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记赵寿山军长二三事
邓元温
一
1940年2月，春节刚过，我和共产党员王培基等一批进步青年，通过党的关系，准备上延安，但因上级有新的方针和路费无法解决，又转介绍给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同志，这时，恰好军部派李子文到西安为教导队第三期招生，我们一行30余人于2月下旬就开到抗日前线中条山三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望原村，心情非常高兴。随即编入军部特务连当兵，开始过正规的士兵生活。每天出操上课，每周还要上山打柴一二次(多在星期天)。连里有个小小图书馆，由贺仲马管理，因领导分配他办民众夜校，就移交给我管。共有110本新书，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两本，《论持久战》三本，还有《新华日报》等。当时在班、排里流传着赵军长在雪花山枪毙一○一团长张世俊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借以说明军纪严明，抗日坚决。有时我也看到赵军长穿一身绿色军装在周围察看地形的情景。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局比较稳定，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中，群众情绪也稳定，不像在大后方对日寇那样恐惧。3月中旬，军部成立了教导队第三期(对外称为教育连)，我们即转入教导队学习。为了坚持长期抗战，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军部在望原村西边一条沟沿的平坦地召开军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大会，由赵寿山军长发表了题为《建立巩固的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长篇讲话。他首先讲明中条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东西300余里，南北80余里处于黄河以北，像一把刀子插入华北日寇的腹部，是敌人西进或南进的门拴。这里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有迂回余地，我们又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是说群众条件很好，我们有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教训，如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晋东南高平晋城地区战役。敌人对中条山的进攻已遭到几次失败，如“三·二九”战役、“六·六”战役等。我们要多采用运动战、游击战消灭敌人，巩固阵地。为了能够长期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就必须建立巩固的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做到兵强马壮、铜墙铁壁。军部设在望原这个地方很好，背靠大山，前边是开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带，东西都有大沟相隔，还有一条小河，人畜用水也比较方便(在讲的过程中他用手指着有关地形)，我们建设好根据地，就可从老百姓家里搬出来，减轻群众负担，军民两便。这里地形(指马上就要动工挖窑洞的一条沟周围)我都看了几遍，较为隐蔽，又有大路，距望原村也不远，顺这一条沟挖几排窑洞，军部先住进去，再建其他设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赵军长讲话。真是讲到全体军民的心上了。三十八军虽属国民党的编制，但他讲话的内容、用语却不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腔调，倒有很浓的八路军作风。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军长的讲话中明白了要长期在中条山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理由，有了以中条山为家的思想准备。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向全军发出的号召。听了军长的动员部队情绪特别高涨，当时就开到望原村西沟摆开阵势分段施工，大挖窑洞。每班先挖一个，以后还要为军部指挥所和有关部门挖哩，叶光宇编写出了《挖窑洞》的新歌曲：“挖窑洞啊挖窑洞，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大家加油干来加油干……”由章安祥教唱，各连各排的歌声不断，有的班两天就基本挖成了。受到军长和连长尤继贤的表扬，还出了小报。热火朝天地挖了一个礼拜，“四·一七”战役就开始了(我觉得好像是日本鬼子有意破坏)。特务连、教导队担任军部的警戒任务，望原以东我军和日军展开激战。黄昏时候，我放哨时看到日寇烧尸体的汽油烟柱股股升天。第三天上午，日本的飞机在望原村低空盘旋侦察，我因夜间放哨和两个同学爬在战壕里观看日本飞机的标志和驾驶员。这时教导队先行撤退，我们三人没跟上队伍，行动迟缓，受到排长马洪武的训斥：“你们想死哩!”随后转入战地服务，这时一些干部在马路边议论说：“赵军长还在望原村指挥前方部队作战，我们在等待他的撤离。”
二
“四·一七”战役结束后，中条山战场又相对平定，军部转往马泉沟，教导队设在姜树坳，距军部五里，进行紧张的军政训练，军纪严明，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很活跃。当时实行的是两餐制。我记得在一个多月里，赵军长在繁忙的军务中，两次抽出时间来教导队了解情况，每次都是当我们开午饭时(下午两点钟)。他事先从军部出发来到教导队的饭场(村边一块平坦地)坐在场边观看。我们开饭时，每班围成一个圆圈，值班员把饭打好后，值星排长喊“开始!”全队蹲下唏哩哗啦的吃开了。军长面向全场，仔细观察每个班吃饭情况，一边听着队长张西鼎和排长朱曼青的汇报，他还要亲自问学员吃饭情况。他大声问：“雷垒!你吃几个馍”?雷垒立刻站起回答：“吃五个”。又问：“张国丛，你吃几个馍?”答：“吃四个。”接连问了三四个学员吃的情况。等我们吃完了饭，准备去打野外(战术训练的通俗说法)，赵军长就转身回军部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往往贪吃，常常吃饭过饱，有时狂吃狂饮，以吃多少论输赢。我曾一顿吃过10个馍，有的吃20个包子，赵军长针对这种情况，专门给我们讲了胃的形状和疾病。他说：“人的胃就像个橡皮袋，吃得过饱，就会撑得很大，消化后就收缩，胃壁就会折叠，发生胃炎和溃疡，我年轻时就因多次吃得过饱，得了胃病，身体消瘦，难受得很，影响工作，我曾在北平协和医院透视过，医生告诉我，胃已有了折叠，所以吃饭一定要有定量，大便有定时(顶好每天起床后大便)，保持健康的体魄。”他还经常向队干部询问病号情况。赵军长就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真诚的关心和具体的指点。
经过一年来的学习训练，我们将要毕业分配工作了。(这时教导队已移驻河南巩县柏庙村)。赵军长通知要和每个学员进行一次个别谈话，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洗刷得一身干净，衣帽整齐，精神振奋，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排长把我们整队带到军长住宅大门外，依次接受军长的谈话。先接受谈话的学员出来以后，大家都争着询问：“军长给你讲了些什么?你是怎样回答?”学习“经验”。轮到我接受谈话的时候，已领会了班排长的指示精神，吸取了其他学员的经验，庄重地走向军长的窑洞，在门外先喊“报告”，待军长说“进来”，就跨越门里，立正姿势向军长行军礼。军长坐在一张方桌的对面，纠正了我的动作后，叫我坐在一条凳子上，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知道我在训练过程中射击成绩较好，鼓励我进一步提高射击技术，看到我身体较弱，指示我要爱护身体，保持健康的体格，要为巩固和建设杨先生(指杨虎城将军)创建的这支革命武装作出贡献。短短几句，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虽想多听军长的教诲，但时间有限，只得告退。经过军长谈话之后，每个人好像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走起路来格外有劲，全排整齐得像一个人一样，喊着口令，唱着抗日歌曲回营了。
三
蒋介石要瓦解消灭三十八军的企图蓄谋已久。1943年10月，他把正在郑州、广武前线和日本侵略军坚持战斗的三十八军调集到巩县芝田镇、回廓镇、黑石关一带狭小地区，以其嫡系部队三个军从西、南、东三面包围之，北面为黄河天险阻拦。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用调虎离山之计把赵寿山军长调离三十八军，明升暗降，任命为远在甘肃武威之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其亲信张耀明抢夺三十八军的领导权。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赵军长的去留，确系三十八军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当此严重关头，赵军长和地下工委秘密地紧张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阴谋，拟以三十八军为主，带动九十六军举行起义，计划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靠近太岳军区。一则为了继续抗击日寇，二则给蒋介石的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到了12月，赵寿山军长和工委负责人范明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电请示批准。而中央回电指示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统一战线没有破裂，不宜举行起义，还是服从蒋的调动为好。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撤离，尚未暴露的继续荫蔽工作，并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因此，赵军长和工委取消了起义计划，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办事。经过各方面的部署，到1944年3月10日上午6时，赵军长向延安中共主席毛泽东发了“我今日离军部西去”的电报，告别了多年辛苦经营血肉相连的三十八军，经洛阳、西安(准备了一个时期)、兰州到武威国民党嫡系第三集团军总部赴任了。经赵军长和工委负责人范明研究决定，带去的随员有崔仲远、温朋久、何禺楚、王安仁、周杰邦、杨荫东、固镇、史毅、张归仁、孙宏奎、雷清汉、法文秀、邓元温、赵存升、吴江善、崔伍德等近30余人，多数为共产党员，王安仁为党支部书记，蒋介石对赵寿山军长此举，名为提升，实为监禁，但赵军长和党组织仍准备在该部开展新的工作。我原是赵军长和工委与延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之间绝密来往电报的译电员，也准备在此建立与中央联系的绝密通讯。我们进入虎穴，精神就特别紧张。赵军长以“总司令”的合法身份率领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周旋。我在参谋处任司书，每天抄写国民党国防部的电令和“共匪活动通报”等文件。参谋处长、科长们的任务是研究部署该集团军如何防共剿共问题。为了避免暴露的危险，赵军长和王安仁调我到他的办公室当文书，给他抄写由何禺楚挑选的古诗。赵军长就任“总司令”一个多月他发出通知要视察部队了。决定带参议温朋久、秘书王安仁(专门作视察记录)。副官处第一科长周杰邦、副官孙宏奎及警卫员等共8人出发。在1944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8时，总部中将参谋长池中宽率数百名军官在武威城南门外列队欢送。赵“总司令”身穿将军服，腰挂电刀，足蹬马靴，精神奕奕，红光满面，检阅了欢送列队，乘一辆黑色卧车西去。从武威到猩猩峡，对第三集团军各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视察，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主要情况，视察完毕，可以说“满载而归”。不久，由王安仁整理了一份重要的准确的军事情报，约2000字，列了10项。其中包括第三集团军各部的番号，师以上主官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各部兵力、兵种、装备驻地、运输能力等，还有河西走廊各地物产等等。赵总司令个人办公室设在山陕会馆(总部主要处室所在地)后边一个很讲究的小楼上，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7月初的一天，赵总司令有意离开，安排王安仁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当我走上办公室时，参谋长池中宽站在他那一排三间平房办公室门口看着我们，他也没敢问，又没敢上到“总司令”办公室来。我把门关好，王安仁拿出这份情报资料，念了一遍，叫我看了两遍，他要我背诵记牢，因为内容较多，不能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为了不使主要情节失误或忘记，他将主要情况用很小的字缩写在一张10公分大的白纸片上，然后到我的宿舍共同缝进我盖的被子棉花里，他还用手摸了摸，看是否有手感，要我带到西安交给蒙定军，具体情况要口述。随后由我写一请病假条，理由是到西安看肺结核病(实际没病)，呈请参谋长池中宽批准，第二天就办完了请假手续，我把批条带在身上作为证明文件。赵军长安排我和铭锦(赵女儿)、元介(赵儿子)坐一辆以他的名义租用的到西安的货车。7月10号，在赵“总司令”公馆门口，赵军长、崔仲远、温朋久、王安仁等领导亲自招呼我们上车坐好，赵军长站在车旁再三叮咛：“路上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麻烦，立刻给我打电话，以便及时解决”。我上车后就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经过兰州到了东岗镇，遭到宪兵的阻拦，要进行检查(挡的车辆较多)，赵元介和崔伍德下车向检查站的当官的说明这是赵总司令租用的车，赵小姐还在车上坐着，我当时装着有病无精打彩观看情况，经过一番交涉和说明，允许通行。路途三天，到了西安，首先把情报资料交给蒙定军，他看了之后，要我很快带回陕甘宁边区交给省委。我本来想请10天假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和新婚妻子，但他不批准。第二天晚上，杨明轩先生在赵军长家中找我谈话，问了我的情况，对我进行教育和鼓励，并从赵军长家中拿出一张1000元法币支票交给我，我又交给蒙定军，他说：“这是赵军长给你的，你看如何使用。”我以300元购买进边区化装用的衣服和路费，其余仍交蒙定军，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我和郝耀高(郝步荣)一起按照蒙定军指定的路线，经三原、淳化到铁王与王国同志接上头，然后到马栏将所带情报资料交给了杨信同志。
* 作者系陕西蒲城人，原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三期学员，曾任地下党军部秘密电台译电员。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