这个原因我没有告诉父亲，是我的一个小秘密。
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一的一段时间，我曾迷恋于阅读武侠小说，白天练拳习武，晚上就看什么《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说岳》、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等，这时我一脑门子的行侠仗义思想，看武侠小说简直入了谜。那时西安还没有电灯，有天晚上看困了，没捻灭油灯就睡着了。可能在翻身时，碰倒油灯，结果引燃了褥子，我在熟睡中并未察觉，幸好被魏妈及时发现，迅速处理了。魏妈是我家一位老保姆，对我非常关照，她在我家呆到1936年。
我在二中读初二的时候受同学的影响，才由读武侠小说转到阅读巴金、茅盾、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现代小说，这是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个进步。当时我除读小说外，还订了几份杂志。家中帐房先生受命，只要是买书，把书名开给他，无不照办。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文艺作品对我认识社会、培养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自尊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