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随着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
蒋介石对于张、杨一直是很不信任的，安插晏道刚和大特务曾扩情分别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和政训处长，加以监视。对于张、杨的联共抗日活动，蒋介石当然不会毫无所闻。但他当时同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由暗斗演为明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①。他在华北、西北的嫡系军队几乎全部南调，无力对付西北。尽管如此，蒋介石派驻在西安的特务，活动仍很猖獗，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捣乱。一九三六年五月，蒋系特务发现了东北军内部发行的不定期进步刊物《活路》的底稿。这个刊物在我东北军地下党领导下，由栗又文同志和高崇民等人写稿，在十七路军的内部印刷所印制。这一重大泄密事件，使蒋介石得到了张、杨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八月下旬，又发生了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艳(二十九日)晚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蒋曾电令陕西省党部逮捕数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企图以此给张一个警告，同时也想从中获取口供，以了解张、杨秘密联合抗日的活动。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便衣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在押送途中，正碰上十七路军的巡逻队，宋机警地大呼土匪绑架，巡逻队将他和特务一并截获，张学良闻讯，立即派人接回。张以蒋的特务如此猖狂，竟敢逮捕他身边的人员，欺人太甚，极为震怒；又恐省党部可能藏有其他秘密材料，当晚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并请将所捕抗日青年留张处管教。蒋虽表面上不作计较，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实际上是捶胸顿足，又气又恨。但因“两广事变”刚刚平息，对西北的军事行动正在部署，不能因小失大，只得隐忍不发。而张学良对所捕我地下党员，则宣告无罪释放。这一果敢行动，沉重地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情绪，群众莫不称快。“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前奏曲。
继“艳晚事件”之后，十一月二十八日，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坚守西安②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本是陕西人民与十七路军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张、杨两将军在大会上都作了激发两军将士团结抗日的讲话。这时距西安事变发动之日——十二月十二日仅十四天。这个大会实际上成为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显示着张、杨密切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
蒋介石采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伎俩，平息“两广事变”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就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他错误地估计，只要他亲自出马，必能迫使张、杨就范。万一张、杨不听命令，也可以把他们调离西北，加以肢解消灭。但是，事实与他的估计完全相反，张、杨都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蒋介石大动肝火，除对张、杨严加“训斥”外，还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作了一次“训话”，借以显示自己的声威，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
如前所述，王曲军官训练团原系张、杨为培养抗日力量而筹办的。张学良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首先即以“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相号召。团内抗日气氛甚为浓厚。蒋介石来“训话”那天，煞有介事地身穿陆海空军大元帅礼服，一开始就搬出他那套所谓礼义廉耻的哲学信条，说什么：“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还胡说什么：“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他声色俱厉地扬言“要讨伐共产党”，“对那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凶相毕露。军官团大多数人对蒋介石这番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训话”，义愤填膺，甚至当时有人就想给他一枪。
蒋介石一面对张、杨威逼，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布置。他以“避寿”为名，由西安飞至洛阳住了一个多月，筹谋策划，调兵遣将。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计三十个师，统统调回，摆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增调国民党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驻在豫西。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机场和地面设施，陆续调集以美国麦棉借款购买的一百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调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二十余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督“剿”。蒋介石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准备密谋解决张、杨问题。他还亲自飞往太原、济南会晤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军阀，进行安抚，面授“剿共”方针。与此同时，在南京，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也频频商谈。内外部署完毕，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于十二月四日，二次来到西安。这时，他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气焰达到了顶点，满以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围剿”，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消灭全部红军，他的所谓“安内”的大业就要完成，他就可以凯旋回京了。
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第一个方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当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已和我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当然不肯再与红军作战；而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早晚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张、杨除了“逼上梁山”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秘密研究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他抗日。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那天下午，他来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却勃然大怒，厉声“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他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接着，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所顽拒。就这样，连续几天，张学良天天去谈，杨虎城也不时去说，均毫无效果。
十二月九日，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西安市一万五千多名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学生们无比义愤，临时决定徒步到五十里外的临潼华清池向蒋请愿。当时，阴云密布，寒风怒号，学生队伍不顾中央宪兵和警察的阻挠，高呼口号，冲出中山门，毅然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惊恐万分，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连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赶到十里铺，看见学生队伍在凛冽的北风中，浩浩荡荡，继续前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学良站在路旁土台上向群众讲话，他说：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我张学良说话是负责任的，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请大家回城。这才把群众劝阻回来。张学良亲眼看见群众的情绪，人民的力量，使他受到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群众教育。不料这件事却又使蒋介石大为不满，怒气冲冲地指责张学良没有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说什么：“对无知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蒋介石对青年学生的残酷镇压，越发激起张、杨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捉蒋的决心。
十二月十日，张、杨为了作到仁至义尽，又分别去见蒋，进行劝告。张学良义正词严地向蒋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不但毫无悔悟之意，竟拍案谩骂，诬张“竟敢犯上作乱”，骄横顽固到了极点。十二月十一日傍晚，张学良还对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劝谏，仍为蒋所拒绝。
至此，“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学良、杨虎城便决心“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张、杨对捉蒋作了具体部署：由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和一○五师担任到华清池捉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并电令在兰州的解方同志，通知东北军解除驻该地的国民党朱绍良部的武装，并扣留其在兰州的飞机。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十二月十一日，张、杨的部队都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待命行动。午夜十一时，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宣布实行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张随即率领他的将领到新城杨虎城公馆。新城在西安城内，原是明朝的皇城，四面城墙坚固，易于警戒，张、杨表示互相信任，把事变临时指挥部设在这里，一起坐镇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清晨五时，东北军部队包围了华清池，以一个连的兵力，出其不意进入华清池。本来，张学良早就以谒蒋为名，带领两名军官摸清了华清池内的道路、建筑情况及蒋和其卫士的住所。原想乘天未亮悄悄摸进去活捉蒋介石，不料被蒋的卫士发现，展开了激战。东北军义愤填膺，英勇顽强，战胜卫士的抵抗，很快就解决了战斗。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内院最后一排房子里，枪声和喊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开始，他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往外跑。这时前院枪声正紧，他知道院内不能藏身，就向后门跑去，门锁打不开，在一个守夜侍卫的帮扶下，才爬上墙头。谁知借山势砌的院墙里低外高，他仓皇失措，一害怕就从墙头跌到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还丢了一只鞋。他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最后，由他的一个侍从副官把他背到山腰，在一块名叫虎畔石的石头后边的乱草丛中躲藏起来。这就是今天骊山上的“捉蒋亭”所在地。
捉蒋部队冲进蒋的卧室，发现蒋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余温，蒋的衣帽、假牙还放在床头，座车也在车库内。根据情况判断，估计蒋介石不会跑远，立刻搜山，果然在乱草丛中找到缩成一团的蒋介石。上午十时，东北军战士连拖带架把蒋介石塞进汽车，押送西安新城大楼。这座大楼是杨虎城办公、开会和接见宾客的地方，根据事先安排，作为蒋的住处。
在这同时，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由赵寿山统一指挥，西安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二旅及炮兵团执行任务，教导团、特务营协同行动。他们首先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别动大队和西安各中央军零散部队的武装，接管了西郊机场，监视所有飞行人员。同时也把西京招待所团团围住，将蒋鼎文、朱绍良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全都抓来囚禁在大厅里。这些人个个惊慌失措，面面相觑。战士清点人数，唯独缺少了陈诚。原来，陈诚比较诡秘，听到枪响，慌忙跑到地下室，钻进一个装啤酒瓶的木箱里。战士找了很久，才把他给翻了出来。
十二月十一日这一夜的气氛是异常紧张的。当十二日凌晨蒋介石逃上骊山，还未抓到的时候，张学良在新城对两军将领和幕僚说过一席赤诚的话：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千古罪人。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③；(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见附录五)。并派代表去新疆、山西、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说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为了促其反省，改变其内战政策，实现抗日救国。
事变当天，张、杨就打电报给我党中央，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电报发出后，张、杨都深切盼望中共代表团早日到达，特别是盼望毛主席能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来，参加解决事变的一切重大问题。
①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七月，在蒋介石的收买下，陈济棠部下军长余汉谋等通电拥蒋，陈被迫下台，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②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刘镇华进犯陕西，围攻西安。杨虎城率部与西安人民一道，坚守西安八个月，至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支援下解围。坚守西安的胜利，牵制了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
③是指当时上海爱国运动的七个领导者，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蒋介石政府拘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