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明的决策 复杂的斗争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形成一种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
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当时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上是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他一面组织“讨伐军”，一面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企图与汪搞亲日政权。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宋美龄亲自出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不要听从何应钦命令，并央请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①，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所以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南京政府如果能够这样作的话，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同一天，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日本帝国主义除公开威胁南京当局之外，还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托派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德、意帝国主义与日本相勾结，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
英美帝国主义因为日本无限制地对华侵略，已经危害到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同时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它们不利，所以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一直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极大的支持。
围绕着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实质就在于扩大内战，还是和平解决，其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上。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并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事变的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但是，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深刻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个可能的发展前途：一个前途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另一个前途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根据这个方针，毛主席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英明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十二月十五日，中央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十九日再次通电，向南京及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四项具体建议(见附录六)。与此同时，应西安方面请求，红军主力也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十二月十四日从保安②启程。时值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代表团及工作、警卫人员二十多人，骑着马，沿着崎岖的山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延安进发。十六日下午到达延安城下，驻守城内的军队以未奉命令不让进城。为了避免误会，代表团一行顺着城外山路绕到机场。这一带山路又陡又滑，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警卫人员担心周副主席身体吃不消，想搀扶他，他无论如何不让别人搀扶，一路上，同大家有说有笑。大约下午两点多钟赶到延安机场。这时，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周恩来同志不顾两天急行军的疲劳，一上飞机就开始工作。他急于了解有关事变的详细情况，不时提出问题，听取前来迎接代表团的刘鼎同志的汇报。
当时的形势很紧张。就在这一天，十二月十六日，何应钦竟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逆令”，明令“讨伐”张、杨。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使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挺进，直迫西安，并派大批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
西安方面，连日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首先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并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在军事方面，设立了联合参谋团，采取紧急措施把在陕北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所属的部队撤调关中东部，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政治方面，设立了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事变后急待解决的各项重要政治问题。同时还成立了宣传、交通、财务等三个委员会。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省、县党部，负责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领导和协调各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以配合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接收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释放政治犯，等等。上述机构大都有我地下党同志参加工作。
蒋介石罪恶滔天，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激起全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活捉了蒋介石，抗日救国有望，群众欢欣鼓舞，激昂慷慨的情绪几乎不能抑制。十二日中午，消息传遍全城，人们涌上街头，男女老少，各界群众，自动形成队伍，沿街示威游行。“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一呼百应。就连在西安的外国朋友，也十分兴奋。当时，准备去陕北红军驻地采访的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住在西京招待所。她听到抓了蒋介石，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大声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在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同斯诺的朋友贝特兰③协助我们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十二月十六日，西安各群众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捉蒋的胜利，坚决拥护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当张、杨两将军亲临大会时，群众爆发了雷鸣般的欢呼。张、杨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坚决表示他们愿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抗日。会后举行了横贯全城的示威游行，充分表现了西北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迫切愿望，充分说明西安事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部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由于事变的爆发极其突然，张、杨的意图来不及也不可能很快传达到部队的中下层，甚至驻防外地的中上层军官，也不完全了解，因此部队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张、杨两将军的义举，也有一小部分军官的情绪是动摇的。
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以后，派遣大批特务、汉奸涌入西安，到处乱窜，刺探消息，造谣挑拨，进行所谓策反工作，使张、杨部队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发生动摇，乃至公开叛变，投降南京；驻河北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将军，这对整个军心，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事变以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各地方的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等，都有代表到西安活动联络。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耍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与此同时，南京“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严重局面。这也就是中共代表团面临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使命，不能不是十分艰巨的。
波音机在云层中翱翔，俯瞰大地，山川壮丽。祖国大好河山岂容日寇侵掠，在民族危亡关头，怎能让亲日派猖獗!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真是人人心头一团火，下定决心，为实现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为完成党中央的重托，贡献一切。周恩来同志，一面听取汇报，一面思索着如何开展工作。他那炯炯的目光，坚定的神情，告诉人们他胸有成竹，满怀信心，一个贯彻执行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蓝图，已成腹稿。
天近黄昏的时候，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同志走出机舱，神采奕奕，乘坐的汽车驰过郊区公路，进入市区的大街小巷。只见街衢秩序井然，行人店铺一如既往，说明事变后的社会秩序良好。然而这表面上宁静的西安古城，此刻并不平静，她正酝酿着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正迎接着新的疾风暴雨的战斗。
①端纳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新闻记者出身，在中国居住二三十年。“九·一八事变”前，同张学良有来往，“九·一八事变”后，任张学良顾问。一九三三年张学良被迫出国以后，端纳任蒋介石的顾问，极受宋美龄信任。
②保安即今之志丹县，当时是党中央所在地。
③贝特兰是英国新闻记者，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曾同他谈话，谈话内容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