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万里长征到吴起
陆卫明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出发时，周恩来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当时，敌人在红军前进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封锁线，红军没有遇太大的困难便通过了。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却是精心构筑，张开大网，妄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歼灭红军。湘江战役就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经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已不足4万人了。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面对这种局面，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周恩来对“左”倾领导的军事错误也有了深切的认识。
当时，在中央领导内部也发生了争论。周恩来曾说：“从湘桂交界处，毛泽东、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其争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问题。博古和李德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提出要改变原定计划，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据李德写的《中国纪事》记载：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心议题仍然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后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当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李德固执己见，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一向谦虚诚恳、平易近人的周恩来也忍不住“发脾气了”。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而否决了“左”倾领导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周恩来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于尽快结束“左”倾领导，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关系极大，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红军一占遵义，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积极支持王稼祥最先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并和军委的其他同志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会前，周恩来还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以备说明。为准备遵义会议的报告，周恩来通宵达旦地工作。据贺子珍回忆：“第二天，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反映了他对会议的关注和为此所作的努力。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泽东发言后，他又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所作的批评，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遵义会议所以能取得圆满成功，周恩来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会后不久接见红一师领导时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并在组织上作了调整，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对红军实施军事领导，四渡赤水，再进遵义，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党中央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党中央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创造根据地的优良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则提出了“集中力量”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主张。
6月26日，为了克服张国焘阻挠北上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是应该去“川陕甘”。他分析说，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作出选择呢?应该有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他进一步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个去向，就是先到甘南，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洛甫等13人相继发言。周恩来作结论，他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长征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或参加会议，或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1935年7月底，到毛儿盖后，周恩来就病倒了。沙窝会议后，便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由于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30公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经多日抢救，方才脱险。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彭德怀嘱咐：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同志抬出草地。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给周恩来抬担架。周恩来看着杨立三和战士们抬着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地上艰难跋涉，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种深挚的同志之情，令人感动之极。
周恩来尽管身患重病，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军事路线一边，团结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继续进行斗争，积极协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北上，摆脱危境。
9月21日上午，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率领的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岷县、西固间的小镇哈达铺。这时，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已大有好转。
红军到达哈达铺，下一步去哪里?去甘肃，去陕西，去宁夏，这只是大的战略方针，不是已经确定了的具体目标。到达哈达铺之后，长征的确切目标才逐渐明确。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一个小邮政局里收集到一些国民党的报纸，知道著名的群众领袖、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陕北还有很大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所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9月22日，第一、第三军团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开会，明确了：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毛泽东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抗日。他说：从现在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苏区只不过400公里路了。
10月19日傍晚，红军穿过了黄土山谷头道川，来到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西北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一个小镇——吴起镇。一场“切尾巴”战斗，把敌人关在了西北根据地大门之外。红军进入吴起镇，看到在一间窑洞门口挂着一块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大家高兴极了，红军到了西北根据地了!红军到“家”了!聂荣臻回忆说：“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红军进入吴起镇后，当地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他们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蔬菜的事。红军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周恩来是长征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对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