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五 助杨捉蒋
王宇明
1936年12月，西安已成为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共矛盾，蒋介石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矛盾的聚集地，形势异常复杂紧张，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行辕”，逼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都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谈话时，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对张学良大怒道：“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8日，张学良、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决心已无法改变。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他们决定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捉起来，逼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初步商定：临潼方面的扣蒋警戒任务由东北军负责；西安方面拘禁南京军政大员、解除蒋系反动武装的任务由十七路军负责，分头进行准备。
9日，是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的爱国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下午，游行队伍向临潼华清池进发，要去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大怒，下令：如学生不听制止，则“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遭到镇压，驱车赶上劝阻游行队伍。学生群情激奋，坚决要去请愿。张学良也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最后他激愤地说道：“同学们回去吧，我在一周之内，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11日，西安形势剑拔弩张。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决定12日颁布“围剿”陕甘苏区红军的命令。张学良、杨虎城视情况万分紧急，扣蒋时机已到最后关头。于是当即决定：12日凌晨4时行动，立即进行动员部署。
11日晚10时许，杨虎城派车将赵寿山接到止园。赵寿山疾步上楼，在外室见到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和孔从洲 (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
王对赵低声说：“请稍等，杨主任有话亲自对你讲。”
房间陈设还是原来的样子，但空气异常地寂静紧张。机智敏感的赵寿山已强烈地意识到：今晚要行动!他转身对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
孔从洲来得较早，已知道今晚要行动。他说：“我这里有。”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西安市的地图递给了赵寿山。赵寿山正在查阅地图时，杨虎城在内室喊道：“寿山，快进来!”
进屋后，杨即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做准备。”二人相对而坐。
赵问：“已通知冯钦哉(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没有?”
“没有，来不及了。”杨说。
赵又问：“通知孙蔚如(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没有?”
杨说：“没有通知他们。”
赵略加思索道：“冯钦哉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行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在西安，是否现在可以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
杨探着身子问道：“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赵胸有成竹地说道：“孙与杨先生一起共事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是会跟着你走的。把他请来留在你的左右，商量些大事是很有好处的。”
杨感到赵讲的有道理，同意叫孙。于是又问道：“时甫 (兴中)的思想你知道吗?”
赵略带兴奋地说：“时甫的思想比我还激烈哩。我这次返陕后，跟他谈过多次，也曾跟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的问题。他听了非常兴奋，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
杨虎城说了声：“时甫还是这样的。”于是畅快地接受了赵寿山的建议，当即派人将孙蔚如、李兴中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进行了动员部署，并做了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商定，并令他们提出一个解除西安蒋系反动武装的军事行动计划。赵寿山把孔从洲也请上，三人在李兴中的办公室，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居住位置，迅速拟定了一个解除蒋系反动武装的行动计划。赵寿山当即向杨虎城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并命令赵寿山担任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坚决消灭蒋介石在西安地区的反动武装，配合东北军完成扣蒋任务。并说：“我们做好准备，等张副司令来了共同决定，与临潼方面统一行动。”
11日午夜过后不久，张学良带着东北军11员大将来到新城后，当即和杨虎城决定凌晨4时整临潼与西安同时行动。
4时整，赵寿山听到临潼方面的枪声后，当即向杨虎城请示后打了信号枪，指挥西安市区的部队立即出动。当时，蒋系在西安的单位约有120个，有武装的42个。根据赵寿山的部署和命令，孔从洲指挥陕西警备二旅的三个团，迅速解决了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的反动武装，并占领机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中共地下党员)指挥特务营和总部卫士队部分士兵迅速扣押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快到7点半时，枪声已逐渐停了下来。惟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个连尚在顽抗。赵寿山大怒，严令绥署教导营李营长：“限你半小时以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指挥部队不到半小时完成了任务。
8时，赵寿山向张学良、杨虎城报告：西安市区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解除反动武装、扣押南京军政大员的任务胜利完成。张学良听完赵的报告，二话没说，马上给临潼的白凤翔 (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打电话，询问蒋介石找到了没有。白说还没有找到。张大怒：“如果在9点以前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人头送来。”
9时许，东北军将蒋介石押送到西安新城黄楼，扣蒋任务也胜利完成。
蒋介石被扣后，西安的形势更加复杂紧张起来。如何镇压蒋系军、警、宪、特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如何安定西安市区的社会秩序，已成为重大迫切的任务。事变当天，杨虎城又把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交给了赵寿山，令他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赵走马上任，大刀阔斧，采取各种措施，镇压了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释放了在监狱的政治犯，使西安市区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在西安事变中，赵寿山最感到庆幸的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共副主席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邀请，周恩来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立刻展开了极其繁忙紧张的工作。
当时，西安事变的枪声虽然停止了，但西安的空气仍很紧张。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包括许多高级将领都在激烈地争论着一个问题：如何惩办蒋介石?是杀他?是囚他?还是放他?赵寿山就是力主囚蒋杀蒋的高级将领之一，而且他的这种情绪对十七路军其他军官颇有影响。
中共代表团在分析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情绪时，周恩来了解到，赵寿山旅长是杨虎城一手提携起来的重要将领，在西安事变中，担任了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扣蒋后，又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在十七路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若能说服他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争取十七路军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决定，在18日晚上，周恩来由杨明轩陪同亲到西安市甘露巷7号，登门做赵寿山的工作。
周恩来是赵寿山仰慕已久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今天亲临寒舍，使他感到格外激动与高兴。他命令随从副官守在大门口负责安全保卫，安排夫人黄居仁在二门口照料。周恩来到达后，赵寿山十分恭敬地迎到后院正房东间卧室，两人开始了彻夜长谈。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赵寿山坦诚地讲述了自己一年来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他说道：“我投身军界以来，素无政治信仰，只图富国强兵，救国图存。谁知，多年来备受蒋介石的压迫，大西北主义的计划一再受挫。因此，心情十分苦闷。但自去平津宁沪等地游历之后，我的思想才发生了变化。去年底，我在平津一带考察形势时，北平爱国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我看到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伟大力量。今年在上海，我读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国家与革命》三本书，又经常和陕西籍的朋友杨明轩、杨晓初等商谈抗日反蒋抗日救国之道，使我的知识渐增，眼界大开，终于使我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只有联共抗日才是救国之道。从此，我确立了联共反蒋抗日救国的思想。回到西安后，我就向杨主任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建议，并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必要时我们可以把蒋介石扣起来，由我们和共产党、东北军联合抗日。现在，杨主任和张副司令实行兵谏，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捉住了，可又有人主张放他，我的思想很不通，十七路军的许多官兵也不通啊!”
周恩来坐在八仙桌的右上方，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他问道：“现在捉住了蒋介石，您认为怎样处理比较妥善呢?”
赵寿山是一位性格豪爽耿直的人。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把蒋介石扣在西安，或者干脆把他杀掉，由我们西北联军领导全国共同抗日。”
周恩来理解地笑了笑。他又问道：“我们这样处理蒋介石，您看能达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目的吗?”
赵寿山一时语塞，低头陷入深思。
周恩来见状，便详细地向赵寿山阐明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地分析了放蒋与杀蒋的利弊，反复地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性，循循善诱，耐心开导。
周恩来说道：“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步步紧逼，企图将我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已到了存亡绝续之时。在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有可能被迫地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同意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现在，我们虽然把蒋介石抓起来了，但他的军事实力仍然存在。而且，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何应钦等人，正在利用这一事件扩大事态，企图打着救蒋的旗号，挑起新的内战。试想，如果我们长期扣蒋或者将他杀掉，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毫无疑问，内战将爆发，中国将亡国。目前，中央军已进逼潼关就说明这一点。相反，如果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内战就会避免，共同抗日的局面就会实现。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蒋介石个人问题而影响抗日救国的民族大计嘛!”
赵寿山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深深感到周恩来高瞻远瞩，讲的合情合理。但在思想感情上，对于放蒋一事还是转不过弯来。他愤愤地说：“蒋介石独裁卖国，大打内战，祸国殃民，对我们十七路军竭尽分化瓦解之能事，真是十恶不赦。今天叫我们捉住了又放掉他，从感情上讲，我怎么也想不通啊!”
“从感情上讲嘛，”周恩来接着说道，“我们党内也有许多同志不赞成放走蒋介石，也是从感情上讲的。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欠下我们多少血债啊!我们就是把蒋介石杀掉了也一点不过分。但从理智上讲，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亡，则必须释放蒋介石。正是从中华民族这一根本利益出发，我们中国共产党才决定捐弃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嘛。”
赵寿山侧耳倾听，不住点头。但一个问题解决了，又生新的疑虑。他担心地问道：“我们放了蒋介石，他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挟嫌报复，我们怎么办呀?”
周恩来见赵寿山的态度有所松动，于是满怀信心地说道：“蒋介石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人。大家有这个疑虑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决不会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他必须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才能准许他离开西安。回南京后，他很可能要挟嫌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由他一个人决定。我认为，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团结一致，紧紧依靠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救亡，他就不敢挟嫌报复，即使报复我们也不怕。……”
谈话一直延续到凌晨5点多钟。赵寿山那阴沉的脸上终于绽出满意而轻快的微笑。周恩来这才高兴地辞别而去。就是这次彻夜深谈，对赵寿山政治倾向的根本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高瞻远瞩、深入浅出的谆谆教诲和雍容大度、谦虚平易的人格魅力，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先生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服了。”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王宇明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05